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治灾：人与自然互渗的修复活动

除开世界性、毁灭性的大洪水之外，原始人类还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干旱、洪水等。面对各种自然灾害，中国先民不是逃跑，不是躲避，也不是迁徙，而是通过伟大的实践活动治理自然灾害。但是，这种对自然灾害的治理，不是破坏性的，而是修复性的，是人与自然互渗的努力，亦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常规秩序的恢复。

一、女娲补天

“女娲补天”，讲述的是女娲战胜地震灾害，恢复自然秩序的实践活动，被公认为中国远古文化最具魅力的神话之一。而“女娲补天”，亦被认为是中国先民通过与自然互渗的修复，实现宇宙天地之间的和谐共生活动的开端。从此，中国原始先民一次又一次勇敢地面对并治理自然灾害，使之成为中国生活实践与文明发展形式的常态。

在中国神话体系中，女娲的功绩主要有二：一是造人，二是补天。据说，女娲创造人类之后，日月星辰各司其职，子民安居乐业，四海歌舞升平。一天自然突然灾难降临，据汉《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1]这段文字描述了当时灾难突发时的严重情况：天的职责是“兼覆”，因为支撑天的四根大柱子折断了，塌开了一个大漏洞，不能全部覆盖住大地，所以大火从天而降；地的责任是“周载”，因为遇上了强烈的地震，断开了大裂缝，不能普遍负载着万物，所以洪水从地下涌出；由于“天失其职”“地失其责”，而引发了水火之灾，因有水火之灾，又造成了天地之间“万物失其所”，即人类逃离了家园、禽兽窜出了山林，一时之间，猛兽吃人民、凶禽抓老弱，宇宙秩序大乱，原始先民挣扎在天灾、地难、禽祸、兽害的多重苦难之中。

关于灾害发生的原因，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中有所解说：“女娲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融，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2]也就是说是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为争夺霸权而发生战争，共工失败后恼羞成怒，以头触不周山，从而引发自然灾害。其实，因权力之争引发灾害，这只是原始先民的想象罢了。当地震、洪灾、山体塌方等从天而降的时候，处于蒙昧状态的先民不能解释这些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因此他们只能凭借生活的经验进行猜度。而在原始先民心里可能想到的最残酷的情景就是以杀人、破坏为主要内容的战争。所以，几乎所有的灾害神话，都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洪水的灾难，说是天帝与水神的战争；来自火灾的劫难，说是火神战争，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娲补天”神话虽然包裹了一层“天神战争”的外壳，但其原型也只能是自然引发的灾害。

对女娲补天中引发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历代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探讨：有陨石说、洪水说、极光说、火山爆发说、地震说等众多学术观点，其中吴伯田、王金寿、王毅等学者认为女娲补天神话与地震有关系，本文亦赞同“地震说”这一观点。如果说古籍所载和民间传说，缺乏可靠的事实证据，那么2008年的汶川地震与2010年的玉树地震，则为解读女娲补天提供了大量新的事实证据，能更加清楚和深刻地接近客观事实的原貌。汶川及玉树地震灾害中，出现了诸如山体倒塌、地缝开裂、泥石横流、河流改道、堰塞湖等大量生态灾害现象，这些现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与女娲神话记载的恐怖情状十分相似，所谓“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情景，不过是地震后引起的次生灾害，从而造成天地、人畜之间的生态失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秩序遭到破坏的恐怖情景。由是观之，我们可以说，女娲“补天”主要是对原始先民治理地震自然灾害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水灾等次生灾难的记述。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滛水”。首先，女娲从东海之外的海上仙山——天台山炼石，烧炼了49天，熔炼出了胶状的补天石；然后，女娲花费了7天的时间，修补完苍天上的大漏洞；接着，女娲杀了一只大海龟，取其四足立在大地的四周，以代替擎天大柱；再次，女娲把水边的芦草焚烧成灰堆积起来，填到冀州大地的裂缝里，以堵塞大水的涌出；最后，女娲杀死了邪恶势力的元凶——黑龙，以震慑其他的凶禽猛兽，最终取得了治理自然灾害的成功。而“女娲补天”的材料也是自然之物，补天之石头、炼石之芦苇，乃至断杀之鳌足，都是纯天然的自然常见动植物，只有女娲特有的慈爱、纤细、敏感母性之心，才带领氏族成员将这些自然之物精致、细密、丝丝入扣地融合、配置，实现着对地震这一自然的修补。天，乾也，至刚之物；女娲，地母，坤也，至柔之物，然而至刚之天发生灾祸时，只有由至柔之大地母神才能担负起如此艰巨的补天大任，也表明只有天地和谐、阴阳和谐，天地合德、阴阳合德，才是沟通宇宙的生态密码，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值得注意的是，女娲的“补天”与现代“勘天”有着重大区别，前者是以天地为本，人进行辅助性修复，后者则是以人为中心，视天地为可以主宰的工具。女娲补天神话是以母性之心投入到自然的生态链接之中，呈现的是人神在无序的自然世界中，与天地进行横切横截式的沟通、渗透，追求着自然秩序的生命努力。于是绚丽的苍天之下、肥美的大地之上，原始先民在治理自然灾害之后开始重建家园，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呈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局面。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治灾神话“女娲补天”对应的时期，学者通常认定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马克思在概述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分期时写道：“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要是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性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3]马克思所说的蒙昧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野蛮时代则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是两个相互区别、相互连接的阶段，共同构成人类的起源阶段。神话中的女娲时期，中国的原始先民进入新石器时期，并逐渐学会农业生产。这一时期，先民们开始远离旧石器时代的单纯向自然索取的非生产性劳动——采集狩猎，而从事一种基于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生产性活动——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最侧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改造自然，自然也会在此过程中影响人类的活动。与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不同，也与西方野蛮时代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新石器时代不同。首先，农业生产需要寻找一个适宜农业生产的自然生态环境，并且必须不断地进行治理和改造方能维持，稍有懈怠或中断便会前功尽弃。其次，农业生产还需要一套远比狩猎复杂得多的生产技术——水利设施、天文气象知识、养殖技术知识等，才能进行生产。这就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定居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中，合理分工，齐心协力，常年不懈地对自然生态进行积累与维护。

正因如此，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对以农业生产、定居生活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女娲部落来讲，不但直接破坏了自然生态的整体平衡，而且严重危及部落的生产性活动，甚至对部落的生存造成直接影响。因此，当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遭受到严重危机之时，当时的部落的女首领（家长）——女娲，必须走在治理灾害的最前列，带领部落成员战胜自然灾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女娲治理地震灾害是中华民族通过有组织的、自觉的人类活动抗御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恢复自然界的正常秩序，它是治理自然灾害的开端，又是中华民族治理自然灾害的基础与根据。女娲以后的时代，每一位部落首领或者是“政治领袖”，都不约而同地把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护作为最为重要的“政治事务”，并将之运用于社会组织与权力结构的各个环节和层面，来维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秩序与生态和谐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发展推动着自然环境的维护与发展，而自然环境的维护与发展又将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4]基于此，通过对地震自然灾害的成功治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处理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到女娲部落的重大议题和重要事务之中，并通过有组织的部落活动来维护这种人与自然间和谐共生。

女娲时期，根据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发现与印证，早期中国社会应该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部落和部落首领，但随着历史的流逝，这些与女娲同时代的首领逐渐被人们所淡忘，以致彻底消失在历史或神话的长河之中，而女娲作为人类始母，以及治理地震自然灾害的伟大功绩，被子孙后代深深铭记与眷念，各处的女娲庙至今香火鼎盛。而女娲本人，作为母系氏族的首领（家长），“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其一生也应该是功绩众多，却唯有“造人”、“补天”两项深深地烙印在民族的记忆深处。如果说“造人”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开始，那么“补天”则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没有女娲造人，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开始；而如果不带领氏族成员治理自然灾害，那么造人的功绩就会毁于一旦，更不用说过着农业生产的定居生活。因此，女娲的功绩是双向的，一是孕育了伟大的人类，一是恢复了自然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娲既是人类之母，又是自然之母。正是在始母女娲的推动与卓越的努力之下，女娲之子——人与自然，携手并进，实现了战胜自然灾害后的再次发展，中国文明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二、后羿射日

“后羿射日”神话，讲述的是原始先民治理干旱自然灾害一次杰出的活动，它与“嫦娥奔月”神话相结合，一个气势恢弘，一个精巧奇妙，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奇异而迷人的中国神话天空。这则神话中，射日神话英雄羿，因为射落多余的九个太阳而战胜自然灾害，使得当时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两个方面都得以和谐发展，成就了尧的“天子”伟业，尧时代亦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清明与生态和谐的成功典范之一，数千年来为中国后人所顶礼膜拜与竞相效仿。而尧与羿亦以神话文化英雄之名数千年来被亿万中国人们敬仰与怀念。

神话中的尧时代，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角度，对应着中国的铜石并用的时期。当时，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一定的地位，生产力、生产技术得以长足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中原及周边地区逐渐进入一个较原始氏族部落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着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

神话中的尧时代，自然灾害频发，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

（1）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日（持）戈。

——《山海经·海外南经》

（2）羿焉彃日，乌焉解羽。

——《天问》

——《淮南子·本经训》

（4）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

——《淮南子·氾论训》

在此基础上，我们解读后羿射日神话发现，羿治理十日并不是十日并杀，而是对自然原初秩序的一种恢复，一日规律地升落于扶桑树正是宇宙天地间的初始面貌，也正是这种太阳升落的规律成就了人与万物生长、活动之规律。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羿之射日正是对人与自然原初秩序的恢复。此外，这种恢复又是人与太阳之间的互渗与互流，当后羿手中之箭射向太阳，实质上正是羿与日之间的能量与物质的交换，最终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故此，后羿射日还是人们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努力。

后世在解读后羿神话时，有些学者认为射日的实质是祈雨，或者是巫术，再或者是生殖崇拜，本书认为这些都是对后羿射日的错误解读。因为，除开在汉民族广泛流传的后羿射日神话之外，中国有20多个民族出现了“多日”与“射日”的神话，如：壮族“特康”射日、布朗族“顾米亚”射日、蒙古族“乌恩”射日，等等。其中，独龙族神话《猎人射太阳》中说，天上两个太阳照得大地草木枯槁，于是一个善射的猎人奋勇前往射日，射落男太阳后，女太阳吓得藏匿起来，人们只好请雄鸡把太阳喊出来，女太阳冉冉生起。而被射落的男太阳瞎了眼睛，则变成了月亮。今天人们看到的月亮上的那个黑点，就是猎人在月亮上走动时留下的影子。[6]湖南永顺、龙山土家族神话《果老射日》中说，神人张果老造天制地不久，天下又突然发了一场大洪水。洪水接连涨了七天七夜，把天地都冲垮了。随后，张果老又造天制地，洪水退了下去。可是，大地到处水糊糊的，张果老就叫十二个太阳来晒地。大地晒干了，可是草木也枯了。张果老只好制造铁箭铜弓，爬上马桑树射下了多余的十一个太阳。为了不让人们爬上马桑树去射最后一个太阳，张果老用棒子打弯了马桑树，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而在冀东一代则流传着二郎神射日的神话：

远古的时候，天上出了十个太阳，庄稼枯死了，草和树晒焦了。老百姓活不下去。玉帝知道了这件事儿，降旨把二郎神召到天庭，让他去镇服这些太阳。二郎下界。一晃三尖两刃刀，把它变成一根金扁担。二郎用这根金扁担挑着山赶太阳，抓住一个，用一座山压住，再抓住一个，又用一座山压住。追啊，压啊，他一口气压住了九个太阳，眼看最后一个太阳就要抓住了，“咔嚓”一声，扁担却折断了，担着的两座山“呼隆”一声掉了下去，一座落到了口外，一座落在了偏崖子。现在，偏崖子那半拉山上还有两个方方正正的石洞，据说就是当年二郎神插扁担的地方。二郎的扁担一折，太阳便跑远了。他转念道：“罢了，就留一个给人间照亮吧！”[7]

如此多的民族不约而同地出现与射日相关的神话，可见远古中国确实存在着头顶烈日、草木干枯的现实观测，射日神话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干旱的自然灾害。更为重要的是，祈雨、巫术、繁茂的生殖力，这些固然伟大和灵光闪耀，但似乎还不足以成就尧的千古“天子”之业，致使“尧舜禹”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甚至不足以使后羿成为万民敬仰的英雄。又有什么比拯救人民于自然灾害之中，让他们过上安定、太平、和谐的生活更伟大的功绩和更宏大的历史事件呢？

射日神话产生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上古历史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后羿，即东方有穷氏之君。因两位后羿同名，且均为东方之人，所以战国以来，故事出现相互融合、重叠，甚至泾渭不分的现象。但是，关于有穷后羿的事迹无论后世如何改造，都无法跻身于神话行列，更不能取得如射日后羿般英雄之神的地位。

因此，我们说，后羿射日神话成就了两位英雄，一位是尧，另一位则是羿，尽管后羿不是当时的“政治人物”与部落首领，但一旦他受到“政治领袖”尧的委派而执行治理自然灾害的任务时，后羿手中之箭就被赋予了双层含义：一是人类射向自然之箭，是对自然生态的自觉修复；一是人类射向自身之箭，这支箭使得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发生突破性的进展。这样，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维护，在射日神话中契合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后羿之射日也就不单单只是战胜自然灾害的技术与方法了，而是一项尧的“政治决策”与“政治能力”的具体贯彻，更是人类文明发展与前行的关键一步。此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与自然世界的和谐深深相联系，人的发展离不开和谐自然的保障，而和谐自然的形成又是人类治理自然灾害的必然结果。由是观之，后羿射日神话是对自然秩序的恢复，亦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人类治理自然灾害与自然互渗的过程，即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过程。

三、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是原始社会后期为稳定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而治理自然灾害的美丽神话，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甚至一贯严肃的史书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呈现历史与神话相胶着的特点。而大禹治水的功绩和后果，不单单是解除了洪水泛滥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自然灾难，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把原始社会的制度推到了顶峰，从而为文明的发展及国家的出现创造了一切必备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大禹治水是人与自然互渗与共同协进发展的成功典范，并为后来中国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确定了行为坐标与指向。

尧舜时期，一度洪水泛滥、民不聊生，众多酋邦在黄河中游集中、融合，引发矛盾和冲突，因此治理水灾成为尧舜酋邦联盟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重大问题。《史记》中曰：“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洪水肆虐，给先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夏的建立者夏后氏（或称作有崇氏），原本是尧舜禹族酋邦联盟中的一个邦，居住在古河济之间，由于善于治水，它的首领鲧和禹被先后推举领导酋邦联盟治理洪水的工作。据记载，鲧治理水患九年，依然是“滔滔洪水，无所止极”。鲧为了制服洪水，不待天帝允许，私自取了“息壤”去治理洪水，息壤是天庭中一种生长不息的土壤，取一点投向大地，就能积成山、堆成堤。鲧的行为触怒了天帝，被天帝殛杀于羽山之野。《左传》云：“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渊，渊东有羽山。池上多生细柳，野兽不敢践。”另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鲧死后尸体三年不腐，天帝命人剖开他的肚子，肚子里跳出一条虬龙，这就是鲧的儿子禹。大禹奉命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治理水患，历经十三年之久。

禹治理水患自然灾害时有三件宝，一是河图，二是开山斧，三是定海神针。据说黄河水神将黄河的水情与治理的办法画在河图上，交给大禹以供治水之用。据说，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堵塞了河水的去路，奔腾东下的河水经常溢出河道，从而形成水患。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在他的带动下，经过艰难的努力与巨大的牺牲，大山终于豁然屏开，形成两壁对峙之势，洪水**，向下游流去，江河从此畅通。此外，禹得到了应龙的帮助，“禹治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8]，就是说，禹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时候叫应龙走在前面，拿它的尾巴画地，应龙尾巴指引的地方，禹所开凿的河川道路就跟着它走，一直流向了东方的汪洋大海，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大江大河。此外，禹还与共工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共工，是位兴风作浪的恶神，也是洪水的制造者。为消灭共工，禹在会稽山大会诸神。首先擒杀了共工的主要助手相柳氏。相柳氏身为长蛇，有九个头，食于九座，所到之处立即变为溪泽。然后与共工进行猛烈的决战，最终打败共工，获得伟大的胜利。为把洪水引到大海中，禹还发明了原始测量工具——准绳和规矩，走遍大河上下，用神斧劈开龙门和伊阙，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使河水畅通无阻。此外，禹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以至于“排无胧，胫无毛”，小腿上的毛磨光了，脚指甲也磨掉了，“故行踱也”，得了足病，成了跛子。

为了彻底治理水患的自然灾害，禹十分重视以兴修水利为目的的沟、渠、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发展了灌溉、农耕等技术。《汉书·食货志》、《史记·夏本记》、《论语·泰伯》、《国语·周语》等记载了“禹平洪水”，“制土田”；“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破九泽，度九山”；“尽力乎沟恤”；“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樱，予众庶难得之食”；“丰殖九数，泊越九原……能以嘉扯殷富生物也”的事迹。说明，禹在治理洪水的同时，带领各地诸侯和民众开发了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州），修筑了通往九州的道路，垒筑了九州的湖泽堤障，计量了九州山岳脉络；开建了引水的沟、渠（恤）；并叫助手伯益发放稻种，教导百姓在卑湿处种植稻子及其他作物的方法，引水到少水的泽地和高原，使这些地方庄稼丰茂，物产殷富，成为百姓和物产集聚之地，使华夏大地成为兴水利、重农工的富裕之国。

总之，“大禹治水”，是原始先民修复自然秩序的一次伟大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努力。这次努力延续了“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所谓“治水”，实质上就是人类通过艰辛的社会实践抵御自然灾害，恢复自然秩序。因为，当时水患之大，亦因为治水时间之长，还因为这次治水的成功对古代中国，乃至今天中国的影响之大，故数千年来“大禹治水”的思维与模式一直是中国人处理与自然关系之仿效对象。通过对河流的治理，也推动着当时社会组织的前行，并为中国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治理水患自然灾害中，鲧、禹起初的角色都属于“公仆”的性质，但是由于这项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全局性，需要组织各部落（或是酋邦）的广泛参与，并对各部落（或是酋邦）的人力、物力进行调配、指挥和统一管理。在这个过程中，禹（包括他的父亲鲧）难免利用联盟赋予自己的职责与权力对各部落（或是酋邦）施加更多的影响，甚或强制和干预。治水过程中，大禹请来后樱、皋陶、伯益等有名望的酋邦首领“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共商治水大计；政治上，团结酋邦作为自己的“股胧心替”，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酋邦分布的地域调剂劳力；经济上，“单平水土以品庶类”，按权力高下分配治水的胜利果实。这样使原本比较松散而缺乏约束力的部落联盟（或酋邦联盟）的管理机构发生权力集中的倾向，并使之逐渐凌驾于众酋邦之上。据说禹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会稽山召集酋邦首领会盟。每个朝见禹的首领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只有一个叫作防风氏的部落首领，没有到会。禹认为其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风氏斩了。这说明，此时的禹已经从“公仆”变成名副其实的国王了。禹死后，其子夺得权力，通过武力控制局势，变联盟为世袭王朝，我国古代第一个王朝——夏代国家产生。

“大禹治水”与“洪水再殖型神话”劫后余生的逃命方式截然不同，在滔天洪水来临的时候，不是逃，不是跑，不是靠上帝恩赐的方舟拯救灾难，甚至没有躲进葫芦、瓜等自然的子宫躲避灾难，而是把人类组织起来，依靠“人民”的力量治理水患。这样，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并没有导向破坏自然这一结果上来，而成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中介或桥梁。这种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也成为一种历史的表象，深潜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并形成一种历史的惯性。当洪水灾害过去，早期中国不但稳定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而且因这场洪水走到了国家的边缘，为成为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与社会基础。

[1]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54页。

[2]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5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页。

[5]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215页。

[6] 李金明：《独龙族文学简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第83页。

[7] 转引自郑伯农：《后羿射日乎?——关于神话和历史的杂糅》，《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5期。

[8]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