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席代表及会议决议
据社教社事务所统计，出席第三届年会个人社员共有来自14个省市的147名社员，其中河南省以东道主之便以74名独占鳌头，江苏省28名排第二，河北省（12）、浙江省（5）、湖北省（4）、湖南省（4）出席代表与第二届年会变化不大。不少出席代表兼具教育行政长官的双重身份，是社教社努力所追求的效果：“本社虽揭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二大宗旨，可是究系学术团体，只能尽提倡设计之责，至大规模的推行，则须得行政机关之主持。所以本社每次举行年会，均函请各省教育厅局派员参加。一则学术界与行政界可藉此互通生气，再则各代表于讨论提案时可当面贡献意见，讨论结果，各代表据实际情形向各地推行时也比较便利。这次年会，到有十余省市代表，各人均贡献了许多具体材料。边疆各省如甘肃、青海、新疆等处，虽因时间关系，未能派员参加，但亦来函表示不克参加大会之歉忱，且允负责推行决议各案”[96]。第三届年会出席社员职务如表2-6所示。
表2-6 社教社第三届年会出席社员职务统计表（1934）[97]
从表中显示可见：社教机关服务人员为74人，占总人数的50.34%，为来源最大宗，其次为教育行政人员（31人），占总人数的21.09%。当然，这组数字要结合代表省份来源作评估，河南省作为东道主，其教育行政人员为22人，几乎占总体教育行政人员的70.97%，安徽、浙江、江西、湖北、贵州、广东、上海均无教育行政人员参加，除河南、河北外，其他如江苏、湖南等5省份均只有1人，也就是说，教育行政人员的出席人数并不如社教社期望的乐观。
第三届年会开会地点为河南省立初级中学[98]，食宿均在该校，膳食由年会筹备会供给。筹备委员蔡溪衡专门拟定8条标语：用语直白，口号式的判断句标语，“到处张贴，于是大家眼睛看的，口里说的，手里写的，都是社会教育，俨然成功了一个社会教育的世界”，会场随处可见标语，河南各报社亦大力襄助，“各报纸除每日刊登本社新闻外，有的还以此事特出专刊，有的刊登欢迎词，表示欢迎本社各社员，有的发表论评，勉励我们，有的搜集零星资料，以供我们参考”[99]，共同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教育舆论环境。按照大会日程安排，8月17日上午7时半，由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担任主席，年会举行了隆重庄严的开幕典礼，其顺序如下：
（1）奏乐开幕
（2）唱党歌
（3）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
（4）主席恭读总理遗嘱
（5）静默
（6）主席致开幕词
（7）理事会工作报告
（8）年会筹备委员会报告
（9）中央党部代表训词
（10）教育部代表训词
（11）河南党政机关代表训词
（12）来宾演说
（13）社员演说
（14）摄影
（15）奏乐礼成
从上面所列仪式顺序可见，社教社年会开幕典礼严格遵循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特别强化仪式程序与仪规，借以显示开幕仪式的庄严性和隆重性。社教社事务所专门指出：“仪式隆重，足以增加大会声势，更可以坚定社教同志之信仰，所以本社每次年会开幕典礼，都很庄严”[100]。在开幕典礼的集体仪式中，党歌、党国旗、总理遗像和总理遗嘱作为独特的文化符号将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渲染扩展到最大化，加上会场四周的标语，参与者自然浸润在开幕典礼所表征的“政教合一”氛围之中，在仪式的作用下，原本抽象的概念因特定的情景而具体化、神圣化，社会教育被赋予了特定意义，成为引导、强化与会代表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向代表传达其蕴含的精神意义。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科泽认为：“人民需要为他们自己构建一种社会认同，以及表达出和他人的一致感，集体仪式为达成这些目的提供了重要的方式”[101]。集体仪式不仅建构了与会代表的观念，并通过设置一定的环境，让参与者都成为集体记忆的“亲历者”，令这些观念和理解深入人心，并内化为社会教育实践工作的内驱力。如年会期间社员积极踊跃捐助社费的情形，与其说是对社务的热情，倒不如说是年会的开幕典礼的集体仪式的渲染作用。
图2-5 社教社第三届年会大会合影（1934）[102]
图2-5这张老照片中，保留了社教社第三届年会代表的精神风貌。与第一届依台阶而立、第二届年会坐立参差交错的布局相比，此次合影更具有大会的恢宏气势，其背后既有第三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的精心筹备，更有社教社日渐从容的成长。这次大会女性代表明显增多，据大会统计约占总出席人数的12%，与国内其他学术团体合影有很大不同，或许与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为女性有一定关系。很有意思的是，合影时女性代表集中在第一排左手位置，不与男性代表杂处，以此可窥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女性在学术团体的微妙位置。
年会的中心环节是讨论提案，并最终形成会议决议案。为集中力量，理事会规定每次年会除规定中心议案外，其余各提案须以中心提案为标准。年会的决议案的形成显示了学界内部、政学两界的共识和分歧，如果说中心议案代表专家学者等知识精英的焦点关注，那么其他议案更大意义上是基层社教工作人员和教育行政人员的喜好倾向和普遍关注。四类议案的类别多寡和执行落实，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社会教育界普遍关注与焦点关注之间的张力。
表2-7 社教社第三届年会决议案一览（1934）[10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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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7显示，延续第一届年会惯例，与会代表们42个提案（临时议案未计入）经过年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合并，分门别类列入特别类、行政类、设施类、社务类，数量比为4∶14∶18∶4，其中行政类有2个、设施类有9个，共11个被列入“不成立”或“缓议与保留”之列。[104]从内容看，社会教育实施重点、方法、经费、人才培养、人员待遇等，这些议题具有延续性，持续受到与会代表的关注。提案人来源比较集中，除去理事会成员外，最为活跃的基层社会教育机关有2处，陕西省第一民众教育馆的谢大祉、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刘宰国。谢大祉递交提案达7件之多，主要集中讨论乡村问题，比如合作事业，加强国内教育、农业、农村经济以及其他各机关团体学校密切联络合作；函请上海各银行投资乡村，以助乡村经济复苏；积极提倡、改良乡村纺织副业，借增农民生产，并通令各省省政府筹设新式农具制造所，并大力推行，编印乡村建设刊物，供有志于乡村建设者参考等。相对于谢大祉提案大部分获得“通过”，刘宰国更多的是临时动议，除集中促进西北地区社会教育发展外，其他提案多散漫无章，没有充分的准备，热情大于技巧。
值得注意的是，设施类提案3将社会教育开展与新生活运动结合起来。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礼堂的总理纪念周上作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希望民众将传统的“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中，从而达到“改革社会，复兴一个民族和国家”。作为一场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改良运动，被“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的社会教育界人士敏锐意识到契合点并迅速提出相应提案。沈世祺、丁明德“本社应请全国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新生活运动案”中宣称新生活运动为增进全民生活向上发展的一种革命运动，与民众教育的目标一致、内容相互联系，认为“新生活运动为具体而微之民众教育”，并征引杜威“教育即生活”，说明“新生活运动与民众教育，不仅具有天然实质之关联，实为相互并容之一体。如二者相互并进，达成一片，则成效自日益显著矣。故今后之中国社会教育，应注意于新生活运动之实施，而由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以各种方法努力推行之”。相对沈、丁二人“由大会推举五人，起草实施办法，交理事会通过后，请全国各社教机关实行”的高调，谢巾粹提案低调不少，他的“请通函各省市教育厅局转令所属各社教机关组织民众新生活表率队，劝导民众实行新生活案”，其理由如下：
自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于南昌，一时全国风从，纷纷组织团体，积极进行。亘以我国民气颓靡，习惯腐化，非此不足以挽救阽危之国势也。我社教工作人员有启迪民智、领导群伦之责，对此救亡图存之工作，似应群策群力，共谋进展。查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有限令各机关学校社团及各界民众分别组织新生活表率队之办法，藉以领导民众同趋于救国之一途。本馆除联合地方机关团体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外，复有新生活少年团之组织，彼此切磨，亦合自励勖人之意。由此小组织，更可以施行其他各方面教育，裨益民众，诚非浅鲜。拟请通函各省市教育厅局转令各社教机关，乘机组织进行。至少年团之命名，只不过教育对象之区分，各地尽可酌量办理。[105]
从文中理由可见，谢巾粹设计不另起炉灶，而寄希望于在现有新生活运动组织框架下寻求社教机关的发展空间。而且，相对沈、丁二人的笼统“相互并容”说，谢巾粹以该馆新生活少年团援例，认为这种组织既符合首都新生活运动会对各界组织新生活表率队的规定，又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具有推展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年会提案审查会将两案合并提交大会，经过大会讨论，修正并最终形成“由本社通函全体社员在实施民教时，尽力推行新生活运动案”决议。三者对比来看，后者既摒弃了第一种社教社通函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亦没有采纳该社通函各省市教育厅局的建议，而选择通函全体社员，其范围、对象及受众都大大缩小。从一个层面也说明了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社教社提议落地的困难程度及尴尬境地，这种局面，更刺激社教社向“政教合一”的功能倾斜，“本社社员都是在社教埋头工作的人，平时或没有多少机会，能够与政府常常接近。我们只有希望中央最高当局顾念民族的危机和我们为民族努力的诚意，能够注意到我们的事业，而常常予以同情与指导”[106]。该届年会前，社教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办洛阳社会教育实验区，实验“政教合一”的社会教育运行方式即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