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选择：嫦娥、精卫的另类生态之路

中国神话中，嫦娥、精卫是颇具特色的女神。作为家喻户晓的神话意象，嫦娥“奔月”是女性奔向生态本位，洋溢着浓郁的原生态色彩和轻柔、飘逸的女性色彩；精卫“填海”，看似妄图干预生态系统，实质是以女性温和、阴柔的方式实践人、禽、山、海、木石等自然形态的互流。女神的真与善，女神的本真价值，都深深镶嵌于中华民族和谐、浑整、圆融的传统自然观中，重新解读这些神话，可以让我们在女性与自然的生命缠绵、交织中找到人的生存意义与存在价值。

1.精卫填海：女神认识自然的千古绝唱

精卫填海是一则上古时期的著名神话，《山海经·北次山经》记载：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1]

而《述异记》说精卫又叫誓鸟、志鸟、冤禽，俗又称帝女雀，据说精卫此名，乃是鸟衔木石飞翔时发出的鸣声。精卫填海的神话在后世变形较少，人们把其寓意定格为人与自然的悲剧对抗，使这个柔弱的小鸟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或将精卫冠以“仇海之冤禽”的身份，在古典诗词中反复出现。这种解读延续了多个世纪，其间并没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杂乱景象，这大概是因为中国神话中很少出现女神与自然的抗争吧。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夸父追日”、“刑天舞干戚”、“愚公移山”皆为男性与自然的决绝，既悲壮而又**澎湃，洋溢着一股阳性的豪情，唯精卫，这一出身帝王家族的高贵少女，以弱小、阴柔之躯，诠释人与自然生态这一永恒的主题。精卫在化生为鸟之前，是神农炎帝家未成年的女孩子，她有着同样著名的两个姐姐，一个师从赤松子，终于在炼丹炉中褪去肉身脱胎成仙；另一个夭亡后变成可以媚人的瑶草，后被封为巫山云雨之神。三姊妹命运不同，却都继承着神农家的传统以柔顺而又溢漾生命之气的方式与自然灵性沟通、交往。神农炎帝身兼太阳神，他教人播种五谷、耒耜牛耕，后尝百草以明医药，亦是通过庄稼、药草等植物形式与自然进行生态互流的第一神人。精卫嘴衔木石，用逆风飞翔的身躯与袅袅不绝的鸣声往返于西山东海之间，她坚强的矢志与其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生命悲歌十分相似，表达着人类对沧海桑田生态循环的参与，是一种恒古不变、富于节律、诗性的生命表达与生物力量，亦是对其父发明农耕、医药等自然生态互渗事业的另种形式的继承与延续。人类开辟农耕，是对自然生态的改造，但这种改造是阴性、温婉、因势利导的，是在尊重自然规律前提之下的技术性改造，不会引起大的自然破坏，精卫填海亦如此。精卫以一己的渺小身躯和力量，对抗茫茫大海，这里既有填海造田之心，也有治理海水泛滥之意，表面看似妄图干预生态系统，但比起后羿射日所采用的具有杀伤性的武器，精卫所衔之木石则显然这般的阴柔与内敛，我们可以理解为，精卫衔木石之举仅是一种女性沟通自然的表态，是一曲不违背生态生机，实践人、禽、山、海、木、石等自然形态有机循环的生命绝响。

同时，在精卫填海的神话中，人、禽、山、海、木、石等既是独立之物，它们各有其存在的领域和价值的境界，但这些独立之物又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女娃化鸟、鸟衔木石、木石填海一系列的连贯性行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密不可分的生态有机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物既各成其己，又与其他物发生物质领域的纠集和价值领域的互通，然后整体的呈现出来，使得系统既丰富多样而又高度契合，最终交织而成一种更真、更善、更美的价值复合体。在这一价值复合体中，起着核心纽带作用的是帝女女娃化生为精卫鸟这一过程，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女娃化鸟这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实现与它者的物质与精神的交织与纠集，从而引领自己进入一种更高的价值乐园。

精卫填海神话包含的另一个意蕴是“灵魂不死”观念。精卫生前只是一个名为女娃的小姑娘，当她少女的躯体死去化生为鸟的那一刹，她的灵魂也以禽鸟的形式实现着永生。这是基于“万物有灵论”之后的一种神话思维，也是古代先民对自然的一种超越性看法。人与万物由自然进化而来，同存于自然之中，最终要回归自然，养育自然生态，这既是朴素的唯物论，又符合生物链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科学观念。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写道：对古代人而言，死亡不是生命的终了，而是到达再生的过渡。在原始宗教、原始信仰中常见的是灵魂转世的信仰，死去的人化为人、动物或者植物而使原来的生命得以继续。卡西尔认为：“（神话）倚赖于情感的统一性而非逻辑的法则，情感的统一性是原始思维最强烈最深刻的推动力。这说明，神话的真正基质是情感，这种情感的内力，使初民深深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2]中国神话中“夸父杖化邓林”、“盘古化生万物”，以及“帝女化瑶草”等，都是在“灵魂不死”的观念和情感的作用下，死生得以相互沟通和万物得以相互转化。当然，人死后化生成的新生命不是随意选定的，而是他们熟悉的动物、植物或是图腾物，当灵魂回到熟悉的动物、植物或是图腾物之中即是归到原有的文化传统，或者是回归到生命的本来面貌之中。黄帝家的孩子性格稳重，而炎帝的女儿则个性鲜明，她三个早夭的女儿，如果说瑶姬化为草木、赤松子成仙是对父亲百草事业和医药事业的延续，那么女娃化为精卫鸟则更多的是对神农一族农耕大业的继承。当年，是丹雀鸟衔来九穗禾，让炎帝开始了农作物的培育与耕作，那么精卫死后将灵魂转化为父亲事业的启迪者——鸟之中，即是在另一种生命形式下完成着神农开辟农耕的伟业。由此看来，炎帝这些与自然相通互渗的事业，由和自然有着天然亲密感的女儿们来继承和发展再自然不过了。

不得不提的是，大部分死后化生的神话，都会将灵魂托生于现实之物，如瑶姬化草木，杜宇化杜鹃，唯“精卫”这个意象在生活中并没有，衔木以填沧海的动物也没有，“精卫填海”的神话完全是人们精神的结晶，它是一个符号，一种以温和、阴柔、婉约方式与自然交流、互融精神价值的阐释。后世的传诵中，精卫始终以一个悲剧的符号贯穿在文化史中，成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象征，这样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对神话加以一贯的人类中心主义诠释，其实，人作为一种有死的短暂者，只有把自己托付给宇宙万物，才能真正参透自己存在的本质和意义。女娃虽然年幼，但凭借着小女孩的聪颖、直觉和神农家的优良血脉，已经悟出这一至深而又至浅的道理。小女孩之所以能在众多的女神中脱颖而出千古流传，并被冠以崇高的道德力量，很大程度是她能将个我的、短暂的生命融入到无限广博的生态链结当中去，实践着人、禽、海、木、石的物质互渗与互流，小姑娘溺海那一瞬间恰恰是其自然生命的重现和大放异彩。

2.嫦娥奔月：女神回归自然的遥远渴望

后羿、嫦娥属于较晚出现的神话人物，《淮南子》中记载着嫦娥奔月的故事：“托身为月，是为蟾蜍，而是月精。”[3]张衡《灵宪》有段稍长的记载：“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其大昌。娥遂脱身于月，是为蟾蜍。”[4]这些记载，再加上后来衍变的系列传说，嫦娥奔月的故事复杂繁多，关系错综，其中至少包含日月、阴阳、男女、人神、动物（蟾蜍、玉兔）、植物（桂树和玉兔经年捣的药）等诸多元素，纵横交织成一个历久弥新的宇宙生态整体，在中国文化的推演中无出其右者。

初闻美女嫦娥化身为丑陋的蟾蜍十分惊讶，如果解释这种丑陋的变形是对嫦娥窃药的惩罚，显然太过牵强，而且文献记载中先是“大昌”而后为“蟾蜍”，说明在先民心中蟾蜍并非为丑陋之物，而是作为月之精灵的形象存在，有大吉大昌之意。因为，月亮恒远的挂在天空，周期性的阴晴圆缺，所以人们对月亮产生了无限的崇拜与神往，而蟾蜍生育期间，肚子由瘪到圆再由圆到瘪的生殖变化过程，与月亮的晦盈时律大为相似，由此便被人们认为是超自然的月神。月中有月精蟾蜍，本在嫦娥奔月神话之前；而在嫦娥奔月产生后，则使两者合为一体，嫦娥就是蟾蜍，蟾蜍就是嫦娥。而望月而生的玉兔，在《博物志》中的“兔望月而孕”中可以找到注脚，“娩”乃“兔子在娩”，兔子在很多文化中都有**欲、多子的含义，是生殖繁茂的象征，这样自然而然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至于月与桂树扯上关系，大概是因为“月桂”有月月开花的特征，让作为男人的吴刚用利斧砍伐之并随创随合，则凸显人类特别是男人对生态的破坏以及自然生生不已的复元能力。而桂又是一种香木，可以制成轻身延年的道家仙药灵丹，于是月中出现玉兔捣药这一神奇景观，这样，使嫦娥与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生命现象相联系。

通过这一系列神话意象的展演与解读，我们可以认为，嫦娥与蟾蜍、玉兔、桂树在早期文化中都是阴性、生命力的象征，其中，并无主客体之区别，亦无地位高下之分，而是水乳交融的高度汇通，作为女性的嫦娥与作为自然之物的蟾蜍、玉兔、桂树一起构成了月亮的生命共同体。而这种生命共同体之间的联系不是纯表象或者游离于身体之外的，而是牵涉各个生命体（嫦娥、蟾蜍、玉兔、桂树）的身与心、灵与肉、魂与魄，是在生存论意义上的高度互渗。

那么，嫦娥为何只奔向“月”，而不是“日”或其他天体呢？我想，“嫦娥”之所以“奔月”，首先是因为，女性的生理规律表现出一种不可捉摸却又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周期又与月亮的圆缺大体一致，因而有“月事”、“月经”之名。当这种生理联系上升到文化心理层面，便具有了客观的普遍意义。《周易·系辞上传》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为男，坤道成女。”月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大阴之精”，一直作为“女”性、“阴”性的面貌出现，它和女人同属于中国阴阳系统之“阴”系统。既然嫦娥与月同属一个系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嫦娥走向月亮，不过是女性走向本位，或者是找回自身与生命真相的尝试。

嫦娥，又叫姮娥，姮、嫦都有永恒之意。古代文字中有“恒，常也”，“常当作长”的说法。常、长音相通，都有长久之意。《诗》曰“如月之恒”，原来，古人给月中的女神取名为嫦娥，嫦或姮，是为其表达恒久永生的意思，即是说，当女性与自然之月融为一体，回归到阴性本位时，便超越了生物类的概念，获得了生命之永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对月，也包括对待自然之立场，不仅仅是人对生存的外部环境的理解与态度，更是人类在存在的过程中追求生命真相与内在价值的表态。所以，嫦娥奔月前曾经占得“归妹”之卦，归妹卦，下兑为泽，上震为雷，“泽上有雷”原为万物相交，生命繁衍之意，落实到生活中为少女出嫁的意思，指少女出嫁即是天地阴阳**、万物繁殖兴旺的大事，言之“归”是因为女性出嫁是其回到自己应当或原本在的地方去。嫦娥占之“归妹”曰“大吉”，是指她飞向月球就像少女出嫁一样是回归自己生命的本源当中去，是奔向女性应该去的地方，符合传统的阴阳之道，故为“大昌”。汉张衡在《灵宪》中的淡淡几句，却将嫦娥神话与中国千古之奇书《易经》相联系，将神话定位于人文对天文地理之认同，让原本抽象玄奥的阴阳观念在女人飞天的神话逻辑底座上得到了象征性的认同。

而使嫦娥实现“归妹”之梦的却是西王母的灵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是像大自然一样永恒不灭，正是通过同为女性——西王母修炼的不老神丹，嫦娥奔向了永生的彼岸。神话学家袁珂说：“不死之药服了可以长生不死乃至升天成神的只有‘嫦娥奔月’一例。”[5]女性对生命有着男性无法比拟的敏感，因为，她们生存活动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对生命的创造与抚养，人作为“类”的永恒必须通过她们的生命繁衍来实现，从这一意义上看，女性是人类生命延续的第一功臣，不死之药天生就该归属于女性。嫦娥服不死灵丹实现着人类恒古追求的“永恒不死”或者说是“可持续存在”。同时，这种生命的永续不是个体或者个我的，而是通过与蟾蜍、玉兔、桂树的高度交融、汇通，与其汇聚成一个月亮的生命共同体，实现着整体生命的可持续存在。原来，使得嫦娥“永恒不死”或者“可持续存在”的不仅仅是西王母的灵药，更是生命共同体之间的相存相依。

嫦娥之“翩翩归妹”，乃是女人裙裾飘起如飞鸟般走向一个本应属于自己的灵性世界，在腾空飞翔的一刹那，她用优美的身体语言关闭了一扇门，一扇人与自然相隔相离的自利世界的大门，而又开启了一扇门，凭着那一份信念和勇气，走向了万物互资互生的空灵世界。“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晴天夜夜心。”当无数的后人用诗歌慨叹嫦娥无双的容颜和恒无涯际的孤独时，他们把自己当成道德的至高点，用后羿般男性的眼光“悲悯”地审视着嫦娥及其她身后的世界，反复诉说着她的孤独、凄清、无助，这是男性视角下大胆背夫、追求自主的女性必然的生存困境。珍尼特·海登曾指出：在最古老的神话里，女性是本，男性则是衍生物……在母权制社会中，女性具有规范性。嫦娥以后的岁月，人类的历史、文化、道德对女性来说不再是她们飞翔的翅膀，而是禁锢女性的紧箍咒，使她们疏离原本一体的自然生态，保持着沉默与无语。荣格认为：我们的思想来自于一个民族的、人类历史文化的积淀，即原型，她是在人类生物进化过程中储存在个人心灵深处、积淀在人的深层无意识中，不自觉地支配着人们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嫦娥“奔月”是人类生存的初始状态的完美想象，其深处体现了月亮是女性的生命源泉，就像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之基一样，而嫦娥的无双之美也因和自然紧密的原生态链接而在中国文化史上格外的光彩动人。

“精卫填海”、“嫦娥奔月”两则中国神话，实质是女性用其独特的阴柔方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参与和互动，是女性美与自然美的交相辉映。从价值论的视角审视，两则神话和现代环境伦理学所强调的颇为相识，都是要求人要主动参与到自然的过程中去，而不是在自然之外评头论足。但这种参与即是遵循自然的过程，是以纤细、敏感、丰富的女性之心体验自然、了解自然、感悟自然的神奇造化和对生命的承载，从而把个我生命融入和托付给自然万物，在参透自身生命价值的同时，找到自然生命的价值。这是女性的义务，亦是女性的责任之所在。

[1]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74～75页。

[2]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59页。

[3]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244页。

[4]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244页。

[5]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