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偷换了中心”的中心议案

该届年会中心议案是第二届年会的延续。1934年3月15日，第七次理事会议决定第三届年会地点定为开封（以南宁为候补），并决议“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具体实施办法”为第三届年会讨论中心，督促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具体方案编制委员会”尽快给出具体方案。“因主持人梁漱溟先生患病”，为促进度，公推高践四、孟宪承协助主持乡村建设具体方案编制委员会。[107]据事务所记载，梁漱溟递交数条意见，孟宪承、高践四二人合作撰写了详细的报告书。第八次理事会议将其合并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108]，提交大会讨论。

实际上，这个“实施要点”产生并非事务所所言轻松。孟宪承、高阳自述由“协助主持”到“全力承担”的心路历程：“两月以前，梁先生已将所草意见，分示同人，通信商榷。后来，梁先生因为事忙，又将继续的工作，委托了我们。我们以自己能力的限制，只有于梁先生的原文以外，根据同人所已表示的意见，综合整理，做成这个报告。请求理事会审择以后，再提供大会的讨论”。孟、高二人在撰写如上“引子”后，将“‘乡村建设具体方案’的先决条件”作为报告第一部分，开篇便表明自己对乡村建设工作的见解：

乡村建设的工作，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一是生产的发展，二是社会组织的改进，三是以培养民众的生产力组织力为目的的教育的普及。假定有一最高的力量，在中国的乡村，普遍推行这三部分重大的工作，则于每部分所需的经费、机关、和人才，所应采取的目标和方法，以及各部分工作的相互的联络，应该先有一整个的计划或方案，而这种计划，也几乎就是一整个的社会计划了。可是在事实上，这时从事乡村建设的工作的，还不过是分散着的若干机关和团体，他们并不代表社会的整个的力量，没有整个的力量，怎样能够执行整个的计划呢，——这是讨论乡村建设方案中的一个先决问题。[109]

以此做铺垫，徐徐引出第二届年会中心议题分歧最大的梁漱溟、庄泽宣的观点：“以上是两位起草委员的意见，我们自己也十分赞同。至于‘防止崩溃’论和‘建设’论，我们认为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不调和，只有把现阶段的世界经济制度下中国乡村的崩溃，也看作历史的必然，而且预期着这必然，以促崩溃为建设的条件者，才与‘建设’论根本相矛盾。否则要防止更大的崩溃，便非急急在建设上劳力不行。所以我们想，庄先生的这一部分的意见，是可以合并于建设问题来讨论的。”极力从两派中“异中求同”，给彼此一个回旋余地。

对分歧最大的两派做了调和外，孟、高二人提出“我们现在郑重地将梁先生的建议，提请理事会先行加以研究。我们所负疚的，是经过了很多考虑以后，方案起草的任务，并没有能够完成”。接下来话锋一转，抛出他们对乡村建设具体方案的真实看法：“就本社自身的范围说，本社所倡导的社会教育，今后应如何趋重于乡村，乡村的社会教育应采何种的原则，尤其紧要的，乡村社会教育的工作，应如何先充实自己的力量。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应该觅取其可能的解答。”[110]与社教社第三届年会报告中刊登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设施要点》中所列三点内容[111]比对，理事会仅将孟、高二人的“引子”删去，删去各点内容的解说性的内容，改动个别字句表述，基干内容全部保留。由此，原本“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实施要点”被悄然转化，变成了“社教社倡导的”与“乡村的”社会教育应如何实施的内容。

孟、高二人为什么要在讨论“乡村建设具体方案”前加“先决条件”？二人“郑重”上交“理事会先行研究”的梁漱溟建议又涵盖哪些内容？二者之间是否有出入？这些问题，与第二届年会未曾平息的论争是否存在直接关系？

或许是因为第二届年会争论激烈，对于这次起草，梁漱溟一改之前的独行风格，提前两个月将意见“分示同人，通信商榷”。“今春漱溟患病，复经理事会第七次会议指定高阳孟宪承二君协助进行，同时理事会有决议，第三届年会以‘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之具体实施办法’为讨论中心。比者漱病大体已愈，高孟两先生督促进行，以应年会需要。顾七委员散处南北，各负职责，聚首而商殆不可能。即用通信方法，往返千里，亦甚需时日。眼前距年会不过两月，能否圆满交卷，良未敢知。今先由漱溟提出下列意见，分函同受委托之诸君，征求教答，为初步之会商。”梁漱溟提出五点编制意见：

一、吾人编制此方案之先，必须问明：实行此方案者为谁？或：为谁而编制，为政府乎？为本社乎？假使不确定实行之主力为谁，则此方案即无从编制。

二、不但实施之主力必须确定，更且必须确知实施之对象（意指中国乡村乃至全个社会）为如何？例如人口情形为何如？土地情形为何如？其他经济情形为何如？一切的一切，若不确知，此方案亦无从编制。

三、吾人在前列第二问题上，固无确实材料，可为编制方案之凭借，即进行调查，亦不大易得！以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情形势，瞬息万变，迨调查有得之时，或已剧变不同也。

四、吾人在前列第一问题上，未承大会及理事会之明白指示，据漱个人推测，或为政府乎？但不免又有几个疑难点：现在有稳定而统一之政府乎？假令不稳定不统一又何能负荷此使命？而瞻望前途，正未敢知稳定统一之把握果何在。若曰：姑假定其有望，而编制方案，则此方案乃悬一大可疑之假定于前，而民族复兴与否，亦在不可知之数矣，岂非笑话？再则于政府力量有疑问之外，尚有政府意志是否在此之问题。假令有稳定统一之政府，而无意于乡村建设，则奈何？且天下事主观意志每每不足恃，政府未必有意为苛捐杂税，而苛捐杂税卒不止；政府未必有意为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之功卒不见。故吾人不但需要一稳定统一的力量，而且需要此力量在客观上必出于乡村建设之一途。——此如何可得？

五、若此方案为本社所编制，或为一般有志乡村建设之团体机关等而编制，则疑问更多！如此东一处西一处零散的工作，果足以完成乡村建设、复兴民族乎？假定联络进行而不零散，则对政府为如何态度？分开两不相干断不可能；不相合必相冲突，相合自无问题，但方案恐将赖政府以施行，又无所谓为社会团体而编制的方案。相冲突而我们失败，则乡村建设复谁去谈？相冲突而我们胜利，则取而代之，我们即是政府，亦无所谓为社会团体而编制的方案。故推论结果：复兴民族之乡村建设，必有赖于政权；而方案之编制，不能不以“稳定统一的客观上必出于乡村建设一途的政府”为前提，如是，又归回到前面的问题。——此如何可得？

梁漱溟认为以上五点，皆为编制“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一题应有分析推论，为谁编制、对象是谁，稳定统一政府以及政府与乡村建设团体之间的关系都是前提条件。显而易见，梁漱溟对第三届年会的中心议题持不同意见。“此时欲一面按定一乡村建设之主力，一面把握一实施建设之对象，更保留一从容之时间以事建设，实为错误观念，理不可得。”他认为乡村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本来是中国社会转变中必然的过程，“殆为历史进程之出于天者，非可制定方案而人为设施”，即便本着以史鉴今制定方案，“但此类方案以客观事实之分析推究为主，而主观上安排从之，又必为如何产生‘一个能为乡村建设之力量’之方案，而非实施乡村建设之方案”[112]。由此，梁漱溟向理事会提出，应该先讨论“乡村建设力量方案”，乡村建设方案留待下届年会讨论。“本社第三届年会，讨论‘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具体实施方案’一题时，应先从客观形势上讨论是否将有‘乡村建设之能动的力量’之产生，果有此形势再从而安排一促其产生之方案。至于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当在此方案之后，不妨留待下届年会讨论之。”[113]很有意思的是，这一建议的提出，与庄泽宣第二届年会中“在讨论乡村建设方案之前，应先讨论是否将有一‘乡村建设之能动的力量之产生’”观点如出一辙，庄氏认为这个问题应给予“比较长期的研究”，对年会中心议题“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提出质疑。这次梁漱溟旧事重提，核心依然是稳定唯一的政府与乡建团体的关系问题，梁漱溟屡次强调他的观点，“我现在主张政教合一，但不主张用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思想行为”[114]。作为掌控话语权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们，他们正积极谋求依赖国民政府的行政力的“政教合一”，梁漱溟这种论调自然难得到理事会的认可，扞格难入，双方对于“政教合一”内在理解存在严重分歧。

面对常务理事梁漱溟借口事忙，不再参与，常务理事、总干事俞庆棠只能奋起担当，她虽不在编制委员会之列，但以“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之讨论第三篇”的名义，发表自己的看法，声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社教社骨干。她认为在国难严重之际，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计，社会教育“欲求民众参加改造社会之运动，必增进民众之智能与组织，吾国大多数民众在乡村，民教事业应趋重于乡村”，如此的逻辑推演，社会教育和乡村建设扯上了关系，而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众具体策略则演变为原则、方法等探讨，提出民众应自觉自动而达自立自治目的、社会教育要从民众实际生活出发、尽量应用科学和组织民众，使发生改造生活、改造社会的力量，这些提议与孟宪承、高阳同出一辙。她认为“在现时世界经济狂暴制度下，中国乡村必然的更受威胁，更趋破坏，惟有以破坏此破坏力者，达根本之建设”，俞庆棠在文末发出号召，“凡吾社教同志，在任何环境中实施民教，勿以解决局部问题为满意，须以影响于整个民族问题为前提。1.办理乡村民教事业，功效虽似迂缓，力量虽似微薄，然倘能各处同时举办，所举办者又能切实联络，有严密之组织，具复兴民族之坚强意志，即能逐渐造成舆论，发生力量，实现合于民意，有裨民族之社会政策与经济组织。2.凡我同人，对于民教本身之理论，应有研究，方法应有创造；非特造成民教学术，且树立改造全国学制之基础，做复兴民族治本之计。3.凡吾同人，对于国内国际严重问题，应具锐敏之眼光加以观察与研究，应足以领导民众，培植实力，建设乡村，扩大组织，以图民族之解放”[115]。俞庆棠的同声相应表明了社教社理事会的立场。

面对理事会对中心议题的坚持，梁漱溟除以事情繁忙为由婉拒出席，并在年会开幕前，在《大公报》上发表《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一文，自称“一则为对该社此次集会表示欢迎，一则为一般读者作一点介绍”。他铺陈了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社的前世今生：“民众教育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新潮流，这种运动已有七八年的历史，一天一天正在扩大，而旧有的学校教育同时亦呼喊着要接近社会以改进社会，像是响应这潮流一致同趋的样子。通常都将民众教育归属社会教育范围，而认后一倾向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融合。中国社会教育社就是应着这个潮流产生的，不过两三年间便有了近千数的社员，差不多各省市社教工作人员都参加，他算得国内几个较大学术团体之一。虽不如其他学术团体年历之深，但或更有声势，因他一面又近似一个社会运动的团体。”[116]在简单介绍后，就抛出他的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合流的理论：

我现在要说的是：这种社会教育运动与我们乡村建设运动有汇合的趋势。这可以事实来证明。例如该社上届年会曾以“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案”为讨论中心，经大会讨论后，且有社会教育应以乡村建设为要旨，及成立“乡村建设具体方案编制委员会”提供方案，准备下届年会讨论之决议。所以此次开封之会即将以此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为讨论中心题目。又如定县平教工作为社会教育之先进，原初作识字运动，今则完全是乡村建设。去年夏间在邹平开的乡村工作讨论会，来参加的以教育机关或团体为最多，定县平教会、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无锡江苏教育学院，皆其主要分子。平常来邹平参观乡村建设的人亦以教育界人为多，所谓社会教育将汇归乡村建设于此可征。

不但社会教育将汇归于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之所归趋，亦终不能外乎社会教育。我们的乡村建设原本不是从教育工作转变来的，其来历为乡村自治运动、乡村自卫运动、农民运动等之扩充变化。我们的同志原都不是教育家，或夙有志于教育者。忆民国十九年夏间，我们率领河南村治学院学生到北平参观旅行，有一次在公园招待席上李云亭先生（蒸）演说，说我们的村治运动自他看来便是民众教育。李先生本是民众教育家，当时正努力民众教育，我颇以为他的话是一种交际上的辞令。四五年来乃渐渐认识他的话是当真的。我们原初虽不想办教育，但往前探求我们的途径，到今日来已不觉走上社会教育一条路。试看我们推进乡村建设的机关，同时亦即为乡村组织的“乡农学校”、“乡学”、“村学”，不是个例证么。好像两道河流，上游不是一个源头，而下游则彼此汇合为一流了。因此，内政部召开第二届内政会议研讨地方自治问题，一面固邀我们去参酌意见，而同时亦邀上定县和无锡的工作同人。教育部成立民众教育委员会，定县无锡两处同人自都被邀参加，而亦邀请到我们。诸如此类的事甚多，盖在旁人早已一例看待，不加分别了。这两者汇合一流已摆在眼前的事实，可无须多说。寻其所以然，盖皆为中国社会问题所规定，有不期然而然者。[117]

梁漱溟认为正是中国社会问题所在，内在规定了乡村建设和社会教育合流。社会教育是乡村建设的途径和方法，而乡村建设作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是社会教育发展趋势，“我们为方法的探求不得不归到教育，教育家为方向的探求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宜乎其有此合流也”，“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是一而二，二而一”。他回忆社教社第二届年会时，“同年八月前，济南也有过一次盛会，即‘全国社会教育社年会’。这本应是一个教育团体的集会，然而我们乡村建设研究院亦被邀请参加，并且这一个大会，竟以乡村建设做讨论的题目。……可以看出现在的社会教育与我们的乡村建设是怎样的不分”[118]。他借两者合流说，表明乡村建设在现今中国的重要性，而话语中“我们的乡村建设”彰显了邹平的正宗地位，他作为政学两界公认的乡村建设的灵魂人物，在社会教育界具有天然话语权。

第三届年会，或许是少了梁漱溟等“异议分子”，大会讨论顺利、波澜不惊，《社友通讯》上刊登了一系列高度评价文字，诸如“本社第三届年会，集全国二十余省市社教同志及机关团体代表，精心讨论，计决议要案四十余件，会后已由事务所分布执行。……总之此次年会通过各案，现已分别进行，可以预期相当结果”[119]。“此次年会，空气之紧张，精神之贯注，筹备委员会筹备之周到，开封各机关欢迎之热烈，会议结果之圆满，为国内学术团体会议所罕有。”[120]社教社向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呈文注意电影教育和实物教学等，得到该委员会的嘉奖：“呈件均悉。查所呈决议案，尚注意实际，深堪嘉许。”[121]该届年会通过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案》上报教育部后，教育部给予认可，“检发《该社议决之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案》，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注意采行”[122]。训令下发后，广东省教育厅态度积极，不仅“随令检发”，还要求粤省省立民众教育馆、省立社会教育实验区，“注意采行为要”。[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