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时期”与“古代文论”的边界
作为“学案史”研究系列的一个具体案例研究，本书关注的对象是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于是我们有必要明确两个核心的概念。什么是“新时期”？根据前面所介绍的本书对价值观念演变的深层逻辑的追寻，本书所描述的“新时期”绝不可能开始于“五四”时期，也不可能开始于简单地借助西式教育的思想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与政治体制混为一谈进行全盘否定的新文化运动，尽管这两个事件历来在现代历史与文学的研究中都被视为标志性的起点。根据本书在上述分析中使用的逻辑，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来不是截然对立的，也断然不会有清晰的阶段划分。相反，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学思想深深地植根于整个民族集体性的文化心态当中，带着自身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困境和挑战进入了新的时期，接受了外来的全新的思想资源和政治制度的碰撞和融合，在社会格局“风雨如晦”，话语论争“鸡鸣不已”的状况下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当然，全新格局的形成一定是在制度变革的契机下产生的。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最具事件性和结构性影响力的契机当属科举考试的废除。正是科举考试的废除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在制度和价值两方面的稳定结构，使得原来的社会关系在松散的结构下承受了猛烈的冲击，同时也促使传统的社会精英在走向衰败之时向新的精英阶层转变。新的知识阶层由此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新文化在不同思想领域的一元化和内聚化，以及在此不稳定的内在逻辑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个世纪以来的周期性的文化震**。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命运肇始于此，或者肇始于任何意义上的西学的冲击。以儒学为例，纵观几千年来儒学发展的历史，我们有理由认为，儒学其实在西方上阵之前已然走向颓势。正如梁启超的观察，整个清代学术史，乃是一部“以复古为解放”的历史：“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55]所以，他认为，到了清代，强大的儒学传统已经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气数殆尽了。余英时在讨论清代思想与宋明儒学传统的关系时，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这样的思想趋向，在消极方面表现为反玄学运动，在积极方面则发展为经学考据。只是他更进一步强调，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胡适，无论是“反清”还是“反理学”，这些都是对历史现象的一种描写，而不足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解释。他认为这些观点都太着重外在的事态对思想史的影响。“‘反理学’之说虽然好象是从思想史发展的本身来着眼的，但事实上也是外缘论的一种伸延。因为追溯到最后，‘反理学’的契机仍然是满洲人的征服中国激起了学者对空谈心性的深恶痛绝。”[56]而他所提出的“内在理路”说，则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充和修正。“如果没有儒家思想一番内在的变化，我很怀疑汉学考证能够在清代二三百年间成为那样一种波澜壮阔而又持久的学术运动。”[57]“学术思想的发展决不可能不受种种外在环境的刺激，然而只讲外缘，忽略了‘内在理路’，则学术思想史终无法讲到家、无法讲得细致入微。”[58]这与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解释有相近之处。“布氏所描绘的文艺复兴乃是与中古时期截然不同的崭新文化。易言之，它是中古与近代的分水岭。但是一百年来的史学研究却使我们愈来愈明白，几乎文艺复兴的所有（新）的成份都可以在中古找到渊源。时至今日，史学家甚至需要争辩文艺复兴究竟应该算作中古的结束抑或近代的开始。”[59]与中国传统文化同呼吸共命运的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同样如此。本书将科举制度的废除作为古代文论命运的转折点，意在凸显具体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对于文化、同时也包括文学观念的传承所带来的由下而上的结构性改变。而这种改变并不是决定性的力量，它只是使得原本流畅的、一以贯之同时不断发展演变的文化的内在传承的外在条件发生了变化，促使传统的文化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演变成新的样貌。以此为起点来看旧的文化与新的结构的互动，以及传统的文学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定位中如何发挥不同的价值，而不是仅仅跟随热闹的社会运动的潮流来讨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孰优孰劣的问题，这更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发掘。
而相对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的主流探讨，本书更倾向于认同Leigh Jenco与Elisabeth Forster的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多数学者将“五四”看成理解中国现代性的起点，并且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李殴梵（Leo Lee）教授在对中国现代性的探索中提出：“中国的现代性是在非线性发展的时代语境中被定义下来的。”[60]然而根据李长之提出的文化一定是历史中的一部分这样的观念，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李蕾（Leigh Jenco）教授认为，其实在“五四”时期，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更纠结于日渐强烈的对于传统文化不可割舍的意识，由此大家几乎已经达成共识，“那些早期的改革者们试图从西方借来的东西——宪法、人权、先进的科技——不可能直接被插入过去而不在不可避免的将来遗留问题，他们必须从不易复制的历史进程中演化而来”[61]。牛津大学的Elisabeth Forster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对中国现代性新文化的建立作用进行了更为彻底的解构。通过对当时材料的还原和梳理，Forster得出结论，新文化运动这一术语其实直到1919年夏天才被创造出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学术论争、政治活动、媒体宣传和有策略的市场推广，得到广泛传播，进入了大众话语。而对于这一术语的塑造与推广，在当时与其说是作为新思想的资源和武器，不如说是作为一个内容空洞的时髦术语（buzzword），将一系列已经在进行中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这其中便包括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关联起来，更多的是一种报纸的宣传策略，借新文化运动的明星倡导者胡适和陈独秀的大名为更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观念增添光环。这样一种实用性极强的市场策略最终当然获得成功，而新文化运动受到全球化现代性浪潮的影响所开创的往后一个世纪的“当代中国”传统这样一种创始神话，由此被建立了起来。[62]有时，其实是最懂策略的人书写了历史，可他们写下的却未必是最有利于我们理解传统的历史。
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浩浩****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特殊的意义。例如，这加快了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之势的形成，但对于古代文论之现代意义的发掘，却不是其社会价值发生改变的源头。
本书对所涉“新时期”的界限的强调，其实也正突出了笔者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笔者所理解的“学案史”研究的方法。对古代文论的观念在现代语境中的接受状况，尤其是对当代学者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不同于普通的历史书写。它不是对这一个世纪以来研究内容的综述，而是透过表面现象，对古代文论本身的内在特征和所涉及的话语接受群体之间互动的内在机制，及其在当代语境中产生和接受机制发生演变后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梳理。这样的梳理不同于对现象的历史性描述，也不同于我国古代史家对学术发展历史进行编纂的学案体史籍的专注于内容差异的写作方式。对于中国古代的学案体史籍的写作，陈祖武教授有专著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给出了描述性的界说：“学案体史籍，是我国古代史家记述学术发展历史的一种特殊编纂形式，其雏形肇始于南宋初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而完善和定型则是数百年后，清朝康熙中叶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它源于传统的纪传体史籍，系变通《儒林传》（《儒学传》）、《艺文志》（《经籍志》），兼取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过长期酝酿演化而成。所谓学案，就其字义而言，意即学术公案。‘公案’本佛门禅宗语，前哲释作‘档案’‘资料’，至为允当。顾名思义，学案体史籍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其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评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63]与关注思想内容的传承演变不同，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思路更近似于深层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和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人们对于古代的文学观念在当代的接受状况的变迁的过程，探索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文论的根本性质和演变规律，从而挖掘古代遗产的现代意义。
由此，“古代文论”成了另外一个貌似显而易见却仍然值得界定的概念。说到“古代文论”，多数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们会将它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同起来。而在笔者看来，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对这两种概念的不加区分，导致古代文论话语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及不同话语资源的挑战下，显得“焦虑重重”。
朱自清对诗文评传统的发展进行了专门的梳理，并对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这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从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从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与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再说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所用的评价标准，起初虽然是普遍的——其实是借用西方的——后来就渐渐参用本国的传统的，如所谓‘言志派’和‘载道派’——其实不如说是‘载道派’和‘缘情派’。文学批评史不止可以阐明过去，并且可以阐明现在，指引将来的路；这也增高了它的趣味与地位。”[64]由此我们看到，在朱自清的描述中，中国文学批评史完全是一门产生于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学科。虽然讲述的是古代的内容，但结构这些内容的思路完全是现在的。不仅阐释的方法来自于现代，对于内容和价值的选取也完全出自现代的眼光。而现代的学术眼光和用以写作的现代汉语的根本结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学术和学科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如朱自清所说，当人们带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迫切的现实功利目标来考量这些古代的内容时，所能够从中发掘出来的内容必定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这便是为什么笔者并不认为文学批评史在当代社会真正起到了如朱自清所说“不止可以阐明过去，并且可以阐明现在，指引将来的路”的重要作用的原因。
正如李春青教授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进行的一针见血的反思，中国文学批评史“实际上是伴随着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可以说是新的文学观念向古代的延伸，即用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重新整理中国古代的遗产，又反过来借用古代文学批评资源建构新的批评观，因此，古代文论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看上去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却暗含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的诸多矛盾与对立”[65]。由此我们发现，原生状态的“古代文论”与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内所研究的“古代文论”并不是同一件事情。李春青教授也已指出二者之间本质的区别：“前者建基于古代的‘诗文’观念之上，而后者乃是建基于从西方引进的‘文学’观念之上”；“诗文评的言说方式是‘介入式’的，即通过体认、涵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切身体会，而古代文论却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对象’来审视的，即‘对象化’的”；前者是活泼泼的经验与体验，而后者则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形态。[66]
为了指称的方便，我们在这里把前者，即原生态的古代文论话语称为“古代文论”；而把后者，即作为现代学科体系中研究对象的“古代文论”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本书所关注的，是对“古代文论”的研究，而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这便意味着，本书对于原生态的“古代文论”的关注，第一将不受现代意义上学科划分的限制。因为根据本章前半部分所论述的，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文学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学科，而是一切社会表达和交流的基本的载体。它作为一切文人士大夫在思想和社会的各个领域行为活动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段，与各个不同的领域都发生着紧密的互动。这样，对文学的理论探索与批评在古代文论产生的语境中也一定是不受领域限制的，而是具有广泛的话语权威的。古代文论本来不属于任何一门现代的学科。第二，本书所关注的范围也一定不受地域的限制。与中国知识分子继承传统而来、普遍具有的实用理性精神相适应，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也是为了回应特定的时代命题，尤其是为了应对在新时期不断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新情况。由此，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便不可避免地被限定在面对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问题意识当中，而不一定与古代语境的问题意识相一致，或者有可能在受限的视野下忽视一些长久以来具有深层次价值的问题。同时，中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也极有可能受自身思维定式的影响，而无法跳出传统，重新认识古代文论文本的特殊性质。这时，跳出国别、地域的限制，广泛关注处于其他文化传统之中的世界其他地方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甚至是关注在其他文化传统中，当代人怎样发掘其自身传统的文论观念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便显得尤为重要。
[1] 周仁成、曹顺庆：《在学科与科学之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前考古》，载《求是学刊》，2013（1）。
[2] 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载《文学评论》，1999（2）。
[3] 陶水平：《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关于近十年“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学术讨论的思考》，载《东方丛刊》，2007（1）。
[4] 相关文章兹举数例如下：朱立元：《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4）；刘永成：《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载《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3）；李艳丰、段吉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目的、内涵、策略与意义》，载《美育学刊》，2014（3）；管勇：《“存活论”的新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中心》，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等等。
[5] 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6]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7]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8]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9] 例如，陈訏在《宋十五家诗选》中对朱熹诗歌做出这样的评价：“朱子诗高秀绝伦，如峨眉天半，不可攀跻。至其英华发外，又觉光风霁月，粹然有道之言。千载下可想其胸次也。”参见（清）陈訏：《宋十五家诗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7册），6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1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1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1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1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 参见Martin Kern ed.，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以及Dirk Meyer，Joachim Gentz eds.，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5.
[16] 李春青：《魏晋清玄》，3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7]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上），范文澜注，1页，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8]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2）。
[19] 数据来自中国知网，截至2018年7月1日。
[20] （清）焦循：《易馀龠录》卷十五，刘建臻点校，842～843页，扬州，广陵书社，2009。
[21]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1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22] 朱熹的诗经学对前代的质疑与超越，尤其遵循“感物道情”的阐释模式，开启了以文学性、抒情性解释《诗经》的传统。另外关于宋代诗经学整体状况的研究，可参见傅建忠：《宋代诗经学研究百年综述》，载《中国韵文学刊》，2008（1）；刘娟：《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宋代其他各家诗经学比较研究述评》，载《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陈战峰：《宋代诗经学与理学——关于诗经学的思想学术史考察》，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5；李冬梅：《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7。
[23]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论明代“诗经学”的历史贡献》，载《文学遗产》，2002（5）；另可参见纳秀艳：《走下经学圣坛的诗：明代诗经学刍议》，载《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张启成：《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载《贵州社会科学》，1997（5）。
[24] 转引自胡晓明主编：《中国文论的思想与情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四辑》，12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5] 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6]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7]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8]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9]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2～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30] [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6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1]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32]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33] 参见李用兵：《中国古代法制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4] 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载《中外法学》，1998（4）。
[35] 张世贤：《传统中国的行政管理——孔孟公共服务的观点》，见谢庆奎、佟福玲主编：《北京大学海峡两岸第二届公共管理论坛——传统文化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6] Ying Bai and Ruixue Jia，“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Econometrica，2016（2），pp.677-733.
[37]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38]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39]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338～3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0]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41] 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12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42] 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67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43] 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67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44] 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68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45]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新编》，14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6] 王国维：《王国维自述》，4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
[47] 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68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48] 参见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9]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2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50]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2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51]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2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52]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53] 参见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另参见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4]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见甘阳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5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6]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2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57]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0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58]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2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59]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17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60] Leo Lee，“In Search of Modernity：Some Reflections on 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Paul A.Cohen and Merle Goldman（eds.），Ideas Across Cultures：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Schwartz，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11.
[61] Leigh Jenco，Changing Referents：Learning Across Space and Time in China and the We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70.
[62] Forster，Elisabeth，The Invention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191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63] 陈祖武：《中国学案史》，259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64]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544～5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5] 李春青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66] 李春青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2～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