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文学繁兴的文化溯源

中华民族大概是世界上对历史最为看重的一个民族，这点可从历朝历代出现的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中看出来。相对其他民族而言，我们保存至今的各类历史著作不仅名目众多、丰富多彩，而且翔实具体、生动逼真，凝聚了一代代文人士大夫们的无数心血与精力。而中国知识精英对历史编纂所表现出的热情，连远在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都惊叹不已：“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拥有数不胜数的历史编纂人员。”[1] 黑格尔的惊叹绝对有道理，但他未必能完全了解中国史学传统的深远和在整个文化领域内的尊贵地位。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于各种学位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2] 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数千年的古典历史中，史官文化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文化，哲学、文学等等不仅只能从史学那里产生出来，而且还需长期依附于史学而存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此起彼伏、层出不穷、面貌各异的历史热。甚至有当代学者不无调侃地指出：“中国人就算忘记吃饭睡觉也忘不了历史，中国人就是一些历史动物，中国就是个历史国。”[3]

中国人为什么对历史如此看重？对此，不同专业的学者们早已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普遍的共识。他们认为这与中国文化缺少一种超验性的精神存在不无关系。众所周知，寻求意义是人的基本属性，人不能像动物一样仅仅满足于物质化的需求，他还需要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自我肯定与评价，也就是说“给自己一个意义”。如果中华民族像西方人那样“相信冥冥中有一个全知的神，我们就可以让他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好的，是善良虔诚的，那就够了。”但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没有产生类似于基督教上帝那样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神， 于是，“中国主流文化中评价一个人的任务，就放在了‘他人’身上了。” [4] 而他人的评价不仅包括当时的社会舆论，更包括后世的历史评价。虽然历朝历代的官府乃至主流社会，都尝试对一个人进行“盖棺定论”式的终极评价，但实际情况常常还是把是非成败留给了后人加以评说。尤其是当中国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政治极度不满与失望的时候，幸亏还有更为久远、更具精神超越性的历史作为最终的评判者，使得他们不至于对人生、对社会和整个世界丧失信心。虽然中国人心目中的历史，不像西方文化中的上帝那样全知全能、至高无上，但至少构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一种对现实政治和世俗权力的反抗乃至超越。正是凭借这种对历史的高度信任与信念，民族英雄文天祥才豪情万丈地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并得到了后世中国人的深切同感与共鸣；正是依靠历史天理昭昭般的惩恶扬善之功能，那些良知未泯的普通百姓才能以达观与乐观的胸怀，抱定一颗相信未来的心灵；而那些在茫茫暗夜中蜗行摸索的仁人志士们，也看到了微茫的希望。因此对历史的看重，事实上决定了中国人最为根本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使得他们能在纷繁复杂的滚滚红尘中，保持相对理性的头脑；在对俗世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追求中，怀持一颗相对高远的心灵。要知道中国人最怕的就是“遗臭万年”，最向往的则是“千古流芳”“永垂不朽”。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也反复证明了这一历史规律：我们的古人对于“当今圣上”自然是不敢轻易反抗乃至非议的，因为那涉及直接的利害关系，谁敢拿自己的前程与身家性命开玩笑？但对于前朝的人与事，当然就无关紧要了，于是是非成败逐渐地具有了历史公论。甚至连当今圣上也会出于自己的统治需要，而加入到对“前朝”人物的评头论足之中。然而当今圣上们却并未充分意识到：百姓对自己也绝非“心服口服”，他们把所有的不满、牢骚与愤怒都深埋在心底，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与耐心，等到“当今圣上”走进历史的那一天。正所谓善恶自有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就是以这样奇特的公平与公道，轮回般地延续了数千年。

相对于正统史学，小说、戏曲等文艺形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所起的作用，一直被定位于“补正史之阙”，而且只能作为“引车卖浆者之流”口耳相传的雕虫小技。但正是出于这种对历史的高度看重，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往往也离不开历史，使得文艺创作者们往往以历史题材为首选，这导致了古典历史文学的极大繁兴。单以古典小说而论，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说：“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历史小说’这个文学概念，但并不说明中国古代就没有‘历史小说’，恰恰相反，正是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小说’与‘历史’有着格外的连带关系。……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最受一般读者欢迎的则是‘讲史’、‘演史’，它们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小说。”[5] 事实的确如此，而那些超出“讲史”“演史”之外的小说作品，如果稍加分析，也可看出它们与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号称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被公认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水浒传》《西游记》虽然分别被看成“英雄传奇”与“神魔小说”的代表，但这两部作品与历史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却是有目共睹；《红楼梦》虽然描写的只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历史，但作者曹雪芹却别出心裁地以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开启小说叙事，从而使得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历史，尤其是上古历史融为了一体。而王富仁先生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一概括，也同样适合于传统戏曲：戏曲与历史同样有着格外的连带关系，在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同时最受读者欢迎的，也往往离不开历史题材。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古人对历史言说与品评的冲动与**；而历史题材作品的广泛传播，更是极大地满足了普通百姓们探听历史、关注历史并议论历史的欲望。

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的是，正是在这种对历史的探听与议论中，普通百姓们才满足了不可替代的审美和娱乐需要。这并不奇怪：历史上得以广泛流传的，往往是那些经过岁月冲刷和大浪淘沙之后的传奇人物与故事，无论是帝王将相等历史英雄们波澜壮阔、纵横捭阖的传奇人生，还是那些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悲欢离合的普通人事，无不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家们提供了丰富而“现成”的创作材料。事实上，还有什么比它们更戏剧化与小说化，更靠近艺术的审美特质，更能引起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感悟与思索呢？而对我们这个高度重视审美享受，甚至不惜将其看作人生终极目的的民族来说，包裹在历史中的一切都可幻化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审美娱乐源泉。不论是对成功者的艳羡，还是对失意者的同情与共鸣，甚至对历史人物之间悲欢离合的喟叹，因为年代的久远，都可幻化成一种审美的乐趣。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能永恒于世并超越历史的，唯有审美。

对于中国人来说，那遥远而未知（何况尚不知有无）的所谓“天国”，显然不及逝去的历史更显亲切和实在，也更有**力。失去了对天国与来生的向往，人们自然会把热情的目光投向过往的历史。所以，中国的哲人们即使要实现社会变革，也不得不拿历史来作号召，美化“上古”等历史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而历史说到底不过是现实尘世的另一种形式，虽然那已是逝去的尘世，但在“轮回”观念的作用下，历史与现实尘世又完全可以融为一体。所以人们对历史的看重和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其实是对现实尘世的留恋与热爱；将历史审美化与娱乐化，其实就是将现实尘世、现实人生娱乐化与审美化。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历史的审美化、传奇化与娱乐化为什么会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一。

[1] 转引自〔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15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0页。

[3] 朱建军：《中国的人心与文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71页。

[4] 朱建军：《中国的人心与文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74页。

[5] 王富仁：《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一），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