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体诗发展的基本脉络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几乎是和古老的文明一起产生的。上古时期就有大量歌谣传唱，据说出自于神农时代的《腊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另有一首《驱旱魃咒》云：“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山海经·大荒北经》）这些都是为了某些实际目的而祭祀神灵的歌谣，它们的准确年代已经不可得知。早期祭祀活动中，人们相信语言，尤其是韵语具有神奇的魅力，能够诱导鬼神的活动，所以，它被经常运用到祭祀中。夏禹时，涂山氏所咏《候人兮猗》是南音之始，而东音则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相信夏代已有较为完整的歌谣流传，如启时祭祀的《九歌》，应该是一首祭天神的歌谣。商代的歌谣，留传于今的是甲骨卜辞中的韵文和《周易》中某些卦爻辞。早期的韵文，句法简单，言辞简朴。甲骨文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就很有韵律感。《周易》卦爻辞中保存了很多的谣谚，如《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等。它们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的不公，人生的痛苦，劳动的艰辛，爱情的欢乐，等等。其所运用的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如象征、比兴、白描、叠咏等。因此有学者认为《周易》中的歌谣是《诗经》的前驱。

上古歌谣虽然初步具有诗歌的某些文体特征，但体式不定，还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诗歌。我国最早的诗体应该是四言的“诗经体”。《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篇章结构多采用重章叠唱。押韵方式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也有句句用韵的。有的诗篇换用两韵以上，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诗经》之后，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诗。屈原和宋玉是骚体诗的代表作家。汉代，骚体诗也被称为辞或辞赋，并且出现了贾谊、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的一些仿作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景观，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它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本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苦与乐、爱与恨，表达出对人生短暂、世事多艰的哀伤。形式上以五言为主，通俗明快，对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嬗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魏晋以后，乐府诗朝两个方向发展。一种是文人模拟创作的“古题乐府”，借用汉乐府旧题咏写时事，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步出夏门行》《蒿里行》、杨炯《从军行》、李白《蜀道难》《将进酒》、李贺《雁门太守行》等。这些诗歌虽沿用了汉乐府旧题，但内容是新的，并从以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汉乐府的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

另一种则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它不再借用汉乐府的旧题，而是根据所反映的内容自拟新题。杜甫可以说是新乐府的开创者。他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动乱，用新乐府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如《兵车行》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三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若干首新乐府。至中唐，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有感于国家的衰落，期望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新题乐府，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中发展起来的新诗体。汉初乐府尚多杂言，至武帝设立乐府，在所收集的民歌中就有了较多的五言民歌。从现存史料考察，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东汉班固的《咏史》，写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为父赎免刑罪的故事。诗中的形象塑造和抒情都较薄弱。班固之后，又有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蔡邕的《翠鸟》、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开始有了长足进步，五言诗也渐渐成为诗坛主流。汉末《古诗十九首》就是一组杰出的五言古诗，深刻地再现了汉末文人在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心灵的觉醒与痛苦。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浑然天成的艺术魅力。《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情思意绪，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被称为“五言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七言古诗的起源并不比五言古诗晚，但七言诗的兴盛要晚于五言诗。

在唐代近体律诗定型以后，古体诗作为一种诗体仍然流行，并贯穿于后来的诗歌发展史中。唐代五言、七言古诗虽源于前代，但并非单纯的因袭模拟，而是呈现出自己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五言古诗方面，初唐陈子昂、张九龄等力追建安风骨，反对齐梁华靡秾丽的诗风，主张抒写个人独特的身世之感和心灵体验，开启了有思想、有个性、有特色的诗风。此后李白、杜甫勃兴，或抒发性灵，寄托规讽，或缘事而发，忧国伤时。王维、孟浩然等又以其清幽澹远的创作风格参与其间，在繁星璀璨的盛唐诗歌中闪烁着耀眼的光彩。中唐时期，出现了韦应物、柳宗元等名家，也都能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予后人以启迪。在七言古诗方面，一些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律诗句法，形成“入律古风”。另一些七言古诗则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式章法，多用散行之句，语言奇崛古朴、折拗郁勃，情感沉郁滞重，追求一种质朴古奥的风格，如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日》、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李商隐的《韩碑》等。

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为“歌”“行”者颇多，故称为歌行体。有些作品虽未题“歌”“行”二字，但因形式、风格相近，亦为歌行体。在歌行体发展过程中，南朝鲍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歌行体至初唐基本定型成熟。一些诗人尝试将格律诗的句式、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读来抑扬顿挫，跌宕起伏，遂使歌行体面貌一新，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至盛唐，高适、岑参等人用此体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意象雄壮奇丽，语言多彩多姿。中唐白居易等人，在这种体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叙事抒情，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呈现出新的面貌。清初，吴伟业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等名篇，以七言歌行叙事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回肠**气，脍炙人口，形成婀娜多姿的艺术风貌，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上大概描述了我国古体诗产生、发展、流变的基本脉络，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共同构成中国古代诗歌的两种基本样式。

思考题

1.与近体格律诗相比，古体诗具有怎样的文体特征？

2.古体诗有哪些类型？试举例说明。

3.简述古体诗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