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从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一、当代语境中古代文化研究与古代文论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一直到现在，有关“国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日新月异，各个高校及地方纷纷建立国学院或者特定的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不断再版自不待言，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著作也是急速涌现，光是每年出版的大部头古典文化研究丛书已是不计其数，更遑论古代经典著作缩减版，以及现代阐释类书籍。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势头一片大好自是毋庸赘言，可与之不相称的却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领域似乎并没有借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蓬勃发展的东风而生机勃勃。与之相反，多数的讨论一直围绕着“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古代文论的当代失语症”等话题进行，似乎从五四以后的“整理国故”到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持续至今的大谈国学，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历经兴衰沉浮，有低谷，有**，有没落，有繁荣，却无时无刻不“焦虑”着。

低潮时期自不待言，彼时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学革命”，随后便引发了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整理国故”运动，研究者们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跟不上时代步伐的焦虑可见深切。直到今天，学者们对当初的变革几经反思，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白话现代语言体系的确立……导致了传统文艺观念与话语规则的缺席。而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则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评、无逻辑规则的审美性而脱离活生生的语言现实，退化成一种于现实无任何意义的旧知识，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对之进行一种‘国故的整理’了”[1]。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白话现代语言体系”当中，古代文论也仍是“印象式的批评”和“无逻辑规则的审美”，这个问题要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依然困扰着当代学者。

即使是在**时期，古代文论研究随着90年代后期国学热的兴起而繁荣发展，这焦虑也丝毫没有减退，反而愈发急切地体现出来。9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确成绩斐然，系统的中国古代文论教材、研究专著和古代文学批评史专著不断出现，但也正在此时，研究者们悄悄开始了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影响力甚至是合法性的质疑。这样的焦虑从9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借由国学的兴起，加入当代社会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现代性的反思话语当中。1999年，钱中文撰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认为现代性在中国，一方面出现了照抄西方，以西方现代性为旨归的偏颇；另一方面出现了以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终结论”思潮来取消现代性的偏颇。中国文论应该克服旧的现代性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弊端，建设新的现代性品格和精神。[2]陶水平2007年撰文《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关于近十年“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学术讨论的思考》，通过对文论领域“现代性”问题的梳理，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具体的方法。他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认为古代文论的研究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方面要注意历史语境；另一方面要超越文论产生之时的特定语境，将审视的视野延伸至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与此同时，古代文论的研究要立足当代问题，使转换后的话语可以直接参与当代批评活动。[3]通过这两篇文章及其他一些使用大致相同思路的研究专著，[4]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希望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互动，以及参与当代社会批评话语的强烈愿望可见一斑。然而，强烈愿望的表达实际正意味着话语权的旁落，因为如果按照古代的文学观念与文学评论在当时语境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借由对作品的评点而参与人物品评；借由为文学立法而参与为整个社会立法，这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的确，古代文论研究在今天的学术界并未具有像在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和话语权威。从数据上看，当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领域研究论著的引证率远高于古代文论，这与古代文论关键范畴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与“四库全书”中出现的频率形成鲜明反差。从学理上看，当古代文论研究还在纠结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时，各领域的研究都早已跳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线性思维，逐渐建立起“多元现代性”理念，讨论如何修正费正清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超越传统与现代，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来看待中国近现代学术和社会的发展。[5]取消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国学”甚至整个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的合法性都受到了热议，借着90年代国学的兴起而重新繁荣起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在这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代语境中将何去何从？摘下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古代文论话语将如何面对话语权威的日益失落？古代文论的言说对象到底是谁，它是否必须或者只能用来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当代文学批评和古代文论之间的关系是否需要厘清？古代文论与国学这些看似显而易见的类别之间的关系是否也需要厘清？尽管有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国学热”，但古代文论学科虽有发展却也一直没有摆脱话语权旁落的焦虑。因为古代文论虽已独立成科，但其兴衰沉浮一直是依赖于其他学科的，没能发掘出自己的独特个性，所以兴也失语，亡也失语；兴也焦虑，亡也焦虑。这种根基不稳的情况或许源自五四以来的西学冲击，也因当代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日益变动的社会形式和日益多元的研究方式的转型，而日趋明显地显现出来。

当代国学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对发展方向的探索，杜维明主推儒学的文化内涵，提出“东亚儒学文化圈”“文明的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等一系列儒学的当代命题；成中英坚持开拓传统文化的哲学内涵，用纯哲学的对话将国学思想推向世界；国学研究者们逐渐开始讨论以古代话语服务于当代正义的问题。发展的同时批判质疑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古代文论研究有必要打破现有的类别局限，重新反思自己的独特性，有必要梳理自己从古到今一路走过的历程，在新时期找到自己的明确定位。只有这样才能不依附，有自信，主动参与而非被动回应当代学术的对话，才能有自我，不焦虑，图得更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