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02
春秋战国五百年，国家不统一，征战年年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不堪，但此时因为没有统一全国的专制力量，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们各种聪明才智都可展现自己的研究思考的结果，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好时代（正题），又是一个坏时代（反题），这是一个悖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国几百年混乱和征战，多少解除了人民的疾苦，恢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特别是秦统一后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了度量衡，这对中国华夏文化的保护也起到了作用，秦统一中国解开了战国时期的历史悖论；但秦统一中国过程中所进行的战争，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民，给多少家庭带来了灾难。秦始皇不但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们，而且连对自己的母亲，对自己有恩惠的吕不韦也不够仁慈，失去了人性应有的基本态度。特别秦始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开启了专制主义，实行全面专制统治，提倡有利于他们严酷统治的法家，而贬黜别家，甚至焚书坑儒，不再有言论自由，曾经有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完全被扼杀了，这种专制不能不给中国社会后代留下无穷后患，换言之，秦统一中国又给中国历史生成了一个新的悖论。贾谊《过秦论》指出：“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又指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这种“愚民”、“弱民”和“虐民”的政策再加上大规模修长城、修阿房宫、修陵寝，“仁义不施”，劳民不已，这就为秦朝二代而亡，埋下了种子。所以秦始皇时代统一了中国，是社会的进步，这是可喜的（正题），但他开启专制主义统治，从此中国开始陷入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时代，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这是可悲的（反题）。历史文学家应写出这种悖论，以表达历史前行的悲剧性。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却完全采取对秦始皇的歌颂态度，在第五部《铁血文明》（下）的第十二章里，秦始皇“岁末大宴群臣”，秦始皇却不屑于群臣给他祝寿，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若论天下一统，夏商周三代也是一统，并非我秦独能耳。至大功业何在？在文明立治，在盘整天下，在使我华夏族群再造再生，以焕发勃勃生机……朕今日要说：华夏积弊久矣！诸侯耽于陈腐王道，流于一隅自安，全无天下承担，全无华夏之念！”[30]让一个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皇帝，开口闭口“文明立治”和“族群再造”挂在嘴边，让秦始皇站在历史的巅峰之上，这种描写完全没有必要的根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作者杜撰了一个所谓的《大秦始皇坑儒诏》，为秦始皇坑杀儒生的行为进行虚伪的辩护，让秦始皇自我标榜：“朕不私天下，亦不容任何人行私天下之封建诸侯制；尔等若欲复辟，尽可鼓噪**，朕必以万钧雷霆扫灭丑类，使尔等身名俱裂。谓予不信，尔等拭目以待！”其中“朕不私天下”的表白，把秦始皇打扮成“毫不利己”的伟人。秦始皇是为“私”，还是为“公”，这是原则问题，作者应有清醒的理智判断。在中国历史上，哪里会有一个皇帝是大公无私的呢？对于历代皇帝来说，他们都是公私合一的，实际上是完全为私的。秦始皇也不例外。秦始皇做了皇帝以后，本来就有宫殿145处，藏美女多达1万人以上，但他还不满足，在长安西南造阿房宫，征用所谓“罪人”70万人分工营造；又造骊山大墓，又征用所谓“罪人”70万人日夜营造，秦始皇死，尸体入墓，没有生子的宫女全部殉葬，不待工匠出来，封闭墓门，工匠都被活埋在里面。当时全国人口仅2千万人左右，前两项工程共征用150万人，修长城50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30万人，再加别的杂役，总数不下300万人，占总人口的15%。老百姓生活悲惨可以想见。农民起义四处蜂拥而起，也是可以理解的了。[31]这是为“私”还是为“公”？这个答案是明显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不是“私天下”的，这是基本的常识，是一个历史文学家起码要有的。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流行的以中国历代帝王将相为题材的历史文学作品，都没有意识到伴随历史发展的悲剧性，无价值原则的鼓吹，从秦始皇，中经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一直到对处于传统社会末世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历史被简单化了，历史人物被偶像化了。可能是我的孤陋寡闻，新时期以来，还没有一部写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真正经得起价值的检验的。这是令人遗憾的。
四、与现实对话问题
写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最终是要与现实对话。历史总是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链条中。人们不是为了解过去而了解历史。人们尝试着了解过去是为了更清楚地观察现在和预知未来。反过来说，我们真要了解过去又往往要从现在出发，用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和认识去建构过去的历史。换言之，历史与现在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过去有过去的生活，现在有现在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可能是异质的，但它们又可能会有相同的结构。即所谓“异质同构”。马克思认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方式彼此联系着。”[32]就是说，发展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而高级阶段发生的事情，也会在低级阶段发生过，尽管性质可能是不同的。低级阶段往往处于过去，高级阶段往往处于现在，人们可以从过去汲取教训就是自然的事情。这也说明过去与现在是彼此联系着的，不是完全隔绝的。因此，过去与现在的双向对话，就成为历史书写的重要目标。不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对于历史文学家都是如此。
“过去”作为“现在”的对话者是重要的。因为常有这样的情形，现在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过去也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过，那么，我们何不从过去演出过的故事中，寻找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历史智慧作为参考呢？这就是所谓的“以史为鉴”。在古代中国，“以史为鉴”的意识似乎在孔子修《春秋》时就已萌芽。孔子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前475—前221），他为何要书写春秋时期（前770—前476）的历史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做了这样的描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写《春秋》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就是文辞虽简约，所包含的意义却很广博，因为它“据鲁，亲周，故殷”，意思是根据鲁国为中心，遵从周天子，以殷的旧事为借鉴。这里的“故”，是指旧事，引申为轨鉴。这就是有以殷代的历史为鉴之意。“贱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这里说的是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晋文公破楚师于城濮，然后在践土这个地方（今河南原阳西南）与诸侯会盟，也邀请周天子参加。孔子认为“以臣召君，不可以为训”（《左传》），所以在《春秋》中改写为“天王狩于河阳”（即天子离践土不远的地方狩猎）。孔子这样曲写是为了明君臣之道。所谓“以绳当世”，就是以周礼的一套作为标准来写作。所谓“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即希望以后当王的人要把《春秋》包含的意义都张扬开来，以为警惕和提醒。所以孔子修《春秋》，是有“以史为鉴”的意思的。司马迁写《史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意思就是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古今历史变化的规律，然后能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写《史记》，其中所含的“以史为鉴”的意义就更自觉了。唐代的唐太宗更明确说出了：“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33]一个帝王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是没有缘故的。这句话是唐太宗在魏徵这个敢于进谏的良臣死后说的。魏徵一生与唐太宗共事二十年，魏徵总是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告诫唐太宗，唐太宗又总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听取和接受魏徵的正确意见，这才使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成为可能。宋代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书，也是为宋朝的统治者写的，其“以史为鉴”的思想就更自觉了，他说：“治乱之源，古今同体，载在方册。”又说：“治国安邦，不可不读史。”[34]这说明了历史的智慧总会给现在以启迪。外国的历史学家，从古至今，也强调“以史为鉴”，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但法国现代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用过去解释现在”，并说：“如果人们要理解现在，那么就应该调动全部历史的积极性。”[35]所谓“调动历史的积极性”，也就是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借鉴，让历史参与到现实的改革中来。这与“以史为鉴”的思想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如何去理解和描述过去的历史呢？这就需要认识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或者更直接地说，是要“用现在解释过去”。我们需要过去的历史，如上所述，是为了“以史为鉴”。但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现实的话，我们就可能从过去抓来一堆无用的历史垃圾，来污染现实的环境。这不但对我们现实毫无益处，而且这历史的病菌，麻醉我们的意识，破坏现实的生态。就像现在出现的一些历史小说及其作者，他们鼓吹自己的东西是“历史正剧的巅峰之作”，可他们一味歌颂帝王们的专制主义的统治，给社会带来和平、安宁和繁荣，这是要干什么呢？我们目前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需要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需要民主与法制，需要公平与正义，需要和谐与发展，需要肃清贪官，需要生态平衡，需要共同富裕，等等，可不少以帝王将相为题材的历史小说，鼓吹帝王将相和达官贵人，宣扬他们的穷奢极欲和富贵享乐，欣赏君臣勾心斗角和明枪暗箭，描写宫妃如云和争宠吃醋，而对秦始皇、康熙、雍正、乾隆等禁锢思想，闭关锁国的言行，为自身的地位和利益窃国害民言行则闭口不谈，对他们禁锢思想和闭关锁国也不敢触及，这种书写究竟要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起一种什么联系呢？他们要给现在提供什么东西呢？他们要对现实说什么话呢？也许他们要说，这是在写历史吗？不这样写能行吗？不行。
对于历史，我们要用现在去解释过去。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36]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马克思不是如医学上那样先做白鼠的解剖再做人体的解剖呢？而是把对低等动物的认识置于对高等动物的解剖之后，采用颠倒过来的认识方法呢？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低等动物身上呈现出来的某些征兆，在人们解剖高等动物之前还看不清楚，难以获得准确的认识。所以，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37]这是马克思在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获得的深刻的思想发现。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8]这意思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大成，它借助以前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以前社会还只是具有征兆性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完满的复杂的东西。因此，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才能理解以前社会只带有征兆性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我们时代是过去时代的发展，我们时代把以前只是残片的因素，变成为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就像一位普通的医生，在一个病人的病初发的阶段，并不能认识这种病症的症状意味着什么，只有等到病症充分显现的时候，这位医生才能充分认识这个病人初发病症的意义。因此，只有把握现实，分析现实，深刻认识现实，把握时代精神，才能深刻分析过去的历史，深刻认识历史，并通过历史的描写对现实说话，说出有益的话。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不是为了普及历史知识，更不是为了寻找历史的垃圾来获得感官的享乐，而是为了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对于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来说，研究现实，把握时代精神，是十分重要的。
从上面这个意义上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的既“用现在解释过去”，又“用过去解释现在”[39]是至理名言，对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五、文体的审美化问题
历史题材的文学毕竟是文学，读者是把它当做艺术品来欣赏的，因此作品的艺术文体审美提升至关重要。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要讲一个故事并非难事，重要的是这故事怎样讲？或讲成什么样子？这就属于文体的审美化问题。
文体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仅能传达意义的言语。文体作为一种语言体式，既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时代和文化精神，又折射出作家的独特的创作个性。换言之，文体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语言传达，但又不限于语言传达。文体不能仅仅满足于讲一个历史故事。
对于写历史题材的文学的作者来说，文体的审美化关键是语言表达中的“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40]。言语是传情的。情从何处来？情从“物”来，这里的“物”就是通常所说的生活。只有从生活的深处吸取动人之情，其文体才会有生活的和时代的根据，所以“情以物兴”是偏重客体的作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物以情观”，以作家的情感去观察、体验和评价生活，让生活都从作家的诗情画意中看出，这样落笔之际就必然会有“惊风雨”、“泣鬼神”的效果。所以“物以情观”是偏重主体的作用。“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是主客体的相互激动、相互深入，正是在这相互激动、相互深入中，创作的审美升华得以完成，文体的审美化也得以完成。
文体的审美化都与“情”相关，情是鲜活的、有文化内涵的和渗透到字里行间的，因此，生命气息和文化内涵，似是历史题材文学文体的起码特征。
对于写历史题材的作家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是过去的故纸堆的历史，往往是陈旧的、死的和无生气的。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文体特点之一，就是要把陈旧的写成新鲜的，把死的写成活的，把没有生气的写成生意盎然的。不难理解，作品言语是否充满生命气息，这是历史题材文学文体的首要要求。那么，怎样做才能使文体充满生命气息呢？用中国古代文论的话来说，就是话语要有“气”。“气”有多种理解，形而上的理解是一种，形而下的理解又是一种。我觉得在文学中把“气”理解为生命的元素更为合理。中国先秦的古籍中，把“气”理解为生命的元素是屡见不鲜的。《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左传》记载“昭公十年”发生的事：齐国的惠氏、栾氏、高氏与陈氏、鲍氏闹矛盾，这年夏天，有人告诉陈桓子：惠氏、栾氏和高氏准备攻打陈氏和鲍氏，前者比后者势力大。晏子在虎门，四个家族都召见他，但他都不去。后来陈氏和鲍氏因为有准备而打败了栾氏和高氏，并且分了他们的家产。之后晏子对陈桓子说：“必致诸公（意谓陈氏栾、高者，必交给齐景公），让（谦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美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想着道义就能胜过别人）……”这里孔子说的“血气”和晏子对陈桓子所说的“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中的“血气”，就是指血液与气息而言，是生命的元素。
在孔子所在的战国时代，不但注意到人的“血气”的概念，而且还把“气”与“辞”联系起来。如《论语·泰伯》中曾子说：“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这是曾子说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那段话后的话，意思是，人在吐气说话时要是能讲究礼，那么便不会鄙陋乖戾了。总的来说，战国时期人们交往所用的是言辞，通过“文章”交往还较少，所以孔子只说“辞达而已”，而不讲文章如何。战国时期已注意到辞与气是有关系的。
真正把文章与血气联系起来作出判断的是魏代的曹丕。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这在文论史上是一次革命。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同法度），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我为什么说这段话是中国文论史上的革命呢？因为它从根本上揭示出了文学的本性和文体的本性。文学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个体的人的生命力（气、血气）的舒泄。文体不是别的，也是个体的人的生命力的表现。文学不是一般的认识，不是一般的知识，文学有个人的体温，个人脉搏的跳动，个人呼吸的频率，个人心跳的样态……文学是与个人的生命气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于作为艺术的文学真正的理解。曹丕的理论对后代影响很大。其后如刘勰、沈约、锺嵘等都不断引用和发挥曹丕的思想。连唐代韩愈领导的影响甚巨的古文运动，也与曹丕的这一思想有关。
正是基于上面这些理解，我们首先把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文体与生命气息联系起来。历史文学文体的生命气息是否浓郁，既关系到文体是否把陈旧的、死的历史写活了，也关系到文体的独特创作个性问题。目前，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文体所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文体缺乏个人的生命气息。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历史小说都是用现代的白话，历史文化发展中形成的成语、熟语等语汇，来写事件、场景所构成的故事。有时候，写的故事是战国时代发生的，可那些成语、熟语却是后来或现代才产生的，完全不像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场景里所发生的事情。这些所谓历史故事完全是凭着作者的想象编出来的。我们听不到历史的声音，听不到古人真实的对话，看不到古代的生活场景。这样的文体可能有作者一些现代的意识，个别的细节也可能写得比较有味道，也夹杂了一些古代的词语，但这都是把今人的意识、趣味、言语强加到古代人的身上去。“星河璀璨”、“露出一双美丽而朦胧的眼睛”、“绚丽夺目的霓虹灯光”、“像羊圈里待宰的羔羊”、“酒精在身体里燃烧，血液在沸腾”、“要在这座城市里买一套房子”、“涌起一阵针扎般的痛楚”、“端起纸杯，一饮而尽”、“冲着远处正在应酬客人的服务员大声叫道”、“这座城市里打拼了三年”、“爱她就应该给她幸福”、“这美轮美奂的空间迅速抖动起来”、“穿越了，我穿越了，我竟然穿越了”……这些词语和句子是用来写战国生活情境的，如此当代的言语，如此华丽的言语，或者说如此苍白的言语，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没有独特个性的，没有色彩的，这种文体因为缺乏“气”，即必要的生命力和创作个性而不能不归于失败。
我们只要反观一些大家都熟悉的描写当代生活的作品，就会发现其中生动的“气”。如史铁生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们读后就会觉得小说中那质朴幽默的白老汉，那天真可爱的留小，那通人性的牛群，那慢慢流淌的清平河，那**出黄土的山梁、山坡、山沟，那韵味悠长的山歌，那纯朴的充满人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细节，如同一股暖风或冷风，迎面地、尽情地向我们扑来，觉得那样鲜活，那样生动，那样纯真，那样质朴，那样带着生命的全部活力，让我们不能不刻骨铭心地感受到那是一种真实生活的脉动。虽然作品中所用的多是带有乡土气息的陕北山村的有趣口语，没有“星河璀璨”、“绚丽夺目”、“美轮美奂”、“穿越”之类的华丽的词语，但我们不能不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所呈现的是具有灌注了生命气息的文体。
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文体的另一个特征是文化性。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写历史，有时是写几千年以前的历史，这就不能不讲究文体是否充满那个时代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甚至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时段的历史也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历史题材文学作品文体是否具有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内涵，就是历史题材文学作家不能不追求的。历史是什么？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历史是时间之流。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看法，有三种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41]，这就意味着历史可以分为一系列的层次：第一，从地理时间看，有地理环境的历史，这是一种变化十分缓慢的历史，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倚重的就是黄河和长江，长时间在黄河与长江两岸从事农业劳动，形成了农耕文明。虽然中国也有很长的海岸线，但大海对于古代中国而言大部分时间是陌生的，中国人较少出没于各岛屿与海口之间，大海对于中国人的生活影响很小。黄河与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所以从地理环境看，五千年的历史变化是缓慢的。第二，从社会时间看，是社会史，一种有关群体、集团的历史，它应包括经济、国家、社会、文明。如中华民族从夏、商、周起，经过历朝历代的变化，这中间经济发展、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和文明更替，都是社会史的范畴。第三，从个人时间看，有“事件的历史”，“这种历史是表面的**，是潮汐的强力运动所掀起的浪涛，这是由短暂、急促、紧张不安的波动构成的历史”[42]。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出现了大大小小许多历史事件，夏禹治水、周代礼乐、战国七雄、秦代一统、陈胜和吴广农民起义、项羽、刘邦之争……许多与个人时间密切相关的权力、争斗、起义、变革、挫折、战争、胜利、失败、复兴、衰败、阴谋、暗算等，都属于“事件的历史”。如果是纯粹的历史书写，那么历史学家的确可以把这三个层面的历史分开来书写。当然也不能不充分认识到这几个层面的联系。
但是对于历史文学创作而言，这三个层次完全不能分离开来书写，必须从一个层次转到另一个层次，或者如布罗代尔所言：“惊天动地的事件常常发生在瞬间，但它们不过是一些更大的命运的表征。”[43]这就是说，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都不能把它从整体生活中分割出来。或者我们换一个词“文化”，“文化乃是一民族大群集体人生之一种精神共业”（钱穆语），或者也可理解为一民族人的生活的整体，事件的发生与发展都与“文化”相关。当前，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缺憾之一，就是更多地看重“事件的历史”，把事件关联起来，变成历史故事，而丰富的具有魅力的文化则往往或多或少被剥离掉了。在这类历史题材的作品中，我们没有或很少看到具有独特文化性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神话、宗教、信仰、人伦、孝道、友情、人性、灵魂、文学、绘画、音乐、舞蹈、书法、建筑、医疗等的集合表现。有时也随笔写到，但都是个别的、偶然的笔墨，不是把文化当做一种经营的文体来对待，没有渗透到事件的连接中形成一种能够让读者突出地感受到的文化氛围。用历史事件连缀成故事是容易的，但写出一种具有民族文化的审美化文体就不是容易的事了。
童庆炳
2011年元月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
[2] 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3]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225页。
[4]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65页。
[5]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226页。
[6]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226页。
[7] 这里不使用“封建社会”这个词语。因为关于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或哪几个朝代是封建社会这个问题，至今历史学界仍争论不休。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只有“夏商周”三朝属于封建社会。又如有的学者认为封建社会是从魏晋时期才开始的。我们这里用“中国传统社会”是指从春秋到晚清数千年的历史时期。
[8]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29页。
[9] 因前文“亚里斯多德”为引用译名，此处“亚里士多德”为笔者所写，故有所不同。后文同。
[10] 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246页。
[11] 参见〔德〕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中译本，“编者导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9页。
[12] 参见〔德〕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中译本，“编者导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4页。
[13]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释，上海，世界书局，1936，第1页。
[14]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见《出入史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88页。
[15]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1页。
[16]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5页。
[17] 因前文“柯林伍德”为笔者所写，此处“柯林武德”为引用译名，故有所不同。后文同。
[18]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32页。
[19]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33页。
[20]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33页。
[21]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33页。
[22]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38页。
[23] 〔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37页。
[24] 〔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29页。
[25]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7页。
[26]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180页。
[27] 李泽厚：《说历史悲剧》，见《乙卯五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第106页。
[28] 李泽厚：《说历史悲剧》，见《乙卯五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第109页。
[29] 童庆炳:《在历史与人文中徘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88页。
[30] 孙皓晖：《大秦帝国·铁血文明》，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第819~820页。
[31] 以上数字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17页。
[32] 〔德〕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329页。
[33] 吴兢：《贞观政要·任贤》。
[34] 司马光：《进通志表》。
[35] 〔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97页。
[36]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3页。
[37]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3页。
[38]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3页。
[39] 〔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83、197页。
[40]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41] 〔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5页。
[42] 〔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4页。
[43] 〔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