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近代社团史，其社团主张及其实际运行是重点，近年来出现的有关社团史研究的著作大都遵循这一研究思路，这是必要的。而社团如何发展社员、管理社员、社员的社会构成、内部派分等内容，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这是社团史研究不容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社员成分、信仰、职业、年龄、文化程度、知识结构、兼职、薪俸、地域分布等，既是该社团持续发展的外在表现，更是社团社会影响力、政策话语权以及汇聚社会资源的内在支撑。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近代某一具体社团有全面的认识。由此，本书将社教社的组织运行、年会分析、实验事业、社刊、社员群体分析结合起来，分析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将社教社的历史分析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

在内容上，除导论外，本书主体共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章对社教社的成立与运行进行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日本进犯侵占东三省，乡村社会凋敝破败，与内忧外患的社会困境相伴随，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训政开始，教育改革取法欧美“专家内阁”形式，重视专家意见。在这种社会语境下，新旧知识分子“遂联系同好，组织各种学术团体”[31]，社教社便是其中之一。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多名教授列名发起人，对社教社的酝酿成立襄助颇多，不仅社址附设该院，且理事会成员构成中约占一半之多，三名常务理事中该院居二；国际教育联盟考察团也曾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考察，其最终报告书中的结论“成人教育为中国教育最令人满意之一点”[32]与考察印象有直接关系。而且，中国社会教育社能顺利加入世界成人教育协会与该院有莫大关系。由此，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为代表的专家很大程度上掌控该社社务、年会的话语权。在各方助力下，中国社会教育社急剧扩张，会员遍布全国各地，1936年达到1600余人，团体社员37处，成为颇具影响的全国性社团。本章从社会语境分析、社教社组织与运行、社教社与国内外学术组织的联系三个方面入手，对该社组织运行机制予以重点考察。合理制衡的组织架构以及民主决策的运行机制，是社教社作为新式社团的突出特点。本章将援引社刊《社友通讯》上刊登的大量经费收入和支出表，从经济史角度探索中国社会教育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经费运行，这个方面是以往学界社团史研究较少关注的。

第二章是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年会分析，以五次年会为主要分析对象，从与会代表、会议议程与决议、会议期间其他活动、中心议案（第一届没有）等方面切入，特别是会议期间其他活动部分，如考察年会举办方提供的社教机关、座谈、宴请，还包括各种会议花絮，这些看似碎片化、繁琐史料，为还原“年会历史图景”提供了鲜活佐证，更展现出社员之间具有人情味、精神往来的精神风貌。

第三章是中国社会教育社与其他机关合办的实验区。为发展社会教育事业，该社极力营造政学两界的联合，实验区的开设便是具体实践。不论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办的河南洛阳社会教育实验区，还是与广东省教育厅、花县政府合办的广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抑或抗战期间与重庆市政府合办的岩洞教育实验区，都展现出不同地域、不同实验主题的独特实验。正是有了实验区这种“政教合一”的运行模式，中国社会教育社拥有了与其他教育团体的最大不同，并由此奠定其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地位。

第四章是中国社会教育社其他事业。该章将其他章节难以容纳、却与中国社会教育社有独特意义的内容纳入，如社刊《社友通讯》、指导各省社会教育事业、文盲调查、主持《申报》相关专刊以及与其他社团的互动等，希望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分析，更为立体展现、贴近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原貌。

第五章从社教制度建设、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社会教育经费标准、社教人才专门培养等个案，对中国社会教育社的政策参与予以考察，中国社会教育社凭借主干社员的权力网络，对政府社会教育法令、法规的出台以及政策的推行有着深远影响。

在前五章的基础上，第六章对社教社理事会群体进行分析。理事会作为年会闭幕期间的权力机关，对社教社日常事务和发展规划起着关键作用，理事会成员成分、职业、年龄、文化程度、知识结构、地域分布等内容构成了社教社的社会网络关系，理事会群体的学缘、地缘关系，是社教社兼具传统社团面向现代的集中体现，同时决定了社会教育的事业实践和学术秩序。对理事会群体的分析，对进一步厘清社教社维系力量及事业导向有重要意义。

最后是结语部分，在总结全书的基础上，笔者借鉴政治术语“国家形象”分析框架，对社教社这个学术团体进行社团形象分析，认为社教社作为社教界唯一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其联结纽带是社员内部的认同感以及对社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官方行政影响触目可见。社教社运行和发展机制主要依靠社员对社会教育领域最高级别的学术团体的认同来维持，社员从中获得社会资本积累和个人发展。社教社的同业人员的联谊功能和推展社会教育领域社会影响力功能，通过相关组织架构得以较为充分发挥，成为影响政府社会教育决策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