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讲武习艺:兵制、兵略与兵法

一、兵书与兵制

讲武习艺与儒雅风流,向来被中国人奉为两大生存准则,体现于制度史,就是“文武之道”。所谓的军事制度与军事行为,是创立政权与护卫国家的重要保证,古人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是文治与武功的对举,其实从历代兵制、兵略与兵法所体现的思想来看,军事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素讲“王道”与“霸道”,王道乐土,寓和平之声,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霸道则含征伐之意,即“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说苑·指武》)。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军事文化与思想,又恰恰是“杂王霸之道”的产物,残酷的战争行为往往与仁义礼治思想糅合在一起,构成特有的用兵思想。如《六韬》论用兵之道,即首在得人心,次在政治攻心,再次在用兵谋略。《尉缭子》议武以为“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吴子兵法》也是并举“内修文德,外治武功”。这些都是历代兵书所倡“圣人”用兵的道理。

图2-7-1 孙武像

在浩瀚的历史文献典籍中,军事文化主要记载于两类著述:一是史书,班固著《汉书》立《艺文志》,其中有《兵书略》,收兵书目录53家790篇,分述兵家“权谋”、“形势”、“阴阳”、 “技巧”四类,继此,历代史书的《兵志》,均收录和记载了历朝的军事文献和思想。二是兵书,清人编《四库全书》“兵家类”收录历代主要兵书20种:《握奇经》(旧题风后撰)、《六韬》(旧题周吕望撰)、《孙子》(孙武撰)、《吴子》(吴起撰)、《司马法》(旧题齐司马穰苴撰)、《尉缭子》(周尉缭撰)、《黄石公三略》(旧题下邳神人撰)、《三略直解》(明刘寅撰)、《黄石公素书》(旧题宋张南英注)、《李卫公问对》(唐李世民问、李靖对)、《太白阴经》(唐李筌撰)、《武经总要》(宋曾公亮、丁度等奉敕编)、《虎钤经》(宋许洞撰)、《何博士备论》(宋何去非撰)、《守城录》(宋陈规、汤璹撰)、《武编》(明唐顺之编)、《阵纪》(明何良臣撰)、《江南经略》(明郑若曾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明戚继光撰)。此外尚有如明末孙承宗的《车营扣答合编》、清人记述施琅攻占台湾战略战术的《靖海纪事》、魏源的《圣武记》与《道光洋艘征抚记》、丁拱辰的《演炮图说》等,都是记录古代军事思想与战争方略的重要文献。宋元时代武举考试,“七书”为必读必考,分别是上列诸书中的《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和《李卫公问对》。而从这些相关文献中,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完整的设兵制度、丰富的治兵方略与精彩的用兵法术。

兵制是为保证军队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军队战斗力充分发挥而制定的有关军事力量的组织、管理、训练、储备、征募等法规。考察我国古代军队的起源,昔人有“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兴”(杜佑《通典·兵一》)的说法,即追溯兵起于上古的五帝时期。先秦时代,夏、商、周三代兵事,从出土兵器可观一些迹象,不过制度化的文献记载,则至周朝始大略详备。据《周礼》六官治事,以“夏官”司马用兵,兵源、兵用记录较详。《通典·叙兵》依《周礼》所记总述周代兵制说:

甲兵之用,其来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赋,夏官司马掌军戎,天子六军(据《周礼》记载,每军12500人)、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春蒐(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讲武习艺,无阙于时。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凭弱犯寡则损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凌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凌政则社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此禁暴靖民之大略也。

这段话记述了周代兵制兵员人数、四季校猎演习的制度和“九伐”的道理。同时,《周礼》述兵,又有“大师之礼”(发动军队行征伐之事)、“大均之礼”(征调军赋,以供军需)、“大田之礼”(因田习兵,检阅车徒之众,可分为校阅、田猎两类)、“大役之礼”(营筑土木工程,以备调配军队和用于军事防御)和“大封之礼”(两重意义:一是封疆保民,使农耕区人民安居乐业;一是诸侯互相侵凌,人民流离失所,当用兵筑疆界使之安居)。这些礼节虽然属于周朝兵制,但其内涵和方式,一直被后世奉为范式。比如无论哪朝哪代出师征伐都有誓师之典,即天子征众出师前祭天(类祭)祭地(宜社),然后有告庙(造祢)与祭军神、军旗(祃祭)等。唐宋以后依旧制天子六军之说,实行六纛之制,一军一旗,因此祃祭要祭牙旗,也要祭六纛,设旗、纛神位等。唐代文人如陈子昂、柳宗元写有《祭牙文》《祃牙文》,记述甚详。至于大田礼,《礼记·月令》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汉代分南北军,秋后校阅,有“都试”(比试考核)之法。至北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校阅始有以南北两军对抗性演习,所谓“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蛟之变”(马端临《文献通考·教阅》)。清康熙间又有“会阅”典礼,宴设歌舞,立营布阵,其如“木兰秋狝”典礼,气势尤为恢宏。

古代兵制涵盖很广,有军事领导(如从秦汉时代太尉统兵到清雍正年间军机处的设立)、武装力量(如中央军与地方军)、军事指挥、军官培养、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兵役制度。述其大略,有民军制、征兵制、屯兵制、世兵制、府兵制、募兵制等。

从兵役制度的演进来看,先秦时代主要是“民军制”(即战时临时征集兵员的制度),如周代国野制分“国人”与“野人”,兵员甲士皆由“国人”临时应征担任,所谓“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诗·周南·兔罝》),而“野人”只能跟随“国人”之后在军中担任后勤杂役。秦汉以降,平民始有姓氏,平民入伍已司空见惯,从而形成以“征兵制”(兵劳合一的制度)为主的兵役制,其中包括正卒、戍卒和更卒等。而因避免戍卒更代之劳,汉代在武帝时设张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六郡,开辟官田,发边塞士卒戍屯,已开后世屯田制先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兵役制比较复杂,如北朝曾出现世家旺族的私兵(部曲),但却以世兵制为主。世兵制的特点是军户与民户分离,军户世代为兵,倘士兵叛逃则罪及家属,所以也称(人)质任制。初成于西魏、北周,完备于隋唐时代的“府兵制”,是我国兵制演变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制度。清代官修《清朝通典》的史臣在《兵志》开篇就说:“历代设兵各有因革损益,唯唐府兵为较善。”早在西魏时期,府兵制以六柱国统十二大将军,每大将统二开府,计二十四开府,开府各领一军,兵士属于军府,不编入郡县户籍。至隋朝改军士编入民户,使兵民合一,而唐承其制,且与均田及租调结合,全国置634府,征战时临时任命主帅,停战后将归于朝,民散于府。唐府兵制兴盛与完善,突出表现在几方面:一是府兵统御机构卫府的建立;二是有了完备的府兵编制、指挥系统和装备配置;三是有明确的府兵服役和征调规定;四是制定了完整的府兵宿卫任务和训练、校阅、战法守则。到唐玄宗开元间,府兵渐衰,尝改以募兵(招募兵源)代替府兵,出现了彍骑(招募壮士补充宿卫),至中唐藩镇割据,王朝仅依禁军维护。正如《新唐书·兵志》对有唐兵制的归纳:“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有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兵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从总体上看,中唐至宋代,兵制主流已是募兵制。而辽、金、元崛起北方大漠,则由部落兵制转而为世兵制,明代兵役又从卫所制转为募兵制,大抵不出前代规制。清代兵制比较特殊,主要有八旗兵与绿营兵两大系统。关于八旗制度,清初立满人四旗,后增为八旗,随着户口增多,又相继立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计二十四旗,以旗统人与兵,隶属于旗的都能当兵,有世兵性质。绿营兵源于明代的镇戍之制,属于招募制,是由汉人组建的军队,管理除东三省之外的全国各地。绿营制度分为标、协、营三大系统:总督、巡抚为军政长官,提督、总兵为指挥帅、将,所统领谓之“标”;副将所属管的叫做“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的叫做“营”。自太平军起义,八旗兵与绿营兵朽弱得不堪一击,于是曾国藩率先在湖南组织乡勇,以后勇营制度又成为湘军、淮军的兵役特征。

兵制的发展也体现于兵种的演进方面。从世界军事史的进程来看,主要可分为冷兵器时代与热兵器时代。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我国古代的战争形式是由车战、步战到骑战,而“南船(水兵)北骑(骑兵)”,又标志了南北文化相异的特点。从时序看,古代先有车战,后有步战,前者限于中原平地,后者渐扩大到南方山地。至于我国骑兵的起源,一般认为诞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是早期的记载,到《战国策·赵策》有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时,骑兵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到汉代,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车士(车兵)和楼船士(水兵),已基本具备了冷兵器时代的主要兵种。自宋代以后火药的发明与火炮的运用,又出现了新的炮兵类兵种,这已是热兵器时代的来临。至清末海军建立,李鸿章将淮军改编成“常胜军”(即洋枪队),下辖“机枪队”、“阵地炮队”、“步兵团”和“攻城炮队”编制,都说明了兵种与兵制伴随着时代步伐的演进与发展。

二、兵略与战争

由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宗法君主制的特征,其“家天下”形态决定了政权的更换多以战争形式完成,所以自传说神农伐斧燧之战以后,数千年来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战略与战术,凸显了我国军事史上的兵略文化。而从历代战争看兵略艺术,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图2-7-2 李广像

二是农耕与游牧两个经济区的战争。唐代诗人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对汉唐胡汉争锋的边塞战争的描述,其中讴歌了汉飞将军李广抗击匈奴的威名。其实历史上针对草原民族的进攻与防御,早在先秦就已存在,如《诗经·小雅·出车》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就是周朝筑城“拒胡”之事。抗击匈奴的战争,以汉武帝一朝最为激烈,也是由自汉初匈奴南侵到汉军反击的战略转移的阶段。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从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起,对北方匈奴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战略反攻战役。这次战争规模较大的进行了十一次,前五次得势,后六次失利,其中兵略运用的得当,起了关键作用。以前五次战役为例,第一次是反击河南,采取了胡骑东进,汉军西击策略,首战告捷。第二次是袭击右贤王庭战役,采取了神速进军,夜战取胜的战术。第三次是攻击单于本部,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正面攻克的方针。第四次是袭取河西(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之战,采取佯攻北庭,掉头西向的突袭方法取胜。第五次是复入漠北与匈奴主力决战,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资治通鉴·武帝元狩四年》),成为汉武帝反匈战争的巅峰。而汉军能够取得多次反匈战事的胜利,又与武帝的前期战略准备相联系。首先在军事上健全军制,征选兵员。其次建设骑兵,选拔善战的将校。再次修筑通往雁门的道路,为大军进发提供保证。同时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也做出备战所需的积极准备。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宋、金、元三王朝的时代,草原民族又在战略上取得了明显优势,其中从辽(契丹)、西夏到金(女真)、元(蒙古)皆因娴熟骑兵集团的作战战略,取得了诸多成功战例。而蒙古军队在消灭金、宋的战役中,又采取了诸如分进合击,大规模迂回作战的方式掠地取胜,同时由专务乘乱、掳掠剽窃转向筑城列障、就地屯田,为夺取全国政权获得战略的保证。同时,两宋为抗击金、元草原民族的南侵,除了发展骑兵,还借助水域天险(如洞庭湖、长江)发挥水战优势拒敌,客观上发展了我国古代水军的战斗能力。

三是从内陆兵战到海防水战的转移。我国自唐宋以来海上交通的开辟,既发展了海上贸易,又增加了海疆的军事行为,尤其是由冷兵器转向热兵器时代,中原政权对北地草原民族的防守已转向东南沿海的防御。明代以抵御倭寇为主的东南海防战略思想与方针,正标志了我国古代兵略观念的转移。《明鉴·太祖高皇帝》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向习于海事的方鸣谦问沿海防倭之策,方鸣谦回答说:

图2-7-3 戚继光像

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寨垒错置其间,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登的意思)岸。其兵,则藉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无烦客兵也。

朱元璋接受了这一建议,命汤和主持海防整备及练兵事宜,这既是明初卫所制的开始,也是我国早期适应海战队伍的筹建与训练。由于明初有着完整的海防组织体系,而且制定了以近海歼敌为主的战略,所以取得多次胜利,赢得了海疆的安宁。至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猖獗,相继爆发了“争贡之战”、“王江泾之战”,虽然明军取得一些胜利,但在战略上又实施“招抚计”,结果招而不抚,祸患愈演愈烈。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总督沿海军务的胡宗宪才允许戚继光组建了以抗倭闻名于世的新军“戚家军”。戚继光的战略与战术,以及他总结战事所著的《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同以前的兵略与兵书相比,一个显著变化就是由陆战转向海战。戚继光认为取得海战的主动权,必须加强海上警戒、增修战船和演练水军,并灵活运用前人兵法,创造了适合海战的“鸳鸯阵”,其以兵略指导兵战,所以相继取得了诸如“台州之战”、“横屿之战”、“平海卫之战”与“仙游之战”的胜利。其中仙游之战是戚继光新军抗倭决胜之役,也是他运用以少胜多、以正为奇之兵略取胜的范例,所以谭纶认为这场战役是“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围;以正为奇,三战而悉收全捷。……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威未有若此之奇者也”(《请行赏罚以励人心疏》),并不是虚夸。自清代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欧美列强与日俄诸国皆虎视眈眈,武力侵略中国,于是当时的清政府把海防提到国家安全的最高战略位置。清廷也相继出台两次海防议,建立了以三大洋(北洋、南洋、闽海)并以北洋水师为主的规模宏大的海军,建立了海军基地及海岸炮台,建立了海军训练、编制等各种制度,购置和建造了数十艘战舰以及组建其舰队,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海军指挥系统。虽然经过中法马尾海战、甲午中日海战等战役,清廷海军损失殆尽,但海防战略的形成及发展,无疑促进了近代军事思想的变革。

三、兵法与兵器

《续通典·叙兵》引唐人李筌《太白阴经》:“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鼓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此言形神的变化与互补,是对历代战争行为规律的把握,而这种战争行为规律提升到军事思想的层面,就是兵法。

古代兵法之实例与思想,主要见载于历代兵书中。在《通典·兵志》中,列有如“料敌制胜”、“察而后动”、“声东击西”、“示惠招降”、“出其不意”、“击其不备”、“攻其不整”、“间谍”、“推诚”、“示信”、“示义”、“抚士”、“示弱”、“示怯”、“示缓”、“示强”、“佯败”、“诱敌”、“避锐”、“示形在彼而攻在此”、“示无备设伏取之”等数十则用兵方法。落实到具体的兵家论述,每部兵书中最重要的内容应该就是各种兵法了。如《六韬》包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其中《武韬》提倡“修德”、“安民”,即争取民心以瓦解敌人。书中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首先要师出有名,吊民伐罪;其次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最后是进行“文伐”,即先谋略而后行武。又,《虎韬》共十二篇,分述兵器、器材和装备,突围、渡河、对阵、迂回、伏击、攻城及反伏击、反火攻等具体战术,其中含有丰富的兵法思想。再如《尉缭子》对攻、战、守三种作战形式提出原则性要求:攻城的原则是“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要集中兵力,出其不意,乘敌虚而攻克;对阵作战的原则是“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要先发制人,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明察敌情,争取主动,然后发兵决战;守城的原则是:一要坚守城外要地,即“守者不失其险”,二要守备部队与出击部队分开,即“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三要反对消极防御,即“救必开之,守必出之”。而著名的《孙子兵法》,论用兵之道极为广泛,其中最突出的思想有:其一,先胜而后求战;其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三,致人而不致于人;其四,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其五,兵因敌而制胜;其六,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在历史上,三国时代是乱世用兵,风虎云龙,其中曹操与诸葛亮用兵都兼有形神之妙,而两人又都好《孙子兵法》。曹操曾著《孙子略解》,所谓因事设奇,谲敌制胜,而变化如神,他指挥的“官渡之战”是一范例。诸葛亮用兵更是伐谋为上,兵行诡诈,取胜无数。他论兵又突出于四方面,即察形观势,结援抗敌;深谋远虑,谨慎用兵;避强击弱,奇正相依;明纪为将,严法治军。同时,也应该注意中国古代战争多为农民战争的特点,所以战术也多具农民战争性质,比如流动作战、以走制敌与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等战术,大大丰富了兵家的兵法思想。

兵法在实战中的具体运用,又主要体现在战阵方面。杜甫歌咏诸葛亮的《八阵图》诗谓:“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所谓“八阵图”,又称“八阵法”,是历史上近乎传奇的战阵,因诸葛亮善用此阵而尤为著名。宋代王应麟《玉海》记有“诸葛武侯治蜀,以八阵教练将士”。“八阵”名称及方法,初见《孙膑兵法》的《十阵》篇,包括:

(一)方阵:用于截断敌人去路;

(二)圆阵:用于聚集自己的队伍;

(三)疏阵:用于扩大占驻的阵地;

(四)数阵:用于密集队伍不被敌方分割;

(五)锥形之阵:以锥形用于突破敌方阵势;

(六)雁行之阵:如雁翼展开用于发挥弩箭的威力;

图2-7-4 诸葛亮像

(七)钩形之阵:左右如翼弯曲若钩,便于随机改变队形;

(八)玄襄之阵:多置旌旗,用于疑敌之法。另加“火阵”与“水阵”,计为十阵。孙膑论八阵法说“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指的是各种阵法都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郦道元《水经注》曾记诸葛亮摆设八阵图练兵的情况说:“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自垒西去,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二丈,因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皆图兵势行藏之权。”这说明诸葛亮的八阵图就是以石砌成的练兵实物示范,类似后代的沙盘作业。在《诸葛亮集》中,还保留了零碎的八阵战法,如军令有听到五鼓声,中军举起黄帛旗,即排成三面圆阵。后代八阵法又有沿袭与变化。如唐人李筌的《太白阴经》第六卷《阵图》,依据《握奇经》“八阵,四为正,四为奇”的说法,参照《李靖兵法》中的《部伍营阵》,推导出“方营图”、“风后握奇垒图”、“偃月营图”等。宋人曾公亮等编《武经总要》增添了“本朝八阵法”,即“方”、“圆”、“牝”、“牡”、“冲方”、“罘罝”、“车轮”、“雁行”八种。岳飞说过:“阵而后战,兵家常法,运用之妙,存于一心。”阐明了阵战体示兵法的奥妙。

除了八阵法之外,历代兵家在实战中又制定了各种战阵以体现其兵法思想,如宋代的“平戎万全阵”、明代的“鸳鸯阵”等,都是综合一系列具体阵法的战阵组合。明末孙承宗根据他保卫辽西的车营战法编成的《车营扣答合编》,其中就载有步、骑兵的“方阵”、“直阵”、“曲阵”与 “锐阵”。车营方阵包括 “冲”、“衡”、“乘”队形,是一种基本的防御阵法。车营直阵又称竖阵,是纵深较长的战斗队形。车营曲阵的意义在“阵曲则参伍错综,舒中权于后以为劲”,就是随地形而前后参差展开的横队,预备队则展开于其后面以形成纵深的打击力量。车营锐阵是“前小而后大”的前三角队形,便于攻击敌人。当然,各种战斗队形都可因时与地而动,通过层出不穷的千变万化而成为“花阵”。

图2-7-6 李鸿章像

由兵阵看兵法,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又主要体现于冷兵器时代,所谓步、骑、车、舟战与诸阵法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到清代鸦片战争以后,炮舰已成热兵器时代的战争利器,我国兵法亦随之有所变化,林则徐、魏源等人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思想,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推行陆海军西化战略,都明示了这种变化。

兵法与兵器的使用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冷兵器时代,我国有很多兵器种类。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刑天执干戚而舞”的故事。而《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春秋时吴人干将与妻子莫邪善铸剑,铸一雄剑名干将,铸一雌剑名莫邪,献给了吴王阖闾的故事,更是闻名遐迩。近年在湖北江陵望山战国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尤被奉为古代兵器中的国宝。在我国古代,最典型的兵器应该是人们常言乐道的“十八般兵器”。说起“十八般兵器”,可能与“十八般武艺”相关。南宋时人华岳编兵书《翠微北征录》卷七记:“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据明代的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十八般武艺”分别是:“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杷、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在诸多兵器中,如弓、弩等为人熟悉,“戟”是戈矛合一兵器,“鞭”指钢鞭,“简”即“锏”,也属鞭类兵器,“挝”即“抓”,是种系击兵器,也叫“飞抓”,“殳”(音shū)为棍类兵器,有的前端装上带刃铜头,成为刺击兵器。总之,前十七种都是兵器,后一种“白打”却不是兵器,而是“手搏之戏”(朱国桢《涌幢小品》),即“徒手拳术”。后来“武艺”与“兵器”混称,同时也相得益彰。因为武艺高强之人,往往通过精美的兵器来耀武扬威。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乔潭《裴将军舞剑赋》:“锋随指顾,锷应回翔。取诸身而耸跃,上其手以激昂。纵横耀颖,左右交光。”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写道:“三股叉,四楞锏,耀日争光。”《水浒传》第二回写九纹龙史进习武是:“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扒。”尽管“十八般兵器”名称源自“十八般武艺”,而且古代兵器也远远不止十八之数,但兵器与武艺的结合,确实内含了兵法的意义。由此人们又将兵器与武艺的“十八”之数与《周易》卜卦三变成一爻、十八变成一卦合在一起,又有了“十八般变化”的说法。《西游记》中说猪八戒“三十六般变化”、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也正是“十八”的倍数演进。

到了热兵器时代,兵器的进化同样带来了兵法的变化。在宋代的《武经总要》中,已记载了三种火药配方:引火球、蒺藜火球、毒药烟球,这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在第十六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称为“是所有文明国家中最古老的配方”。由于火药配方的制成,也就随之发明了管形射击火器。据历史记载,南宋时陈规首先用“以火炮药”制造长竹竿火枪,当时称为“天桥”。到了元代,又在宋、金时代竹制和纸制火简枪的基础上改制成金属火铳,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元军与阿拉伯人打仗,这一技术传入该区域,经改造又成为阿拉伯式的管形射击火器“马达法”。随着明、清时代火药、火器的大量使用,这对军队编制、装备和战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明代的“神机营”、“车兵”,清代的“鸟真超哈”(满语,意为“重军”)、“天佑军”、“天助军”和“火器营”等编制,也就成为早期的炮兵部队。正因如此,自明代中叶起,用兵方法也随火器的发展而变革,如防止炮火的集中攻击,改变以往密集的大方阵,而为小群疏散的纵队与横队,形成“散兵群式”的战斗队形。戚继光在战争实践中创造出的以十二人组成的“鸳鸯阵”(纵队)和“三才阵”(横队),正是适应热兵器时代新战争要求的兵法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