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什么是犹太人
我有时会在维也纳的“犹太精神同一学会”（Jewish Soul Identity Institute）给犹太学生开展讲座。在讲座中，我常常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把一个人定义为犹太人？
通常，学生们会很快回答说，这指的是一种宗教生活，履行犹太戒律（上帝赐给犹太人的戒命），遵循托拉（犹太人圣经以及圣人们对它的注释）。
也许他们以为这是我想听到的答案。
同样，当我问“什么是犹太[1]”时，他们回答说这是一种宗教。
而我给出的观点，让他们惊讶不已：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丝毫不取决于他与宗教的联系，也不取决于他对戒律的履行，甚至不取决于他的信仰。
根据《塔木德经》（犹太律法），一位犹太人也可以是一位无神论者。
于是，一些学生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犹太母亲的子女就是犹太人。换句话说，犹太人的身份是由遗传基由所决定的——通过遗传所继承的某种血统（尤其通过母亲——我们将稍后讨论这个问题）。
虽然我基本同意这个定义，但我仍然尝试通过问题向我的听众提出挑战：“那么改宗者呢？”
既然并不具备犹太血统的改宗者可以加入犹太民族，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断言犹太民族是某些基因的统一体呢？
这时，大多数学生都陷入了困惑。他们期待我为他们揭晓谜底。但仍有勇敢者尝试另一个角度：“它是一个国家。”
他们说，一个犹太人，是犹太人民的一分子，就像一个乌克兰人是乌克兰的组成部分一样。这答案似乎直截了当，不是吗？
事实上，尽管在当今时代，这样的定义似乎前所未有地顺理成章，然而，即使我们暂时不去质疑国家认同感的范畴，我们仍然会发现人们难以把这个定义作为判断某人是否是犹太人的标准。
事实上，犹太国家还是一个全新的产物。
人们会说，流亡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走到了一起，早在以色列建国前的几十年时间中，犹太民族便焕发了新生。只是，这些犹太人在“走到一起”之前已经是犹太人了。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被称为犹太人呢？
同样，即使一位犹太人宣称完全缺乏对于犹太国家的认同感，比如在布鲁克林参加撒塔玛运动（Satmar）[2]的哈西德教徒，或者丝毫不具备犹太民族归属感的某位犹太思想家，人们也认为他们是犹太人。
诺姆·乔姆斯基教授（Noam Chomsky）[3]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因为他公开反对以色列的言论而被以色列政府禁止入境。尽管如此，没有人否认，《塔木德经》上的每个字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位犹太人。
另一方面，有许多人仅仅具有以色列国籍，但人们并不把他们视为犹太人。因为他们既没有一位犹太母亲，也从未参加过符合《塔木德经》的改宗仪式。
因此，我们发现答案要比我们原来认为的更加复杂。
毋庸赘言，既然我们着手于一本介绍犹太人的书籍，那么就要首先回答是什么定义了犹太人这个基本问题。
这个问题在犹太人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它首先出现于以色列制定《回归法》时的公开争论中（这场争论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对这场争论的各种观点进行分析，会发现其争论的重点似乎涉及改宗者所需要的虔诚度。
除此之外，人们对犹太人的两个基本特征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1. 并不是每个自以为是犹太人的人都被认为是犹太人——如果他们没有经历改宗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犹太身份并不取决于他的良好愿望或情感，而是要求外在权威以及根据特定的标准来判断。
2. 犹太母亲的子女无疑是犹太人。
悬而未决的情况包括潜在不虔诚的改宗者以及仅有父亲是犹太人的情况。如果一个人的父母中仅有父亲是犹太人，即使在以色列《回归法》中，他也不被视为犹太人。但基于与犹太民族的血缘联系，这样的人具有移民以色列并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的资格。
以下我要提出的犹太人定义非常简单，哪怕我们一开始就承认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总之，我们已经认同的定义是，犹太民族是一个得以扩展的大家庭，其成员和身份特征是由生理血缘基础所决定的，但有一种例外情况——改宗者。
希伯来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的哈维·戈德堡教授（Harvey Goldberg）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尽管约书的经义与全人类息息相关，但它尤其直接关系到仅仅人类中的一部分，因为它代代相传的方式类似于（却不完全等同于）人类生理上的繁衍生息。
正如我们在亚伯拉罕（Abraham）的故事中所看到的，显然，甚至人类血缘的传承也依赖于宗教的延续……
……我们应该把发源于亚伯拉罕的特定传统与其他民族的历史和传统进行对比。犹太信仰，结合着普世的宗教讯息，蕴藏于开放性的经卷之中，聚集起千百万人民，并让其中的大多数人（当然并非全部）成为它血脉传承的追随者，困惑着其他一神论宗教，并构成了对它们的挑战。
（摘自 Torah Vehorut）
在这里，戈德堡提出了在犹太文化中定义犹太人的难点：“为什么在根本上作为一种精神理想的普世讯息必须通过生理上的血脉传承来实现代代相传？”
戈德堡教授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尽管生理遗传在确定一个人的犹太身份时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但加入犹太民族的条件绝不仅限于生理遗传。
我们自然可以假设一个人的子嗣会继承他的生活方式。他们与他血脉相连，在大多数情况中，他们在他的生活方式下受到熏陶和教育，而他灌输给他们将这种生活方式永远延续下去的动机。
正因为如此，犹太民族起源于生理上的血脉传承。这些犹太后裔正是犹太传统的天然传承者，而不是缺乏组织、天各一方、互不相干的各个支派的人民对一个领袖的信仰。家族纽带强化了犹太后裔遵循共同传统，保证了传统的延续。
根据犹太律法，不同犹太支派的后裔之间生理上的血脉联系使所有犹太人形成了一个大家庭。无论他们漂泊何处，犹太人知道他们的手足兄弟分散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正像他们一样。这种认知下，形成了闻名世界的犹太人之间的团结名声，并让他们自觉自愿地投身于救助素不相识的其他犹太人之中。从犹太人聚集于以色列之地的非凡时期之前，直到现在，事实一直如此。
“犹太大家庭”并不仅仅是一种老生常谈。近年来，使用几十年内才出现的新技术所进行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我们长期以来所深知的真相：犹太人无疑是一个大家族。
2010年6月，《纽约邮报》发表了由纽约大学的一名教授所发现的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该成果刊登在权威刊物《人类基因学美国月刊》（The American Monthly on Human Genetics）上。
在检查了欧洲德系犹太人（Ashkenazi）、西班牙系犹太人（Sephardi，来自于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等国的犹太人）以及东方犹太人的DNA后，他们发现，尽管数百名受试者有着巨大的地域差异，却都拥有同样的特定基因特征。
事实上，研究表明，来自于利比亚和英国的犹太人与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相比，其基因的相似程度仍然大于同一个地理区域中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相似程度。
无独有偶，另一项更广泛的调查表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与中东地区的定居者们有着明确的联系。
然而，尽管犹太民族具有鲜明的遗传特征，为新来者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
在此，犹太人行为方式的另一特征也得以体现。比如，天主教出于发展为世界性宗教的最初愿望，会尝试使其宗教原则更富有灵活性。正如戈德堡教授所指出的，当圣保罗宣称所有信主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时，天主教义从一开始就在尝试为其宗教本身而服务。圣保罗的意思是，那些信徒即使在生理上不是，也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圣保罗的话基本上是正确的。而改宗正是这种行为的最高表现形式。然而，这种“新犹太教”（众所周知，天主教开始时是作为犹太教本身的一个独立而异端的教派）的实践，事实上导致了一个远远不同于真正犹太教的全新宗教的建立。
今天，当人们围绕加入犹太教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值得警惕的是，有人建议把放开对改宗者的认定标准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天主教就是一个先例：不能自觉地对改宗者确定明确的标准，易于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宗教的建立。
许多人诘问，为什么犹太律法规定改宗者必须履行戒律，而那些完全不履行戒律的犹太人却仍然是犹太人。这看上去像是在为潜在的改宗者刻意设置毫无必要的障碍。
那么我就先提出一个让你吃惊的观点：事实上，这种手段的确有意将改宗者所适用的规则复杂化，但它并非毫无必要。
犹太民族接受改宗者的政策，会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而改变。在犹太文化的“黄金时代”，许多人想加入犹太民族，自然他们的动机会受到极为严重的猜疑。而在其他时代，向改宗者说明加入犹太民族的困难和危险则被视为是必要的。我们可以拿申请美国国籍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其中的区别。
美国宪法规定，任何出生于美国领土的人可以无条件获得美国国籍。而另一方面，不是出生在美国领土的人，就不得不经历一系列冗长而令人筋疲力尽的过程来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只有在这一过程结束后，他才能获得那些降生在美国本土上的人毫不费力就能获得的美国公民资格。
总之，犹太律法将改宗者视为一个“新生儿”。在实际情况中，这个定义有许多衍生分支。但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足以让我们理解，正如戈德堡教授事实上所指出的，犹太教归根结蒂是一个血脉传承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遗传学定律。
在犹太历史中的大多数时期，人们都一致同意：一个人的犹太血统是由他的亲生母亲是不是犹太人来决定的。这种判定标准（确认他们的确是犹太后裔的意愿）有着一些实用性的原因。即使完全可以确定一个人的父亲是犹太人，这个判定标准仍然有效。
为什么？
耶路撒冷的拉比，摩西·夏皮拉（Moshe Shapira），一位深谙犹太哲学的律法学者，提出了一种令人惊讶的解释：在犹太文化中，我们发现男人与女人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男人需要完成割礼仪式才能成为犹太人，而女人从出生起便无条件地成为了犹太人，直至她死亡。这意味着，犹太母亲从一开始便比犹太父亲承载着更深刻、更强烈的犹太血统，而且她也更有能力将此传递给下一代。
重要的是，从身体的角度来看，女人为依赖于血脉相传的传统做出了更多贡献。
母亲赋予了婴儿生命。她与她的孩子分享着她机体中有限的蛋白质、纤维和肌肉。女人脆弱的外表似乎是一种误导，而实际上她拥有足够的精神和身体力量赋予另一个人生命。
如果一位犹太男人娶了一位非犹太妻子，这表明在他的犹太人身份中具有一些弱点。他担心仅靠自身所承载的犹太性不足以把犹太传统传递给他的下一代。
那么，在解决了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犹太人后，问题出现了：一个犹太人怎样才能放弃自己的犹太身份呢？
事实上，无论犹太人通过何种方式试图脱离其犹太身份，都无法获得犹太教的认可。犹太教从来不是一种传教式的宗教，因此教徒的数量一直不高。但它要求这些信徒永远忠诚，这种忠诚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和世界观，而是自动赋予他的且永远无法抛弃的。
哪怕是彻底地皈依另一种宗教，无论这可能被视为多么可悲的转折点，也无法让这叛教者摆脱他的犹太身份。
让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宗教身份，这种做法是否适当呢？答案也许是否定的；但同样，一个人没有权利去选择他的家庭成员，这又是否适当呢？我们应该注意到，犹太教将自身视为人们身份中一个不可分割的要素，正如一个人永远是他亲生家庭的成员一样。
在整个犹太历史中，有许多人希望摆脱他们的犹太身份，试图用另一种身份来替代它，试图抹杀它或改变它的特征。但身为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并不能投机取巧——甚至在融入了其他民族整整四代之后，他们仍然无法摆脱他们的犹太身份。
在特定的时代，作为犹太民族的一员是令人感到自豪和荣耀的。而在其他时代，它成为了毁灭性的枷锁。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犹太人都不可能摆脱他们的犹太身份，正如他们的子孙后代将会一直证明下去一样。
即使在今天，尽管大多数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国家和犹太身份而感到自豪，但也有一些人把它们视为无用的枷锁。同样，许多定居欧洲或美洲的犹太人试图模糊他们的犹太身份，相信它毫无意义，甚至更糟——他们把它视为种族主义，或者麻烦的根源。另一些犹太人则苦苦思索他们到底是犹太人，还是普救论者（universalist），这个世界的公民。然而，他们或他们的子孙会意识到他们永远无法解除犹太的圣约。
也许，2010年夏天以色列媒体发表的这个可怕的故事会有助于提醒人们这无法取消的圣约的性质：
亚伊尔·萨松（Yair Sasson）是一名士兵，他在服兵役期间偷偷溜出了他所在的基地。因此，他被以色列国防军（IDF）视为逃兵。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在逃避兵役期间，萨松死于一场不幸的交通事故。之后，萨松的家属与国防军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萨松的家属要求国防军将萨松认定为服役期间牺牲的烈士，并给予适当的葬礼待遇；但军队当局称萨松是一名逃兵，在逃避兵役期间死亡，因此不能被认定为烈士，也不能给予相应的待遇。
萨松的家人宣称，要是不能把萨松安葬在烈士陵园里，那么他们就把儿子埋葬在自家的客厅。最终，在萨松死后的第四天，政府法律顾问耶胡达·温斯坦（Yehuda Weinstein）律师受命来解决这场争执。他提出，正因为萨松在服役期间，所以才能将他称之为“逃兵”，因此应该把他埋葬于国防军的陵园之中。
在这些日子里，法学家和教授们都提出，只要国防军还在追踪一名逃兵，这就证明军队把他视为一名士兵。即使这名士兵试图逃避他的职责，军队不能接受他的偷逃行为，任何情况下，在政策上都仍然应该把这名逃兵按士兵来对待。
犹太人与犹太教之间的圣约有着类似的特点。归根结蒂，这圣约是一种契约关系。它的目的是给予犹太人民以光荣和成功。而犹太人民接受了它，把它视为一个困难的、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即把犹太信仰代代相传，把它作为“众国之上的光芒”在全人类中予以传播。然而，这种契约关系也意味着心甘情愿地为它付出代价。
从缔约的那一刻起，这圣约便不允许任何一方解除约定。犹太人有义务遵循一系列特定的原则，而造物主则具体规定了自身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保证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得以延续下去。圣约保证犹太民族和犹太教实现最终的目的，在末日之时赐给他们以伟大和举世的认可。
事实上，在经历无数代人的流亡之后，犹太民族能够以惊人的方式回到他们的故土，而他们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越了他们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正如本书所要证明的），这些事实都罕见地提醒着人们犹太民族为实现圣约所铺设的基础工作。
正如在逃兵这个悲剧性的案例一样，即使一名犹太人违背圣约，不履行他的义务，或试图逃避它，造物主仍会继续要求他履行圣约中所规定的他的责任。对于主来说，他继续不知疲倦地要求这名犹太人忠诚地履行他的每项义务。
大多数人都会为自己作为其民族或故土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几乎所有人都深深地相信，他们成长于其中，受到其熏陶的文化是最成功和最适当的。但无论以任何标准来衡量，犹太人民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是特别的。这不仅是一种主观情感，也是由确凿数据所支持的一个事实。本书正可以为读者提供这样一些数据。
如果你是一位犹太人，或者犹太现象使你着迷，那么这本书正适合你。
尼凯米亚·罗森伯格（Nechemia Rothenberg）拉比
维也纳 犹太精神同一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