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人的浮世绘研究

费诺罗萨从浮世绘版画中，选出最上乘的四百件作品，并搭配研究版画之时必须了解的版画家肉笔画作共五十件，按照制作年代依序排列，每一幅作品都有详细的说明，并配合浮世绘的一般历史，综合论述。这种研究方法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10年再版的塞德利茨（W. von Seidlitz）《日本彩色版画史》（A History of Japanese Colour-Prints）总论中，记载着欧美人研究浮世绘的沿革，十分详细。兹将概要翻译如下。

日本浮世绘首度引起欧洲社会一般人士的关注，始于1862年（文久二年），万国博览会于英国首都伦敦举办之际。该年，浮世绘经由英国哈佛港传送至法国，史蒂文斯[1]、惠斯勒、迪亚兹[2]、福尔图尼[3]、勒格罗[4]立刻注意到这些画。马奈[5]、迪索[6]、方丹-拉图尔[7]、窦加、卡罗勒斯·杜兰[8]、莫奈等各画家持续搜集浮世绘。特别是巴黎的铜版画家布拉克蒙[9]、雅克马尔[10]及塞夫尔陶瓷工会的工艺家，对这项艺术界的新发现最为热衷。这时恰好赛努奇[11]、杜雷特[12]、吉美[13]、雷加梅[14]等旅行家从日本返国，对日本风情及艺术赞不绝口。文学家则有龚古尔、尚弗勒里[15]、柏提[16]、左拉[17]。出版商则有夏邦杰[18]，以及工艺家巴伯迪耶纳[19]、克里斯托弗[20]、法利兹[21]，叫得出名字的人几乎都赞颂着日本艺术。在卢浮宫保存绘画的维洛[22]，率先拟定收藏浮世绘的计划。于是研究浮世绘的风气逐渐成熟，直到1867年（庆应三年）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之时，已经确定日本艺术的胜利。巴黎的日本艺术爱好家组成尚格拉会[23]，每个月都会在郊外的塞夫尔召开一次晚会。

次年，1868年，幕府瓦解后，江户更名为东京，日本艺术与日本国土一同在欧洲人面前展现它的面貌。然而，1873年（明治六年）在奥匈帝国（维也纳）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及1878年（明治十一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都没能让欧洲人理解日本艺术。（在巴黎博览会中，若井某[24]的日本艺术介绍应该收获最多。）

直到18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终于在东京设立一座博物馆[25]，开始收藏本国的古艺术品，由山高氏[26]出任首届馆长。1880年代中期，于奈良设立第二座博物馆[27]，由山高氏负责管理，而九鬼子爵[28]接棒成为东京博物馆长。京都的博物馆[29]于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设立，仍然由山高氏接任馆长。

列举当今欧洲各国重点陈列、收藏日本艺术品的地方如下：

荷兰莱顿（Leyden）的博物馆[30]，这里存放的日本艺术品是德国人西博尔德[31]的收藏品。西博尔德曾为荷属东印度军队的医官，自1823年（文政六年）至1830年（天保元年）间停留日本，据说带回共八百件绘画及挂轴。

1862年（文久二年）伦敦世界博览会开幕之际，阿礼国[32]陈列了他搜集的木刻版画。翌年五月一日，莱登[33]于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试着说明阿礼国的收藏品。然而，这些全都是19世纪（文化以后）的木刻版画。

1882年（明治十五年）德国布列斯劳[34]的吉尔克教授[35]于柏林装饰艺术博物馆（Kunstgewerbe Museum）展出所藏的两百件日本画。柏林的版画室已在更早之前收藏一些日本版画，借着展出吉尔克教授收藏品的机会，普鲁士王国政府将它买下，移至版画室。吉尔克教授则从事日本绘画史的编纂作业，可惜在完成之前，于1880年代先行离世。

英国的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于1882年（明治二十五年）投注3000英镑（约三万日元）[36]向当时东京帝国医科大学的聘任教师安德森医师[37]购买约两千余件日本及中国绘画。

在巴黎方面，日本画绝大多数是私人收藏，如贡斯、萨穆尔·宾、韦华[38]、吉洛、曼齐[39]、拉奥特[40]、伽利玛[41]，还有柯许林[42]、卡蒙多伯爵[43]都是有名的人士。这些日本艺术爱好家曾于1883年（明治十六年）办理一场大型展览，同时展出各自的收藏品，接着又于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举办浮世绘版画的特别展览。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于杜朗鲁耶画廊（Salle Durand Ruel）举办广重的山水画大展。

尽管巴黎卢浮宫古东方文物部门的收藏品不多，却未忽视浮世绘版画，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及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也有日本绘本类收藏。（国家图书馆的日本绘本由杜雷特负责搜集。）日本狂爱会（Sociétédes Japonisants）由五十名会员组成，如今仍然每月召开一次大会。此外，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自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起开始举办私人收藏的浮世绘展览。

在英国方面，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举行浮世绘版画展览，同好者也因此组织团体。在英国收藏家当中，最棒的据说是威尔森[44]的收藏品。然而，在数量方面则是美国波士顿市的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拔得头筹，屏风及隔板类有四百件、肉笔画四千件、版画类则多达一万件。这全都是来自该美术馆的费诺罗萨教授的收藏，教授曾获日本帝国博物馆[45]的聘请，在日本居住十二年之久。由于他终其一生都从事日本艺术的研究及分类，在他的私人收藏品中，有不少珍贵的艺术品。

至于美国知名的日本艺术收藏家，则有芝加哥的摩斯[46]、谷金[47]及纽约的范德堡[48]。据说莱斯罗普[49]（纽约人）就搜集了一百七十件鸟居清长的画作。毕格罗教授[50]曾在波士顿举办北斋大展，展出大量的北斋画作。

德国方面，柏林有克平[51]及利伯曼[52]，慕尼黑则有施泰德[53]，法兰克福有史特劳斯·涅格伯夫人[54]，其他还有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的杰克尔[55]、莱比锡的莫斯勒[56]、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埃德尔[57]、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的格罗塞[58]，他们都是有名的浮世绘收藏家。前面已经提及的柏林版画室收藏品，该市的装饰艺术博物馆意欲成为日本浮世绘的宝库，持续致力搜集。汉堡的工艺美术馆（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也有许多版画，德累斯顿（Dresedn）的版画室也展开搜集浮世绘的工作。

于是，大众对浮世绘木刻版画产生兴趣，开始增长知识，相关著作也先后问世。1879年，由安德森著作的《日本艺术史》出版，正确论述了包含浮世绘版画在内的日本绘画一般历史，是此类出版品的嚆矢。接着安德森也在1866年[59]撰写精装书（Edition du Luxe）《日本绘画艺术》（The Pictorial Arts of Japan）上下册，并在英国美术馆的委托下，编纂中国及日本画目录，并配合详细说明，1895年出版的《作品集五月号》中，在“日本的木刻版画”（Japanese Wood-Engraving）单元里，简易地记述浮世绘的历史概要。继安德森之后，1882年，布列斯劳的吉尔克教授在柏林装饰艺术博物馆展出收藏品之际，也编纂作品目录，吉尔克教授的著作相当简短，对日本艺术却提出独特的见解，值得一看。次年，1883年，法国人贡斯出版巨作《日本美术》上下册（L’ Art Japonais）。上册关于日本画及浮世绘，本着西方艺术家的观点，评论、理解日本绘画，作者的计划走在时代尖端，也不算是失败的尝试。贡斯出版本书后，美国人费诺罗萨著作《重读贡斯的〈日本美术〉》（ Review of the Chapter on Painting in Gonse’ s L’Art Japonais，最早在横滨出版，1885年在波士顿重新出版），抨击贡斯过度重视北斋在日本艺术的地位，这无疑是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针对贡斯明了、无误地讲解西方人不容易了解的光琳艺术，他对此则是赞誉有加。费诺罗萨在这篇针对贡斯的论文中，追溯了日本绘画发展的渊源，并加以评论。因此，世人多半认为费诺罗萨对日本艺术的见解最博大精深。1885年，丹麦艺术家马德森[60]著作小册子《日本绘画论》（Japansk Malerkunst），此书辞藻华丽、论锋锐利，同时充满丰富的艺术感情，是一本十分完美的作品，可惜全书以丹麦文撰写，无法在世界普遍流传。说不定有人会翻译这本著作吧。毋庸置疑，即使在今日，它仍然是探索日本画精神的大好机会。

于是，到了1889年，欧美的日本艺术研究出现更多新进作家，进一步扩展研究、搜寻的范围。汉堡的布尔克曼[61]著作的第一本关于日本各种艺术及工艺的书籍，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者综合肉笔画及版画，编纂了密不可分的艺术史巨作，书中对北斋更是大为赞赏，与其说是根据费诺罗萨的研究，反而更接近贡斯的观点。巴黎的萨穆尔·宾编辑华美的月刊杂志《日本美术》（Japon Artistique），辅以表现原画旨趣的精致插图，同时用英、法、德三语解说，致力于普及日本趣味[62]。1890年后，东京发行《国华》[63]。此期刊刊载的古画复制品比萨穆尔·宾的更为美丽，然而，仅一小部分的人有缘得见。1890年，巴黎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举办各收藏家的展览会，同时出版含插图的目录（包含萨穆尔·宾的解说），并于次年1891年出版柏提收藏品的含插图目录（包含勒胡[64]的解说），毫无遗漏地展现巴黎业余爱好家的浮世绘版画研究过程。直到此时，巴黎的业余爱好家中，只有极少数人对浮世绘有深入的了解。这一年（明治二十四年），龚古尔的《歌麿传》问世，这应该是欧洲第一本只以一名日本画家为主题的出版品，接着龚古尔又在1896年出版《北斋传》，编纂时使用的全都是一名日本人为萨穆尔·宾搜集的资料，人们认为这个日本人讹诈萨穆尔·宾，一物二卖，将这份数据又卖给龚古尔，一时之间引发热议。由于萨穆尔·宾出版《北斋传》的计划被龚古尔夺得先机，不得不中止计划。穆勒[65]的著作《十九世纪绘画史》（Geschichte der Malerei im XIX. Jahrhundert）在德国社会广为流传，书中也尝试介绍日本浮世绘，然而插图篇幅较小，解说又过于简略，仅能窥知浮世绘的概念。相较之下，英国人安德森在《作品集》（1895）刊载的《日本木刻版画》（Japanese Wood-Engraving）同样采用通俗平易的介绍，还加上足以作为参考数据的插图，更胜一筹。

到了1896年，浮世绘的相关著述终于有了最新的研究，恐怕也是最顶尖、最完美无缺的佳作。也就是费诺罗萨为了当年在纽约举办的浮世绘名家展览，所编辑的目录（《浮世绘杰作目录》，Catalogue of the Masters of Ukiyoye）。作者的学识渊博，精选了丰富的题材，涉猎各领域的专门研究，研究得十分透彻。同时，他的文章也铿锵有力。费诺罗萨从浮世绘版画中，选出最上乘的四百件作品，并搭配研究版画之时必须了解的版画家肉笔画作共五十件，按照制作年代依序排列，每一幅作品都有详细的说明，并配合浮世绘的一般历史，综合论述。这种研究方法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看了他的作品后，我才能一目了然，得知各画家的制作年限以及画风的变化，同时能遍览明和二年（1765）至嘉永三年（1850）间，浮世绘全盛期的各个时代。自从此书出版后，浮世绘研究除了第二次研究等针对一时局面的绵密收藏之外，在主要的重点方面，几乎已经毫无可以补充的领地了。费诺罗萨的研究已经举出浮世绘的各个流派，毫无缺漏，扎实又细腻。是不是能将这种研究方法用在欧洲艺术史上呢？不管是综观全史，或是针对特定的时代，无疑都是十分扎实的研究基础。他在本书中，全面回顾于19世纪后半（嘉永以后）辈出的多位浮世绘师，却不偏重某派或某流的画家，遍览各流派的日常，随后一如见博识广的艺术史学家，列出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并选出少数值得注意的画家。此外，费诺罗萨在编纂的目录中，为每一张浮世绘版画标上出版年份，着实教人惊奇，他标示的年份犹如发现者现身说法。为古艺术品加上制作年份时，当然无法断定数字绝对无误，不过上面记载的年份相当接近正确时间，值得该领域的研究者一瞧，并对费诺罗萨毫无谬误的推断惊讶万分。乍看之下，想要分辨每一张浮世绘的出版年份，似乎很容易，然而，如果只是漫不经心地比较各版画的画风、笔法，绝对无法分析年份。幸而浮世绘版画大多都有画匠的署名，费诺罗萨自然会参考画匠的生卒年，至于版画的出版年份，例如宝历到宽政的浮世绘全盛期间，西村重长的是宽保三年（1743）制作、铃木春信的是明和二年（1765）、鸟居清长的则是天明三年（1783），还有喜多川歌麿的则是在宽政七年（1795），能明确地得知年份的作品并不多。费诺罗萨在推断这些年份时，最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他只能靠画中人物的发型，利用这条线索，了解每一年流行的变化，应该不会出错。尤其是日本的流行，并不像欧洲的流行，没人记录下每一年的变化。费诺罗萨着重画中妇女的服装及发型的变化，并与大部分记载出版年号的刻版印刷绘本的插图交叉比对。对费诺罗萨来说，这些绘本才是他惊人发现的基础。在纽约的展览会展品及编纂的目录中，他编列这些刻版印刷绘本，恰如他利用肉笔画与浮世绘版画对照一般，若是能对照这些刻版印刷绘本，即可快速了解他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我在欣赏各画家的每一幅版画时，也能从绘本描绘的人物流行及风俗的变化中找到提示，得到更多收获，因此更能深刻地信服他的研究。

费诺罗萨在1908年9月21日，因心脏病逝于伦敦。实是可惜，他未能完成计划中的日本绘画及浮世绘版画艺术史的完全版巨作，只得画下句点，除了前述纽约展览目录之外，还有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东京举办的展览目录。虽然是小册子，却是本领域不可或缺的研究书，除此之外，还有精装的《浮世绘名家》（Masters of Ukiyoe）。

1897年（明治三十年）英国南肯辛顿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66]的理事史特朗[67]出版简浅的《日本版画史》（History of Japanese Wood-Engraving）。这本书本来并未排除艺术评论，却在浮世绘师的传记、雅号、住处等，与绘画没什么直接关系的部分多所着墨，关于必备的作品方面，却仅有寥寥几行文字叙述。除了这个缺点外，本书在浮世绘的沿革方面，提出完全错误的见解。作者可能只认识19世纪（享和、文化以后）的浮世绘，完全以19世纪为主，反而忽略18世纪（元禄末期至宽政末年为止）的作品。然而，在浮世绘的历史中，18世纪是最重要的时代，进入19世纪后，除了北斋、广重两家，几乎已经没有可看之处。书中完全无法引人思考作者的研究成果，显然是为了名利而撰写的文章。对于欲研究日本艺术的人而言，只能说是有害无益的恶书。史特朗在著作本书时，完全没参考浮世绘研究的重大基础——费诺罗萨于1896年编纂的目录。然而，他却又在1904年，再度出版《日本彩色版画》（Japanese Colour-Prints）一书。

1897年，塞德利茨出版《日本彩色版画史》第一版。1900年，巴黎人杜雷特接受法国国家图书馆邀稿，编纂并出版绘本类目录。1902年以后，陆续出版了许多浮世绘的竞标目录。它们都是研究的好材料。1904年后，德国人贝尔契斯基的著作相继问世，尽管篇幅较短，每一篇都选定一名画家为主题加以评论。同为德国人的库尔特[68]于1907年，针对歌麿发表了渊博的研究结果。

据译者表示，继歌麿之后，库尔特发表写乐的研究。1905年，法国人特雷桑侯爵，以雅号亭山的名义著作《日本艺术史》（Notes sur l’ art japonais）上下册。1912年，美国人阿姆斯登[69]发表《广重的遗物》（The Heritage of Hiroshige）。在欧美各国有大量关于浮世绘及日本艺术的出版品，从原作者在本论文卷末举出的书目中，我删除曾刊载于各杂志的论文，只计曾出版成册的作品，仍然多达七十余种。法国人亭山在《日本艺术史》的序论中，有一节十分有趣，故一并翻译后收录如下。

维新之前，除了荷兰及葡萄牙人能在长崎出岛，见识当地工匠制造的出口陶器及漆器，其他欧洲人完全无从认识日本的艺术。当时出口的陶器，大多仿照中国制品，都是长年来惯用的设计及图案，也是最具代表的形式，称不上珍贵。漆器则正好相反，总能使欧洲人惊艳，我们也得知它曾经于1600年代列入马萨林[70]官邸的珍宝目录。随后，直到路易十五及十六的治世，日本漆器更是风靡一时。欣赏如今巴黎卢浮宫里展出的玛丽王后[71]收藏品，即可得知当时日本漆器极受尊崇，远胜于陶器。然而，欧洲人至今仍然无从得知光琳的莳绘、春信的锦绘、整珉[72]的铜器、后藤[73]的目贯，维新的战祸之际，这些艺术古董曾暂时外流，据传龚古尔、邦提、贡斯、吉美、巴尔布托等法国业余爱好家争相收藏，热心搜集及鉴赏。

撰于大正三年[74]

[1] 史蒂文斯（Alfred Stevens，1823─1906），比利时画家。

[2] 迪亚兹（Narcisse Virgilio Díaz，1807─1876），法国画家。

[3] 福尔图尼（Mariano Fortuny y Marsal，1838─1874），西班牙画家。

[4] 勒格罗（Alphonse Legros，1837─1911），法国画家。

[5] 马奈（édouard Manet，1832─1833），法国印象派画家。

[6] 迪索（James Tissot，1836─1902），法国画家。

[7] 方丹-拉图尔（Henri Jean Théodore Fantin-Latour，1836─1904），法国画家。

[8] 卡罗勒斯·杜兰（Charles Auguste émile Durand，1837─1917），法国画家。

[9] 布拉克蒙（Félix Bracquemond，1833─1914）。

[10] 雅克马尔（Jules Ferdinand Jacquemart，1837─1880）。

[11] 赛努奇（Henri Cernuschi，1821─1896）。

[12] 杜雷特（Théodore Duret，1838─1927）。

[13] 吉美（émile Guimet，1836─1918）。

[14] 雷加梅（Félix Régamey，1844─1907）。

[15] 尚弗勒里（J. F. Champfleury，1821─1889）。

[16] 柏提（Philippe Burty，1830─1890）。

[17] 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

[18] 夏邦杰（Georges Charpentier，1846─1905）。

[19] 巴伯迪耶纳（Ferdinand Barbedienne，1810─1892）。

[20] 克里斯托弗（Charles Christofle，1805─1863）。

[21] 法利兹（Lucien Falize，1839─1897）。

[22] 维洛（Marie-Joseph Frédéric Villot，1809─1875）。

[23] 尚格拉会（Société japonaise du Jinglar），Jinglar是日本酒品牌。

[24] 若井兼三郎，起立工商会社的副社长。

[25] 为东京国立博物馆，于1872年创立。

[26] 山高信离（1842─1907）。

[27] 今奈良国立博物馆，设立年份应为1895年。

[28] 九鬼隆一（1852─1931）。

[29] 为京都国立博物馆，应为1897年设立。

[30]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31] 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德国医生。

[32] 阿礼国（Sir John 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英国驻中国、日本领事。

[33] 莱登（John Leighton，1822─1912）。

[34] 布列斯劳（Breslau），现已纳入波兰境内，并改名为弗罗茨瓦夫（Wroctaw）。

[35] 吉尔克（Hans Paul Bernhard Gierke，1847─1886），德国解剖学家。

[36] 6 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1842─1900）。

[37] 7 为当时的数据。

[38] 韦华（Henri Vever，1854─1942），巴黎珠宝商。

[39] 曼齐（Michel Manzi，1849─1915），法国出版商。

[40] 拉奥特（Henri Rouart，1833─1912），法国画家、收藏家。

[41] 伽利玛（Paul Gallimard，1850─1929），法国收藏家。

[42] 柯许林（Raymond Koechlin，1860─1931），法国收藏家。

[43] 卡蒙多伯爵（Moise de Camondo，1860─1935），银行家。

[44] 威尔森（Edgar Wilson，1861─1915）。

[45] 日本帝国博物馆为1889至1900年间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名称。

[46] 摩斯（Charles J. Morse，1852─1911）。

[47] 谷金（Frederick William Gookin，1853─1936）。

[48] 范德堡（George W. Vanderbilt，1862─1914）。

[49] 莱斯罗普（Francis Lathrop，1849─1909）。

[50] 毕格罗（William Sturgis Bigelow，1850─1962）。

[51] 克平（Karl K?pping，1848─1914）。

[52] 利伯曼（Max Liebermann，1847─1935）。

[53] 施泰德（Hans Johann Stadler，1848─1916）。

[54] 史特劳斯·涅格伯夫人（生年不详、卒于1942年）。

[55] 杰克尔（Otto Jaekel，1863─1929）。

[56] 莫斯勒（Alexander Georg Moslé，1862─1949）。

[57] 埃德尔（Georg Oeder，1846─1931）。

[58] 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

[59] 正确年份应为1886年。

[60] 马德森（Karl Madsen，1855─1938）。

[61] 布尔克曼（Justus Brinckmann，1843─1915）。

[62] 日本趣味（Japonaiserie），由梵谷发明的字，表示日本传统风格及艺术。

[63] 《国华》于1889年创刊，为研究日本、东方古代艺术的研究刊物，目前仍持续发行。

[64] 勒胡（Ernest Leroux，1845─1917）。

[65] 穆勒（Richard Muther，1860─1909）。

[66] 南肯辛顿博物馆现更名为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67] 史特朗（Edward Fairbrother Strange，1862─1929）。

[68] 库尔特（Julius Kurth，1870─1949）。

[69] 阿姆斯登（Dora Amsden，生于1858年、卒年不详）。

[70] 马萨林（Jules Mazarin，1602─1661），路易十四的枢机主教。

[71] 玛丽王后（Marie Antoinette，1755─1793），路易十六的王后。

[72] 村田整珉（1761─1837），擅长脱蜡铸造。

[73] 日本刀的零件，用途是防止固定刀身与刀柄的目钉松脱。

[74] 19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