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钱锺书
内容提要
钱锺书是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型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写于抗战初期,1946年结集出版;长篇小说《围城》于1944年动笔创作,1946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1947年5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钱锺书是位智性型的讽刺小说家,文风纵横恣肆、辛辣谐趣。高密度的知识含量、睿智幽默的喜剧笔法、精湛精警的比喻艺术、丰富精妙的意象构建使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卓尔不群。其创作一方面着力揭露抗战存在的黑暗现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病态,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将外向型的阶段性的民族苦难提升到对人类终极价值和生存困境的体察上来,显现出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
繁多精辟的比喻是钱锺书小说语言的重要特色,也是他沟通现实主义创作与现代主义思想的桥梁。《围城》的书题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隐喻,在婚姻之困的表层意义下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哲理寓旨。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不仅描绘了知识分子在婚姻面前的尴尬,更揭示出人类生存的集体困境和永难克服的人性弱点,“围城”即是人类延存的基本状态。这一认识不仅体现在《围城》中,而且在《人·兽·鬼》中也得到显现。文章中俯拾即是的比喻都是围绕“围城”这一总体性的喻体得以展开,小说在语言狂欢的同时又紧扣文章题旨而不流于油滑,显得错落有致、别有情趣。
对人类身困围城的悲剧性命运的揭示,钱锺书采取的是居高临下笑看芸芸众生的客观态度,始终用理性来节制自我情感的介入。理性的全程监督、比喻的批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情感感染力,但却摆脱了传统文学悲慨兴怀的感伤哀怨,使作品意象由形而下的生活形象升华为形而上的精神象征,深刻揭示了个体存在的孤独性和荒谬性。
教学建议
1.《围城》基本采用了写实手法,但总体结构又是象征的,结合评论摘要1、2、3,探讨小说主题意蕴的多义性。
2.女性主义理论为《围城》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阅读评论摘要6及相关资料,分析《围城》中的男权意识。
3.就拓展练习3展开讨论。
精读作品
钱锺书:《围城》
评论摘要
1.这部小说基本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总体却又是象征的,是很有“现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说。其丰厚的意蕴,须用“剥竹笋”的读法,一层一层深入探究。……第一层,是比较浮面的……具体讲,就是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围城》的第二个意蕴层面,即“文化反省层面”……《围城》试图以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群)的心态刻画,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所在……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富于哲理思考的含义,这就是作为作品第三层面的“哲理思考意蕴”……作品象征地暗示于读者:“城”外的人(局外人)总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又总想逃出来,冲进逃出,永无止境。超越一点儿看,无论冲进,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生终究不可能达到自己原来的意愿,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又终非你所要的。……这部小说已经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与孤独感,真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
温儒敏:《〈围城〉的三层意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1)。
2.在《围城》这部小说中,“围城”并不像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城堡那样是一个实在物,“围城”在小说中只是一种隐喻。《围城》这部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是传统写实的,但钱锺书在古典叙述中表达了最“现代”的观念——实际是一种存在的荒诞感受:人生总是处于一种盲目的运动中,人们总是在为一种似乎切实却总归虚无的“理想”而奔波、忙碌。当人处在“当局者”状态时,陷于庸碌的具体的行为而常常不自知,但当人暂离实境,宏观地俯视人生时,一种无意义的虚空感便沉重地袭来。人生原来就是一个看似理智、实际盲目的过程;人生所孜孜以求的,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你要求的总不是你求到了的。在《围城》中,这个意蕴通过方鸿渐盲目的流转与盲目的婚姻体现;同时也通过方鸿渐的视点,在展示“群儒”们孜孜以求追名逐利的盲动状态时,将这个意蕴暗示出来。
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287~288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3.方鸿渐的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的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不是自我力量的焕发、而是自我的迷失和发自本性的怯懦;不是有目的的理性凯旋,而是盲目的本能受挫。这种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相背反,从而把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作了极为真实、极为深刻的揭示,具有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作者并未赋予方鸿渐的人生旅程以任何可称为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伟大的价值目标,而只是具体生动地展现了最起码的人生四种价值和四项内容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例行过程,从而就使方鸿渐这样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和平凡的生命历程具有了极大的普遍概括性和高度的本体象征性,不但概括了整个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且也象征着整个人类的基本存在状况,《围城》也因此不但成了整个现代人生的反映,并且写成了整个人类状况的写照。
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载《文学评论》,1989(5)。
4.钱锺书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少数出色完成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双重文化心理转型的作家之一。但在他身上又有着一般中国现当代作家都能轻易避免的创作心理障碍,这就是我上文说过的情理相厄的“紧”的心理态势。同样完成了两度文化心理转型,为什么在钱锺书身上出现这种障碍而鲁迅身上则没有出现呢?鲁迅身上有着钱锺书未尝体验过的激昂的浪漫情怀,在冷峻之中包孕着炽热的情感,而钱锺书身上缺乏的正是这种炽热。鲁迅的文化心理转型要比钱锺书完成得更彻底,是从广义的反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实质是经过了一次“理性(古典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主义)——非理性(近代浪漫主义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理性(马克思主义)”螺旋式上升的心理定型。而钱锺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鲁迅那样彻底,也没有上升到那样的高度,相反,还有某些复古的倾向,以古典理性主义来抑制消解现代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具有白璧德式新人文主义的特征。
这样看来,钱锺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弱小之势的智性型作家群的代表,他不好与鲁迅、茅盾、郭沫若相比。我认为在一部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给钱锺书的位置只能是一节,而不是一章。
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止了,他带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示还是非常深刻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只有鲁迅这么一个理性的高峰——它如阳光下孤独的雪峰一直在傲视我们。原因在于情性的不断高涨,而且越近世纪末,越有反理性的趋势。本身就呈微弱之势的智性在作家非学者化相对更加明显的新时期文学中,似乎进一步弱化。近半个世纪前,当钱锺书完成《围城》之后,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可惜没有完成。从作者本人提供的创作意图来说,作品会有更强的哲理品格。这种理智感对于钱锺书自身的创作来说,可能过强了,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又是太缺乏了。他们能轻易地避开了钱锺书“紧”的心理障碍,恰恰说明他们的创作心理结构上有严重的缺陷。没有经历过这种心理障碍如果是由学识贫瘠和智性弱化直接引起的,那么,这也是种心理障碍,一种没有障碍的障碍——它阻碍了中国文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在下个世纪或更长时期内,中国文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或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集体体验钱锺书的心理障碍。这种体验当然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会遏制宣泄的快感;甚至是痛苦的,如本世纪王国维“抑”于哲学与诗歌中,如本世纪40年代钱锺书艺术创造力在“紧”的态势中严重失常。但正如钱锺书在一篇散文中所说的“人生虽然痛苦,却并不悲观”。中国文学必须向痛苦微笑,那样在理性的殿堂里,鲁迅才不再寂寞身单,中国文学才再会有一次辉煌。
舒建华:《论钱锺书的文学创作》,载《文学评论》,1997(6)。
5.《围城》之中,始终贯穿着钱锺书极其冷峻严酷的理性主义精神。小说中的老学问家方遁翁遇到媳妇生孩子,便占个周易神卦以问吉凶,结果是毫无幽默感地失灵了。这个细节似乎颇有暗示意味,象征着这部小说是并不存在任何神灵或先知的。如果和前面已提到过的《红楼梦》作个比较的话,就更能看出《围城》的这种特点。由于曹雪芹怀着对人生神秘性的深刻感受,所以他的小说始终带着一种梦幻的色调,人物的命运犹如星空般地深邃难测,但说到钱锺书的《围城》,诚如该书之调侃鲍小姐之喜欢赤身露体:“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真理是**裸的’,”书中的一切都表现出作者全知全能式的智慧,似乎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秘密了,作者把什么都看透了。钱锺书小说中的世界正是因为剥去了一切有神秘嫌疑的外壳,便也真的有些近乎一家老字号“熟肉铺子”的味道。
《围城》中的确也有不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奇警透辟的议论,非《红楼梦》作者所能想及,因着钱锺书先生的高超智慧,他的“熟肉铺子”的风味也美妙非凡:但就整体气势而言,则《红楼梦》终不失为一部如大泽有蛟龙藏,能知往鉴来、极深研几的神明之作,而钱锺书的《围城》却始终跳不出寓意相对贫弱的学院派小说之格局。本来,“围城”也者,如该书中的人物所云:“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是力图从象征境界上展开题旨的。虽然钱氏“围城”之喻主要指向婚姻,但正如《红楼梦》之爱情悲剧具有多重象征含义,“围城”本也完全可以承担更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寓意的。然而预言的美丽的歌声似乎非要在神灵附体的迷川上才能响起,钱锺书的世界太明晰了,太清醒了,结果他的“围城”终于也没有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座大象征物。
胡河清:《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锺书的文学世界》,12~1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6.方鸿渐既在欲望层面上等待鲍小姐的**,又在道德人格层面上批评鲍小姐,正是延续了中国传统男性文化既要消费女性欲望又要否定有欲望的女性这一思路。塑造妲己、潘金莲,就是这一类男性文化立场的典型体现。现代男作家老舍塑造虎妞的形象(《骆驼祥子》)、当代男作家曲波塑造蝴蝶迷(《林海雪原》)、古华塑造李国香(《芙蓉镇》)的形象,和钱锺书塑造鲍小姐的形象一样,延续的都是这一类思路。现代作家茅盾在《蚀》三部曲中则完全转换立场,用仰视的态度来膜拜这类性感女郎,延续的则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赞美**主动的女性的思路,但是这种赞美仍然是从男性利益出发而对用**奖励穷书生的女性狐仙表示感谢的思路,并不包含对女性生命逻辑的理解。曹禺的《雷雨》、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才真正从女性生命逻辑出发塑造了蘩漪、蔡大嫂等正面而又主动的女性形象。
《围城》因为悟到人生的一切追求不过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悟到生命无意义、生命琐屑平庸的一面,而显得特别深刻,独具现代主义思想特质,但是这种深刻的人生智慧却是与文本中对女性的偏见、与作品中的男性中心意识交织在一起。作者在塑造鲍小姐的形象时延续的是传统男权文化消费女性欲望又鄙视女性欲望的思路;在塑造苏文纨、孙柔嘉等形象时,隐含作者又放任笔下的人物,主要是一些男性人物,对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提出种种不公平的指控,并运用作者和叙述者的权威剥夺这些女性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这使得《围城》文本成为妇女解放时代中仍然饱含男性偏见的文本。而这种男性偏见由于与作品的现代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尤其富有遮蔽性。
李玲:《〈围城〉的男性偏见》,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5)。
泛读作品
钱锺书:《人·兽·鬼》
评论文献索引
解志熙.病态文明的病态产儿——论“围城人”方鸿渐.钱锺书研究.第1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田建民.钱锺书比喻的特点.钱锺书研究.第3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胡河清.钱锺书论.当代作家评论,1994(4).
王卫平.《围城》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联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
胡尹强.方鸿渐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4).
倪文尖.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围城》拆解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拓展练习
1.钱锺书努力将“围城”的隐喻对象从现实社会层面提升到哲学层面,由对“个”的关注扩展至对“类”的思考。在《围城》序言里,他就谈到:“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部分人类。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结合评论摘要3、4、5,思考他的这一意图有没有实现,是如何实现的?
2.《围城》被学界普遍赞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新的《儒林外史》”,但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围城》“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了那个时代的主潮”,“有意无意地避开了那个时代对文学的迫切要求”,因而在表现时代本质特征上要逊于《儒林外史》。[2]对此说法,你持什么看法?试从主题意蕴上、艺术手法方面对这两部作品做一比较。
3.鲁迅与钱锺书都深受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浸染,都清醒认识到了宇宙本体的虚幻性、人生命运如烟花谢幕般的悲剧性,生命个体对既定角色无可奈何的荒诞性。不同的是,鲁迅对于剧中人、“铁屋中的人”并非冷眼旁观、高高在上,而是以炽热而博大的人间情怀去批判他们、去拥抱他们、去拯救他们,是智者与仁者的结合;钱锺书则以“上帝”的姿态,以洞若观火的睿智毫不留情地对芸芸众生丑陋凡俗的一面加以嘲讽,却缺少相应的拯救努力,智者的一面远甚于仁者。这种超远的、“傍观见审”的人生姿态,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围城》偏离于时代主潮,并在艺术上情理相厄的重要原因。沿此思路,结合评论摘要4、5、6,评析鲁迅与钱锺书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