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在印度这一年
关于印度的很多问题，我是在2020年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才看清楚的，这也让我放弃了过去对印度的许多幻想。我想起以前玩户外时的一条金科玉律：“长虐线”(1)是人品的试金石。想要知道一个人究竟是不是靠谱，就跟他一起走一次“长虐线”，因为在条件最艰苦的情况下，人会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暴露出来。平日里顺风顺水，很多矛盾可能像雷一样埋在那儿，碰到逆境才会炸。
患难见真情，患难也能见真面目。
在危机中化险为夷
2020年，无疑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很多人一生的转折点，对另一些不幸的人来说，则是终点。
我想经历了这一年的大概会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得以将自己的生活继续维系在原有的轨道上，但降低了各种期望；第二种人原有的生活脱了轨，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焦头烂额的破事，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前行；还有一种人在这场危机中机缘巧合地化险为夷，意外地跨越到另一条生活轨道上。
幸运的是，我是第三种人。
2019年的12月31日，由于原来的签证每次只能待不超过90天，而申请的新签证还没有下来，于是我在元旦期间飞回上海一趟。从哥印拜陀回上海的联程航班需要在斯里兰卡科伦坡转机，跨年的那晚我独自一人在科伦坡机场附近的转机酒店里迎来了2020年。
我在上海可支配的短短五天里，忙着跟各路朋友碰头，没有一天是闲着的。1月7日晚上，我拖着40公斤行李又从上海飞回印度，完全没想到在印度一待就是一年，是我有生以来出境时间最长的一次。我回印度的时候一切还风平浪静，尚未听到任何关于疫情的消息，这种平静在两周后的农历新年前夕被彻底打破。
疫情刚刚传出的那段时间，最为人心惶惶，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当年致死率极高的“非典”卷土重来。我在过年时早就安排好了要接待一拨来印度的朋友，这些朋友大致有两种看法，有的人觉得这时候刚好来印度避风头，有的人则担心坐飞机有暴露的风险……但最后所有人还是都按计划过来了，并且刚好赶在印度海关禁止中国人入境前（2020年2月2日起，中国护照上原有的印度签证被作废，一旦离境就无法再使用）。
整个二月份，印度都没有新增病例，印度那时候防得很严，取消了大量的中国直航航班。几个朋友索性延长了行程，把印度当作“避难所”。但到了二月底、三月初，大家都觉得这样“避难”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陆陆续续回了国，他们算是赶上了回国的末班车。那时候回国还算容易，只需要在家隔离14天。
三月份开始，全球形势急转直下。起初许多人都以为这场疫情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会像“非典”一样在夏天来临之际结束。即便全球疫情爆发之后，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也都依然乐观地以为应该不会持续太久——毕竟几乎没有人亲身经历过这种蔓延全球的疫病大流行。我朋友还在跟我计划着九月的旅行，我说，谁知道九月能不能好？他说，九月肯定好了，要到九月再不好那还了得！这世界都要完结了……
如今看来，这个精密运作的世界实在要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前所未有的密切，也为病毒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与此同时，我正在等印度移民局给我新签证，因为我的签证到2020年3月30日就会过期，移民局承诺三月底前会把新签证发给我，然而我没等来签证，却等来了封城。
封城之后，我最大的压力来自于经济。
四月份的时候，我太太怀孕了。这个倒是在计划中的，我们从2019年年底就开始计划了。
而那个时候我银行卡上的余额是181元人民币，支付宝里还有500多元人民币，手上的印度卢比现金也不多。
自从大家都用手机拍照之后，我就很少再教摄影和后期课程了，只带过几次一对一的街拍课。我的收入来源基本上是建立在环球旅行畅通这一基础上的，环球旅行戛然而止，也就等于断了我的生计。当时我想到的出路是变卖资产，包括实物资产和照片。
然而我盘点了一下能卖的实物资产，可能只有三件：第一件是我带到印度的大疆无人机，反正在不能旅行的情况下我完全用不上；而且印度这边无人机有价无市、奇贵无比，挂到印度二手网上之后，来询问的人趋之若鹜，最后这台飞了两百多次的二手无人机，卖出了比国内全新品还要高的价格；第二件是我存放在国内的绘图显示器，一万多块钱买的，看看二手价才三千多块钱，想想就算了；第三件是我这些年收藏的数百本摄影画册，我离开上海时存放在学生的别墅里，我当时想，要是日子过不下去了，那也只能忍痛割爱。
关于卖照片，一般的朋友可能不大了解，主要是卖给图库网站。我有个朋友在图库公司工作，很久之前她就一直撺掇我卖照片。然而我从来不是一个商业摄影师，尽管照片拍了很多，具有图库商业价值的却很少。而且我并不急于展示自己的照片，我觉得拍照片这件事，更像是一门长线投资，照片会随着时间而增值。很多照片我并不是为现在而拍的，而是为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拍的，现在拍了只是当作资料存在那里，因此对卖照片这件事情我始终提不起劲来。碰上这种情形，颇有种逼上梁山的感觉。
想不到的是，还没等我开始卖照片，我在微信公众号写的日记倒是先火了。
从15岁到30岁之间，我曾是一个文字表达欲望特别旺盛的人，写了几百万字乱七八糟的东西。从2011年开始，突然觉得写文章这件事未免有些张扬外露、言多必失，便不再多写了。2006年到2018年期间，我极为专注于摄影，尝试用摄影语言表达。直到后来出现了革命性的双摄手机，全民“摄影大师”的时代开启，让我深感摄影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庸俗化，因此对摄影的热情消却。当我与我太太结婚后，回首这些年的漂泊跌宕，写作欲望重新燃起，于是在2019年年初，我又开始写作。
人总得通过某种方式来自我表达和宣泄，我在生活中不怎么喜欢说话，所以要么用文字，要么用照片代替言语表达。
我之所以会写印度，第一个原因是如今坐困愁城比较有时间，按照我原本的生活状态，连坐定下来的时间都很少。哪天全球旅行全面恢复的话，我的微信公众号估计又会变回佛系更新的死样子。第二个原因是我发现很多自媒体在写印度的时候，都是出于想象。
鉴于关于印度的文章胡编乱造的实在太多，我想那索性我自己来写吧。我那时候完全没想要蹭热点。
在印度疫情严重的时候，许多国内的朋友都劝我回国避一避。那段时间一方面回不来，因为从三月份开始，中国海关禁止外国人入境，我不可能把我太太一个人丢在南印度，并且当时除了政府包机也没有别的航班；二来我自己也不想回来，说白了还是经济原因，如果回到上海要继续保持我在印度这样的生活条件，得花三四倍的钱。
我也是花了不少时间才接受我太太将要在印度生孩子这一现实的。按照我原来的计划，等她怀孕五六个月的时候带她回国，在上海我爸妈家旁边租个房子，把孩子生在中国，如果我需要出差的话，我妈可以帮着照顾一下。然而随着疫情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太太的肚子越来越大，这个计划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关键是这个计划需要资金做后盾，在我完全断了收入的情况下，就算能回国也没钱回印度，光是回国的机票钱就够我们在这里生活一年的。因为天价机票等经济因素被困在国外的中国人，据我所知还不少呢。
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印度的疫情非常严重，印度的实际情况跟大家想象的并不一样。会不会得病，得了病会不会死，在印度这种气候炎热的地方，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青壮年来讲，得病的概率要比老年人小一些；但是失业、经济收入中断则是极为现实的问题，这些带给人的压力要远远大于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归根结底，所有的应对策略都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只有衣食无着的人，才愿意铤而走险；把自己的命看得特别重的人，哪个不是温饱无虞的？从理性角度来讲，我之所以愿意在印度承担暴露在疫情下的风险，是因为就我的个人体质而言，这样做属于低风险、高收益，我算了一下，可以省下十几万元的开销。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生命是无价的，你不能为了省钱，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啊！”我觉得吧，这是“何不食肉糜”，君不见为了几百块钱就难得团团转的人，没有到过这种窘迫的地步，你怎么可能理解他们？其实我们每天出门上班不也得冒着路上遇到车祸的危险吗？人在经济压力之下，不得不做出权衡与妥协。
……
最难熬的是四月、五月和六月。
哥印拜陀算是印度最舒适的城市之一，大多数季节都很宜居，不像印度其他地方那么炎热。从三月中开始，38℃，甚至超过40℃的天气就成了常态，一直要等到雨季开始才会缓解。
那段时间正好印度封城，我们住的地方没有装空调，一来没钱装空调，二来也没地方买空调，只能以血肉之躯硬扛高温。以前在国内，房间温度到了29℃就觉得一定要开空调了；而在四月和五月的印度，房间温度要是能降到29℃，我就觉得通体清凉。清晨的温度偶尔能低至28℃，那简直能让人的幸福感“爆棚”。然而从9点开始，温度计上的数字就会一路狂飙，又得开始战高温。我每天要洗三四次澡，晚上睡觉的时候，房间的地板、墙壁都是热的，只能用冰箱制冰块来降温；好多次想要睡到屋顶上去，又怕被蚊子咬死……而且印度还没有凉席，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就这样过来了。经历了这两个月之后，我十分感叹人体的强大适应力：我们只是被现代科技宠坏了。
后来我太太一直说我是幸运儿，2020这一年待在印度简直是中了大奖（Jackpot）。
三月底开始封城之后，我在家闲着没什么事，每天整理照片、玩玩电脑游戏、看看美剧电影，以及继续我的写作，整个四月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8000多字，一篇17000多字。四月底，《定居印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一文发在微信公众号上之后，得到的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是我微信公众号目前为止唯一一篇10万多阅读量的文章。我原本以为这么长的文章根本没几个人会认真读完，没想到因为这一篇文章涨了好几千粉丝。
这种反响还是令我挺受鼓舞的，关键是它让我意识到，在这个快餐化阅读的时代，还是有人看长文的。在获取信息方面我是个比较传统的人，不看短视频也不听音频，始终觉得阅读才是获取资讯最为系统、高效的方式。我很高兴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依然有人能够静下心读我写的长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把写作长文作为自己的一个特色保留了下来。
得到关注后，一直有人教我各种各样的营销之道，如何吸引更多的读者。我知道他们也是一番好心，希望有更多人看到我写的东西，然而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一次能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了，专注于营销势必会让我无法专注于写作本身，所以我还是专注于我擅长的事情好了。对我来说，哪些人在读我写的东西，比有多少人读我写的东西更重要。我通过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认识了许多真正的大咖，许多大学里的老师、学者都主动联系了我，甚至有一些我仰慕已久的知名人士也联系了我，令我颇有些受宠若惊。
在这种受到认可的鼓励下，五月份我基本上进入了“全职”写作状态，一个月发了六篇。那时候我有四五千订阅读者，一篇能有十个左右的人赞赏。我并没有觉得我能靠写文章挣钱，主要还是为了把我所知道的真实的、第一手的关于印度的信息分享出来，反正疫情期间闲着也是闲着，写东西总比玩游戏强，有钱没钱都不耽误。
四五月份，由于封城，我们的日常花费都被压缩到最低限度。那段时间最大的心理压力在于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我太太很喜欢吃羊肉，但在这边，羊肉明显比别的肉贵得多，要30多块钱一斤。由于从小生活在物质匮乏的地方，我太太是很节约的那种人，嘴馋但又舍不得买。虽然我也觉得贵，我还是会跑去买半斤到一斤的羊肉，让她一个人吃，过个羊肉瘾。可我太太就算吃上了羊肉，也是吃得很纠结，好几次她跟我说：“我觉得我一个月只要吃一次羊肉就可以了。”我听了只能默默心酸。
生活固然窘迫，但我从未放弃过乐观的态度。我一直都跟我太太讲：“我们真的很幸运，疫情爆发的时候身在印度，每个月只需要很少的钱就能生活。你想想假如没有搬来印度的话，我没有了收入来源，连上海的房租都付不出怎么办？我们在印度这边的项目，地是自己的，没有租金和人工压力，就算暂停一两年也不会赔钱进去。你想想那些印度的农民工，没了工作和收入只能走路回家，我们至少在这边还有吃有喝、有地方住……”
是的，我们的处境完全可能更糟。
我们的公寓底楼有一个邻居，原本是做婚礼摄影师的，疫情之下，完全断了生计。他前些天去银行贷款，由于之前还有30万卢比（约26500元人民币）的贷款没还，贷不出钱，只好把这里租的房子退掉。他们的那个房子跟我的这个房子是完全一样的面积，却一共住了7个人——一对老夫妻、一对中年夫妻、一个未出嫁的小姨子、两个小孩子。家里也没什么家具，那么多人就睡在地上。搬走之后也不知道他们会到什么地方去挤一挤。
我的另一个邻居，薪水被降到了原来的40%，并且公司已经发通知说，到2021年年底前都别指望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一副你爱干不干的样子。但在这样的形势下，谁敢任性辞职呢？只有我隔壁在银行工作的夫妻没受影响。
给我们楼里做清洁的阿姨先后来向我们借过两次钱，第一次2500卢比，还了之后第二次又借了3000卢比。虽然我们手头也不宽裕，但我还是很爽快就借给她了。我太太总是担心她不还钱，我说借钱出去的时候，就做好了人家不还钱的心理准备，要不然就不会借。人家得多困难才会开口来跟我们借钱，而且就算她不还，也不过是两三百元人民币的事情，就当帮人家渡过难关好了。
见过身边太多的窘迫，让我深深地明白，受这次疫情影响的人何止亿万，在这亿万人当中，我算是非常幸运的一个。身边都是远比我更为不幸的人，我哪有资格抱怨，满心只是感恩。就拿我的印度铁哥们儿来说，他们一家也被困在这里，他没法回中国上课，就没有收入。除了一家三口的开销，他每个月还有房贷和车贷要还，由于他的银行账户属于海外印度公民账户，享受不了印度封城期间免还贷款的政策……有一阵子他寝食难安，连儿子下个学期的学费都拿不出来，考虑让儿子退学去免费的公立学校上课。他当时做的最坏打算是如果还不上贷款，房子被银行收走，妻离子散，他就去我们工地上的棚屋住。后来他总算想办法把新贷款办了出来，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变卖资产之外，我当时做的最坏打算就是想办法再借3万块钱，省吃俭用的话能够活一年，一年后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
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提，在我最窘迫的时候，有一位来自广西的读者大哥给了我莫大的精神支持。五月份我微信公众号的阅读量还只有几百，这位素昧平生的大哥非常神秘，既不留言，也不追更，感觉他在慢条斯理地读我的旧文，然而读完后每篇文章都会赞赏20元钱，就好像做了“已读”标记一样。他有一个举动让我格外感动，当时我有一篇文章写的都是历史，不太吸引人，发了之后一个赞赏的人都没有，他读完之后，作为第一个赞赏人，特地给了50元钱。这种来自陌生人的雪中送炭式的体贴，让我真心觉得无以为报，这无关钱多钱少，而是在传达一个信息——请继续写下去。
到了五月底，我们封城前所余的印度卢比现金快花完了，三个多月花了7000多元钱，其中3000元钱是房租，其他除了饭钱，就是我太太的产检。我从支付宝借呗里面借了9000多元钱出来，换了10万卢比，寅吃卯粮，实属无可奈何。六月份我一共写了六篇文章，三个月前后总共写了14篇文章，一共入账3000元左右的赞赏，订阅人数增加了很多。
虽然仍旧入不敷出，但前景至少比一开始要光明得多，让我觉得似乎有希望通过写文章把生活费挣出来。为了提高码字效率，我花了一笔“巨款”——3500元——买了一台外接显示器，这是我2020年买过的最贵的东西——让我终于不用每天缩在笔记本的小屏幕上工作了，对我的视力和效率都是极大的解放。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七月初，我写了那篇27000多字的《印度要想赶上中国，究竟差了什么？》，受到广泛关注，之前《定居印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也再次被大量转发，读者也增加了很多。这些读者的质量都很高，经常会在评论里和我进行良性互动，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于是这更加坚定了我保持自己写作长文的决心，如今想来，倒有一种“士为知己者写”的情怀因素在里面。
你要说我写文章完全没有功利心，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眼下毕竟要吃饭。我在印度每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3000元人民币，所以当我发现有希望靠写作把生活费挣出来时，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3000元，只要达到这个目标，起码温饱问题能解决。对我来讲，微信公众号依然是我自言自语的一个地方，现在只是碰巧有人喜欢看我的自言自语，碰巧这种自言自语可以变现，碰巧我这阵子刚好有时间自言自语，那就多写一些自言自语好了。我常常想，这种流量变现的模式也就是这几年才有的，假如早几年没有这些平台的话，处于如今这种情况下的我又该何去何从呢？所以在我看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写文章的收入更像是一笔意外之财。
有几位读者赞赏起来非常大方，累计赞赏数百甚至上千元，对此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我的文章就算写得再好，也不值这么多的钱，买一本几十万字的书，不过几十块钱，敢问我何德何能？
我太太是个财迷，她最关心有多少赞赏，总是跑来问：“赚多少钱了？”多的时候她觉得不可思议，少的时候又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少。有时候我跟她说，这篇文章我在发之前就知道不会有很多钱。她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写？我告诉她，假如我写蹭热点的文章，就会有很多钱，而我写文化类的文章，看的人就少，但这是我自己想写的东西，跟钱没关系。
为什么我不爱蹭热点？因为我希望自己写的东西是具有生命力的，就算过十年再读，依然能够历久弥新。文字难道本来不就该是这样的吗？
比起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更糟糕的是强迫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一直都把爱好跟谋生分得很开，摄影是我的爱好，所以我以前的谋生手段是教摄影；写作是我自15岁起的一个爱好，假如变成了谋生手段，我怕自己会失去这个爱好，而这个损失是金钱收益所无法弥补的。能够通过自己的爱好谋生是很多人的梦想，可如何才能确保生计不会毁掉这个爱好呢？这中间的平衡，归根结底是功利心的平衡。
我不得不承认，我内心深处有一种“臭知识分子”的清高，会让我在潜意识里把创作和经济划清界限，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汲汲于功名；可换个角度来考虑，这种清高难道不是因为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吗？功利心未必一定是钻钱眼里，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也是一种功利心。所以一个人只要活着，如果想完完全全做到没有“功利心”，近乎于佛法中的“去我执”，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来修行，要分别达到“从心所欲”和“无欲则刚”的境界。
所以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等这场大混乱结束之后，我一定不会把写作作为我的谋生方式，因为这从来不是我的初心。
在有限的功利心的驱动下，我每天努力码字，从七月份开始，终于在日常开销方面暂时走出了经济困境。作为印度疫情封城期间娶了拉达克太太并生活在印度的中国人，我本人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做了专访，上了电视，甚至有两位图书编辑来找我出书……这一切都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我一直都感慨自己的运气，假如上述任何一个条件没有具足的话，我多半依旧坐困愁城。就这样，我在这场危机中时来运转地驶上另一条轨道，如果没有这些机缘巧合，大家应该就读不到现在的这本书了。
此后的生活就轻松多了。手头宽裕一些之后，我每个星期都给我太太买一次羊肉。另外又花了一笔“巨款”，买了2020年消费的第二贵的东西——床。之前我们都是睡在地上的床垫上，但我太太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需要一张床让她方便一些。
留在印度这边的中国人，总的来说不多。印度封城的时候，使领馆的相关数据是3100人，先后撤了几批，零零散散转机走了一些，后来富士康回来了一批，到了2020年底，还有一两千人。
薛定谔的印度
我和我太太是2019年年初在上海注册登记结婚的，之前申请签证的时候还不够资格拿印度的OCI。OCI的全称是“Overseas Citizenship of India”，即海外印度公民。由于印度宪法禁止双重国籍，然而印度又有非常多的人移民海外，因此在2005年搞出了这个不伦不类的OCI——名义上是“海外公民”身份，事实上更像是一个永居卡，类似于绿卡的性质。这里再说一遍，绿卡跟入籍是两码事，绿卡就是一个长期签证。
印度OCI的权利是可以不用签证往返印度，不用进行外国人登记，可以开银行账户，可以跟印度人一样上学、工作等；但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不能购买田地，需要许可证才能去那些限制外国人前往的区域。所以它跟国籍差很远，主要是为了照顾那些已经移民欧美的印度人。
由是之故，我每次到印度还得申请签证。理论上讲，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已经有资格拿OCI，但最终印度政府会不会签发还是个未知数。
印度这个国家有些奇怪，没有家属签证，像我这种情况适用的签证叫作“Entry VISA”。然而南亚其他国家的难民，适用的也是这个“Entry VISA”。总之，只要你能够主张足够的居留在印度的理由，你就可以申请“Enrty VISA”，这就导致这个签证的审查非常严格。
2019年10月我来印度之前，去上海印度领事馆问了一下，工作人员说这个签证需要等两个月。但我当时的时间不够，赶着回印度，于是继续使用原来的一年多次旅游签证，一到印度马上就去申请签证转换。
由于印度移民局的办事效率极低，过了半年都没弄好。2020年2月底，我去金奈移民局进行“面试”，3月的时候，移民局说保证会给我新签证，紧接着印度爆发疫情封了国，整个印度停摆，签证被搁置。我当时就预计到，签证的事可能要悬。果然到了7月的时候，移民局毫无预兆地在他们的申请网站后台把我原来签证转换的申请删除了（也没说拒签），直接给了一份“Exit Permit”（离境许可），要求我在国际航班开通后的一个月内离境（虽然2020年年内都不一定会开通）。
等了十个月，突然来了这么一个操作，可谓始料不及。我太太立马打电话给移民局，质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在我们家里，我是一个特别佛系的人，而我太太则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平时一直都是我唱红脸、她唱黑脸这样搭档。凡是需要跟人争吵辩论、讨价还价的事情，她都会主动请缨，而且她一直认为自己比我更懂得如何跟印度人打交道。
经过我太太电话和邮件的狂轰滥炸，移民局说是因为材料里的某件公证书少了领事认证。
关于认证公证这档子事，大多数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容易接触到，我先解释一下。在咱们国内，有时候需要证明某个文件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首先得去做“公证”。公证之后，这个文件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如果这个文件要在国外用的话，怎么办呢？那就得先翻译成使用国认可的语言，然后做公证。
可外国人怎么知道这个公证书是不是真的呢？这个文件要在使用国生效，就得先拿到该国使领馆做的“领事认证”。
可领事怎么知道这个公证书是不是真的呢？在领事认证之前，要先把公证书让外交部做一下涉外认证，然后各国领事才会帮你认证这份文件，使其具有在该国使用的效力。
所以一份中国的文件或证书要在国外使用，必须遵循以下步骤：
1. 在文件签发地的公证处进行涉外翻译公证，要跟他们说明这是涉外文件，这样就会给你一份用于涉外认证的密封副本；
2. 公证完成之后将密封副本送去做涉外认证，在上海是送到出入境管理局办理；
3. 拿回贴有外交部贴纸认证完毕的文件，最后送使领馆做领事认证。
这个“公证+双认证”的流程，在世界各国都差不多，虽然繁琐但还算是比较合理的。我那时候在上海把前两步做完了，拿着外交部认证过的文件去问印度领事馆，领事馆的人说“这样就可以用了”——然而正是这句话让我产生了误解，领事馆人员的意思是“这样就可以在上海的印度领事馆用了”，但并不是说“这样就可以在印度用了”。我理解成后一个意思，所以当时就没有做领事认证。
在印度，领事认证有时候需要，有时候又不需要。我一开始交材料的时候其实审核已经通过了，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会给我签证。过了十个月才突然跟我说材料有问题。
于是在7月的时候我又赶紧把公证书快递回上海做领事认证。因为当时大多数快递都停摆了，于是我用DHL把文件寄了回去，花了两百多元人民币。平时用DHL寄包裹也只要两百多元人民币，而文件通常都是包裹的半价(2)。
快递的时效性很好，中间在曼谷中转了一下，只用了四天就到了上海。领事认证也很顺利，送进领馆当天就认证好了。我心想，反正都要从上海再把文件寄回来，一样是寄，不如几样东西一起寄。后来证明这种想法纯属“想当然”。
我在这边确实有些需要的东西：第一是一副眼镜，原来那副眼镜在二月份下海游泳的时候被海浪卷走了，后来一直戴的是备用眼镜。为什么眼镜都要从中国买呢？因为我家这边配不到变色的近视镜片，而印度的太阳又有点大。在市中心的商店或许能找到，估计价格是国内的三四倍，而且还得花时间。第二是我四月份的时候把原来的手机屏幕摔碎了，后来一直用备用手机。在印度显然很难找到华为的屏幕配件，必须从中国买。
这两个都是易碎品，我让我妈找点衣服包一下做缓冲，因此包裹里面只有四样东西：一份文件、一副近视眼镜、一块手机屏幕及一些衣服，总重0.47公斤，还不到500克，正好是承运的起步价。
鉴于在非常时期，我最早先尝试走中国邮政渠道，邮政倒是收下了，普通快递的邮费是163元。结果在海关安检的环节被退了回来，说是包裹有磁性。然而一共就这么几件东西，可以确定不含磁铁，除非金属都算有磁性，说不定人家就是不想承运。那好吧，大不了联系其他快递，既然DHL能够寄过来，那总能寄回去吧？
然而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国内DHL说只接受印度注册客户的预约包裹，我们在DHL上注册并填好信息之后，最后却下不了单，大意就是无法承运从中国寄到印度的包裹；接着我找了FedEx和UPS，直接就说由于种种原因寄不了；最后找了顺丰国际，填好信息之后下单时却说“交通管制”寄不了。
就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没办法直接从中国寄到印度，那我从第三国中转一下不就行了？
盘算了一下，刚好有朋友在曼谷，从那边中转的话，从路径上来看显然是最合理的。跟朋友都说好之后，安排了顺丰国际取件，从上海到曼谷预估费用93元，实收217元，看来非常时期国际快递价格都翻了倍。不过顺丰国际时效性不错，三天就到了。
倒是从曼谷寄出来费了一番周折，找了当地的DHL，没想到DHL对于内容物有着近乎偏执的分类填写要求，光是眼镜下面就有十几种分类。当然也少不了要声明价值，我朋友声明的总价值为900铢，合197元人民币。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从曼谷寄到哥印拜陀，快递费居然要3168铢，合694元人民币，是上海寄到曼谷的费用的3倍还多。
两段的快递费加在一起九百多元钱，即便是如今这样的非常时期也令我大跌眼镜。但这还没完呢，快递到印度以后，印度海关打电话给我太太（收件人写的是她），问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由于DHL的包裹内容分类里面并没有文件、证书一类（理论上文件都是单独寄的），当时就填写了一个类似于“纸制品”的分类，印度海关对此非常困惑。里面的每一样东西，海关都询问再三，并且还要详细写下来用邮件发给他们。
最后印度海关还是开出了2919卢比的税单，合人民币272元，是声明价值的150%。我的这些东西，从淘宝上买也就六百多元，就算印度海关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它也至少征了50%的税，也不知道按的是什么标准。
所以这个包裹从上海到南印度总共支出了1183元，赶上机票打折的时候，都够单程飞一趟了。在我经济拮据的七月份，这笔钱出得还是非常心疼的。
不管怎么样，现在我的申请文件已经无可挑剔，于是继续向移民局申诉。金奈移民局倒也确实在做事，收到我的申诉之后，派人上门来调查了三四次，了解了我的实际情况。按照他们的说法，之所以不发签证，完全是因为当下的疫情。可他们又反复调查我生活在这边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我写微信公众号挣生活费，于是他们要了我的微信公众号文章链接。我说我跟这边的中国家庭换钱，于是又要了我所有的换汇记录，大概是想通过我挖出地下钱庄洗钱的线索。
这些事情着实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拿不到签证，我只能希望真的是因为疫情。
讲这个关于签证和快递的故事，只是想从侧面给大家看看，在疫情等大背景下，“逆全球化”的操作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不少跨国通婚的夫妻，或者在跨国公司工作的职员，目前都面临分居、失业等状况。有些中印家庭的夫妻一年没见，或者孩子生下来一直都没见过爸爸……什么事都有。相比之下，我已经足够幸运，至少衣食无忧、夫妻团聚。
从没想到会把孩子生在印度
这一年的生活起伏的运程，正与我太太的孕程暗合。最为艰难的四五月，印度本身在严密封城，现金日益捉襟见肘，对未来一筹莫展，每天还要硬扛近40℃的高温，彼时我太太也正被早孕反应折磨得瘦了好几公斤。随着她的早孕反应渐消、状态渐好、肚子渐大，气候也变得舒适宜人，我们的生活也随之渐渐有了转机。或许这个生逢2020年的小生命代表着某种预兆……
在更早的过去，我甚至没想过会有自己的孩子。
我早年对结婚生子十分恐惧，害怕自己的一生被“套牢”。尤其是生儿育女，这意味着你和世界上的另一个人产生了一种无法撤消、无法割断的联结。“不可逆”是这一关系中最令我不安的——就算与那个人分开，两个人的结合依然会以孩子这种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你将永远都不能完整地属于你自己。因此，两个人交往是一回事，共同创造一个新生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项“工程”中所存在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极其巨大的成本令我感到无比畏惧。
我毕竟年长我太太八岁，在与她共结连理之时，便已经做好了生娃的准备；倒是我太太，花了颇长一段时间才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新角色。当然我也不想结婚后马上就生娃，一来要享受一下二人世界，二来跨文化婚姻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障碍、需要培养的默契，得要一起旅行生活一段时间来彼此磨合。直到我们在南印度安顿下来，生娃的事才被排上日程表。最着急的其实是我们两边的父母，我太太那个地方的人由于没有婚前性经验，缺乏安全意识，大多数在结婚后马上就会怀孕。她的几个表亲都是如此，她家人难免会想她没怀孕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问题。
正式开始尝试造人之后，却由于我接二连三的旅行错过良机。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喜马拉雅文化专栏作者林泉和她的先生罗布来到南印度，住在我家里。林泉告诉我，2019年，她在北京的一个朋友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她走后，朋友的太太就怀孕了，于是罗布就说，会不会他们走后，我太太就怀孕了。
当然这只是巧合，他们毕竟没有那么神，否则岂不是可以悬壶济世、专治不孕不育，想生娃的家庭就请他们去住两天……我那时候才从北印度带队回家，当月并没有怀上，验出怀孕是4月7日那天，正是印度封城最严格的时期。
印度封城期间造人成功，令我们喜忧参半。
喜的部分就不必说了，忧的部分主要是三点：一、听说许多人在疫情封城期间造人，岂不是正好赶上了疫情的婴儿潮，到时候会不会生孩子的人太多？二、疫情期间大家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医院，可怀孕之后少不了跟医院打交道，平添风险；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国。
那个时候，我的思维定式依然是打算回到国内生，于是让我父亲在上海打听，像我太太这样的产妇哪些医院能够接收，需要多少钱，最晚可以什么时候过去建档……了解下来得知，确实只有个别医院有接收像我太太这样产妇的资质，普通分娩的费用在两万元人民币左右。我当时觉得，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可以观望，如果九月之前疫情能够结束，依然有希望回国生；九月之后，我太太进入孕晚期，就不太适合长途飞行了。
不管在哪儿生，产检总要先做起来。我们第一次去产检是2020年4月29日，去了医院才知道查得晚了，按道理一得知怀孕马上就应该去医院检查，以避免宫外孕等情况。但那段时间正是印度疫情最为风声鹤唳的阶段，我们不太敢出门，我每个星期只出去买一次菜，而我太太已经有一个半月没出过门了。
我们去的是我们镇上最好的一家私立医院。那段时间我们虽然没有收入，但我觉得怀孕生孩子是人命关天的事，这个钱绝对不能省，哪怕砸锅卖铁也要给我太太提供这里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条件。以我太太抠门的性格，她自然是有些纠结的，她总琢磨着去附近另一家便宜的医院，但被我一票否决。
我太太在镇上最好的私立医院待产
就我自己在印度的就医体验而言，印度的私立医院和私人诊所并不贵。某些印度博主说印度穷人去免费的公立医院等死，而私立医院只有土豪才看得起病，这是以讹传讹。在印度，免费的公立医院属于最低医疗保障，因为印度没有公共医保，公立医院解决了“有”的问题，但保证不了“好”，普通小病看个门诊还是很实惠的；而私立医院也分三六九等，大多数私立医院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印度虽然贫富差距大，但也不是遍地土豪，专做土豪生意的医院应该有，但绝对是极少数。
以我太太这次在我们住的这个镇上最好的私立医院生产为例，从第一次产检到生完孩子出院，总共花费了大约一万元人民币。其中3000元左右花在大大小小的产检和孕期服用的药物；住院生产的全部费用是82211卢比，按当时的汇率合人民币7284元，包括顺产转剖腹产、在医院最好的套房病房住了6天、新生儿黄疸治疗，以及第一针疫苗、各种药物、新冠病毒检测、医生的新冠病毒防护服等费用。
我们这个花费在印度并不具有典型性，属于相当高的标准，基本上用的一切都是在当地能够找到的最好的。这家医院的接生套餐价格有四个等级，单纯接生套餐是普通病房15000卢比，多人间22500卢比（我也不知道普通病房与多人间的区别），单人间35000卢比，套间45000卢比，剖腹产在这个基础上另加10000卢比。我们因为先经历了顺产生不下来，转为剖腹产，所以又多加了10000卢比，整个套餐是65000卢比。如今非常时期强制要求做新冠病毒检测（4000卢比），并且要求支付医生的防护服费用（2500卢比），我觉得这纯属医院赚钱的名目，从头到尾压根就没见医生穿过防护服，在纱丽外面套个袍子就来接生了。至于疫情防控，更是连样子都不装了，之前几个月去产检的时候，还在座椅上贴胶带让大家分开坐，门口也有人测体温；而我们12月份去生孩子的时候，这些措施全都解除了。
回过头来继续说产检的事，头两次去产检，医院管得很严，家属不得入内。那段时间气温都在37℃～38℃，我只能躲在墙根底下的阴影里，到正午的时候连阴影都找不到，一度让我对去医院产检产生心理阴影。等到允许家属入内的时候，天气也已经不那么热了。
我们第一次产检的时候，胎儿已经10周了，印度的产检跟国内差不多，B超看看胎儿发育情况，了解下孕妇的状态如何，然后给你开点营养剂。
在印度，由于宗教关系，各种禁忌特别多，很多人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有相当一部分人吃素食，每天就吃些米饭、豆子和蔬菜糊糊；就算吃肉的人，大部分一周也只吃一次肉，所以这边的胎儿普遍偏小偏瘦，大部分生下来的时候都不超过5斤。我一看医生给我太太开的营养剂——叶酸、铁、锌、钙、B族维生素、DHA(3)，全都是针对饮食中缺少绿叶蔬菜和鱼类肉类进行的补充。我太太在营养均衡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吃些营养剂提高保险系数那就吃呗。我太太的早孕反应很严重，每次吃了补铁的药丸都会吐，后来我也尝了一下，果然有种泛恶心的感觉。前三个月她瘦了好几公斤，幸好第12周之后，早孕反应就消失了。
我们的产检就是每个月让医生看一下再开点营养剂，通常花费都在一两百元人民币，最多的一次有一个检查要六百多元人民币，到最后一个月则是每周产检一次，所以产检的花费总共在3000元人民币左右。除了37周左右羊水偏少之外，每次的检查结果都很好。
在当地居委会（Panchayat）登记了怀孕之后，居委会派人送来4公斤“蛋白粉”，并且每个月月初会再给3公斤，我觉得可能印度的孕妇营养不良的情况非常普遍。为了防止你变卖或者给别人，包装袋他们还得回收。我太太尝了之后说这不就是糌粑嘛！我研究了一下这个所谓的“蛋白粉”，果然是杂粮炒麦粉，只需冲泡便可即食，蛋白质含量为11%，跟一般的面粉相当，只不过它里面混了各种豆子、杂粮以均衡营养。我太太不爱吃糊状的东西，后来都是我每天当早饭吃。
经过了两次产检，我意识到印度生娃要比国内便宜太多，听说上海的医院全自费产检一次就要花一千元左右，于是动摇了回国生娃的念头，觉得回不去也挺好的，能省好多钱。因而渐渐接受了把娃生在印度的现实，甚至心底盼着最好回不去。在这种失业情势下回国，恐怕只能举债生娃，而把他生下来还只是养育“吞金兽”(4)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印度这边如果在公立医院生娃，政府会倒贴钱给你，不仅所有产检、接生免费，所有的营养剂也都免费，所以印度人口那么多是有原因的。
针对性别歧视的问题，印度有一个《孕前和产前诊断技术（禁止性别选择）法案》，医院里把这贴在墙上。孕妇家属要是敢问医生胎儿性别，可能会被送进监狱。
与我太太关系最好的闺蜜是2019年怀孕的，2019年夏天我见到她的时候，肚子已微微隆起。她2020年1月的时候在公立医院分娩，由于生产困难，又找不到医生，孩子最后胎死腹中，她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非常震惊，但也可以想象，她在的地方只有一家公立医院，到了冬天，有时候连个值班医生都找不到，她这样的情况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同样的惨剧后来又发生在她的另一个朋友身上。而就在前些天，在我太太的村里面，一位产妇虽然把孩子活着生了下来，自己却死于生产后的大出血——原因也是找不到医生。
我太太待产的私立医院
这种事情在印度恐怕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我们的娃生下来之后，办理出生证需要填一个表格，上面有一栏填的是：这是第几个活下来的宝宝——简简单单几个字，看得我触目惊心。印度的免费医疗听起来很美好，除了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之外，背后还有医生责任心的缺失，对医疗事故的扯皮，发生这种惨事之后，你甚至都不知道去哪儿申诉、找谁问责。所以印度的公立医院，看看门诊是挺好的。
我太太怀孕之后，有朋友来关心地询问：“男孩女孩知道了吗，外国人应该能告诉吧？”
医院B超房门口贴着一张大大的告示把我给吓到了：性别选择是犯罪！医生如果私下进行性别鉴定，最高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罚款10000卢比；要求做性别鉴定的家庭成员最高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罚款50000卢比；孕妇本人不予起诉——还没等你开口问，就先把你的嘴堵上了。
印度总体来说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传统观念上极度重男轻女，再加上嫁女儿有嫁妆负担，由于性别选择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衡长期以来都是印度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听我的邻居说，如果你们生的是一个男孩，整个社区都会很高兴并祝福你，母凭子贵——这简直是在用社会舆论来影响老百姓对婴儿性别的偏好，尤其是在一些落后地区，生女儿会被看作一种诅咒。
希望归希望，但我一早的预感就是生儿子。
我的预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有一次去产检，医生提到这个宝宝的时候，用了“he”来指代，很可能是医生说漏嘴；二是因为我们家族或许有某种无法解释的“高概率生男基因”（我知道这种说法不科学），据我所知，我们家族四世12口人就出了我姑姑一个女孩。
在距离预产期10天的时候，医生根据B超情况，将预产期往后调整了，让我太太15号傍晚带着东西住进医院。结果等到15号一直都没动静，我们拎着大包小包去了医院。
我太太直到生产前都还挺灵活的，连医院都是自己走着去的，步行十分钟路程，后来证明医院离家近非常重要，她吃不惯南印度的食物，住院期间的三餐都是我在家做好给送过去的。她在整个怀孕期间也没有买过任何孕妇服装，印度的衣服本身就宽宽大大，孕妇直接穿出门毫无违和感。
决定在印度生产之后，自然还要考虑如何坐月子和带娃。在印度请阿姨也不是不可以（月嫂这种职业在印度是不存在的），但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不通。我一开始打算让我妈过来帮忙，当时没想到国际航班会停那么久。后来眼瞅着我妈过来的希望破灭，那就让丈母娘过来吧。我的丈母娘尚未退休，但她那种上班本身也挺随意，轻轻松松请了一个月假，而且可以延期。
我原本还颇自负地认为，就算没人帮忙，我们自己也带得了孩子。一来我不用上班，可以做全职奶爸；二来所有的带娃知识都能在网上找到，有不懂的东西看视频学就行了。现在想起来，多亏丈母娘来了，要是没有丈母娘帮忙的话，赶上我太太剖腹产这种意外状况，我同时得照顾一大一小，肯定会把我搞得焦头烂额。而丈母娘是一手带大三个娃的老手，有她在，我就轻松得多。我这人一贯认为“术业有专攻”，信任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对带娃的问题也不存在“一定要怎么样或一定不能怎么样”的执念，所以带娃这件事情，我基本上不插手掺和，一早就做好了分工——丈母娘和我太太负责照顾娃，我负责做饭、购物等后勤保障。这样我晚上就不用起夜了，有足够的精力为她们准备一日三餐，还能继续写文章。
首先要“吐槽”的就是这家医院的病房里，除了床单枕头以外，什么都没有。我太太一开始要带毯子、衣服过去，还被我嘲笑，我说既然住院，这些东西肯定用医院里的啊，不然弄脏了，我们岂不是还得自己换洗？我太太说你不了解印度……事实证明我真的还不够了解印度，除了没毯子之外，病号服、热水之类的也一概没有，我太太得穿自己的衣服、盖自己的毯子，得自己想办法烧热水。这大概就是印度的病房比宾馆还便宜的原因。
医院之所以没有这些东西，可能就跟印度租房不带家具是一样的道理——由于印度教的洁净观，印度人会觉得别人用过的东西脏。住宾馆你不可能随身带寝具，但去医院是可以的。
入住当晚，我太太打了催产针，随后开始宫缩、阵痛。我16号早上去送早饭的时候，宫口刚开一指，吃过流质早饭后，10点左右，我太太就进了产房，那时候护士允许我跟进去看了一下，按照说好的，等开到两指，就可以实施无痛分娩。
这个“无痛分娩”，我们彻底让医院给坑了。
由于我太太是疼痛敏感型体质，我很早就跟她讲以后生娃，我们选无痛分娩，之所以心心念念要在上海生，也是因为上海的很多医院都有无痛分娩。在早期产检的时候，我们问医生这里有没有“无痛分娩”，医生说有。事实证明有些印度人忽悠起人来是不分性别、年龄、学历、职位的，你无论问他们什么事，都是没有一定说有，不懂一定说懂，不会也一定说会。很多印度人什么都肯答应你，等要他兑现的时候，就会搬出一堆借口。
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多印度人不靠谱，反反复复确认了几次，问得越多，越觉得这里的医生可能从来没有做过无痛分娩，毕竟印度这些小地方的产妇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无痛分娩”这回事。尤其是在咨询处登记的时候，有一个工作人员居然以为无痛分娩就是剖腹产，把我吓了一跳。再去跟医生确认，医生依然言之凿凿说他们会无痛分娩。
为了这个“无痛分娩”，医院还多收了我一万卢比，然而当我在产房里看到他们准备“无痛分娩”时，我就知道情况不妙。
无痛分娩确切地说叫作分娩镇痛，通过脊椎导管持续给药，从而减轻分娩的痛苦，产妇可以自己操作一个镇痛泵。但印度这个医院的所谓“无痛分娩”，就是给你注射一次性的常规麻药，我太太说只管用了一个小时，然而从宫口开两指到全开之间有四五个小时，药劲过之后就跟正常分娩一样，疼到怀疑人生。
印度的医院，生产过程中家人不允许进产房，我们只能在外面焦急地等待。下午快到2点的时候，一个护士出来告诉我说，宫颈已全开，应该还有半个小时就能生。我听到后松了口气，赶紧把好消息告诉了丈母娘；丈母娘也松了口气，说她早上5点就开始念经念到现在。
我努力冷静了一下，跟医生说，如果只能剖腹产那就剖吧，不然胎儿要窒息的。
离开产房前，我忍不住又看了一眼我太太扭曲的身体，情绪崩溃地哭了出来……
在怀孕期间，我太太每次一想到要把这个宝宝生下来，她就会说：“哎呀，我怕死了！你不怕吗？”我说这有什么好怕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生下来的，每个妈妈都会经历，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她又问我：“如果让你进产房陪产，你敢进来吗？”我说这有什么不敢的，电影和电视里很多丈夫都陪产的。
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确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生下来的，只是那些没及时生下来的都死了；也确实每个妈妈都会经历分娩，只是那些没挺过去的都死了……她们根本没有机会告诉别人她们的故事。
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我过去以为自己可以无所畏惧地待在产房里，事实上我待不了，因为我完全无法忍受自己看见我太太受折磨的样子。我会哭出来并不是因为害怕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我非常信任现代医学能够处理这样的状况，然而我太太的每一次呻吟和抽搐，都会像一把钝刀一样割在我的心头。
我完全记不得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太太说她从来没看见我哭过，但那天我哭了三次，这只是第一次。
深呼吸稳定住自己后，我去护士台签了手术同意书。护士跟我说：“转去剖腹产那就很快了，15分钟后，你就能见到孩子了。”
事实证明，印度就算是医生和护士这样的人，也毫无时间概念，他们说的“15分钟”，必须根据“印度时间”进行转换，至少是30分钟到60分钟。
下午4点整，一个护士抱着一个新生儿出来了。她恭喜我生了个男孩，这臭小子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眼睛也已微微睁开，并不像别的新生儿那么皱巴巴，难怪会生不下来，后来称重是7斤2两，跟我出生时一样重。护士把臭小子交到我手上让我抱了一下，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自己有一部分永远地改变了。
事后我回想，假如我们是在上海接受了真正的无痛分娩，我太太或许就不会痛到身体失控而无法配合医生，或许便能够正常分娩，不必受这次开膛破肚的无妄之灾；然而假如我们在我太太家那样的地方，碰到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就会像我太太的闺蜜一样，由于找不到医生（尤其她生孩子的那天是当地的新年初二），没有办法及时转去剖腹产，导致孩子窒息而死。
幸运与不幸，都是相对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同一件事对生在不同地方的人来说，可能更简单，也可能更困难。有些人所困扰和烦恼的，是究竟该让孩子去上哪个早教班；而有些人用尽全力，也没能让自己的孩子与这个世界见上一面。
当我太太被推回病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我实在无法想象她这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一想到她所经历的这一切，心头就会猛然一紧，于是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又第三次情绪失控，大哭了起来。
跟我太太结婚两年多，跟她分开的时间只有40天，其他日子里每天都朝夕相处，搬来南印度之后，她甚至都从来没单独出门过。照理说，这种相处的密度很容易相看两相厌，我确实有时候会嫌她烦人，然而2020年12月16日这天让我意识到，我已爱她如至亲。
女人的每一次分娩，都是到鬼门关去走一遭，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没有变过。我只恨自己不能替我太太生，我的耐痛能力比她要强得多。
然而，这里的几乎所有人都只关心孩子怎么样，很少有人想到问一声妈妈怎么样，这让我很生气。奈何印度的社会文化本身就缺乏对女性最基本的尊重。
印度也有“月子”，叫“Jaappa”，但印度月子跟中国月子的性质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刚生完孩子的产妇是在“不洁期”（Asaucham），因此产妇和婴儿有10～40天的隔离期（Purudu），禁止丈夫与其同房，同时会吃一些特殊的膳食，以增加母乳，但并没有更多的养生防护。我太太生完才三天，医生居然就叫她洗澡，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南印度属于热带，在他们的观念里，不存在“寒气”之类的东西。
南印度地区会给新生儿脸上画丑妆
南印度这边有颇多关于新生儿的迷信，比如新生儿出生前不能准备任何东西，那时候我朋友让我提前准备好待产包，结果印度当地人对我们说，他们觉得准备任何东西都是不吉利的，等小孩儿出生后直接在医院买就行了。又如不传播新生儿照片，要给新生儿脸上画丑妆，等等，据说是因为不想让人议论新生儿的长相，免得引起一些“邪灵”对新生儿的注意。我觉得这与过去医疗水平低下、孕妇营养不良以及新生儿早夭率较高有关，因此人们发明出各种迷信方法来“提高新生儿存活率”。可他们对待新生儿的动作又很粗暴，护士有时候拎起娃来就像拎小猫小狗似的，看得我着实有些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