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席历史，繁简素丽

茶席从唐的华丽奔放，到宋、元的沉静内敛，再到明代，茶席已经发展到精致隽永、精益求精的阶段。翻开中国茶的发展历史，虽不见茶席之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茶席不曾存在过。既然茶席是品茗所必需的一个平面或是美学空间，那么，只要存在着茶饮的本质与形式，就一定有着茶席的存在。而其名之存无，并不重要。不言其他，仅仰观俯察一下中国茶器的发展历史，就能触摸、感知到在不同历史时期中茶席的多种存在模式。

晋代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有：“止为荼荈据，吹嘘对鼎。脂腻漫白袖，烟熏染阿锡。”左思的两个女儿纨素和惠芳，吹火煮茶的生动可爱画面，铺陈诗中，跃然纸上。左思描写的虽是居家日常煮茶，这也足以说明，在晋代，茶席已经初具一定形态。

茶宴，又称茶会。无论是以茶代酒作宴，还是茶与茶食并用，期间都蕴含了我国最早茶席的雏形。我们最早能够看到的华丽茶宴记载，要数唐代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了，其中写道：“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憩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闻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这段文字虽然不多，但却对茶香、茶盏、汤色、茶境，作出了详细交代。尤其写到了“闻莺近席”，其中的“席”，不就是我们今天的喝茶平面——茶席吗？茶宴一词，最早出自南北朝时期山谦之的《吴兴记》，其中有：“每岁吴兴、毘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唐代天宝年间，钱起的《与赵莒茶宴》诗有：“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白居易因病未能参加长兴和宜兴一年一度的境会亭茶宴，便写下了“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道出了内心无限的遗憾与惆怅。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约事春茶。”真正意义上的茶席出现，应该是在陆羽《茶经》问世的前后。《茶经》对煎茶的改造以及对茶席的规范，把唐人从茶的纷乱无序的药用、羮饮时代，带入了品茶清饮的崭新境界。茶饮从此变得更加完善纯粹，越众饮而独高。

唐代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卷》的煎茶局部， 司茶者左手持茶铛于风炉上，右手以竹筴环激汤心。

十章《茶经》，七千余言中，陆羽详尽道出了茶汤的审美。如：“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在茶器应用上，他首次提出了“青瓷益茶”的理念。规范了茶席的形制，如：“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座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因地、因人、因茶制宜，又灵活提出了茶席设置可繁可简的规则。如：“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等等。但在正式茶席上，一件也不允许省略。对此，陆羽《茶经》重点强调道：“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

茶会、茶席设计中的挂画，最早起源于《茶经·十之图》的要求：“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唐代茶席设置的悬挂内容，主要还是《茶经》的内容，或者是一些关于茶的知识；沿袭、演变至宋代，挂画改以诗、词、字、画的卷轴为主。

宋代，宋徽宗受到蔡襄《茶录》“茶色白、宜黑盏”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了茶盏的审美。他在《大观茶论》里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宋代斗茶，采择制作益精，以白为贵，故选择对比性较强的黑色，来衬托茶的白色；壁厚的茶盏，保温性能较好，故可使茶的香气保持久长。这些宜茶的直接经验与观点，对于今天茶席器具的选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唐宋的饮茶环境和茶席的背景，已经开始注重竹林、松下、花荫、名山、清涧等宜茶的幽境，但宋代杜耒的《寒夜》诗：“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却使一钩新月和梅花的疏影横斜，以剪影的清美蕴藉，首次映入了茶席的视野。伴茶惟有梅花影，这一席茶吃得可谓前无古人。

元代的历史较短，有意境的茶席不多。独刘敏中在雪夜的酒后，遂开玉川月团，见瓶中蜡梅烂漫，于是相与嗅梅啜茶，并写下：“细烹阳羡贡余茶，古铜瓶子蜡梅花。”元代这席茶的清雅，总算是压过了山西羊酥的膻味。

明代，朱元璋废掉团茶，唐代的煎茶和宋代的点茶，被更为简洁的瀹泡法取代。明末沈德符《野获编补遗》说：“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与之相应，茶席的构架和器具，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明人仍在找寻赵宋逝去的审美与影子，但是，在明代中后期，却也能删繁就简，逐渐淡化宋代的“茶色贵白”，而以青翠为胜。以更加开放自由的心态，与古为新，崇尚清韵，追求意境，使得基本的瀹泡方式与茶器改造，很快趋于完善和成熟。明代茶人很有见地地提出了“茶壶以小为贵”，“茶杯适意者为佳”，茶瓯“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的优雅实用理念。他们并于精舍、庭院、竹荫、蕉石前，插花、煎水、烹茶、焚香等，这都充分体现了明人饮茶更加注重茶席空间的审美与趣味。在明末陈洪绶的《品茶图》和《闲话宫事图》中，煮茶器、泡茶器、品茶器、插花器等，已经非常明确地分开，茶的瀹泡法历历在目。静美规范的传统插花，已成为茶席不可或缺的点缀，甚是清雅风致。茶席设计中的瓶中插花，盆中养蒲，虽是寻常的清供，却实关幽人的性情，若非得了趣味，何能生致！

明代茶寮的出现，使幽人雅士有了自己品茗的专属美学空间，以安顿身心，涵养性灵。文震亨和屠隆在著述中，皆写到了茶寮：“构一斗室，相傍山斋（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明代唐寅的《煎茶图》。

许次纾在《茶疏》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茶寮的设计，首重“高燥明爽”，其布置大致为两炉、两几、一架及茶器的安顿等。幽人韵士，左图右史，茗碗薰炉，一瓯春雪，茶烟隐隐起于山林竹外。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这一切，尽现了明人的高流隐逸、萧然尘外，以及品茶方式的至精至美。

万历年间，罗廪的《茶解》叙云：“山堂夜坐，汲泉烹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潋滟，此时幽趣，未易与俗人言者，其致可挹矣。”这段耳目一新的描述，在茶席中让我们首次恍然听到了山堂的松涛与风声，感受到了明月松间照的静寂，看到了茶汤里的波光粼粼、潋滟光影。今日不见古时月、旧时席，今月曾经照古人？

大致梳理完这段饮茶与茶席的发展历史，我们基本能够看出：茶席从唐代的华丽奔放，经过规范，到了宋代，一如茶器的变革，趋于沉静内敛、淡雅有味。粗犷的元朝消亡后进入明代，茶席的形制与审美，仍依稀可见宋代的影子，但却是渐行渐远。当瀹泡法成为饮茶的主流方式以后，茶器容量开始变小，尤其是工夫茶泡法在明末的崭露头角，明人的饮茶空间和瀹饮方式，已经发展到精致隽永、精益求精的阶段。清幽脱俗的美学空间、文人茶席，几乎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沉舟侧畔千帆过。历代过往的茶席规范，茶器审美，茶席氛围，茶席挂画，茶席插花，茶席焚香，茶席的借景与光影的渗透等，都为我们今天的茶席构思与设计，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