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撰写的方法与使用说明

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是现代文学史是一块，现代文学作品选是一块，本教材将文学史的描述与“原典阅读”相结合，并附有原典点评。在撰写过程中发现，长篇小说是无法用原典阅读的方式呈现的。唯一变通的办法，就是加大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与结构安排的讲述，并在讲述中多引原文，譬如端木蕻良一节，就是在讲述《科尔沁旗草原》中大量引述原文代替了外在的原典阅读。在此过程中才体会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讲述情节与引证原文最后才寥寥数语加以点评的苦心。夏志清曾贬低鲁迅撰写小说史的方法，其实受过学院教育并有理论修养的学者不读作品就横加分析太容易，但写出的文学史的客观性就大打折扣。这就是夏志清的小说史虽标新立异但终究不如鲁迅的小说史更为经典的原因之一。追求文学史的客观性，在当下中西文化都陷入价值危机、一切历史都被说成是当代史的语境中，就是一种绝望的抗战，但我们还是努力向着客观性的方向走。试举一例：我们在分析鲁迅与周扬论争及其对文学史产生的重大影响时，对周扬评价不高；但在讲述歌剧《白毛女》的作者时却强调了周扬的作用，因为这是客观事实，周扬对于歌剧《白毛女》所发挥的作用要超过现在那些集体项目的主编。

如果说文学史的客观性是我们的第一追求，那么，理清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就是第二追求。过去我们强调文学模仿生活，文学史往往是先写时代，然后再写文学对时代的表现与再现。然而中外文学的发展表明，文学确实模仿生活，但文学更模仿文学。没有从宋代市民土壤上产生的话本小说，曹雪芹可能就会以诗词的文学形式表现大家族的败落；没有西方戏剧的影响，曹禺就可能以戏曲的形式表现周萍一家的悲剧。由于现代文学的西化倾向，我们在描述其发展流变的脉络时，除了像鲁迅的小说史那样追溯前代文学的影响，还要注意来自西方的影响及其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变异。我们描述了七月派、萧红等很多现代作家所受鲁迅的影响，也描述了张爱玲以传统小说技巧表现现代意识的文体创新与所受张天翼的影响。而且影响与变异往往同时存在，现代中国的诗意小说可以追溯到鲁迅，但是当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与孙犁等人将诗意小说加以发展时，又是对鲁迅的背离。在描述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时我们还注意到，新的文体产生并不意味着旧的文体的消亡，受西方影响的新诗出现了，并不意味着旧体诗的消亡，在鲁迅、郁达夫、老舍、钱锺书与毛泽东等人那里还顽强地显示着活力，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时所发生的巨大反响是无论哪一首新诗都比不上的，现代文学史对旧体诗只字不提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话剧的产生也不意味着戏曲的消亡，现代中国对世界戏剧界发生重大影响的恰恰是梅兰芳的京剧。现代中国话剧发达而西方歌剧久久未入的原因，可能与戏曲是一种歌剧有关，《白毛女》最早的谱曲用的正是秦腔曲式，后来在重写中才告别戏曲曲式，但仍受其影响。甚至文体转型最成功的现代小说，也没有将传统小说赶尽杀绝，并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中吸引市井细民的眼球。抗战期间鸳鸯蝴蝶派与主流文坛发生了对流，张恨水等放弃章回体写出《八十一梦》等小说，介入文坛的主流中，而茅盾、林语堂、马烽等作家则以章回体小说服务于抗战。当鸳鸯蝴蝶派等“旧体小说”都进入现代文学史，而鲁迅、毛泽东、钱锺书等人的“旧诗”被挡在现代文学史外，尤其令人不解。

本教材第三个追求是披沙拣金与扶正祛邪。扶正祛邪有两个含义：第一是艺术上的，文学史就是要让真正有文学价值的文本多占一点篇幅，让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的文本少占篇幅，甚至从文学史中消失。本教材专章讨论的作家只有鲁迅，因为鲁迅在小说、散文诗、杂文、旧体诗与文学史研究五个文学领域都达到了顶尖水平，尤其是《野草》，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高到一种令人惊叹的境界。本教材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专节讨论的作家大部分都具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艺术实力，专章讨论的鲁迅，就是东方作家中没有获得诺奖的如同托尔斯泰、易卜生、乔伊斯等的一流艺术大师。其中，将端木蕻良、路翎、陈白尘与老舍、茅盾、巴金、沈从文、曹禺等一起进行专节讨论，还是会有争议，但是，我们细读《科尔沁旗草原》《财主底儿女们》《燃烧的荒地》与《升官图》，感觉它们列入世界文学也是优秀之作。毛泽东列为专节可能争议更大，但就艺术而论，与古今诗词相比他的诗词应该占一个专节。扶正祛邪的第二义是思想上的，在时下价值混乱之际，将《白毛女》的本事、如何进入文学文本以及后来的改编讲清楚，就是必要的。在国内外都出现了将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说成是有汉奸嫌疑，而真正与汉奸纠缠不清的张爱玲甚至文化汉奸胡兰成却为人津津乐道，在这种语境中，鲁迅恰恰是当下最需要的。文人可以被抹黑，然而，若是在自己的内心没有道德底线与风骨，则我民族危矣。在写到很多作家在1949年后历次运动中的表现时，发现这一点是中国文人的致命伤。后来由于字数限制，1949年后又非重点，就改为以扬正气存风骨的笔法书之。

正因为有这三个追求，2014年5月的一天，曹顺庆老师打电话让我主编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我回答说我来写一部吧。汇聚众力来编现代文学史教材，会淹没了我的三个追求。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开会签出版合同，说各本教材要在年底交稿。我觉得以我对现代文学史的熟悉程度，寒假结束我应该能够写完。但是我太不自量力了，尽管这一年我避免了与人交往、开学术会议、报项目，甚至除夕都在写，但一直拖到2015年7月底，才真正写完初稿。之所以拖后这么多日子，有一个原因，就是具体写到哪一个作家，我都觉得应该对他们负责，将他们的特点写出来，不能“草菅人命”。很多长篇小说读书的时候都读过，但有的印象较深，有的已很模糊，写文学史时需要重读。结果写到1949年，字数已接近96万字。我只好把1949年到1978年的文学以《结语：“一元模式超现代”从一统天下到僵化解体》来了结全书。这样也好，虽然是创新教材，但又与当下的教学实践接轨。然后，我就一边修改一边压缩字数。修改压缩到9月12日，用了41天压缩去40万字，就成为现在这个模样。时间紧任务迫，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的博士生蒋永影为本书的完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一边给我查资料，一边将我写出的稿子进行校对，付出了太多。如果没有她，那么这部文学史问世的日子我都不知道会是在猴年还是马月。为了赶进度，第五章有一半作家的小传是她代为起草，我来修改的。北京语言大学的徐立钱博士因出版过研究穆旦的专著，为本书撰写了第五章第九节《九叶派与穆旦的诗歌》。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高旭东

2015年8月2日于北京天问斋

2015年9月12日改定

[1]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29、4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