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散 文

第一节 概 述

内容提要

受战乱影响，20世纪30年代兴盛一时的以抒情叙事为主的小品散文在抗战初期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能够及时反映战事变迁、直接传达热情激昂的时代气氛、具有强烈新闻色彩的报告文学以及一些抗战纪实散文，影响较大的作品有丘东平的《第七连》、骆宾基的《救护车里的血》、沙汀的《我所见之H将军》等。

1939年前后，在鲁迅逝世之后曾一度衰落的杂文创作在上海、桂林、重庆及延安等地逐渐繁荣起来，并围绕《野草》《鲁迅风》等刊物形成声势浩大的“鲁迅风”杂文流派。解放区在1942年之前曾涌现一批卓有影响的以揭露社会矛盾为主的杂文，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但在整风运动之后则陷于沉寂。以战歌和赞歌为基调的小品散文及报告文学成为延安散文的主要成就，并在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学”中得到延续，代表作家有何其芳、丁玲、吴伯箫、孙犁、白朗等。

在杂文引领散文主潮的同时，身处边缘的小品文在40年代并没有停止艺术探索的脚步，相反，在西南大后方、“孤岛”、北方部分沦陷区以及延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显示出繁复多样的别样风致：萧红在保持从前清新妩媚的风格的同时，以一种絮语式的笔调写出自己的社会见闻以及在逆境中的心情；丰子恺在亲历社会动**后为平淡质朴的文字注入了沉痛悲壮的现实生活气息；沈从文的散文集《湘西》，语言高雅典丽，意境清新秀美，乡土风味更为浓郁；陆蠡在散文集《囚绿记》用缠绵隽永的文字传达了身陷“孤岛”后寂寞苦闷、渴求抗争的心灵呼声；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以日常见闻为谈资，广征博引、见解独到、语言精练绵密；张爱玲擅长以个体对俗世生活的感知来反映时代的变迁，笔调悲凉感伤而不乏诙谐生动；何其芳在进入延安后由沉醉幻美转向关注现实，文字平实朴素，情感简略粗糙；而梁实秋以旷达俊逸的名士风范成为闲适散文派的第三代传人。

教学建议

1.阅读评论摘要1及相关资料，把握第三个十年散文创作趋向。

2.阅读评论摘要2及相关资料，分析小品散文在沦陷区兴盛的主要原因。

3.阅读评论摘要3、4、5、6，了解“野百合花”事件，分析杂文在解放区凋敝的原因。

4.细读张爱玲的《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阅读评论摘要6、7、8、9，理解其散文的世俗倾向和“私语”特征。

精读作品

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

张爱玲：《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

陆蠡：《囚绿记》

评论摘要

1.各种散文艺术形式的相互影响和不平衡发展，是抗战以来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事实。面临时代和社会的大变动，各种散文形式的应变力不是同步的。抗战初期轰轰烈烈的战争生活和解放区崭新的社会现实，吸引着广大作家的密切关注，他们努力把人民高度关心的动态反映出来，因而造成了记叙性散文的勃兴繁荣局面。从记叙散文中分化出来的报告文学，由附庸变为大国，走上了大发展的道路。写人、叙事、纪行作品也大量涌现，有的篇章又和通讯报告交错在一起。解放区反映新的斗争生活的散文虽然数量不多，但继续发展以小说手法写散文的路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纪行文随着流离者的足迹而盛极一时，偏重于社会人事题材，感慨时艰，抨击时弊，较少留连山水的兴致，主要发展了写实性、社会性、客观性的传统，综合叙述、描写、议论之长，兼具文献价值。抒情性散文在抗战初期虽有新创，但未酿成新潮，倒是在40年代国统区获得很大发展。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方社会矛盾开始表面化，政治高压抬头，严酷的社会现实迫使作家们冷静下来，正视现实苦难，思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反视内心的情绪要求，因而沉郁顿挫、感慨万千的抒情作品竞相出现。如果说，解放区散文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忽视主观抒情、淹没个性表现的倾向，那么，40年代国统区的抒情散文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以个人抒情感应时代的精神气息和人民的生活愿望，大多较好地处理了个人性和社会性、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的关系，可以和40年代的抒情诗相互映衬，构成40年代抒情文学的主流。抒情散文诗化的艺术传统在40年代发扬光大，一大批青年作者直接受到30年代“诗人的散文”一派的艺术影响，又吸取欧美现代诗文的表现技巧，讲究散文的艺术创造，创作了大量艺术性较强、平均水准较高的诗化散文作品。连一些早先质胜于文的散文家也开始注重散文形式美的创造，写出了耐读的精品。较之记叙性散文，这时期的抒情性散文着重发展了美文传统，提高了散文的艺术价值，巩固和加强了艺术性散文的独立地位。

这时期散文在语言形式的大众化、民族化方面也取得新的进展。战时流离迁徙的生活和变动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促使各地方言土语的融化贯通，流行的新国语日见丰富、成熟；另一方面促进作家和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和为群众写作形成风气，语言大众化成为必然趋势。现代语体文的发展，在“言文一致”的大方向上，经历五四时期以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性变革，经过30年代口语化和文学化的努力尝试，适逢抗战以来语言大众化、民族化的有利时机，于是获得新的活力。以群众口头活的语言为源泉，从中提炼出生动活泼、朴素通俗的文学语言，努力克服文言和欧化的腔调，这是这时期许多散文家留意的一个课题。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修订本），581～583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时有关于“杂文”“报告文学”的自觉提倡，如前所述，有些杂志还专门提供发表阵地，但这一时期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散文体式，仍然是回忆童年往事、描摹风土人物、絮谈人生体验、抄录古书、以史遣愁的随笔，另一些作者也仍然执著于“诗化散文小品”的创作实验。这就是说，随笔、小品等个人性散文在北方文坛日趋沉寂时，又在上海沦陷区文坛上复兴，并且由于其中大多数作者有着较深的学养，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所创作的散文更有一种重实感，在生命体验的深沉、文字韵味的淳厚，以至超越的哲思上，都把随笔、小品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个原因显然是一个“传统的承继”问题。纵观这一时期的随笔、小品，古典传统的影响已渗透于作者的体验方式与笔墨趣味之中，周作人所倡导的“文抄公体”的随笔，更是明显地受到了中国传统笔记的启示。而40年代的散文家们的得天独厚之处，还在于，他们同时又受到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滋养。除了批评家已经指出的周作人之外，也还有何其芳的影响。英国风随笔仍然保持着它的影响力，这一时期也有过专门的介绍。而这一时期散文的“个人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作家们从自己的艺术个性出发，以“我”为主地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艺术营养，达到外在影响与作家个人内在精神的统一，这在周作人、张爱玲这样的成熟作家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了这一时期散文艺术所达到的历史水平。

促进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相对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学期刊、文学市场对推动散文创作发展的作用。

但四十年代沦陷区散文的发展更深层的动因，却来自这一时期对“个人生活”和个体生命存在的特殊关怀。这自然有因政治不自由，写“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用不着担心意外的麻烦”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却是战争毁灭了一切，不仅危及到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在四十年代，不仅有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有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与思考。在沦陷区，当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受到了政治的压抑，个体生命意识就被推于文学图景的前景位置，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凸现。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序》里，曾将文学分为“民族的集团的文学”与“个人的文学”，而称小品文为“个人的文学之尖端”。说明了四十年代沦陷文学的个体关怀在小品文的文学体式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艺术表现。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散文，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并非不重要的区别：同是“个人的文学”，但五四时期散文中的“个人性”是以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为其背景与动因的，主要表现为一种个体意识的觉醒;而40年代沦陷区的散文则是战争背景下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怀与探寻，并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谢茂松、叶彤、钱理群：《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40年代沦陷区散文概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6（1）。

3.延安代表着一种由批判文学向肯定文学的转折。毛泽东断然宣布，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说，在批判对手方面，政论散文在过去已经达到了目的，现在应该为那些帮助歌颂自己的人的文学形式所取代。相反那些特别富于干预精神的代表如丁玲则主张，政治散文不但会继续有效，甚至是必需的。她和其同道者把杂文看作武器，文学根本上就是针对自身和别人的战斗手段。然而，自我批评是可以的，批评却是让人难以容忍的。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无论是丁玲，还是王实味，他们当时运用的批评性文体与批判精神大都来自鲁迅。不必说丁玲曾经举起鲁迅的杂文，宣称鲁迅的杂文是不会死的，也不必说像萧军这位鲁门弟子一样到处鼓吹鲁迅自由独立的反抗精神，单说王实味吧：首先，据批判者说，“他的《野百合花》的形式，是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的”；其次，他虽然在后来中央研究院的批判会上已经处于有组织的围攻当中，却仍执迷不悟地“以现代的鲁迅自居”。于是，在当时的批判文章中似乎可以明显看出，批判者似乎存在一种“既要削弱以至阉割、否定鲁迅的批判精神，又要利用鲁迅旗帜的尴尬”。正因如此，如何看待与运用鲁迅的杂文不仅成为文化界的任务，也在事实上成为政治家必须予以迫切解决的问题。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于时代变了，政权性质变了，社会内涵变了，所以鲁迅式杂文也必然发生变化，它那如匕首般令人心惊肉跳的批判锋芒再也不能指向革命阵营以及新的社会与人民，而只能毫不客气地指向民族和阶级的敌人。……鲁迅式杂文倘要继续存在，那么它必然取决于它所表征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这样的杂文已经不是鲁迅那种任性而谈，无所顾忌，亦即忠实于自身体验、观察与思考的杂文了，而是一种曾被论者意欲命名为“新杂文”的那种东西。

袁盛勇：《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上），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2）。

5.王实味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其实已经隐含了他关于知识分子处在启蒙大众的五四以来精英文化传统，而正是对这一传统的认同，也才有政治家改造人的灵魂的提出及暴露阴暗面的《野百合花》的出现。的确，王实味前后三篇文章是有其一致的理论路向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是一次最基本理论的演示，是在探讨具体的文艺理论的学术讨论中展示他关于新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后如何前行的总纲，而《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则沿着这一理论思路对某一侧面的具体思考，到了《野百合花》，王实味则是在这理论的指导下直接干预现实了。……显然，王实味的文艺思想是在五四新文学启蒙话语系统的背景下生成的，只不过批判者们把它置换成了托洛茨基主义文艺的话语系统。

黄昌勇：《〈野百合花〉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2000（3）。

6.王实味事件之由文学论争上升为政治批判，最根本的原因是战争时代政治的制约。王实味所代表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与战争一体化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矛盾凸显的情境下，这种思想与战争时代的政治需要构成了尖锐对立，是绝对不合时宜的。战争政治的需要，促使着延安的政治首脑毛泽东对王实味采取强硬措施，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扭转延安的思想文化气氛。

贺仲明：《真实的尺度》，114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7.一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多半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张爱玲的文章基本上得自她那些琐琐碎碎的日常记忆。她不能算是个多愁的女性，倒也称得上非常的善感。她的童年生活是不愉快的，我们从《私语》中读到：当她得知父亲要娶后母时，伏在夏夜的阳台上，哭了……然而，张爱玲的独特之处偏偏在于：正是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下，依然以她的智慧和达观，发现人生的许许多多的哲趣。当然，她并不同于那种以思想见长而直抵彼岸世界的作家，她的兴趣和关注，似乎全都投诸人生此岸。哪怕是些许小事，有时也能唤起她那一份独有的想象力。在她眼中，电车回厂也是一幅富于诗意的画面，“一辆接着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涮洗他们。”（《公寓生活记趣》）这本来只是都市生活平淡的一瞥，让她这么一说，平淡之中也便出现了跃动的意趣。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她正滞留香港，其间的艰辛困苦自不必说，而战乱给她留下的记忆亦颇独特——“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烬馀录》）在经历忧患之后，对死亡的恐惧，终于不及对冰淇淋的印象深刻。这究竟是一份天真，还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某种自适己意的从容呢?反正这般实实在在又心怀憧憬地投视此岸人生的笔触，使得她的散文作品，在众多现代大家面前，自有一番风韵和气度。它们是随意与执著，调侃与诚挚，出世与入世的融合。而且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融合。一方面，她相当讲究文章的世俗情趣；另一方面，她又喜欢把观照的距离拉开，“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如何如何（《中国的日夜》），又是她文章里常有的调子。她似乎漫步在人生的边缘上，一边是小菜场、杂货店、街谈巷语和留声机里放出的悲凉的剧曲，一边是远处的万家灯火，历史俯瞰之下的蜉蝣人生。实际上，她每一步都踩得很准；她知道历史就像翻过去的书页，眼前的这一页也总要被翻过去。旧时的记忆渐渐淡褪，而今拾起的新鲜感受仍能使人唏嘘不已，“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李庆西：《人间书话》，133～13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8.苍凉、悲哀、无奈与卑琐成为张爱玲关于人生的思想背景，她的散文虽然流露但抑制住了这一背景之中的体验与情绪，最充分的表达是作为“整体艺术”的小说。散文与小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张爱玲。她未厌恶人生也未拒绝，却愿意“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这是彻悟之后的达观。如果把散文的状态分成“此岸性”与“彼岸性”两种类型，那么，张爱玲的散文当属前者。“此岸性”是她和其他散文作家相区别的“本体性”。她毫不犹豫接纳世俗人生，在这一接纳中她不仅没有“同流合污”，反而以特有的方式显示出她的高蹈。确立张爱玲散文的“此岸性”不仅是对一个作家风格的确立，它还将启发我们用什么方式（多种而非一种）去关怀不满的甚至是鄙夷的“此在”人生状态。也许正是由于她对“此岸性”的坚持，她的散文没有宗教感，也未用宗教性的道德规范或教训世俗，但是，她没有放弃对世俗人生的“关怀”。

从世俗中寻找出诗情，这是张爱玲的魅力，这魅力很特别，可以赏析，但却难以模仿。张爱玲的散文使许多“小女人”的散文相形见绌而成“东施”。

无疑，张爱玲也有所拒绝和规避，她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边缘”意识最强的作家之一。这个边缘既指传统与现代的交接，也指张爱玲对现实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动疏远与冷漠。在张爱玲看来，“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在解释“自己的文章”时，张爱玲坦率而又平静地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她注重的是人生安稳、和谐的一面，而非人生飞扬的一面：“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这是我们理解张爱玲散文的一把钥匙，是其魅力所在。所谓“永恒的意味”等等，也正是张爱玲散文被遗忘而最终又被记起的原因。张爱玲在偏狭中完成了一次普遍意义的超越。这样说并非作非此即彼的裁定。我们只有超越两极思维的模式，才能看到文字所抒写的安稳的人生在时代背景中的位置和它对飞扬人生所作的必要补充。

王尧：《文字的灵魂》，134～135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

9.如果说30年代的“独语”体散文作者还有一个虚拟的“梦中的国土”（何其芳语），在遥远的彼岸世界构成着一颗颗飘泊的灵魂的心理慰藉，那么，在张爱玲这里，则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浓重的幻灭感。“孤岛”文化固然已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型产物的交流”，而世界范围的战争更使她感到人类“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她置疑的是：“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烬馀录》）在张爱玲的《流言》中，我们几乎找不到30年代“独语”语境中所蕴涵的理想色彩与浪漫气质，她力图还原的，是战争背景中人的固有本性。理想主义文学传统中关于人的神性的童话在张爱玲笔下彻底消解了。

张爱玲所展示的，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在战争环境中真实的人生形态，在对人性的自私的求生本能的自省中又隐藏着对人性的深深地理解和宽悯。其实，真正构成战争的广大而深厚的背景的，正是众生的挣扎与死灭，是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这是个体生命的真实的原生态。

吴晓东：《漫读经典》，170～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泛读作品

张爱玲：《天才梦》

丁玲：《“三八节”有感》

钱锺书：《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

评论文献索引

尹鸿禄.赏心悦目的“美文”——大后方散文探美.社会科学研究，1990（4）.

吕若涵.试论上海沦陷区女性散文的审美取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3）.

罗华.世俗闪耀出智慧——张爱玲散文品格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2）.

周芬伶.浮世嘉绘在艳异的空气中——张爱玲的散文魅力.刘琅，桂苓编.女性的张爱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

刘绍铭.张爱玲的散文.陈子善，罗岗主编.丽娃河畔论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郭力.历史批判的启示：性别与政治的话语变奏——以《“三八”节有感》和《丽萍的烦恼》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4）.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捎带说点《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读后感.新文学史料，1995（4）.

黄昌勇.宿命中的沉浮：丁玲与王实味.文艺争鸣，2002（3）.

孔刘辉.天有病，人知否?——《野百合花》事件从解放区到国统区.抗日战争研究，2009（3）.

拓展练习

1.王实味的悲剧命运宣告了“杂文时代”在解放区的迅速终结，也意味着文学特别是杂文这种独特文体干预现实的功能受到严格限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延安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方针有何内在联系？

2.与其小说相比，张爱玲的散文更为轻松、洒脱，更多些世俗的情怀、日常的情致，有着更强的“此岸性”。结合相关评论文献，对张爱玲散文的“此岸性”特征进行分析。

3.战争文化环境下，沦陷区散文的主导文体仍是一些审美性、趣味性较高的小品随笔，与时代风云的变幻存有较大距离。然而，这种“边缘写作”却又使沦陷区散文有效避免了“抗战八股”的出现，在现代散文的传承和创造上取得了较大成绩。结合相关评论文献，对沦陷区散文这一趋向的成因及独特意义做出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