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史回顾
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研究比较薄弱，近些年来才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唐孝纯、王雷、曹天忠、赵倩等人的作品，笔者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尚没有发现专题研究的专著出版。
俞庆棠作为中国社会教育社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常务理事、总干事，唐孝纯《人民教育家俞庆棠》一书中，第六章的标题为“倡议建立中国社会教育社”，唐孝纯从俞庆棠作为倡议者的角度，对该社创建历史背景、建立、历届年会情况、两个附设的实验区（河南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广东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进行简要历史梳理。唐孝纯作为俞庆棠长女，在中国社会教育社创设期间，时年十岁左右，对母亲忙于社务有深刻印象，“常常看到母亲坐在书桌前，面前摆开笔砚信纸，认真写许多信，那时她常想，‘妈妈好不容易下班回来，还有那么多老是写不完的信要写’，此情此景至今还清楚记得。在那些信中，有很多事和创建中国社会教育社有关 的”[3]。之后的历届年会，特别是第三届、第四届，加入不少俞庆棠当时纠结的心路历程，读起来很生动。该书更大意义上是人物回忆传记，不属于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但因唐孝纯亲历性的具体参与，而体现出一种“历史在场”的感觉。
王雷以博士论文《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研究》为基础，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社会教育专著，其中尤以《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为代表，书中第五章第四节为“中国社会教育社”，从缘起·沿革、组织·社员、学术研究和实验工作四个方面，对该社进行提纲性梳理，并开创性地对社教社组织和社员特点做出总结：（1）在组织系统上，以北洋政府时期的通俗教育研究会“认定”和“指派”官方人员为对照，认为社教社是一个由私人结合而成的社会教育学术团体，不具有官方意志，仅是民间行为；（2）从组织结构构成来看，再次援引通俗教育研究会分股成例，认定社教社不具有行政成分，简单的行政机构体现了学术组织的基本特点；（3）从理事会成员看，主要成员基本没有大的变动，而主要成员的来源体现了广泛性和专业性；（4）从出席年会社员人数以及社员增幅等数字，得出该社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并据此推论出当时研究和从事社会教育的人“是比较多的”。[4]由于该书仅仅以年会报告和一些江苏省立学院毕业生回忆为来源，其结论一定程度上失于偏颇。如组织系统，作者仅看到社教社不像通俗教育研究会那样由教育部指派会员，就将之归为不具有官方意志，实际上，如若没有主要倡议人俞庆棠（时任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钮永建（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等行政地位，单单征召到足够有分量的发起人就绝非易事，更遑论社务进展，社教社的最大特色是“政教合一”，极力吸收各种社会教育行政官员入社，该社通过理事会理事遴选[5]，来实现社会教育界与政界、其他主要教育社团的大联合。南开大学张伯苓在复中国社会教育社临时筹备委员会会函中，称“诸公对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备极热心，钦佩无拟。嘱列贱名于发起，极所欣愿，敬当如命。惟参加会议一节，恐因冗未克前往也”[6]；再者，中国社教社并非如作者所言“民间团体”没有门槛自愿加入，社员入会需要两名理事对其资格进行审核，如中国社教社理事会1933年6月就专函张伯苓，请其对徐轶民等30余人进行审核，方才承认其新社员身份。[7]再如组织结构构成：完善的组织架构是任何一个团体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组织架构的完善程度是衡量一个学术团体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该社组织机构由社员年会、理事会（包括常务理事、总干事、理事、候补理事）和事务所组成，年会期间设有主席团、轮值主席、审查会和各种特设委员会（如学制系统整理委员会等），绝非如作者所言“简单的组织机构”，单从是否分股、设部，是否设置复杂来判断社教社不具有行政成分、体现学术组织基本特点，有失武断。第三，作者列举出俞庆棠、梁漱溟、雷沛鸿、陈礼江、高阳、李蒸、傅葆琛、马宗荣等为主要成员，还拉出孟宪承、舒新城、黄炎培等“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教育家”，来力证“表明了社会教育社主要成员的这种广泛性和专业性”。从当时影响看，马宗荣虽有大量社会教育成果问世，但因其理论来源于日本，在当时社会环境下，马宗荣在社教社绝非主干人物[8]；与孟宪承和舒新城、黄炎培相比，尚称不上“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教育家”；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核心人物黄炎培作为中国社教社的候补理事，该社第一至第四届年会报告记录及《社友通讯》，未发现黄炎培参加年会的史料支撑（仅委托俞庆棠代其出席第10次理事会议）。实际上，“古人本有生命与知觉，但因时空隔绝已多，治史者必须设想自己身临其境，历经其事，思其所思，然后始能与其形成对话、沟通、理解”[9]。如以从“后世之名”来推演彼时境况，难免陷入误读。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其书中的第四结论上，出席社员的多寡和社员增幅仅仅是一个社团社会影响的因素之一，该社1935年、1937年先后出版的《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及相关史料证明有不少社员仅仅是挂名而已，在登记社员中，还有因为各种原因被列入进来的[10]，没有史料证明这些社员直接参与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或其他活动，亦无发表或出版与社会教育相关文章或著作。当然，这些都不能抹杀该书作为较早对社教社学术研究探索的努力。
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轰轰烈烈，盛极一时，不少学术团体纷纷参与其中，舒新城曾谈到乡村教育思想，他认为“数年来虽有不少的主张，但归纳其可以下列二说为代表，甲、乡村生活改造说，倡此说者为陶行知；乙、乡村建设说，倡此说当推梁漱溟”[11]。此种归纳得到陈青之、任时先的认同，并进而完善为乡村生活改造派和乡村生活建设派。章光涛以新旧两派价值判断，提出另外一种归纳，即平教会与乡村建设派一道成为乡村教育的两大主力，开启了后来流行的东西新旧时空价值标准。[12]之后又有赵演、李紫翔、孔雪雄都提出自己观点，参与学术团体增多是趋势。1935年姜琦明确提出“十一派”说，包括了以梁漱溟为首的村治派、陶行知的晓庄派、晏阳初的平教派、以黄炎培和江问渔为首的职业教育派、以俞庆棠和高践四为首的民众教育派、邰爽秋的念二社派等，诸多社团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的途径成为近些年来学者的新关注点，社教社的研究亦在此中得以延展。
曹天忠对社教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从乡村教育派分互动角度，对社教社在乡村建设由分散到整合中的作用予以考察。他援引了大量史料，如以社教社四次年会报告，时人文章，梁漱溟与中山大学庄泽宣、崔载阳和古楳的论争檄文，乡村工作讨论会编写的《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社教社广西考察报告，古楳的《卅五年的回忆》（1935），瞿菊农的《抗战七年来的教育学》（1946），杨开道的《我所知道的乡村建设运动》等作为资料谱系，得出如下结论：“在1930年代乡村教育各界派分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社会教育社在突破区域局限，使全国连成一体，从分歧到合作，从单一到综合及其影响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为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的整合准备了民间的思想条件”[13]。曹天忠认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作为社教社的大本营，以东道主身份承办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会议意义重大，不仅成为乡教重点南移的标志，而且民众教育派通过进入大会主席团、作分组报告和特约代表谈话方式[14]，借机提升自己地位，与强势的平教、村治两派平起平坐，其竞争实力和地位由此得到确认。曹天忠认为中国社会教育社及其年会举行解决了社会教育组织发展先天不足的缺陷，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争取社教在学制中的法理地位、妥善处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的关系，积极联络社教内外力量，重视与政府的合作，取得一定成效，这不仅促进社教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各种力量资源由分散到整合的反映。[15]在曹天忠看来，中国社会教育社作为与乡村教育关系密切的两个全国性社团之一（另一个是乡村工作讨论会），作为有着“全国社教之总枢纽”称誉的社教界的唯一全国性社团，对其在各派有组织的联系过程中功能的研究是重点。这既可以弥补已有研究中乡村教育各派之间横向联系不足的缺憾，也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机构如何从松散走向紧凑的历史变化。本着这种逻辑，不论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教育派分互动，抑或社教社年会研究，均被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乡村教育各派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支配和相应权力机制主推力下，呈现出对中国社会各种力量资源由分散到整合趋势的影响，在此维度中实现了更细微、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社教社的研究。曹天忠扎实的历史学功底，对雷沛鸿主持下的广西国民教育运动有深入研究，研究路径和研究结论让笔者受益匪浅。
于述胜以制度变迁为中心对民国社会教育诸多问题进行多维分析。他认为在社会教育的主体方面，知识分子群体和国家、地方政权三方在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呈现出不同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解决国家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和基层社会自主、自治能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不同的探索方式，但限于历史条件而未及充分展开。[16]为此，他提出建议：“如果能以俞庆棠和中国社会教育社为中心，对参与其中的人物和活动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就有可能对那个时期政治、学术和教育中的权力关系作出具体而准确的描绘。那恐怕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国家—民间社会’概念就能加以框定的。”[17]张礼永的博士论文《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将中国社会教育社作为“业有专攻的教育社”之一，与传播新教育的共进社、改进中国教育的改进社、发展职业教育的职教社以及推进儿童教育的儿教社并列，标以“促进社会教育的社教社”。张礼永认为社教社的产生发展是中国社会教育的一大见证，从中国社会教育的演变过程（从通俗教育到社会教育）、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建、中国社教社的酝酿筹备、中国社会教育诸流派汇合及社教社发展等方面予以梳理。他还认为中国社会教育社的成立是中国社教界人士吸收国外同行经验和本土实践需要的推动，如国际性组织“世界成人教育协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Adult Education，WAAE）、区域性组织“美国成人教育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dult Education，ASAE）、“英国成人教育协会”（British Institute of Adult Education，BIAE）等。他的论文最有特色的是对社教社的发生发展提出大胆论断，他认为该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一样，均是“联合改组”而来。“当时的社会教育，其内涵主要为乡村教育，河北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实验；山东有梁漱溟主办的邹平县乡村建设研究；江南有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还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黄巷和北夏的民众教育实验等，这些人员后来都汇集到了中国社会教育社名下”，社教社“虽然没有像教育改进社那样改组成一个总的组织，不过依然可认为是由各个教育机关及团体联合而成”。[18]姑且不论将社教社发展分为联合改组和逐渐扩充两种趋势是否得当，亦不论将其时的社会教育内涵认定为乡村教育，仅凭社员中有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以及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诸教授开展相关试验就将之归为“联合改组”而成有失轻率。实际上，晏阳初从未加入社教社，陶行知亦从未出席过社教社的年会。由此可见，对社教社史料进行仔细爬梳，进行专题研究亟待进行。
新文化史“话语—权力”的历史分析方法，近年来颇为学界所青睐。在这种分析框架下，社会教育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具有了“同质性”，而社教社作为社教界全国性学术社团，更是首屈一指，通过连续举办的四届年会，专家学者、党政两界代表和各地社会教育机构馆长、主任以此为平台，研讨社教学术问题，制定实施方案，形成了政学两界共同参与社会教育的空间与场域。赵倩《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民众教育馆研究》第5章以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为切入点，展现了社会教育界内部交流与互动，并以北平民众教育馆为例，剖析了知识精英和基层社教机构关注焦点的差异所在。她认为，社教社与平教会等民间学术团体最大的不同，是为知识精英、各学术团体、政府行政人员提供沟通的平台，而不是以建立独树一帜的社会教育学派为旨趣。该社借年会讨论方式推动社会教育理论共识形成，并希冀借此打破学派之争、政学对立，合力推动社会教育。该书的最大亮点是对该社成员构成特点与话语权掌控联系在一起，赵倩认为年会中心议案的讨论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专家学者手中，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19]，在社会教育领域影响日渐增大，在社教社及年会中，在此任教的知识精英们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同时梁漱溟的影响也在逐年增加，其连续当选常务理事是明证，这种局面既是乡村建设思想融汇社会教育的外在表现，更是梁氏积极主动参与的结果。与专家学者掌控年会话语权相对应，基层代表在年会讨论中出现失语和疏离的现象。赵倩分析了年会讨论中最为活跃的3个基层社会教育机关（陕西省第一民众教育馆、福建省民众教育馆和河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和参与度低的北平市第一民众教育馆，得出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结论：双重身份的与会者，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其学者身份，他们一旦离职，对所属机关影响巨大，继任者如无可与之比肩的学术修养和社会声誉，在年会讨论中便会泯然众人。[20]
实际上，这种失语和疏离不仅存在于基层社会教育机关，党政两界代表同样如此。笔者曾对该问题进行初步涉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钟灵秀之所以能进入社教社年会讨论核心位置（如第一届年会提交《促进社会教育列入现行学制系统之进行程序案》被提案审查会列为“目前最切要而急得解决的问题之一”，第三届年会社教社事务处函请其担任制定《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召集人等），绝非仅其任社会教育司的第一科科长达18年之久，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专任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之职，先生奉命唯谨，兢兢以研讨与发展社会教育为务，亦表示愿终身尽瘁于社会教育事业”的“社教专家”身份。[21]揆之史实，钟灵秀公务之暇，在《教育与民众》《社友通讯》《民众教育通讯》《山东民众教育月刊》《教育杂志》《教育通讯》等发表30余篇社会教育学术论文，贯穿他在社会教育司工作的整个时段（1930—1947）。从内容上看，这些论文不仅涉及不同时期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教育发展概况，还涉及识字教育、成年补习教育、民众学校课程、民众教育馆、社教师资培养和经费等具体事业。[22]钟灵秀文章的最大特色，是谙熟社会教育行政法令法规，利用大量各省教育厅上报教育部的数据，站在社会教育最高行政机关的角度来审视各类社会教育事业，有较强的针对性、权威性，与同时期大学教授们的社会教育文章的风格明显不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社教社年会议案中。钟灵秀作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比其他社员更为清楚洞察社会教育法规政策的变化，以《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议案》最具代表性。
由此可见，对争取社教社话语权，专家身份远比行政级别更为重要，两者兼而有之，更是锦上添花。钮永建作为国民党元老和政要，一直对社会教育持浓厚兴趣，在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期间对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建支持颇大，捐资在家乡俞塘开办了私立民众教育馆（后改为省立）。“钮惕生氏之信仰社会教育，努力社会教育，已为国人所共知共闻”，社教社常务理事俞庆棠在该社第三次年会开幕会上，专门提起，“记得有一次本社举行理事会，讨论购买社址问题时，有一理事以为基金太少，只能就力量所及，购买数亩为建筑社所之用，钮氏认为中国将来的出路只有社会教育，本社系全国社教之总枢纽，同人应该从大处着眼，共同设法，为本社确立伟大之基础，主张扩大基地”[23]。中国社会教育社举办第一届至第四届年会，钮永建均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数次到会作演讲。钮永建在《教育与民众》《社友通讯》发表多篇社会教育文章，钮长耀还专门编辑出版《钮惕生民众教育论选编》一书。钮永建作为政府要人，对社会教育的积极态度，一定程度上成了鼓励并影响着地方政府的风向标。
近些年来，以近代中国教育会社（或教育组织）为主题的研究层出不穷，尤以青年学者的学位论文最为集中，研究路径不一。华东师范大学张礼永博士曾专门统计过2000—2010年学界对教育社团研究的成果，有2本专著、11篇硕士学位论文、6篇博士论文、20篇学术论文，研究主题涉及中央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福建省教育会、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等。[24]2010年以来，这类研究方兴未艾，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从学界研究热度看，近代教育社团的丰富性，提供了广阔的选题空间、领域和角度。学界对专业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给予我很多启示，有助于对同类性质的社教社研究的深入。
社教社酝酿与江苏省教育会密切相关。尽管该会1927年被解散，但孕育和促生新教育共进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会与社教社的酝酿有很大关系，所以，学界对江苏省教育会的研究进展亦被本书纳入学术史回顾中。成立于1905年的江苏省教育会，无论规模，抑或影响，在各省教育会中都是首屈一指，学界对它的研究最为丰富。较早关注江苏省教育会的当数两位汉学家，法国的巴斯蒂（M.Bastid Bruguiere）和美国的任以都（E-Tu Sun Zen），他们的研究成果被收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任以都特别界定了江苏省教育会的阶级性质，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大多数学堂、文学馆、报馆、教育会、通俗报等等在作革命的宣传，学校课程里每日又介绍到了当时的西方社会思想，所以知识分子这时主张排满革命，建立新社会，已成为一个广大潮流了”[25]。国外研究的关注，并未能马上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数年后，马敏、桑兵、熊贤君、关晓红、朱英、阎广芬和刘正伟等相关专著对该会有所涉及。进入21世纪，江苏省教育会的研究进入繁盛阶段，仅就学位论文讲，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专题研究的有3篇博士论文[26]、3篇硕士论文[27]；相关研究中涉及江苏省教育会的有数篇硕博士学位论文[28]。专著方面有孙广勇、谷秀青的同名博士论文等。学界一致认可江苏省教育会对清末教育会学务活动空间的扩张、地方知识精英介入政府教育政策、对江苏省乃至全国范围的教育现代化、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新保敦子对民国社会教育有较为深入的探索，2001年对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第一所师资专门学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办学宗旨、课程、教学等进行了全面梳理[29]；在此基础上，采用国际比较视角，将社教社成立过程、活动与俞庆棠为中心的相关成员的国际交流目的（探索民众教育存在的方式）结合起来，提出并验证了中国社会教育是怎样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被迫转型的。在文中，她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教育，既无正式学制保障，又受政府社会教育经费有限的制约，其事业之所以能在全国迅猛发展，端赖于社教社的存在。[30]新保敦子基于国际形势来考察社教社及中国社会教育在中日战争中怎样实现转型的研究视角，很有新意。
综上所述，学界对社教社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四届年会活动的历史考察、基于新文化史“话语—权力”分析框架探讨社教届内部交流互动、剖析知识精英与基层社教机构关注焦点的差异所在。研究者注意到举办年会对社教社这一学术社团的重要性，认为通过年会探究可以集中反映出各派之间有组织联系的具体情形，这种研究路径符合史实，但若反将年会看作社教社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从而忽略社教社的组织运行、社刊舆论营造、实验区实践等与年会互为表里，难以剥离的活动方式，容易蔽于一隅。实际上，正是由于有了它们之间互相耦合，政学两界才得以联手将社会教育推至**。经过知识精英的权力话语包装、诠释，训政、党治文化、地方自治、新生活运动、保甲运动、新县制和总理诞辰纪念等被轮番嵌入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由普通意义上的教育改造升华为社会改造运动。而社教社的战后复员及第五届年会，学界关注甚少，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总的来讲，关于社教社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成果不多且较为零散。有鉴于此，本书在学界研究基础上，从社会政治史角度切入，借助档案、社刊及其他社教刊物、日记、回忆录、老照片等资料，对有“全国社教之总枢纽”之称的社教社进行专题研究，以期能最大程度展现其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