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其他文学社团的创作
我们这一节将讨论湖畔诗社、浅草-沉钟社、语丝社、狂飙社、莽原社、未名社等文学社团的创作。当然这些社团之间并没有多少联系，鲁迅曾为湖畔诗社的汪静之打抱不平，后面几个社团与鲁迅联系比较密切，这大概是将此罗列在一起的唯一理由。
一、湖畔诗社的诗歌
1922年4月4日，在春天的西子湖畔，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在西泠印社四照阁成立了“湖畔诗社”，并以诗社的名义出版了四人的诗歌合集《湖畔》。与《湖畔》同年出版的还有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翌年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又出版诗歌合集《春的歌集》。爱情与革命真是血肉相连，汪静之除外其余三位后来都成为革命家，其中应修人与潘漠华还是烈士。
应修人（1900—1933），字修士，浙江慈溪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左联”，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等职，1933年在丁玲家因拒捕而坠楼身亡。他有名的爱情诗是《妹妹你是水》，三个诗节的对称造成一种很好的艺术效果，且看最后一个诗节：
妹妹你是水——
你是荷塘里的水。
借荷叶做船儿，
借荷梗做篙儿，
妹妹我要到荷花深处来！
潘漠华（1902—1934），原名潘训，浙江宣平人。他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参加北伐军，翌年加入中共，“四一二”屠杀后领导过宣平起义，后来担任过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被捕后绝食而死。他写诗也写小说，五四时期的短篇小说后来收入《雨点集》。如果说《心野杂记》还是对亲吻女孩后不能忘怀的浪漫回想，那么《晚上》《乡心》则具有乡土小说的某些特征。他写了很多爱情诗，不过并非爱情诗的《离家》却是佳作，尽管缺乏诗的节奏与韵律。
冯雪峰（1903—1976），原名福春，笔名画室等，浙江义乌人。1925年成为北京大学旁听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许是浙东人的直率打动了鲁迅，1929年他很快成为鲁迅的挚友与学生。“左联”能够包容不久前笔战甚烈的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冯雪峰的调解起了很大作用。他担任过“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左联”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那也是鲁迅与“左联”关系的蜜月期。1933年他赴瑞金，又与被剥夺军权的毛泽东有过一段短暂的亲密交情。他参加了红军长征，在后期“左联”领导人与鲁迅的矛盾冲突中，冯雪峰作为中共特派员到了上海就站到鲁迅一边，但是，周扬等后期“左联”领导人在奔赴延安后却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由此造成了左翼文人内部长期的矛盾与斗争。1949年后冯雪峰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多个职务，却是运交华盖，从反胡风、反右派到“文革”，他是历经磨难。且看他湖畔时期的爱情诗《花影》：
憔悴的花影倒入湖里，
水是忧闷不过了；
鱼们稍一跳动，
伊底心便破碎了。
不是爱情诗的小诗《杨柳》写得也很出色：
杨柳弯着身子侧着耳，
听湖里鱼们底细语；
风来了，
他摇摇头儿叫风不要响。
湖畔诗社四位诗人中，只有汪静之没有参与革命，一生在中学、大学、出版社与作家协会等单位任职；尽管他曾在北伐军工作，但从事的也是文字工作。汪静之（1902—1996），安徽绩溪人。他是胡适的同乡，初恋对象正是后来成为胡适情人的曹诚英。他为了追求曹诚英跟随她到了杭州，才有了湖畔结社的佳话。五四时期汪静之比起湖畔其他三位诗人的诗名更大，就在于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爱情诗集《蕙的风》，诗集由胡适作序推荐，而且在出版后由《过伊家门》的“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引出了胡梦华从道德批评的角度含泪劝告青年不要作这种《金瓶梅》式的诗，又引出鲁迅、周作人等文坛名人为其辩护。他在1927年出版的诗集《寂寞的国》，影响就比《蕙的风》小得多。且看他的《伊底眼》的一个诗节：
伊底眼是温暖的太阳；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汪静之比湖畔其他三位诗人更重视节奏与韵律，且看《无题曲》的前两个诗节：
悲哀是无边的天空，
快乐是满天的星星。
吾爱！我和你就是
那星林里的月明。
深深的根就是悲哀，
碧绿的叶是快乐。
吾爱！生在那上面的
花儿就是你和我。
二、浅草-沉钟社与冯至的诗歌
浅草社1922年成立于上海，由林如稷等巴蜀籍文人为主发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先后加入。1923年，出版《浅草》季刊和《文艺》旬刊。后来由于浅草社的核心人物林如稷赴法留学，一些人退社，1925年《浅草》停刊。同年陈炜谟、陈翔鹤、冯至、杨晦在北京发起成立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后改为半月刊），易名复活了浅草社。《沉钟》断断续续，直到1934年才终刊。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认为，这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他还指出了浅草-沉钟社所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尼采、波德莱尔、安特莱夫们所安排的。不过，纵览浅草-沉钟社的文学创作，有的创作偏于浪漫主义，有的创作偏于现实主义，有的偏于现代主义，有的则是三者的混杂。
冯至（1905—1993），原名承植，字君培，生于河北涿州。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的组诗《归乡》1923年在《创造季刊》上发表，浅草社邀冯至加入。这年暑假后入德文系，到中文系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与《苦闷的象征》受到很大启发。1925年4月3日，他在鲁迅课后赠以《浅草季刊》1卷4期，触发鲁迅作散文诗《一觉》。1927年冯至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去哈尔滨一中任教。1930年赴德国留学，1935年6月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36年始他先后在同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时期他既写诗也写小说，诗歌收集在1927年出版的《昨日之歌》中。
浅草-沉钟社的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混杂的特征，在冯至身上就有表现。他受到德国浪漫派与歌德、海涅等人的影响，他后来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德国浪漫派的诺瓦利斯的；他也受到现代派诗人王尔德、里尔克等人的影响。《我是一条小河》就是以浪漫主义为主导，但却不像浪漫主义那样直抒胸臆，在看似无心的幽婉中表现了对所爱对象的情思：
我是一条小河，
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
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
投入了我软软的柔波。
我流过一座森林——
柔波便****地
把那些碧翠的叶影儿
裁剪成你的裙裳。
我流过一座花丛——
柔波便粼粼地
把那些凄艳的花影儿
编织成你的花冠。
无奈呀，我终于流入了，
流入那无情的大海——
海上的风又厉，浪又狂，
吹折了花冠，击碎了裙裳！
我也随了海潮漂漾，
漂漾到无边的地方——
你那彩霞般的影儿
也和幻散了的彩霞一样！
这种看似无心实则很执着的爱，在《蚕马》中表现得更突出。像欧洲浪漫主义喜爱从古代与民间取材一样，《蚕马》即取材于干宝《搜神记》所记载的神异之事。冯至诗歌所具有的幽婉格调与含蓄的美，表明了在西方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影响之外，还有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原典阅读
蛇
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
冰冷地没有言语——
姑娘，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莫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在想着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光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潜潜走过；
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冯至：《昨日之歌》，70页，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
原典点评
本诗是诗人为现代派画家比亚兹莱的一幅画所引发的灵感，那幅画里的蛇，昂首向上的嘴里含着一朵花。比亚兹莱绘画的一般风格是颓废、色情与邪恶，与波德莱尔的诗歌在艺术上有相似之处。这首诗将寂寞比作蛇就很奇特，蛇在圣书中是**人犯罪的象征，从人类学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是男性的象征，而花朵则是女性的象征，显然本诗已具有现代主义诗歌的唯美意味。
三、陈翔鹤、陈炜谟、林如稷等浅草-沉钟社作家的小说
陈翔鹤（1901—1969），重庆人。1920年考入复旦大学外语系，1923年转入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他参与浅草社的活动，又参与沉钟社的成立。五四时期的小说收入《不安定的灵魂》与《在阪道上》两个集子中。中篇小说《不安定的灵魂》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而是西方浮士德那种**不安的灵魂的中国表现。短篇小说《See！……》是一篇独特的小说。主人公是饭店的侍者“我”，每天要看许多面孔。在“我”眼里，那些太太、小姐、老爷、少爷的脸都变了形，变成了驴脸、鬼脸，并且透过面具看出许多虚伪来。于是“我”就笑，几乎要笑破肚。“我”还偷了王家小姐的丝领巾，天天抱着睡觉，幻想着占有了她的一切。最后，“我”发誓要做人世间一切道德礼法的叛逆，但同时又渴求主的拯救。小说具有现代主义小说的某些特征。然而，《西风吹到了枕边》则是一篇浪漫感伤的小说，令人想到郁达夫的作品。小说写的是“我”与家里为我所订的对象结婚。开始，我发誓要“拒绝一切，反抗一切”。“我”要侮辱这女子，毁坏屋子的华贵陈设，过了两三天之后再设法自行逃走，并且不怀一点羞惭。然而婚姻毕竟是自己答应过的，现在的母亲只是苦苦哀求我，无怨无悔地为“我”准备着。反差很大的是，“我”的张牙舞爪式的想法，迎来的并不是代表礼教黑暗的恶势力，而是一个无父无母靠叔父养大的女孩，她在新婚之夜无私地为“我”整理书籍，悲哀、麻木而又非常善良。于是“我”拥抱了她，泪水打湿了枕巾，西风又吹到枕边。这是“五四”一代人共同遭遇到的问题，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同，小说在抒情中透露出浓浓的感伤。
较之陈翔鹤小说浪漫感伤的品格，陈炜谟小说虽然也有浪漫与现代的特征，但却更具有写实性。陈炜谟（1903—1955），四川泸县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先后参与浅草社与沉钟社。他在五四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收入《信号》《炉边》两个短篇小说集中。1923年的小说《轻雾》写的是青年学生素云在孤寂迷惘中对人生的思考。1924年的小说《破眼》也是以现代派技巧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小说几乎没有情节，满篇都是意识的联想与心理的描写。朋友约我去看新剧，几个少女在我的前面、旁边，诱得我心**，但我的意念她们并不知道。深夜剧院寂静时又有谁会想到刚才的热闹？雁过之后，不留痕迹……人生的偶然与荒诞使我沉思起来。1925年的小说《狼筅将军》则描写出蜀地受苦之深，也是他影响较大的作品。我从北京回蜀地，一路是兵匪劫掠后的凄凉与零落。小说的主要情节，是我与同学聊天时听到的：赵惕甫的长女被乱兵掳去，长子因不能缴纳军款而惨死狱中，叔父被土匪挖去心肝，兵匪的折腾使得赵惕甫发了疯，他自封为“狼筅将军”，并将自己剩余的亲人也都封官。1926年的小说《夜》则将乡人的愚昧写得入木三分。小说围绕着箴婶婶难产结构全篇，描画出一幅真切的愚昧图画：打难产鬼，逼箴婶婶喝尿……但箴婶婶仍没有逃脱死于难产的厄运。小说以“我”之儿童视角写来，更增添了其残酷的逼真性。
林如稷的小说更具有现代性。林如稷（1902—1976），四川资中人。在上海求学期间发起组织浅草社，后赴法留学。林如稷的短篇小说《将过去》是一篇现代主义杰作，可惜为历来的文学史所忽略。小说1万多字，情节却很简单，写若水从上海来到北京，和H君住在一起，不过颓废的若水到北京原想一切从头开始，却根本做不到。他觉得做什么都无聊，看戏也无聊，于是以吸烟、喝酒来麻醉自己的神经。终于在有一天失踪，他到香佛寺租了一间房住下，并到乡间的私娼那里寻欢作乐，然而他只是借此寻找更大的刺激，根本没有欢乐，引起的是更严重的颓废。若水只得再行逃离。
小说充满了对立与不和谐，在主人公若水眼里，一切美好都变得如此丑陋，别人看女伶唱戏，说是“多稳重！大家闺秀……”，但在他眼里，却只看到涂着白粉的矫揉造作。他从报纸上看到的是活尸、骷髅、肥蛆；他把“繁华的首都”看成是“沙漠”，把“锦绣的宇宙”看成是“悲哀结核”。香佛寺的宁静没有使若水的心里有片刻的宁静，他充满了恐惧与不安，反复说着：“不要开那门啊！”这里充满象征意义。他此刻想起女伶的美来，只是性的需求。他看着眼前花两块钱买来的乡下女人，展开了性的联想与实践。“——吻，吻着，吻那像西藏产的红花似的发”；“——吸，吸着，吸那如马来群岛上的人嚼槟榔流出来的唾”……此刻他的悔罪意识又浮现出来，“我要成缚在断头台上的囚犯……绑在十字架下的罪徒……”若水流下泪来，他逃离了。在表现技巧上打破了传统小说结构的整饬，若水在火车上的意识描写，看报时巨大跳跃式的一晃而过，在香佛寺面对女人时的性联想，采用的是意识流与超现实主义的技巧，表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所能达到的意识深度。小说有的地方则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技巧。这是五四时期的小说中现代艺术特征最为鲜明的一篇，其中的某些技巧，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为新感觉派小说所承袭。
四、语丝社：周作人的散文与废名、许钦文的小说
新文化运动退潮后，既非共产党亦非英美派的文人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基本是以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为发表阵地。1924年随着《晨报副刊》成为英美派的阵地，由孙伏园牵线，川岛与李小峰协助，以原《晨报副刊》的撰稿人为主，于1924年11月开始出版《语丝》周刊，“语丝社”即由此而来。撰稿人除了上述四位大将，还有林语堂、俞平伯、梁遇春、废名、许钦文等。《语丝》周刊先由孙伏园主编，后来周作人也参与主编，1927年被张作霖查封后转到上海，先后由鲁迅、柔石主编，直到1930年终刊。其大致倾向就是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所说：“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因此，《语丝》并非一个纯文学刊物，而是继承了《新青年》的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精神的杂志。然而就凭着在《语丝》上发表的鲁迅的《野草》与部分杂文，周作人、林语堂、梁遇春等人的部分散文小品，废名等人的小说，语丝社对新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事实上，语丝社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传统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前者敢于痛快淋漓地表现自我，向社会恶势力挑战，并且批判反省中国的文化传统；后者则在独抒性灵的旗帜下，委婉温厚得多，而且还有隐逸的趋向。
许钦文（1897—1984），原名许绳尧，浙江绍兴人。1920年成为北京大学的旁听生，自称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鲁迅对他的培养，一是帮他推荐稿子，资助他出版小说集；二是鲁迅在小说《幸福的家庭》中，以“拟许钦文”（许的小说名为《理想的伴侣》）的副题向文坛推荐其小说。他在五四时期有《赵先生的烦恼》《鼻涕阿二》等中长篇小说，《故乡》《毛线袜及其它》《回家》等短篇小说集。鲁迅虽然将许钦文的小说划归“乡土文学”，但在论述他的小说时，却完全不是从“乡土写实”而是从主体表现的角度出发，将许钦文具有主体表现意味小说的优长与缺憾都进行了简括。在主体表现之外，许钦文也能写出乡间的疾苦，短篇小说《石宕》描写的是采石工的悲惨命运，中篇小说《鼻涕阿二》的叙事方法深受鲁迅《阿Q正传》的影响，小说描述的是一位下层女性的行状及其一生。虽然这篇小说在语言上有过于重复的缺点，然而其精彩之处颇得鲁迅的真传，就是鼻涕阿二虽然一生是贱人而受压迫，但当她有点小权力的时候也会压迫别人。长篇小说《赵先生的烦恼》是以三角恋情对青年心理与**围城进行了细腻的表现。
五四退潮后，曾经非常激进的弄潮儿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开始渐趋保守，因而在语丝社中，不是鲁迅而是周作人，成了实际的主持者与精神领袖。周作人在新文学的理论倡导、诗歌尤其是散文创作上都有很大贡献，并翻译了大量的日本、英、美、希腊等国的作品。可惜抗战时期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散文收集在《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中，后来又出版《苦茶随笔》《风雨谈》与《瓜豆集》等多个散文集。他有着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并以清新素雅、平和冲淡的文笔道来，加上对中西典故的旁征博引，使其散文风靡一时。且看其《乌篷船》里的一段：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薜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
周作人对美文的倡导及其散文的平和冲淡的隐逸趋向，在他的得意门生废名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入英文系，并开始发表新诗与小说。他曾加入浅草社，后又成为语丝成员。1927年张作霖取消北京大学，与其他院校合并，废名愤而退学。废名五四时期的短篇小说收入《竹林的故事》《桃园》两个小说集中。后来又出版短篇小说集《枣》（1931）以及长篇小说《桥》（1932）、《莫须有先生传》（1932）、《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1948）。他还不间断地创作新诗，共发表近百首。
现代文坛的奇观是，研究中国文字音韵的钱玄同要废除汉字，奋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却是西洋文学教授吴宓（从“五四”到“批林批孔”）。废名读的是英文系，但他的小说却与英国文学的关系不大，而主要是道家与禅宗文化的产儿。当然，哈代等人对自然的描写对他有所影响，甚至周作人翻译的法国诗人果尔蒙的《田园诗》对他也会产生影响，但废名的小说浸染着道家与禅宗文化，深受中国空灵妙悟的田园山水诗的影响，从而使废名的小说具有浓重的诗化倾向。中国的乡间本来既有愚昧麻木，又有淳厚质朴，更有未经现代工业文明毁坏的田园风景。废名的小说是从《社戏》等小说来，但夸大了田园风味就背离了鲁迅以现代观点来烛照乡人的愚昧麻木的文学传统，而是在周作人的教示下，将乡人的淳厚质朴与乡间的田园牧歌风味进行了艺术上的凸显。因而他的很多小说就像宋元山水画，在朴讷蕴藉中表现出淡淡的情愫，在空灵淡远中透露出清纯的诗意。如果说在《竹林的故事》集中的一些小说还有世间丝丝的不平与淡淡的愤慨，《柚子》在对朴讷的乡间人情描写中着力表现了我与表妹柚子有爱却不能成眷属的淡淡忧伤，《浣衣母》在表现乡人淳厚的一面后又写了乡人对李妈与中年汉子的相悦换来了乡人集体的冷眼，《河上柳》在描写出空灵的柳枝时，又写到世道的变化使陈老爹无以为生只得砍伐充满诗意的河上柳；那么，此后废名的小说，则基本上隐去了人情的冷暖与世道的艰难，着力写乡人的淳厚质朴与乡间的田园风光。
当中国还没有走向现代，过早地沉醉于传统，会受到走向现代的批评家的否定；然而当中国已走向现代，以后现代的眼光看废名的小说，其价值自然就显现出来。这也是近年废名小说被重估的原因，特别是生态批评的兴起，使得废名的小说会获得更多的价值。废名的小说对后来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小说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然而，外国人能够欣赏沈从文的小说，却难以欣赏废名的小说，因为沈从文以柏格森的生命力沟通了中西，而废名则更是中国的道家与禅宗文化的结果。
原典阅读
竹林的故事
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他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
那时我们是专门请一位先生在祠堂里讲《了凡纲鉴》，为得拣到这菜园来割菜，因而结识了老程，老程有一个小姑娘，非常的害羞而又爱笑，我们以后就借了割菜来逗她玩笑。我们起初不知道她的名字，问她，她笑而不答，有一回见了老程呼“阿三”，我才挽住她的手：“哈哈，三姑娘！”我们从此就呼她三姑娘。从名字看来，三姑娘应该还有姊妹或兄弟，然而我们除掉她的爸爸同妈妈，实在没有看见别的谁。
一天我们的先生不在家，我们大家聚在门口掷瓦片，老程家的捏着香纸走我们的面前过去，不一刻又望见她转来，不笔直的循走原路，勉强带笑的弯近我们：“先生！替我看看这签。”我们围着念菩萨的绝句，问道：“你求的是什么呢？”她对我们诉一大串，我们才知道她的阿三头上本来还有两个姑娘，而现在只要让她有这一个，不再三朝两病的就好了。
老程除了种菜，也还打鱼卖。四五月间，霪雨之后，河里满河山水，他照例拿着摇网走到河边的一个草墩上，——这墩也就是老程家的洗衣裳的地方，因为太阳射不到这来，一边一棵树交荫着成一座天然的凉棚。水涨了，搓衣的石头沉在河底，剩现绿团团的坡，刚刚高过水面，老程老像乘着划船一般站在上面把摇网朝水里兜来兜去；倘若兜着了，那就不移地的转过身倒在挖就了的**里，——三姑娘的小小的手掌，这时跟着她的欢跃的叫声热闹起来，一直等到碰跳碰跳好容易给捉住了，才又坐下草地望着爸爸。
流水潺潺，摇网从水里探起，一滴滴的水点打在水上，浸在水当中的枝条也冲击着查查作响。三姑娘渐渐把爸爸站在那里都忘掉了，只是不住的抠土，嘴里还低声的歌唱；头毛低到眼边，才把脑壳一扬，不觉也就瞥到那滔滔水流上的一堆白沫，顿时兴奋起来，然而立刻不见了，偏头又给树叶子遮住了，——使得眼光回复到爸爸的身上，是突然一声“阿呀！”这回是一尾大鱼！而妈妈也沿坝走来，说盐钵里的盐怕还够不了一飧饭。
老程由街转头，茅屋顶上正在冒烟，叱咤一声，躲在园里吃菜的猪飞奔的跑，——三姑娘也就出来了，老程从荷包里掏出一把大红头绳：“阿三，这个打辫好吗？”三姑娘抢在手上，一面还接下酒壶，奔向灶角里去。“留到端午扎艾呵，别糟蹋了！”妈妈这样答应着，随即把酒壶伸到灶孔烫。三姑娘到房里去了一会又出来，见了妈妈抽筷子，便赶快拿出杯子——家里只有这一个，老是归三姑娘照管——踮着脚送在桌上；然而老程终于还是要亲自朝中间挪一挪，然后又取出壶来。“爸爸喝酒，我吃豆腐干！”老程实在用不着下酒的菜，对着三姑娘慢慢的喝了。
三姑娘八岁的时候，就能够代替妈妈洗衣。然而绿团团的坡上，从此也不见老程的踪迹了，——这只要看竹林的那边河坝倾斜成一块平坦的上面，高耸着一个不毛的同教书先生（自然不是我们的先生）用的戒方一般模样的土堆，堆前竖着三四根只有杪梢还没有斩去的枝桠吊着被雨粘住的纸幡残片的竹竿，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意义。
老程家的已经是四十岁的婆婆，就在平常，穿的衣服也都是青蓝大布，现在不过系鞋的带子也不用那水红颜色的罢了，所以并不现得十分异样。独有三姑娘的黑地绿花鞋的尖头蒙上一层白布，虽然更显得好看，却叫人见了也同三姑娘自己一样懒懒的没有话可说了。
然而那也并非是长久的情形。母女都是那样勤敏，家事的兴旺，正如这块小天地，春天来了，林里的竹子，园里的菜，都一天一天的绿得可爱。老程的死却正相反，一天比一天淡漠起来，只有鹞鹰在屋头上打圈子，妈妈呼喊女儿道，“去，去看坦里放的鸡娃，”三姑娘才走到竹林那边，知道这里睡的是爸爸了。到后来，青草铺平了一切，连曾经有个爸爸这件事实几乎也没有了。
正二月间城里赛龙灯，大街小巷，真是人山人海。最多的还要算邻近各村上的女人，她们像一阵旋风，大大小小牵成一串从这街冲到那街，街上的汉子也借这个机会撞一撞她们的奶。然而能够看得见三姑娘同三姑娘的妈妈吗？不，一回也没有看见！锣鼓喧天，惊不了她母子两个，正如惊不了栖在竹林的雀子。鸡上埘的时候，比这里更西也是住在坝下的堂嫂子们顺便也邀请一声“三姐”，三姑娘总是微笑的推辞。妈妈则极力鼓励着一路去，三姑娘送客到坝上，也跟着出来，看到底攀缠着走了不；然而别人的渐渐走得远了，自己的不还是影子一般的依在身边吗？
三姑娘的拒绝，本是很自然的，妈妈的神情反而有点莫名其妙了！用询问的眼光朝妈妈脸上一瞧，——却也正在瞧过来，于是又掉头望着嫂子们走去的方向：
“有什么可看？成群打阵，好像是发了疯的！”
这话本来想使妈妈热闹起来，而妈妈依然是无精打采沉着面孔。河里没有水，平沙一片，现得这坝从远远看来是蜿蜒着一条蛇，站在上面的人，更小到同一颗黑子了。由这里望过去，半圆形的城门，也低斜得快要同地面合成了一起；木桥俨然是画中见过的，而往来蠕动都在沙滩；在坝上分明数得清楚，及至到了沙滩，一转眼就失了心目中的标记，只觉得一簇簇的仿佛是远山上的树林罢了。至于聒聒的喧声，却比站在近旁更能入耳，虽然听不着说的是什么，听者的心早被他牵引了去了。竹林里也同平常一样，雀子在奏他们的晚歌，然而对于听惯了的人只能够增加静寂。
打破这静寂的终于还是妈妈：
“阿三！我就是死了也不怕猫跳！你老这样守着我，到底……”
妈妈不作声，三姑娘抱歉似的不安，突然来了这埋怨，刚才的事倒好像给一阵风赶跑了，增长了一番力气娇恼着：
“到底！这也什么到底不到底！我不欢喜玩！”
三姑娘同妈妈间的争吵，其原因都出在自己的过于乖巧，比如每天清早起来，把房里的家具抹得干净，妈妈却说，“乡户人家呵，要这样？”偶然一出门做客，只对着镜子把散在额上的头毛梳理一梳理，妈妈却硬从盒子里拿出一枝花来。现在站在坝上，眶子里的眼泪快要迸出来了，妈妈才不作声。这时节难为的是妈妈了，皱着眉头不转睛的望，而三姑娘老不抬头！待到点燃了案上的灯，才知道已经走进了茅屋，这期间的时刻竟是在梦中过去了。
灯光下也立刻照见了三姑娘，拿一束稻草，一菜篮适才饭后同妈妈在园里割回的白菜，坐下板凳三棵捆成一把。
“妈妈，这比以前大得多了！两棵怕就有一斤。”
妈妈那想到屋里还放着明天早晨要卖的菜呢？三姑娘本不依恃妈妈的帮忙，妈妈终于不出声的叹一口气伴着三姑娘捆了。
三姑娘不上街看灯，然而当年背在爸爸的背上是看过了多少次的，所以听了敲在城里响在城外的锣鼓，都能够在记忆中画出是怎样的情境来。“再是上东门，再是在衙门口领赏……”忖着声音所来的地方自言自语的这样猜。妈妈正在做嫂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欢喜赶热闹，那情境也许比三姑娘更记得清白，然而对于三姑娘的仿佛亲临一般的高兴，只是无意的吐出来几声“是”，——这几乎要使得三姑娘稀奇得伸起腰来了：“刚才还催我去玩哩！”
三姑娘实在是站起来了，一二三四的点着把数，然后又一把把的摆在菜篮，以便于明天一大早挑上街去卖。
见了三姑娘活泼泼的肩上一担菜，一定要奇怪，昨夜晚为什么那样没出息，不在火烛之下现一现那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样的面庞的呢？不，——倘若奇怪，只有自己的妈妈。人一见了三姑娘挑菜，就只有三姑娘同三姑娘的菜，其余的什么也不记得，因为耽误了一刻，三姑娘的莱就买不到手；三姑娘的白菜原是这样好，隔夜没有浸水，煮起来比别人的多，吃起来比别人的甜了。
我在祠堂里足足住了六年之久，三姑娘最后留给我的印象，也就在卖菜这一件事。
三姑娘这时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姑娘，因为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单衣，颜色淡得同月色一般，——这自然是旧的了，然而倘若是新的，怕没有这样合式，不过这也不能够说定，因为我们从没有看见三姑娘穿过新衣：总之三姑娘是好看罢了。三姑娘在我们的眼睛里同我们的先生一样熟，所不同的，我们一望见先生就往里跑，望见三姑娘都不知不觉的站在那里笑。然而三姑娘是这样淑静，愈走近我们，我们的热闹便愈是消灭下去，等到我们从她的篮里拣起菜来，又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了铜子，简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觉得这太对不起三姑娘了。而三姑娘始终是很习惯的，接下铜子又把菜篮肩上。
一天三姑娘是卖青椒。这时青椒出世还不久，我们大家商议买四两来煮鱼吃，——鲜青椒煮鲜鱼，是再好吃没有的。三姑娘在用秤称，我们都高兴的了不得，有的说买鲫鱼，有的说鲫鱼还不及鳊鱼。其中有一位是最会说笑的，向着三姑娘道：
“三姑娘，你多称一两，回头我们的饭熟了，你也来吃，好不好呢？”
三姑娘笑了：
“吃先生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
我们大家也都笑了；不提防三姑娘果然从篮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里。
“三姑娘是不吃我们的饭的，妈妈在家里等吃饭。我们没有什么谢三姑娘，只望三姑娘将来碰一个好姑爷。”
我这样说。然而三姑娘也就赶跑了。
从此我没有见到三姑娘。到今年，我远道回家过清明，阴雾天气，打算去郊外看烧香，走到坝上，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波皱了。正在徘徊，从竹林上坝的小径，走来两个妇人，一个站住了，前面的一个且走且回应，而我即刻认定了是三姑娘！
“我的三姐，就有这样忙，端午中秋接不来，为得先人来了饭也不吃！”
那妇人的话也分明听到。
再没有别的声息：三姑娘的鞋踏着沙土。我急于要走过竹林看看，然而也暂时面对流水，让三姑娘低头过去。
——王风编：《废名集》（第1卷），117—12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原典点评
本篇将废名小说在朴讷蕴藉中表现淡淡情愫与清纯诗意的空灵风格，基本上表现出来了。小说的写法既不同于宋元话本以来的中国小说传统，也不同于西方的小说传统，中西小说的共同特征或者以人物为主，或者以故事为主，然而废名小说更像是中国诗歌传统演化而来的散文。小说虽然是以三姑娘为主人公，但与中西传统小说中将人物放在情节的发展或者与他人对话中的表现方法不同，而是选择一些富有诗意的细节加以表现。不以故事情节取胜，淡化乃至取消情节的结果，使得他的小说看去就像蕴藉淡远的青山。
五、狂飙、莽原、未名与高长虹、向培良、台静农
鲁迅在语丝社中是孤独的，他在语丝社之外另组了莽原社与未名社。莽原社其实是包含了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与安徽籍作家的未名社两部分人的，他们的共同纽带与领袖就是鲁迅。狂飙社是高长虹在1923年暑假与人组织的文学社团，1924年9月高长虹创办《狂飙》月刊，引起鲁迅注意。年底他与鲁迅结识，深受鲁迅器重。1925年3月《狂飙》停刊，4月在鲁迅与高长虹、向培良的筹划下出版了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同时也宣告了莽原社的成立。于是《莽原》的作者既有高长虹、向培良、尚钺等狂飙社成员，又有稍后鲁迅发起成立的未名社的安徽籍作家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等成员。初时鲁迅对办刊奔走最出力的高长虹大加青眼，也欣赏他的才气，但是《莽原》作者来自不同的阵营，加上高长虹极强的个性，埋下了冲突的种子。1926年高长虹离开北京去上海办《狂飙》；鲁迅则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接编《莽原》的韦素园因不发狂飙社成员高歌与向培良的稿子，引起了高长虹以狂飙社领袖的姿态在《狂飙》上对韦素园的讨伐，并让鲁迅裁决。高长虹对鲁迅的裁决并不满意，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之高长虹主编的《狂飙》上时有利用鲁迅的文字，鲁迅就以《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对高长虹进行了某种讽刺，因为早先高长虹对于报纸上出现“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是很反感的。在“退稿事件”后，狂飙社成员退出了莽原社，实际上莽原社与未名社就合二为一了，这就是未名社的刊物会是《莽原》半月刊的原因。
高长虹（1898—？），原名高仰愈，山西盂县人。他是推崇歌德又深受尼采影响的狂人，想在现代中国发起一场狂飙运动。他很有才气，也很有个性：为鲁迅所看重者是为此，与鲁迅闹翻也是为此。许广平给鲁迅的信中曾将《莽原》创刊时高长虹的文章猜成鲁迅的文章，鲁迅回信更正，并夸高长虹“很能做文章”。然而“退稿事件”发生后高长虹对鲁迅的攻击开始升级。高长虹1930年黯然神伤地离开文坛而出国，与鲁迅的冲突是一个重要原因。抗战伊始他奔赴国难，后来他又投奔延安，延安开始给了他很高的礼遇，但他极强的个性很快就给他带来厄运：他拒绝出任边区“文协”副主任，他是唯一收到毛泽东与凯丰签名的文艺座谈会请柬而予以拒绝的人。国共内战爆发后他更是运交华盖，甚至被当成精神病，以致竟不能确定他何时辞世。他在五四时期的诗歌收在《精神与爱的女神》《给——》等诗集中，散文收在《光与热》等集中，另有诗歌散文合集《心的探险》等。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后来原谅了高长虹的年少轻狂，否则无法解释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称赞高长虹为《莽原》“奔走最力者”及其对“狂飙运动”《宣言》的大篇幅引用：
这样的，几百年几百年的时期过去了，而晨光没有来，黑夜没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们，都沉沉的睡着了。
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
——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
——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
——若是晨光终于不来，那么，也起来罢。我们将点起灯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前途。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高长虹的狂飙《宣言》，几乎是他五四时期几部诗集与散文集的画龙点睛式的精要。而且比起未名社的安徽作家群来，高长虹才是鲁迅真正的精神苗裔，这表现在他那卓然超群的个性与批判精神等多个方面，对此可以比较一下高长虹与台静农在大陆与台湾的不同境遇。高长虹后来转向小说创作，但狂飙社与莽原社最有才华的小说家是向培良。
向培良（1905—1959或1961），湖南黔阳人。1924年结识高长虹而加入山西作家群的狂飙社，稍后成为莽原社的骨干成员。鲁迅曾有邀请长虹、培良喝酒大醉的记载，可见当时与鲁迅的关系之密切。鲁迅编辑的“乌合丛书”，将他的小说集《飘渺的梦》编入。向培良的短篇小说《飘渺的梦》在恋嫂的情节中，隐含着精神分析的恋母情结。“我”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订婚对象，也有自由恋爱的女友。然而回到家，看到新嫁来的筠嫂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当我淋了雨，筠嫂就给我以温存。此后有事没事就往筠嫂的房里跑……小说在浓浓抒情中回味着一种美的不伦情感。短篇小说《六封书》以书信体形式，表现了“我”对现代的厌弃：“人与人没有情义，没有关系，不相识似的”。厌倦之极的他想寻找“温情的人间关系”，羁鸟恋旧林式地要归家。然而他真的归家，父亲、兄弟及故乡给他的却是冷漠，儿时的玩伴也没有旧情，而是很礼貌地称他少爷。他决计离开故乡，浪迹天涯。在中篇小说《我离开十字街头》中，一个虚无的反抗者出现了：
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自己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天二哥》先写天二哥死后人们怕鬼的恐惧心理，后面才追写天二哥因有病而败在小柿子手下，但他确实是“天”二哥，即使是忍着病痛，也能打得小柿子告饶。《红灯》写的是得银被三千七拉下水偷东西被人打死，作为慈爱化身的得银娘为使得银的魂得以超度，拉下老脸到处借钱，终于做成了一个红灯，但当红灯点亮时，引来的不是同情而是看热闹者的调笑。这个老妈妈令人想到《水葬》中骆毛的老母。《新坟》控诉了军阀的罪恶：四爷死后四太太盼望着自己的儿女长大成人，然而女儿被兵奸死，儿子被兵打死，四太太发了疯，到处请人喝酒，说着“新郎看菜……”《拜堂》中的汪二在哥哥死后与嫂子**，嫂子已怀了他的孩子，再私通下去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拜堂成亲；然而从嫂子在哥哥灵前的激动，表明他们的结合也是为了生存而非爱情。台静农的小说几乎都是运用白描的叙事方法，很少浓墨重彩，正如乡间的悲惨生活恰好适宜拍黑白片，拍彩色片反而失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