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作品数量之多，出版之众，印刷量之大，读者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的。从姚雪垠反映明末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开始，随后较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小说有凌力的《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少年康熙》、《梦断关河》，徐兴业的《金瓯缺》，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熊召政的《张居正》，卧龙的《汉武大帝》，王梓夫的《漕运码头》，包丽英的《蒙古帝国》，颜廷瑞的《汴京**》，高旅的《玉叶冠》，周国汉的《张骞大传》，王鼎三的《洛阳风云》，万斌生的《王安石》，映泉的《楚王》，丁牧的《中原乱》，高光的《孔子》，常万生的《唐太宗》，马昭的《草堂春秋》，孙皓晖的《大秦帝国》，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项羽与刘邦》，法国作家格鲁塞的《成吉思汗》，等等。此外，在网络上发表还未出版的历史小说也很多。这些面世的长篇历史小说经过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的改编、播放，读者、观众数量又大大增加，影响也就更大。这些历史题材小说的涌现，丰富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有部分作品也有一定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水平，产生了好的社会效果，满足了群众的艺术欣赏要求。对于新时期历史题材文学所取得的成绩应充分肯定并作出公允的评价。但不能不看到，由于中国人的历史癖好，喜欢阅读的历史题材小说很多，这些作品销路很好，出版商获利巨大，于是历史题材文学被商业化所裹挟，粗制滥造的作品也不少，所产生的问题也很多，这就给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出一个任务，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本丛书，共分五卷，力图从文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角度，从总结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和外国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经验的角度，展开对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问题的全面的探索。这篇“总序”则试图从五个向度来厘清历史题材文学中的主要问题。

一、历史观问题

创作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根据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某个历史时期、某个历史事件和某个历史人物等，作出怎样的是非判断，歌颂还是批判等。当然，我们是要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看待、评价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什么？美国学者杰姆逊曾说过，马克思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那页书（在英文书中），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页书。马克思这篇论文的中文译本则在上下两页中。所以我们可以说，因为正是在这两页书里，马克思鲜明地提出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核心点：第一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第二是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那么革命的时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的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首先是经济基础的变更，其次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更，其中也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变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着眼的是解决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才可能改善。一切历史时代的人物，是否对历史的进步作出贡献，也要从他们是否解决了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冲突中所起的作用来加以判断。[2]

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著有《万历十五年》等著作，他提出了一种“大历史观”。他的《万历十五年》成为新时期学者阅读中的一个事件，他的观点的确给予我们许多启发。按照我的理解，他的“大历史观”有三点相互联系的内容：第一是从技术理性的角度看历史。他说：“大历史观的观点，亦即是从‘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3]他的文字，猛一读比较费解。“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阅读他的全部著作，我们才会了解，他的意思是从数字统计的角度来看历史。如在欧洲，为什么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商业的品格，一切都是可以用数字统计技术计算出来的，当然也是可以用统计数字的技术来管理的。这种具有商业化的可用数字技术来统计和管理的社会，必然会创造大量的财富，生产力也就大发展了。他的“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归结起来就是认为社会的统治者不要过多地用道德笼罩一切，譬如不要总是把人分成“君子小人”之类，分成“白猫黑猫”之类，而是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这生产力的发展是要在重视数字统计和数字管理的条件下才可以达到。所以，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了两三千年，最接近资本主义的时期，是宋代。宋代的商业发展是空前的。特别是宋神宗时期（1067—1085）的王安石变法，有可能改变长期维持道德统治的中国。因为变法加速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从而可以“不加税而国用足”（王安石）。新法的主要措施如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都是试图以可计算的信用贷款、资金融通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生产大量增加，货物大流通，国家就可以从高效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王安石的全面变法，就是试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管理国事。这种办法如能成功，“纵使政府不立即成为一个大公司，也有大公司的业务”[4]，那么，中国将进入一种数目字技术管理的时代，财富的大量积累，必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同时到来，如果历史走向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将被改写。第二是用这种大历史观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不能孤立地在某个划定的短时段来看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要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的大潮流中来看历史人物是非功过。黄仁宇说：“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5]又说：“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一百零一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九十九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6]“大历史观”侧重于对历史的动态观察和纵向研究，提倡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审察和批判历史。因为只有通过长时间、远距离和宽视界，我们才能看清社会冲突是否得到真正的解决。换言之，任何社会都有一个萌芽和新兴时期，也有一个衰落和灭亡时期，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历史潮流。那么，我们如何来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社会潮流中的功过呢？这就要看他所领导的社会变革是顺应或推进历史潮流呢，解决了社会的现存冲突呢，还是根本没有解决社会的现存冲突，甚至阻碍和阻挡社会历史潮流的发展。第三是大历史观要求我们看一个小的历史人物或小历史事件，一般也不应就事论事，而应该看这小人物和小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置放于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阶级压迫和剥削，而黄仁宇则关注技术理性的改进并促进商业化，这一点我们不可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相混淆。但我们又要看到，不论马克思还是黄仁宇都认为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至于从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审察和批判历史，马克思和黄仁宇都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要清楚地分出社会发展的新兴期和没落期，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了什么不同的角色，都要纳入这个社会发展过程的不同时期去考察和评价。所以我们又要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大历史观也有一致的地方。我们今天在创作或评论历史题材文学的时候，当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黄仁宇与马克思相一致的观点似乎也可以作为参考。

根据这样的历史观，我们来看一看创作历史长篇小说《大秦帝国》的孙皓晖和创作“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的二月河的一段对话。二月河在对话中说：“整个历史就是一个抛物线，秦王朝可以看作抛物线刚刚上抛的时候，产生激烈的，灿烂的火花。到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抛物线开始下落了。下落也是美丽的。下落也是给人一种流星的灿烂的曲线美。凄美和壮美，都给人心灵上的一些碰撞。秦王朝和清王朝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区别也是有很多的。下落的时候有下落的特点，上升有爆发的原因和特点……我们写小说是给所有人看的，也不指小批量的专业爱好者，是指所有的人，想通过这些东西给人一些历史上的启迪，让人感受到很多的历史氛围和人文感受。”二月河的“抛物线”的比喻很好。秦王朝是抛物线的上升的时期，清王朝则是抛物线下落的时期。但二月河认为，不论是抛物线的哪一头都有“共同点”，都有美处，一个是“激烈的,灿烂的火花”，是“壮美”；一个是“流星的灿烂的曲线美”，是“凄美”。联系到二月河的“康雍乾盛世”三部小说，他的说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或者说，他的说法在历史观上是错误的。

秦始皇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新兴时期[7]，那时的中华文明如初升的太阳，喷薄而出，光辉灿烂，前途似锦。中华民族文化有诸多特点，在秦统一中国前后已逐渐形成。如战国时期的人民不希望各君主国混战，希望中国走向统一，统一的意向始终成为人民的一种理想；那个时代农耕文明已奠定了基础，使中国人有可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以儒家为主的人文传统使中国人认识到人之为人乃“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具有尊严的，人是“三才”之一；儒家人伦中心主义，使世世代代的人生活于具有人**秩序中；儒家的尊君爱民传统，是人与人之间处于有等级的又是有亲切关怀的气氛中；儒家的中庸协和精神使中国人热爱和平，与人和平相处，与自然和平相处；儒家为主的延绵坚韧精神，使中国人民继承世代传统，使中国人以勤劳、刻苦和勇敢著称于世。秦始皇所继承的中华文明是夏商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精神的融合和总结。在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起步之时，中华文化的这些元素和特点都是勃勃而有生机的，应该加以肯定的。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抛物线”刚刚划出的时期，充分肯定与赞美了中华文明的光辉，特别是适度地赞美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消除了长达三百年的战国纷争，解除了人民因战乱带来的苦难。这从历史的长时段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然，秦始皇有秦始皇的问题，后文还要论及。

但清代的“康雍乾三朝”，已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末世，如果说，秦代是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话，那么清代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黄昏时刻了，历史的情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有作为的统治者，就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作出调整和变革，在历史提供的条件下，打破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以满足人民的新的要求、需要和愿望。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变革的愿望和要求，反而大搞“文字狱”，钳制士人的言论自由；大搞禁海，完全闭关锁国。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但不应该歌颂他们的统治是盛世，而且应该揭示他们的统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要展现现代社会的曙光。但是二月河的三部描写康熙、雍正和乾隆的小说，还是把“康雍乾三朝”看成“盛世”，甚至用浓墨重彩歌颂了他们的英明的作为、处事的果敢、统治的仁爱，等等，描写所谓的“流星的灿烂的曲线美”和“凄美”。对于“盛世”的理解，不能把某个朝代孤立起来理解，而要看它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个阶段、哪个时段，历史的潮流已经提出了什么要求，所谓“抛物线”的两端，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相提并论。而且这里所说的“凄美”，似乎应带有悲剧的意味，但二月河的笔下那些帝王有谁带有悲剧意味呢？二月河一味鼓吹“康雍乾三朝”是“盛世”，是颠倒了历史的是非，他的历史观连生活于18世纪的曹雪芹都不如，曹雪芹还能预感和揭示清朝的统治表面上像“烈火喷油”之盛，实际上“内囊已尽上来了”，最终是要“树倒猢狲散”，“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而二月河最初也是研究《红楼梦》的，却不但不能效法曹雪芹，反跟曹雪芹对着干，歌颂起“落霞”的“凄美”来了，这是让人不能理解的。

历史观不能不是创作历史题材文学首先要关注的第一个大问题，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是在写“历史”，你不能不对你写的那段历史有一个理解和评判，你不可能不同情或赞美这个人和事，不可能不贬抑或批判那个人和事。你在历史叙述中无法做到纯客观，你的主观情感不能不渗透到你的历史叙述中去。“观点”是很重要的，我们感觉和理解世界上的事物，都取决于一个特定的“观点”。清代“康雍乾三朝”历史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就和二月河看到的不一样。就如一个人从飞机上俯视一座一百层的高楼，觉得那不过是一个火柴盒，而从平地上仰视它，觉得它巍然耸立，拔地而起，那感觉和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曹雪芹站在历史的高处来看“康雍乾三朝”及其走势，觉得那已经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二月河则从一个低洼地来仰视“康雍乾三朝”，所以觉得其“巍然耸立”，也就不奇怪了。

二、历史真实问题

历史真实是一切创作历史题材文学作家的重要追求。除了那些有意“戏说”的作品除外，一般的以历史题材为创作的作家，都宣称自己的作品达到了“历史真实”。但是什么是“历史真实”呢？历史题材文学作品能达到历史真实吗？这个问题在中国争论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仍然没有得出大家都一致同意的结论。

对于历史与文学哪个更高？历史上是有分歧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大体上可以说，文学“战胜”了历史。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8]但是，到了19世纪，由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发展，历史被认为是纯客观的真实，更具有价值；文学则是虚构的，虚构只是一种“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历史比文学更具有价值。然而，亚里士多德[9]的见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的。所以，我们第一步要把“历史”这个概念弄清楚。

“历史”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从词源上说，甲骨文中的“史”与“事”相似，“史”乃是指事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里的“记事者”，根据中国古代的惯例，显然是指“史官”。问题是“史官”记录的事件就一定“中”或“正”吗？这当然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有董狐、太史伯那样“据事直书”的史官，也有更多按照统治者的要求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去书写历史的史官。前者的记录可能保存了事件的真相，而后者则可能是按照当时统治者的要求或个人的观点带有某些想象和虚构了。就是说，历史可能是客观的，也可能是主观的，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想象的。两种情况都存在过。西方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在西方，多数语言的“历史”一词源出自希腊语“historia”。根据有的学者的研究和说法，认为“历史既是过去发生过的事件，又是叙述过去这些事件的故事，在法文里，‘histoire’这个字就既有‘历史’，又有‘故事’这两种含义，由此可见，真实与想象之间、现实与虚构之间，从来就有一种紧张而又密切的关系。在西方传统的早期，希罗多德和修昔底斯的历史著作提供了历史叙述的两种不同的模式”[10]。我之所以要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作者用了“紧张而又密切”这个有趣的表述，意思是说本来历史是应该真实的，但我们看到的历史叙述又往往是想象的，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关系不是很“紧张”吗？但是又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历史叙述常常是真实中有想象，想象中有真实，真实与想象交织在一起。

西方19世纪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个巅峰的时代，人们也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其中也包括能解决历史叙述中的真实问题。这就出现了科学主义的历史真实观。这种科学主义的历史真实观以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为代表。兰克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科学历史之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一生著作甚丰。他的最早的著作是1824年出版的《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2—1535）》，1834年到1836年他撰写了《16、17世纪的罗马教皇及其教会与国家》（即《教皇史》），1839年到1847年，他用了8年时间撰写了《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1847年到1848年他撰写了《普鲁士史九书》，1852年到1861年他撰写了《16、17世纪法国史》，1859年到1868年他又用了近9年时间撰写了《16、17世纪英国史》，1869年他撰写了《华伦斯坦传》，1871年他写了《德意志诸邦国和诸侯同盟：德意志史（1780—1790）》，1881年到1888年他撰写了16卷的《世界史》，可惜没有全部完成。他的全集有54卷之多。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学派。兰克的历史真实观，就是他的那句不断被人引用的话：历史学家只是“表明过去是怎样的”。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2—1535）》一书“前言”中的话。[11]他还有一句名言：“我情愿忘却自我而只讲述能够彰显强势人物的事情。”这句话出自他的《英国史》第二卷。这两句话有丰富的内涵，即他认为历史学家要追求“客观性”，“忘却自我”，全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兰克历史叙述的方法也是根据他“客观性”的要求而提出来的，那就是重视一切原始资料，引进史料考据的方法，坚持对原有的文献不做任何改动，只是寻找证明或证伪，作出科学的阐释，以形成具有因果关系的、合理的、有内在关联的历史。兰克不满意当时风靡整个欧洲的英国作家司各特（1771—1832）的历史小说，认为他写的那些内容诚然很生动，却不真实，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但兰克也认识到，“客观性”只是理想，很难达到，所以他说：“我认为不可能彻底完成这项任务。只有上帝才了解全部世界历史。我们只是认识历史上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几多和解。正如一位印度诗人所言：‘为神所知，但不为人所晓。’我们作为人只是只能肤浅地、由远而近地认识了解历史。”[12]兰克追求历史真实的“客观性”理论，对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饶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早于兰克之前的乾隆（1736年登基，1795年退位）到嘉庆时期（1796—1820），产生了为后人广知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的顾炎武是这个学派的开山祖，他是明末清初人。他的学生潘耒在给顾炎武的《日知录》所写的“序”中说：“顾宁人先生长于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时录奏报，手自抄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闵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长。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然后止。”[13]乾嘉学派所研究的问题很广泛，史学、经义、吏治、财赋、天文、地理、艺文、语言、音韵，等等，无所不包，但方法都是考据，即所谓“援古证今”、“披寻搜讨”，无征不信，揭示源流。做到“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务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这个学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系统地考证了二十二部正史正文以及注释的史料、文字、训诂，订正了许多讹误，而大受推崇。

乾嘉学派的主张与兰克的观点不谋而合。这样，这种“无征不信”、“恢复历史原貌”的历史真实观，就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叙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国维、顾颉刚、傅斯年等都受其影响。如1943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说：“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仁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勾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即兰克——引者）、莫母森之著史立点。”[14]一直到现在，这一治史观念仍然因深入人心而在史学界占据了重要地位。

当中国人在20世纪仍然迷恋乾嘉学派和兰克的时候，西方20世纪的历史真实观则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可能是因为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越到后来所产生的和积累的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没有按照先前历史学家的预言发展，人们对此感到失望甚至绝望，不能不怀着**和不安，觉得以前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有许多令人怀疑的地方，甚至是欺骗人的地方，于是开始重新打量19世纪的科学主义的历史真实观。在20世纪的西方，科学主义的历史真实观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即转变为人文主义的历史真实观。什么是人文主义历史真实观？这种历史观说了什么？我们听到了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耸人听闻的说法。

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是意大利少有的著名的学术大师之一，他是哲学家、美学家，也是20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政治家，更是享誉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我们过去似乎只知道克罗齐是位美学家，实际上他在历史学上的贡献是卓越非凡的。他的历史著作有《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那不勒斯王国史》、《1871—1915年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等。他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出自他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那么这句常被引用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要看克罗齐本人是怎么说的。克罗齐有一个观念，就是要把“编年史”和“历史”区分开来。克罗齐说：“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15]他又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16]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历史与现实完全切割开，编年史可能是真的，但它是死的，只有当现实需要的时候，才会把它唤醒，是新的生活唤醒过去的历史。就像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把南宋的抗金斗争的历史唤醒，像延安“整风运动”中把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历史唤醒，像20世纪80年代初把“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历史重新唤醒。总之，是活的现实把死的历史唤醒。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克罗齐发表这种思想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来理解他这句话。在20世纪早中期，克罗齐是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的死对头。克罗齐本来是一位在书斋工作的学者，但当墨索里尼用暴政对付人民时，他转而成为意大利知识分子反法西斯的精神领袖。他在1925年撰写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征集签名，并发表于《世界报》上，呼吁反抗法西斯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历史学家撰写了《那不勒斯王国史》、《1871—1915年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等史学著作，以春秋笔法，针砭时弊，反抗法西斯的统治。就是说，克罗齐是以学术为武器，投入了反抗现实的斗争。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他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点是强调历史的“当代性”。克罗齐既然要强调历史的当代性，那么他撰写的历史著作就必然有倾向性，就必然对过去的历史有所突出，有所省略，有所建构，以便唤醒历史为现实的斗争服务。由此可见，他的历史真实观与兰克已经大不相同，他不强调什么历史书写“客观性”，他强调历史书写现实针对性。

那么具有当代性的历史如何才能建立起来呢？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到英国的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柯林武德（1889—1943，又译柯林伍德）的观点。柯林武德[17]的主要著作是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这本书是对西方古希腊以来的关于历史观念的梳理，同时贯穿着他自己的历史观念。柯林武德深受克罗齐的历史理论的影响，他不同意过去的那种实证主义的或科学主义的历史观念。他在《历史的观念》“后论”部分鲜明地提出了“历史的想象”和“历史的建构”的观点。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常识性的理论认为，“历史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记忆和权威”[18]。即某个权威（例如司马迁）知道一段历史中的人物与事件，他记住了这些人物与事件，然后用别人能理解的词句来陈述他的回忆，这就是历史书写（例如《史记》）。柯林武德不同意这种“权威加回忆”的观点。他认为，相信这种常识性的理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每个历史学家都知道，有时候他确实是在使用所有这三种方法来窜改他在他的权威那里所找到的东西的。他从其中挑选出来他认为是重要的，而抹掉其余的；他在其中插入了一些他们确实是没有明确说过的东西；他由于抛弃或者修订他认为是出自讹传或谎言的东西而批评了它们”[19]。这种“挑选”、“插入”和“抛弃”，历史学家认为是他们的“权力”，可这与“权威加回忆”的常识性的理论是不一致的，自相矛盾的。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贯穿他工作过程中的，一直都是选择、构造和批评；只有这样做他才能维护他的思想在一个科学的可靠进程的基础上。”[20]他把这称为“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革命”。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学家并不依赖自身以外的权威，“历史学家就是他自身的权威；并且他的思想是自律的、自我—授权的”[21]。这样，历史学家为了获得历史真实，就只能走向历史的想象和历史的建构了。那么什么是历史的想象和建构呢？柯林武德给我们举了例子：“如果我们眺望大海，看见一艘船，五分钟后再望过去，又看见它在另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当我们不曾眺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自己不得不想象它曾经占据过各个中间的位置。这已经是历史思维的一个例子了；而当我们被告知凯撒在这些连续的时间里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时，我们就发现自己不得不想象凯撒曾经从罗马旅行到高卢；——这情形并无不同。”[22]当然，历史学家的想象和建构也不是随意的编造，因为历史人物和事件都有本身的内在必然性在起作用。就是说，秦始皇有秦始皇的内在必然性，凯撒有凯撒的内在必然性。这就是历史的想象和建构了。实际上，当我们介绍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上述观点时，我们的介绍已经从19世纪的科学主义的历史真实观转到了20世纪的人文主义的历史真实观。因为前者注重的是事实，而排除人的思想，后者则认为事实并不可靠，要用人的思想来想象与建构，或者说历史真实不仅包括史料，还包括人对史料的认识。

从上面对历史真实观的初步扼要的梳理中，我们已经感觉历史真实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要用“建构”的观点来看是比较合理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历史真实是指原初的本真的历史，即历史的鲜活的现场。谁也不可能返回到历史现场去窥见历史真实。孙皓晖能够返回到秦始皇那个时代去亲睹战国群雄对峙的历史场景吗？二月河能够返回到“康雍乾时代”去亲睹那历史情景吗？这都完全不可能。历史学家所记录的历史，一般也都不是亲睹亲闻的，他们根据前人的记载提供的是历史文献，就如受到后人一致看好的司马迁的《史记》，是根据《尚书》、《春秋》、《左传》等提供的历史残迹的记录编撰而成的，司马迁不可能出现在“鸿门宴”的现场，亲睹历史的场面，因此历史的文献相对于本真的“历史1”而言，只是“历史2”，其中已经渗入了历史学家的爱憎喜好，已经是一种“建构”，不可能完全忠于历史真实。历史题材文学作家笔下的历史，是根据部分历史文献想象的产物，艺术虚构的产物，已经是“历史3”了，这更是作家艺术“建构”的产物，这里有更多虚幻的东西，很难获得历史真实。无论是孙皓晖还是二月河，他们总是宣称自己的历史小说是“正剧”，里面写的是“历史真实”，不客气地说，这都是欺人之谈，完全不足为信。就是大家一致看好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其中的想象和虚构处处可见。不用多，只需把《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三国演义》艺术建构太多了。“空城计”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大事件，可完全是作者的虚构。只要查一下《三国志》就知道，譬如，诸葛亮一生只是在最后一次北伐时，才与司马懿在渭水对峙。诸葛亮屯兵陕西汉中阳平时，司马懿还在湖北担任荆州都督，根本没有机会与诸葛亮对阵。“空城计”这一重要情节完全是作家想象的产物。

我们这里说的历史学家和历史题材作家的“建构”，是指人们陈述历史或描写历史，不是（也不可能）还原历史，而是把自己的观念渗透进陈述中去，他的陈述带有他的观念的痕迹，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不可能如兰克所说的那样“忘却自我”，他的陈述最终只是充满他自己的思想的构想而已。决不能把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当做历史来阅读。就是那些撰写得最好的历史文学作品，也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建构的结果，所达到的是艺术真实，即合情合理的艺术真实。情和理的运动的逻辑与轨迹一旦被写出来了，这种艺术真实也就显现出来了。

对于历史与文学哪个更高？历史上是有分歧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大体上可以说，文学“战胜”了历史。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历史讲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诗讲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由于这个原因，诗比历史更带哲学性、更严肃；诗所说的是普遍的事物，历史所说的只是个别的事物。但是，到了19世纪，由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发展，历史被认为是纯客观的真实，更具有价值；文学则是虚构，虚构只是“可能”，不一定是真实。所以历史比文学更具有价值。其实，历史与文学在“历史真实”这点上是不分轩轾的。亚里士多德的话也有片面性，因为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也和作家的历史书写一样，都要达到普遍性，才会有价值有意义。历史没有战胜文学，文学也没有战胜历史。

三、价值判断问题

当前，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价值判断问题。我们的作者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及其所作所为，要么歌颂，要么批判，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要么“三七开”，要么“倒三七开”。这里就是存在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我很少看见在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对一个人物及其行为既歌颂又批判，歌颂不吝惜力量，批判也不吝惜力量；肯定很多很多，否定也很多很多；不搞什么“三七开”，也不搞什么“倒三七开”，而是采取一种具有张力的独特的悖论判断。为什么我们的作者总是要采取我上面归纳的那种价值判断呢？这里有一个怎样来看待社会发展的深层认识问题。

这个问题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并得到恩格斯的呼应和解释。恩格斯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论的贫乏性时，说了如下的话：“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肤浅的。黑格尔指出：‘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23]当然，对恩格斯这段话的解读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恶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有人认为这样说过分了，恩格斯说这些话是有前提的。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恩格斯所说的“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这句话是明确的，就是说，恶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指自有阶级对立以来的历史说的，不是泛指一切历史时期；同时，恩格斯的确承认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有时候会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我们可以从有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找到许多例子。恩格斯在同一篇著作中就用近似的观点来谈到西方的中世纪。中世纪诚然是野蛮的、充满罪恶的，但恩格斯又强调要用历史的观点来评判中世纪，他说：“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24]如果我们把恩格斯这两段话联系起来思考，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的悖论：恶、贪欲、权势欲是可耻的，但恶、贪欲、权势欲又是历史发展的杠杆；中世纪是野蛮的、充满罪恶的，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但中世纪扩大了欧洲的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又是促进历史进步的。这就是一个悖论。其实这个思想不仅属于黑格尔和恩格斯，也属于马克思。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宣言》，在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一方面承认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空前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如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5]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大为改善了；另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又是对人的空前的压迫和剥削，人的劳动异化了，人自身也异化，它给人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他主张消灭私有制。这难道不也是一个悖论吗？历史学家、历史文学家都应该以此悖论来观察、研究和书写历史，对历史的发展做出合乎实际的价值判断。

我们再把问题转到中国来。在恩格斯说了上述这些话的一百多年后，李泽厚首先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6），随后又在《乙卯五说》（1999）中的《说历史悲剧》中提出“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理论，用以解答、阐释当代社会现实中的问题。李泽厚先引了庄子的“同与禽兽居”的回归原始的理想，接着说：“历史上好些批判近代文明的浪漫派都喜欢美化和夸张自然（无论是生理的自然，还是生活的自然），认为‘回到自然’才是恢复或解放‘人性’。比起他们来，庄子应该算是最早也是最彻底的一位。因为他要求否定和舍弃一切文明和文化，回到原始状态，无知无识，浑浑噩噩，无意识，无目的，‘居不知所行，行不知所之’，‘生而不知所以生’，像动物一样。庄子认为，只有那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但历史并不随着这种理论而转移。从整体上说，历史并不回到过去，物质文明不是消灭而是愈来愈发达，技术对生活的干预和在生活中的地位，也如此。尽管这种进步的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历史本来就是在这种文明与道德、进步与剥削、物质与精神、欢乐与困难的二律背反和严重冲突中进行，具有悲剧的矛盾性；这是发展的现实和不可阻挡的必然。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深刻论述过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程那样。”[26]这里已经提出了历史进步过程中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命题，在十余年后，随着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中矛盾的呈现，更激发他对这个命题的深入思考，撰写了《说历史悲剧》一文，就更明确地提出和阐发了他的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二律背反的论题。这篇文章开篇就提出“历史在悲剧中前行”。历史前行为何是悲剧的呢？李泽厚说：“数千年来，科技（生产力的核心）作为人们物质生活的基础，的确带来了各种‘机事’和‘机心’，这也就是社会组织和思想智慧，从而带来了各种罪恶和肮脏。特别是20世纪空前发展的科技和组织，带来的正是最大规模的犯罪和屠杀。揭露、谴责这种历史‘进步’带来的各种祸害和罪恶，如环境污染、人心异化、核能杀人，等等，早已满牍盈筐。但一切高玄论和道德义愤似乎无济于事，历史和科技依然前行，今天克隆牛羊，明日‘制造人类’。”[27]这样一来，李泽厚就认为“历史在悲剧中前行”，历史的发展陷入了一个困境，所以他又说：“追求社会正义，这是伦理主义的目标，但是，许多东西在伦理主义范围里是合理的，在历史主义范围并不合理。例如，反对贫富不均的要求，也就是平均主义的要求，在伦理主义范围里是合理的，但在历史主义范围内就不一定合理了。”[28]同理，在历史主义范围里认为是合理的，在伦理主义的范围里就不一定合理了。这就是李泽厚的社会发展中“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二律背反”的命题以及理由。应该说，这个论点不但对于现实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困境有解释力，对于过去的历史也同样具有解释力。当历史学家或历史题材文学家书写历史的时候，就要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流行的对历史人物所谓“三七开”、“倒三七开”这种价值判断，完全于事无补。

作为历史学家和历史题材文学家，就一定要认识到历史的前行总是带有悲剧性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总是顾此失彼。没有一段历史的发展是完全美好的，完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完全没有价值缺陷的。历史上许多时代，特别是历史进步的时代，总是存在着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律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