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许结

中国文化是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的文化,是由华夏族繁衍而来的汉族及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共同建构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极大的传承性与包容性。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为当今社会开创新文化提供了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基础。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均相对地决定于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组织形态。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其大河大陆型地理环境相关,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重土厚生的文化观念。《管子·水地》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由于中国地大物博,需因地制宜,《礼记·王制》又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之说,所以认识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产生的作用,又必须注意地域文化(区域性)、南北文化和大一统文化(秦汉帝国的形成)的多重特征。受地理环境和季节性气候的影响,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发育成熟极早,所谓“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从而形成世代相传的安居乐业的耕织文明。授时颁政、劝课农桑、订立田制成为历代政府的要务,天时、地利、人和的“三才”之道正根植于以农为本的文化思想。缘于世代农耕生活即聚族而居,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家族制与宗法制相生相济的社会形态,这种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关系,也正是中国古代伦理政治与伦理文化的基础。而所谓伦理型模式,实由家族而推扩于人类社会、自然宇宙,以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境界。

在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完备的文化制度,其中最突出的是宗法制度、职官制度、选举制度、教育制度、礼乐制度、兵役制度与科技制度。宗法制作为政体结构,源起于古老的氏族制,完成于西周时代,其特征主要在三方面:一是父系世袭、嫡长子承祀;二是封邦建国、宗族共治;三是建立宗庙祭祀制度,尊祖敬宗。东周以降,旧宗法制被破坏,自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在君主制下对旧宗法制进行了改造,从而变封邦建国所体现的宗族优势而为在帝国专制下的家族优势时期。在漫长的家族优势阶段,又有两大时期值得注意:一是东汉迄魏晋在强宗大族的势力下形成的门阀制度;二是宋代形成的家族共治形式的“宗族共同体”。官制是关于国家管理机构的建置、职掌与官吏的设置、考选的制度,中国文化既以“人”为本,又长于“治人”,所以职官制度极为严密,不仅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系统而宏整的权力网络,而且体现了尊天法地、应化四时的农耕经济文化特色。从中央官制来看,最有影响的是《周礼》所载“六官”制(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汉宫仪》所载秦汉“十二卿”制(汉制:大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将作大匠、大长秋)与隋唐时代形成的“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及尚书省所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至于地方官制,历代皆依山川形势画野分州派官员进行管理。先秦时期分“内服官”与“外服官”,属诸侯联邦制度;秦汉以后则有郡县制、州制、道路制与行省制的变化,但地方政区在中央集权下基本采取三级管理制,又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实质就是选官制度,概括地讲,最具代表性的是汉代形成的“察举制”与到唐代完成的“科举制”。在汉代实行察举制度之前,周朝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末至战国间,秦国变法实行了“客卿制”,六国也兴起“养士之风”以招揽人才。至秦汉一统,考选官吏渐趋制度化,察举制即逐渐形成。察举制的实质是推荐考察制,即由地方官推荐,朝廷考察后使用,一般有“常科”与“特科”。“常科”以“孝廉”、“秀才”为主,定时荐举;“特科”名目繁多,不定时特举。东汉至魏晋时期,由于世家大族势力的强盛,选举制又衍为“九品中正制”,原由朝廷派中正官到州郡行察举之职,并将人才分为九个品级,后因铨选权落入强宗大族之手,其制也就成为门阀制度的一个方面。科举制不同于察举,在于变因品行取人而为因“文”取人,变地方官推荐而为士子“投牒自进”(即自由报考),科次仍分常科与特科两类。“常科”以“明经”与“进士”为显要,中唐以后,“进士”科尝居“明经”之上,至宋以后成为大科。由于“因文取人”,尤其是“进士”科至中唐已行考诗赋之制,遂形成了诗赋取士制度,迨至明清改考八股制艺之文,千年科举制度在清末有识之士对八股文的谴责声中终结。尽管古代选举制弊端丛生,但察举制之“选贤与能”的意图和科举制的相对“平等竞争”的方法,却是值得肯定的。早在孔子时期就有“学而优则仕”的古训,而如何学优又在于教育制度的建立,这就是《礼记·学记》所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道理。考察中国古代教育,大体有官学、私学与书院教学三类。官学相传有三代(夏、商、周)学官,汉代武帝朝太学的建立与地方郡学的推广,已规模宏大,至唐代朝廷“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及地方州、府、县学的完备,标志了官学在古代教学制度中的重要地位。私学在古代只是官学的变化与补充,起源于东周后期“天子失官”的乱世,诸子百家争鸣实与私学兴起相关。至汉以后,始终有诸如“精舍”、“家塾”类的私学,尤其是蒙学教育尝归于私学,但毕竟是补充。书院教育则是介乎官、私之间(有官办与私立)的一种教育形式,兴起于宋初,终结于晚清,其教训合一的教学思想、独特的教学形式与自由讲学的精神,却是值得注意的。在诸多制度中,礼乐制度的建立应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汉书·礼乐志》即谓“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在《礼记·乐记》中,礼与乐被提升到自然准则的高度:“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所以历代王朝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以达到《孝经》所引孔子说的“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政教目的。考察历代礼制,或有损益,但尊奉“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以及“五礼”(吉、嘉、军、宾、凶)规范人伦,则是一致的。而从《礼记·乐记》所倡导的“象德缀**”思想,也成为传统文化中崇雅乐而黜**声的乐教准则。由于古人经常文武对举,所以研究中国文化往往忽略兵制,其实兵役制度和军事思想应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军事文化又包括兵制、兵略与兵法等方面,尤其是大量的军事思想家创作的兵书,更是文化瑰宝。与礼乐制度相比,古代科技制度显然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与科学发明(如四大发明),却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只是从文化制度来看古代科技,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根植于农耕经济的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这一则反映于科技工作皆由官府所掌,一则表现于与政治人生相关的学科和技术最为发达,如天文学、地理学、农学、数学、医学等,并将其归于“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周礼·考工记》)的具有伦理道德属性的圣学传统。

学术文化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从时代的发展来看,自殷商巫史文化到西周史官文化,可谓开启了中国古代学术之门;而由西周史官文化到战国诸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乾嘉考据之学,又历史地勾画出“一代有一代学术之胜”的特征。具体而论,西周时代奠定的史官文化,其所表现的天人合一而以人为本的精神、政治与学术交织且以政治统率学术的特征,以及史官职守的包容性与史学的兼容性,无疑影响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战国诸子学是“王官之学”解体的产物,班固《汉书·艺文志》列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其中儒、道、法、墨被视为显学,而儒、道学术则为中国古代人文思想体系建立的两条主线。经学确立于汉武帝时立“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官,具有较强的政治文化色彩,其中如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天人感应的象数哲学体系、由经学派生的谶纬之学,以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均为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而经学作为“四部”(经、史、子、集)之首,又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统绪。魏晋玄学的兴起,标志汉代经学的式微,士人多以治“三玄”(《易》、《老》、《庄》)之学为尚,以有无之辨与自然名教之争为讨论焦点,其中尤以“声无哀乐”、“养生”与“言不尽意”为三大清谈论题。玄学家的探求名理、清谈论难的思维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先秦两汉以来形成的礼教传统,为道教、佛教在当时的兴盛开启了方便之门。隋唐时代是佛学传入中土渐趋成熟且完全“中国化”的阶段,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佛教的宗派化与佛性论的完成。在诸多佛教宗派中,以“教下三家”的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教外别传”的禅宗、吸纳中国民间信仰成分最多的净土宗最显。而佛性理论的成熟,不仅以佛性本有思想为宗教信仰寻求一种哲学本体,而且与儒家的人性论、道家的道性论融通,成为后世理学家心性理论的先声。宋明理学的本质是恢复先秦两汉以来的礼教传统,将人事之礼提升到天理的高度,再用以规范社会、人伦。在学理意义上,理学吸收了道家的宇宙观、佛家的因明学以弥补儒家形而下的人生观之不足,建立起“性、道、教”的逻辑思想结构;同时应合当代新宗法思想的建设而重构伦理秩序与道德观念,所以被称为改造旧儒体系的新儒学。清代考据学又称“朴学”,在某种意义上诚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说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论其学术贡献,考据之学正以实证精神改变理学中空谈性命之学的弊端,以致曾倡导“整理国故”的胡适总结清人在文字、训诂、校勘、考订方面的成就,认为“中国旧有学问,只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由此可见,清代考据学对学术文化的建设是有积极作用的。当然,在古代纷繁复杂的学术思想中提摄其精神,人们又尝合称儒家的德教为宗、道家的玄化为本与佛家的空观妙旨为“三教”理论,视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干。

作为文化的重要内涵,宗教与艺术更偏重于精神与审美方面。中国古代宗教初源于鬼神观念,因缺少“一元神”的统率而显出“泛神论”色彩。考察中国古代宗教观念,缘起于原始崇拜,概括地说,有自然崇拜系统与血缘崇拜系统两类。前者反映于天地诸神及庶物崇拜,后者主要有生殖崇拜、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等。战国秦汉间,我国古代两大神话系统(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汇流,衍生燕齐方士文化,其尊神意识与求仙方术对秦汉帝国宗教思想及东汉道教的形成,有着较大的影响。秦汉时代逐渐形成的祭五帝四方之神、郊祀天地之礼及武帝时的尊神“太一”的崇拜,皆属国家祀典,并非纯粹的宗教。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也是最早的具备宗教思想、仪式、神谱、组织,以及有专业神职人员传教的“制度化宗教”。道教萌发于周秦之际,完形于东汉年间,繁盛于两晋,变革于唐宋金元,颓衰于明清之世。道教教义以“道”为核心,尊奉“三清”诸神,求“得道成仙”,所以接受巫觋之术,创建了一套养生祛灾法术(主要有丹鼎派与符箓派)。由于道教是产生于本土的宗教,其与民间信仰最为接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亦大,其中较显著的是科学(化学与医学)、文学(传奇)与民俗学对道教的接受。佛教作为外来宗教,经历了由异域文化向中国化发展的进程。佛教原始教义有“四谛说”与“创世说”等,其传入中土而蔚为大观,首先在翻译经典。所以从东汉经魏晋到隋唐,佛经的传译有两个特点,即大、小乘佛教的传入,而大乘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部派佛教(上座部、大众部)的传入,经中国僧侣的选择,渐为宗派佛教所取代。而从佛教的中国化来看,又有几点特征:一是佛教与政治的结合,成为魏晋以后佛教发展的重要路向;二是与中国哲学心性理论相关,对佛性的探讨是中国僧人关注的热点;三是对大乘法的推崇,特别是弘扬菩萨行,使中国佛教更趋世俗化与民众化,宋以后佛教禅净合一即为例证;四是居士佛教的兴盛,与佛教高文化品位相关,尤其是译经僧人多为一流学者,所以佛典的译介、整理与编撰成就突出,这也通合于中国文化的经学笺注学风。正是因为中国僧人对佛教的引进、发展与传扬,使之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唐代已传入中国,前者在元朝有较大影响,后者到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始大兴,经康熙以后“百年禁教”,迨至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新教再度传于中国,其影响已属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艺术与道德、科学被称为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中国古代艺术以极为形象生动的创造,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中国古代艺术类型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剧、诗歌、散文等,或以其抽象的艺术形式,或以其精心的艺术构思,表现出静穆庄严与灵巧飞动统一的艺术境界。而中国古代艺术思想的弘道精神、兴象手法与尚意审美,又与中国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中国社会发展到近代,传统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开启了文化的现代进程。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认为,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论其主要征象,则在中与西文化的冲突和新与旧文化的变革。这些冲突与变革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系列重大历史文化事件而不断深化,文化变革也从物质层面推进于制度层面与观念层面。在诸多变革中,教育制度的变革、学术观念的变革、宗教思想的变革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确立,最能表现这一时期文化的转折。同时,由中西文明冲突派生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与“汇通中西”的文化论争,成为近百年来重要的话语。而从近代文化变革看当代新文化建设,仍可提供很多借鉴,其中如中国本位文化的自我保持与更新问题,中外文化的比较与融通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与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