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定陵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国古代一共出现了多少个皇帝？如果从公元前221年嬴政称帝开始算起，到1912年溥仪退位宣告中国帝制的结束，在这2132年的时间里，大大小小一共出现了422位皇帝（当然也有其他的说法）。这么多的皇帝，他们或许治国有方，或许荒**无度，死后都被埋葬在了精心所选的风水宝地之中，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帝陵文化。
在如此众多的帝陵之中，有一座陵墓尤为特殊，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经由考古学家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它就是明十三陵中的定陵——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发掘于20世纪50年代，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技术水平的不完善，定陵出土的文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导致很多珍贵文物被损毁。也就是在定陵发掘之后，考古学界才有了“不主动发掘帝陵”的规定。
今天，定陵的地宫已经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还能进入参观，但现在大家眼前的那个地宫，早就不是万历皇帝下葬时的样子。定陵在发掘过程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不主动发掘帝陵”的规矩又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回到现场去一探究竟。
● “躲过一劫”的长陵
说到定陵的发掘，我们不得不提到长陵。起初，考古学家们要发掘的帝陵是长陵，可调查一开始便陷入了困境。这是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而不是像孙殿英盗掘清东陵那样的野蛮发掘，所有的流程必须严格按照考古程序来，尽可能先找到通往地宫的隧道，在保持整个墓葬形制完好的前提下进入地宫。所以这第一步，就是通过勘探，找到长陵的地宫入口。
长陵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墓，是十三陵的首陵，其规模也是十三陵中最大的。考古人员围着陵墓的宝城、宝顶忙活了好几天，连个地宫的影子都没找到。这里插一句，所谓的“宝城”“宝顶”，是古代陵墓的专业术语。明代的帝王陵采取的是封土形式，地宫之上堆成一个高高的土堆，四周再砌上高大的砖城，城墙上还设有垛口和女墙，像一座小城，所以被称为“宝城”。高大的封土远远望去，就像突出的圆顶，被称之为“宝顶”。
一筹莫展之际，发掘委员会迅速作出对策，决定先找个其他皇陵试掘，积累经验，再向长陵发起冲击。1955年11月23日，吴晗向国务院做了汇报，提出将永陵作为试掘的陵墓。他在报告中写道：
鉴于长陵已有600余年历史，很可能地层已发生变化，土壤产生淤积等情况，建议正式发掘前，进行一次科学勘测。根据勘测结果和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先在永陵进行部分试掘，以便积累经验，拟定开发长陵的详细计划。
永陵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帝和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由于嘉靖皇帝在位时间长达45年，所以永陵的修建时间也很长，其规模在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保存情况较好。
可是，对永陵的勘探工作依然一无所获。无奈之际，“长陵发掘委员会”决定将发掘目标转向定陵。
定陵是明代万历皇帝的陵墓。在22岁的时候，万历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前后历时六年时间才完工。史料中记载，“给事中惠世扬、御史薛贞巡视陵工，费至八百余万云”，也就是说，修建定陵总共花费了白银八百多万两。这什么概念呢？万历中期，当时全国每年的赋税收入大概在白银四百万两左右，造一个定陵竟然用去了当时全国两年的赋税总收入。定陵虽然历史上曾遭受过三次大火，但一些地面建筑仍然保存了下来。通过这些地面建筑，或许能够找到陵墓构造的线索。
几经波折，那一天终于来了。当队员们勘探到宝城的一角时，队长赵其昌突然发现，在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城砖塌陷下来，露出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由于当时没有梯子，附近又找不到大块的石头和木料，队员们便搭人梯上到了洞口。经过观察发现，这个洞口像是个门券的上端，光照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往里挖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位工人发现，其中一块砌在墙里的石条上，赫然刻着三个大字：“隧道门”。
果不其然，往下挖了十多天后，发现了一个券门。为了保证陵内的安全，考古队决定不将券门拆通，而是在第一条探沟的延长线上，挖开了第二条探沟。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使考古队让关键证据在眼皮子底下溜走了，从而多走了好些弯路。
第二条探沟整整挖了一个多月，却始终没有新线索出现。于是，夏鼐决定加深探沟。一天，一个参与挖掘的民工，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带有刻字的小石碑，碑上刻着16个字：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短短16个字，却至关重要。这句话的含义简洁明了：只要再往前挖16丈，深3丈5尺，就能挖到金刚墙了。明朝人把地宫的墓墙称为金刚墙。所以这块墓碑，等于是明确提示了地宫的具体位置。
这里多解释一句，有的人会疑惑，为什么墓边会出现这种类似于“指路”性质的石头呢？这不等于是给盗墓贼提供方向了吗？这就得说说明代的陵墓制度。明代，比较讲究帝后合葬，也就是皇帝和皇后死后葬于一处。可人的生死是不能控制的，有个先后顺序，总不能皇帝和皇后连去世的时间都保持一致吧？所以，如果皇帝先死，皇后死后就得重新挖开陵墓安葬。为了不对陵墓造成破坏，就得事先在陵墓的入口、隧道口、墓门等地方留下指示标记，方便二次入葬。我们前面说的小石碑，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根据石碑提供的线索，考古队修改了挖掘计划，在通往宝顶中心的方向，开挖了第三条探沟。
1957年5月，考古队终于挖到了陵墓的外墙金刚墙。整座墙高8.8米，厚1.6米，由4层石条铺就，石基上方用了56层城砖和灰浆砌成。最让人兴奋的是，在金刚墙的中央有个砖砌的梯形门券，上窄下宽。大概率来看，这就是400多年前，万历皇帝下葬时的入口。
考古队从门券最上面的几层砖开始拆起，很快，金刚墙就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我国古代的各种野史中，流传着各种关于墓葬机关的传说，什么暗箭、飞刀、毒气、陷阱等，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在这之前，还没有人真正进入过古代的帝王陵墓，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形，到底有没有机关，每个人心里都没谱。
为了谨慎起见，副队长白万玉决定先派一位同志进入地宫看看情况。但是派哪一位同志进去呢？这就得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了：首先，这位同志肯定要年轻力壮，万一真有危险，跑得也快；其次，还得有经验，能处理各种突**况；最后，胆子得大。思来想去，白万玉最后选中了庞中威。
多年之后，庞中威回忆起当初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在进去之前，考古队给庞中威做了很多保护措施，不仅戴了防毒面具，腰间还系了一根长绳，另一头由洞口的人紧紧攥着，万一有危险，就赶紧往回拉。
下去之后，庞中威弯着腰，躬着身，精神高度集中，只听见脚落之处，有“嗦嗦”的响声，后来才知道，这些响声是由地上散落着的腐木发出的。当初将万历的棺木搬进陵寝的时候，因为太过沉重，工人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在地上铺一层圆木，通过滚动的方式来搬运，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三百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圆木早已腐朽殆尽，所以踩上去才会有如此声音。
经过一番检查，墓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于是白万玉又派了几个人下去。一堆人借助着手电光，在黑暗中慢慢向前探索。突然间，有队员喊道：“地宫门！”只见光亮的尽头，两扇洁白如玉的大石门兀自矗立在人们面前。
● 围观考古现场：揭开地宫的秘密
一路磕磕绊绊，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考古队总算是找到了通往地宫的石门。不过，考古队的考验还没有结束——若能这么快就进入地宫，这就不是皇帝陵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扇石门，是用整块汉白玉做成的，即使历经了三百多年的沧桑，仍然洁白如雪。每扇大门上，还都刻了九九八十一枚乳状门钉。这可是有讲究的，它映射的，是皇帝生前的居住之所——紫禁城。如果我们留意现在故宫的大门，没有一扇是光滑的，上面铺满了横九排竖九排的金黄色门钉。
那为什么偏偏是数字九呢？《黄帝内经》中说：“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九”是最大的阳数，所以地位崇高。而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与“九”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皇帝也特别喜欢把自己和“九”联系在一起，比如自称为“九五之尊”；天诞日是正月初九，一年还要祭九次天等。此外，“九”跟“长久”的“久”是同音字，皇帝们也喜欢用“九”来表示他们的统治天长地久。地宫的大门，做成类似于紫禁城宫门的样式，正暗示了万历皇帝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长长久久。
再回到我们的考古现场。目前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打开这个石门。队员们轻轻向前推了一下石门，发现没有任何反应。好在石门制作得虽然精致，但中间依然留了一道3厘米宽的门缝，有人用手电筒往门缝里一照，发现一块石条把大门死死给顶住了。
考古不是盗墓，既要保证石门的完整无缺，又要保证门后的大石条的完整，所以千万不能用暴力手段把石门打开，这可难倒了考古队。按照常理分析，石条是不可能由宫女、工匠等奴仆在地宫里面顶住石门的，这样的话，奴仆们很可能就死在地宫内，而地宫是埋葬帝、后的处所，其他人是不能与帝、后同穴的。因此只有一种可能，石条是由人在门外顶住石门的，应该有一种可以从外边拉住顶门石的工具。
那到底是什么工具呢？考古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从有关明末崇祯皇帝入葬的记载中找了一些蛛丝马迹。清代谭吉璁的《肃松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后来，昌平州吏赵一桂，出于对旧主的效忠，主动拿出钱财为崇祯帝发丧。由于崇祯生前还没来得及为自己建造陵墓，于是赵一桂便将崇祯和周皇后的棺木，运往他的宠妃田贵妃的墓中安葬。工匠们用了四个昼夜，挖开了田贵妃的墓，见到了地宫大门，再用一种叫作“拐钉钥匙”的工具将石门打开后，将崇祯的棺木放了进去。
古书中所说的“拐钉钥匙”，就是打开石门的关键。可它究竟长什么样子呢？这又难倒了考古队。
拐钉拐钉，既然如此命名，那一定是个带弯的东西，结合它的用途，队长赵其昌突然灵机一动，找来了一根1米多长的8号铁丝，把顶端弯成了半个口字形，立着从门缝里送进去，用板条开口卡住倾斜着的顶门石上端，轻轻地向内推动，使顶门石逐渐直立，并最终离开门内突起的石坎。
推开石门后，考古队发现顶门石上写着一行字：玄宫七座门自来石俱未验。这应该是当时工匠留下的文字，我们也知道了，原来这顶门石叫“自来石”，而且不止一处，玄宫内还有同样装置的六座门。
事后，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自来石的结构，会不得不感慨古人的智慧。整块自来石上下两端略宽，中间稍窄。制作石门时，工匠在门内侧中部预先设计了一个凸起的石坎，再在门洞中部的地面上凿了个凹槽。自来石的长度，恰好等于石坎和凹槽之间的直线距离。当皇帝入葬之后，工匠们先将其中一扇门关闭，另一扇半掩着。自来石的下端插在了地面的凹槽内，上端则靠在半掩石门内侧凸起的石坎下。随着石门慢慢关闭，自来石就会自动地随着石门慢慢倾斜。等石门完全关闭后，自来石恰好完全顶住两扇石门的凸起石坎，再也打不开了。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设计，成了保护帝陵的最后一道屏障。
石门终于打开了。此刻，万历皇帝的玄宫殿堂，已经全部展露在人们的面前。
● 奇特的埋葬姿势
靠着自制的“拐钉钥匙”，考古队终于打开了地宫的大门。整个地宫的构造分为前、中、后殿和左右配殿五个部分。经过一番搜索，大家终于在后殿的中部偏西处，发现了三口朱漆的棺椁。毫无疑问，这就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死后的栖息之地。这一年多的发掘，总算有了个圆满的结果。
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搞清楚这三具尸体的状况。他们是保存完好还是早已腐烂？穿的什么衣服？葬式如何？
带着诸多疑问，考古队员慢慢走向这三具棺椁。大家发现，右侧的那具尸体损坏最严重，需要首先清理。地宫一旦被打开，稳定的环境将不复存在，对尸体和文物来说，是个极大的隐患，所以当务之急是马上将损坏严重的文物清理掉。
这具棺椁里躺着的是孝靖皇后。关于孝靖皇后的故事，我们可以多聊几句。孝靖皇后本姓王，父亲王天瑞是锦衣卫百户，13岁的时候被选入宫，成了服侍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的宫女。16岁时被万历皇帝一眼相中，临幸之后怀了孕，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按道理母以子贵，可万历皇帝当时特别宠幸另一个妃子郑贵妃，所以对王氏十分冷淡，仅仅封她为“才人”“恭妃”，而且将她打入冷宫，不准儿子与她见面。
可怜的王氏被打入幽宫20年，死的时候才37岁。她的儿子朱常洛也很惨，虽然在皇储之争中被立为太子，万历驾崩之后继承了皇位，却因为生病，登基不足一个月就去世了。他也成了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接着，朱常洛的儿子，也就是王氏的孙子朱由校继位，这就是天启皇帝。他给皇祖母重新操办了丧事，因为王氏比万历早十年去世，最开始埋在了东井的平岗地。天启皇帝就将王氏随万历帝葬入十三陵地宫，并正式封为“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这一番折腾，导致棺椁的损坏尤为严重。
棺椁被打开的时候，孝靖皇后的尸身已经只剩骸骨了。棺内还随葬了大量的锦缎、衣服、金银器等。
接着清理的，是左侧孝端皇后的棺椁。孝端皇后是万历帝的原配，比他早三个月去世，万历帝去世后，他们一同被葬在了定陵。
最后清理的是万历皇帝的棺椁。他的棺椁最大，长3.3米，高1.8米，棺内除了他的尸体外，塞满了各种陪葬品。他最上层盖的是织锦被，被下放着袍服和织饰匹料。万历皇帝身着刺绣衮服，腰系玉带，头戴乌纱翼善冠；下身穿黄素绫裤，足蹬红素缎高绣靴。
仔细研究这三具棺椁，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万历皇帝、孝端皇后以及孝靖皇后三人，都采用的是“S形”的侧卧式葬式。不了解中国墓葬礼仪的人可能会不解，不就是侧卧吗？到底稀奇在哪里？
这么说吧，我国古人对于死后世界是极其看重的，所以一个人死后埋葬的葬式是非常讲究的，绝不是随意的行为。在“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的引领下，把死者的葬式摆成和生前睡姿类似的仰身直肢葬式是最普遍的姿势。距今8500—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了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仰身直肢葬实例。之后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再到元明清，仰身直肢葬遍布全国各地。
万历皇帝贵为一国之君，按道理最应该遵守礼制，却偏偏采用了有悖于传统的“S形”侧卧式葬式，这其中必定大有深意。
很多学者对万历帝后的葬式进行了研究，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以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的王秀玲老师为代表。她认为，这一葬式与北斗七星的星象相对应，通过天人感应，彰显出帝王至尊的身份。
在古代，“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二十八星宿中属于紫微垣。古人一直把紫微星当成是“帝星”，所以天帝住的天宫，也叫做紫微宫。人间的皇帝自诩为“天子”，“紫”字代称皇帝，因为皇帝居住的内城严禁百姓靠近，所以故宫在古代被称为“紫禁城”。
除此之外，王秀玲老师还提出，明代的道教和风水堪舆，都受到了“北斗七星”理论的影响，比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的地面建筑就是采用了类似北斗七星形状的“S型”布局。那么，作为太祖子孙的万历皇帝，使用了所谓的“北斗七星葬式”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明孝陵的影响。
这一种解释，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恩子健先生随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万历皇帝压根不信奉道教，为什么死后要秉持道教的那一套升仙理论呢？
根据史料记载，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广修佛寺，大办法事，在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还曾在宫中安置佛舍利三颗，用于供养。史料中还记载，李太后因为自己出身卑微，便假托自己梦见了九莲菩萨授予经书，证明自己是九莲菩萨转世，以此来改变出身带给自己及儿子万历皇帝不利的影响。
受母亲的影响，万历皇帝也很推崇佛学，他曾经在敕谕中说：“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又要求寺内僧众，“尔寺务须庄严持咏，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
仅凭文献记载，说服力似乎不够。我们来看看定陵地宫里出土的文物。在地宫里，在万历皇帝的棺内，出土了一件“红八宝纹暗花缎缂丝盘龙佛字方补交领夹龙袍”，其前后胸方补内为正面龙戏珠，龙首顶部缂一金“佛”字。孝靖皇后尸体最上层覆盖的是一床“经被”，上面有朱书经文，虽然字迹已经模糊，但还是能够隐约看出“南无阿弥陀佛”“华严”等字样。
除此之外，地宫出土了六串念珠，其中三串出自孝端皇后棺内头部北侧的漆盒中，另外三串则干脆放在了万历皇帝的遗体左手处，其中一串更是被万历握在了左手上。死后都要将念珠紧握在手中，万历对佛教的崇信，不言自明。
而巧合的是，“侧卧”在佛教拥有十分尊崇的地位。《大般涅槃经》中记载，佛祖在涅槃时，采用的是一种向右侧的卧姿，称为“狮子卧”。现在我国各地佛教古迹中的佛祖涅槃像，比如重庆大足石刻的卧佛，就是采用的这一形象。
万历皇帝贵为天子，又自认为是转世菩萨所生之子，去世时特意采用和佛祖涅槃时一致的姿势，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 衮服与十二章纹饰
定陵中出土了不少珍贵的文物，而在我看来，最珍贵的当属万历皇帝和皇后身上穿的、棺里随葬的各类服饰了。为什么呢？服饰，体现的正是当时人们的审美、思想以及礼制。
在古代社会，服饰是与社会等级相关联的，从一个人所穿的衣服，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和地位。我国历代的史籍，像《后汉书》《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都专门设有《舆服志》一章，来记载本朝服饰的形制、纹样和用途。所以定陵出土的各种类型的服饰，就特别有意义，它们可是代表了当时最高统治阶级的礼制和审美。
这其中，等级最高的服饰叫做“衮服”。“衮”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常用，古人的解释是：“衮与卷古同声。卷者，曲也，象龙曲形曰卷龙，画龙作服曰龙卷，加衮之服曰衮衣。”这么看来，衮服就是衣服上有龙的服饰。
除了龙，衮服上还有其他的纹饰，统称为“十二章纹饰”，分别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可别小看了这十二章纹饰，从西周时期，它们就已经出现，并且形成定制，成为历代帝王的服章制度了。每一个纹饰，都有着深刻的内涵。首先，前三章，“日、月、星辰”，表示的是“照临”，如三光之耀，有“普照天下”的寓意；“山”，形象高大，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龙”，能变化而取其神之意，象征君主的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华虫”，古人解释为“雉”的一种，表明帝王有文章之德；“宗彝”，是古代青铜酒器的一种，用来祭祀；“藻”，指的是深水中的水草，象征洁净；“火”，表示光明；“粉米”，洁白的米粒，取其滋养，有济养之德；“黼”的读音与“斧”一样，所以它的形象也是斧形的，象征着权威；“黻”，读音同“服”，是一个两弓相背的半青半黑的花纹，寓意着明辨是非。总之，每一个纹饰都有很吉祥的寓意。
十二章纹饰影响深远，甚至到了民国时期，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观念。我举个例子，鲁迅先生曾经在北洋政府当过一阵子公务员。当时，他和好朋友钱稻孙、许寿裳完成了袁世凯总统府交办的一项大事——为北洋政府设计国徽。国徽的核心设计思路，就是这十二章纹饰。鲁迅在设计说明中写道：“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取其断也；黻，取其辨也。美德之最，莫不赅备。”他正是借用了十二章纹饰中蕴含的美德，来寄托自己对中国的美好祝福。
根据文献的记载，衮服的形制是“上衣下裳”。《明会典》中说：“洪武十六年定：衮，玄衣黄裳，十二章。”玄衣黄裳，这是有讲究的，玄黄代表的是乾坤，也就是天地。天在未明之时为玄色，上衣代表的是“天”，所以用玄色；地为黄色，下裳代表的是“地”，所以用黄色。这套形制，在明代的官方典籍中都有记载。
但是定陵出土的文物，却展示了“衮服”的不见史料的另一面。在定陵中，我们一共出土了5件袍式的衮服。它们同样饰有十二章纹饰，但却一改“上衣下裳”的形制，而是上下为一个整体，全身由两袖、前片（包括大小襟）、后片组成。迄今为止，这种类型的袍式衮服，还未在历史文献中发现过。
说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质疑，凭什么认定它一定是“衮服”呢？在出土这几件衮服的相同地方，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墨书标签。上面残存的字迹依稀可以识别：“万历四十五年……衮服……”“万历四十五年，衮服一套收”。两者相结合，这些衣服是“衮服”无疑了。
于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有学者研究认为，万历时期，明朝的统治力达到了顶峰，整个社会从明朝初年的动乱已经变得稳定，“皇权至上”的礼制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而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服饰，作为日常使用最频繁的物件之一，它的世俗化功能开始显现。对于皇帝来说，袍式的常服穿起来显然更加方便、自由。为了既方便，又不失去服饰的政治意义，将衮服特有的十二章装饰在袍式常服上，组合成一种简化了的衮服，便应运而生了。
● “不主动发掘帝陵”的规矩
定陵的发掘，解决了很多历史问题，但是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是考古学家们始料未及的……
考古学界有一个规定：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这里我们再补充一点，事实上，不仅是帝王陵，连普通的古代墓葬，考古工作者们都很少去主动发掘。现在，考古工作者做得比较多的，是配合一些城市基建工程所进行的被动性发掘，尤其是那些历史比较悠久的城市，往下一挖，很有可能碰到古代墓葬，这个时候就需要考古队去“救火”了。
“不主动发掘帝陵”这个文物保护理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经历了发掘定陵的惨痛教训之后才逐步形成的。
当时，定陵的发掘过程中，在发现帝后的棺椁之前，一切流程都是按照标准的考古学规范进行的，发掘过程也有很多收获，解决了很多历史疑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万历皇帝生前最喜欢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两位皇后，而是郑贵妃。在他弥留之际，希望永远与郑贵妃在一起，于是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可是，三百年后定陵玄宫开启，并没有郑贵妃的影子，陪伴在万历皇帝身边的，分别是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
不过，这或许也可以理解。万历皇帝生前就已经对他的臣子失去了威慑力，那么在死后，这种威慑力就更加**然无存了。当时朝中的大臣们都排挤郑贵妃，所以不履行这一愿望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不是很先进，很多有价值的文物发掘之后都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首当其冲的是出土的丝织品。对于丝织品的保护，当时的考古队员都没有经验。有人建议，丝织匹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托裱，背后衬用韧性大的纸张，方便卷舒；还有人建议，在浆糊内加入防腐剂，方便长久保存。但是，由于缺乏专业人士的现场指导，托裱工作进行得很粗糙，一些不当手法也加速了丝织品的腐化。
同样遭受悲惨命运的，还有帝后的三具棺椁。现在大家去定陵地宫参观，去玄宫的后殿，你会看到那里摆着三口巨大的棺椁，但这却不是金丝楠木制作的，而是用白灰和水泥制成的复制品。那么，真正的棺椁去了哪里呢？居然是被当时的工作人员扔到了城外的山沟里头。1959年9月30日，当时正逢定陵博物馆开馆，时任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嫌地宫脏乱，要求工作人员将棺椁全部扔了出去。一个星期后，定陵棺木被扔的消息传到了夏鼐耳中，这位考古学大师气得全身发抖，马上打电话让博物馆重新捡回棺木加以保护。可是，空**的山谷里早已不见了棺木的踪影。
定陵的发掘是考古史上的一场悲剧。正因为有了它的前车之鉴，整个考古学界才决定，不主动去发掘帝王陵墓，就让这些人类的伟大遗产完整地保留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