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世纪90年代，摇滚作为一种风尚，已经过时。我是在80年代末离开家的，那时这种音乐风格正缓慢步入它那美丽的黄昏。离家出走的原因，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是因为母亲病逝。然而，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我母亲的死因，确切地说，是一种极端的自毁。回到80年代初，任侠发行了那张单曲唱片，我把它当作礼物，送给母亲。记忆中，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笑。

我的母亲一直在服用抗抑郁药物。从我记事起，她的床头柜上总是摆满药片。有一次，我还小，不懂事，偷偷问父亲，妈妈为什么经常要吃药。父亲很不耐烦地告诉我，她吃那些药是为了帮助她活下去。在人生最初的记忆中，我印象中的母亲是一位很苗条、很好看的女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帮助她活下去的药物，却使她身材走样、日渐臃肿。

母亲死的那一个晚上，正好下雨。我接到邻居的电话，要我赶回去一趟。我到家的时候，人们正围在公寓楼下，警察拉起了警戒线，法医正在清理现场。我依凭冥冥之中的一种预感，还没拨开人群，便几乎要爆发出哭声。可是我没有哭。我的嗓子在那一瞬像是哑了，哭不出来，只是“啊啊”地叫着。人们注意到了我。有邻居认出了我，死命把我抱住，要我别看。由于极度悲伤所导致的情绪崩溃，我疯了一样，在那人怀中拳打脚踢。邻居最终只能被迫松手。我冲了进去。天上正下着雨。地上血迹残留的地方，被雨水冲刷得像石油一样黑。在沥青小路的一侧，缀着一张碎裂的唱片，黑黑的，像朽烂的花瓣一样，上面有任侠的签名，是我送她的那张。我捡起它，唱片背面粘着照片。雨水把上面的血冲刷得干干净净，露出一男一女热情而纯净的笑容。我看见我的母亲，当年她年轻、美丽，和我们的摇滚巨星坐在一起，头和头紧紧挨着，背景好像是某个音乐节现场。我把唱片丢掉，把照片揣进口袋里。那时，法医们已把那些碎裂的尸块一一放上担架，同母亲那张残破的被血污染的面容一起，被白布盖上。我走过去，掀开白布。没有人阻拦我，好像所有人都在同情我。那场景简直惨不忍睹，如果还能称之为尸体的话，那我也是根据那件熟悉的连衣裙才辨认出的。于是，我又想起小时候，我们伴着音乐一起跳探戈的那个下午。那些时光连同她的韶光，皆如流星般坠毁了。我一边捂着嘴、咬着手指、扇自己巴掌，一边痛苦地想到，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第二天，我在医院醒来，以一种难以备述的心情。守在我床边的警察，向我问及诸多有关父亲的事。怀着一种奇怪的憎恨，她说法医在母亲身上找到殴打的痕迹，我便告诉他父亲的暴力史，并将他丑化为一个从未有过正面形象的恶魔。先前我便说过了，记忆是不可靠的，因此我的叙述也是不可靠的。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怀着这样一种暗自孳生却又无法控制的仇恨，我必须找一个人来恨。关于母亲的死，我必须去恨谁。随便一个人都行，总得有一个人为此负责。所以，我向警察隐瞒了母亲抑郁的病况，夸大了父亲在她死亡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证明，当天晚上，他也的确打过她，法医在尸体上找到了新鲜的伤痕。当警察闯入家中，他还倒在自己的呕吐物和便溺的污秽中，被酒精残害得昏睡不醒。警察说，关于母亲的死，父亲喝得太多，已记不清当晚发生了什么，所以才要向我询问内情。我隐瞒了母亲抑郁的情况，因此增大了父亲醉酒后把她推下楼的可能性。没过多久，父亲便被扣留了。直到警察在我家中搜到那些抗抑郁药物，这才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了他。

那时，我已收拾好行囊，离开了这个我生活了十多年的牢笼。在长达数年的流浪中，我加入不同的音乐社区，和不同的人组建乐队，却始终找不到生活的目标。人生漫长且艰阻，没有意义。我必须时刻待在人群中，被热情的乐器和毫不知节制的狂欢包裹，这样我才感觉好受一点。我不能给自己静下来的时间，不能停下来好好思考。不止一次，我只要一个人躺在**，不去过那种公社式的集体生活，便会想起母亲，回到她死亡的那一夜。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某一天，一个神秘的声音找到我。它宣称，自己所代表的是一个集体，而它们中有人提出了一项建议，企图以此颠覆世界秩序。按照它的说法，那人是计划把全人类拖入端点岛实行统治的野心家，只不过这计划刚一提出，便被那十二人否决。从表面来看，它已经放弃了这一计划，选择了妥协，但它们同样担心，它会在暗中策划其他行动。

于是它们把我伪装成它的直系。后来，任侠从粉丝中挑选亲信的时候，我也在场。我告诉他，我的母亲是他的一位忠实的歌迷，我自己则从小在他的音乐声中长大。我给他看母亲的照片，他竟不认识。我没有告诉他，有一次，母亲发了高烧，卧床不起，便让我帮她放唱片，紧接着把我唤到床边。那一晚，她告诉我，在豆蔻年华之际，她曾在一家酒吧打工，邂逅了一位落魄的年轻人。他们迅速相爱，陷入一段短暂的热恋中。当情感的潮水退去，年轻人宣称为了更伟大的事业要去继续流浪，便背着吉他离开了。她坚信他有才华，终不会在破旧的小酒馆里埋没。她一直等着，等着，后来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没有等到他。直到她带着孩子结了婚，每天都得为生计发愁，这才发现，自己已成了一个庸俗市侩的女人。

是的，我没有向任侠讲这些，因为我不知道母亲究竟是烧糊涂了，白日做梦，还是确有其事，却被那人遗忘了。我唯一知道的是，当我站在任侠面前，我清楚地领悟到，多年来我那毫无意义的生活忽然有了意义。我得去恨谁，需要找一个憎恶的对象，以此维持对心目中完美母亲的不灭印象。于是，早在我们走进白桦林之前，我便向那十二人告知了我们的计划以及动手的时间。它们要我阻止他，而不是杀了他。然而，当我站在他的背后，看见他就那么大大方方地把后背交给我时，心中突然升起一种强烈的毁灭一切的冲动。那个夜晚，雪地被月光照得皎洁，风吹进白桦林时发出“呜呜”的声响，鸮鸟的号叫为他的人生画上了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句点。

起先，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如闪电般，从脚趾到头皮，迅速掠过我的每一寸神经。然而，在这种近似复仇的快感浪潮过去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打破偶像崇拜的无限懊悔与自责。最后，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的心中只余怅惘。待我回过神来，自己已经在端点岛上，接受十二个声音的质询。我请求它们，弥补我因一时而冲动犯下的过错。但它们告诉我，他其实并未死。由于那一刀并不致命，且疗养院里有高明的医生，他被及时抢救了回来。但我却给了它们一种思路。它们说，作为惩罚，那个幕后黑手已被销毁，而通过投票表决，它们决定让他代替那人，让那自我意识过剩的正义成为这个世界的基石。从那时起，我们便维持现状。端点岛和现实，像一个天平的两端，砝码必须对等，一切才会公平。我犯了错，但也做过一些对的事。从此，它们便帮我销声匿迹。直到今晚，他走进小酒馆，我才明白，宿命无法逃避，一切都会迎来它的终点。

任侠一脸平静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隔了一会儿，他才说道：“在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有过很多段露水情缘。我不是那种私生活检点的人，不会守着一个女人唱一辈子情歌，但我情愿我是那样的人，如果能重来一次，我希望我会是那个人，守着你的母亲，在半苦半甜的情歌中跳舞。可是，我连你的母亲是谁，都记不起来了。”

“我母亲说的，未必是真的。”我说，“小的时候，她教我跳探戈，是女人的舞步。我可以和你跳一曲，也许你会想起她是谁，也许不会。这都不重要了。她已经死了。”

任侠站起来，把手伸向我。酒吧的背景乐中断了。我们跳舞时，他的重心在右脚，而我的重心在左脚。我们双方从不对视，定位时都朝自己的左侧看。从酒吧的扬声器里传来的音乐，不是节奏明快的探戈舞曲，而是任侠的民谣。这与我们的舞步是极其不搭的。但他仍跳得狂放，而我则热情洋溢。我想要是我的母亲在这里就好了，要是我们能回到过去就好了。可她不在这里。可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她的舞步留在我的记忆里，至今都一直闪耀着美丽的辉光。

我知道，五分钟后，歌曲会结束。任侠会记起我的母亲是谁，也许不会。到时他便会告知我结果。谁知道呢？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的母亲死了，但至少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她仍活在我的舞步中。我们就这么在吧台边跳着，在众人的见证下跳舞。这儿的每个人都懂这首歌；所有人都能知晓，多年前那个下午，我们曾在他的歌声中跳探戈，哪怕是歌手本人也能参与其中。

(1)　在探戈中，男士的重心主要在右脚，女士的则在左脚。因为我年龄小，所以只好由母亲扮演男士角色。

(2)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捣毁机器运动的参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