采访

“这部电影的台词为什么这么少？”

“因为上部电影上映时，我接受了太多的采访。”

事实上，《我要复仇》的剧本早在《共同警备区》之前就在写。如今想来，在众多剧本中偏偏选择了这一部，很可能是之前接受太多采访而留下的采访综合征所致。正因为如此，我在反复推敲的过程中，连为数不多的几句台词也去掉了。有些人说这部电影的真正魅力就是台词少，但这等表扬真不是我应得的，这要归功于当年让我费尽口舌的记者老师们。

比如，像柏林电影节，从智利到丹麦，能够见到来自无数个国家的众多记者。每天要面对三十名记者，感觉自己都快成自动点唱机了。记者犹如投下一枚硬币后按下曲目选择按钮般抛出提问：“真的是在板门店拍摄的吗？”然后我就像背诵预先输入好的答案一样回答：“哦……我的记者先生，如果真能在板门店拍摄，那又何必拍这种电影呢？啊，难道您不这么认为吗？”

然后再说拍照。最近，韩国平面媒体的版面设计越发华丽，电影导演们也纷纷被商品化，以前那种端坐着拍摄的场面几乎消失无踪。即使是风格文雅的日刊，也要求导演们做出在路灯下边抽烟边冥思苦想的样子。因为不听话的演员或工作人员，吃过一两次苦头的导演们，自然会乖乖地按照命令行事。所以我也曾将手举向天空，用手指着远方，露出灿烂的笑容。

但真正让我感到痛苦的还是语言。记者们从来不会这么问：“将《我要复仇》中的诱拐犯设定成听觉障碍者的理由是什么？”他们一定会问：“将《我要复仇》中的诱拐犯设定成听觉障碍的人，是不是为了表现他与世隔绝，乃至某种根源性的不可沟通？”这让我感到很痛苦。这话说得倒没有什么错，只是我不喜欢艺术的魔法被这种话语概念化。而且，申河均那惟妙惟肖的听觉障碍演技，并非用这么一句话就能概括得了的。不过，既然不能说这句话错了，那我只能含糊其词地回答：“啊……对……是的。”不承想三天后，无论报纸还是杂志都刊登了这样的文章。

记者：《我要复仇》中诱拐犯的角色被设定为听觉障碍者的理由是什么？

导演：象征性地表现了与世界隔绝，以及根源性的不可沟通。

千篇一律的表现手法、老套的概念、陈腐的解释！记者或评论家们的分析之所以让人感到既有情趣又有收获，正是因为那是充满个性的鲜活的观点。但是导演自己讲出来的所谓“导演意图”，给人以权威解释之感，所以毫无趣味可言。就像在多姿多彩的广阔平原上，把你带到一个角落，然后圈个小地方对你说“只能在这里玩”一样无趣。

啊，被迫说出很多话之后开始厌恶话语的男人，那个人就是我。没想到因为腻味话语而制作的寡言电影，也同样掀起了波澜。我心里也很清楚，这不能怪记者。如果面对相同情况的是我，恐怕也同样感到无奈。没有别的办法，正如《我要复仇》中的主人公那样，记者和导演都觉得很委屈。这只是语言的恶循环，语言的复仇而已。

有些人也许会说：“如果真不喜欢，不做不就行了吗？”这话没错，但这很难实现。第一，我们很难拒绝宣传的机会，因为得看投资人的脸色。第二，如果只接受一家采访，其他媒体又该说“还挑人怎么的？这不明摆着无视我们这里吗？”第三，记者们背地里会说：“以为自己是隐士斯坦利·库布里克呀！以为摆谱就能变优雅啊！”看，就怕变成这样。

如今我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很感激这一切。回想起来，我刚出道时，从未接受过任何一次媒体采访，因为根本没有人关注我。当时不知有多失落。所以说现在真的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