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典性

所谓文学名篇，是指经过历史汰择，而被普遍认为是文学经典的作品。经典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作者所赋予的有意味的内涵和有美感的形式，另一方面也有赖读者的选择、传播和再创造。姚斯说：“文学史是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史，其主角当然是接受者——读者。”（《接受美学》）中国古代文学，有着相当漫长的历史，也经受了更为严苛的选择，可以说，那些至今仍然广为传播的古典名著，是真正的经典。

文学的经典性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作品在它诞生之初就受到关注，并广泛传播，从而成为人们欣赏、模仿的典范。西晋作家左思撰写的《三都赋》，甫一问世，即声名远扬，“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此类作品或契合当时的审美情趣，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或作者本人已拥有巨大的声誉，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只有在历史大河中最终沉淀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名作。初唐上官仪的诗，时人争相仿效，有“上官体”之称，但一时的喧嚣之后，却再无反响，与经典无缘。而有些作品会错过自己的时代，经过漫长的传播过程，其价值才会被人们逐渐认知，如陶渊明诗，自其创作之时，甚至经过整个唐朝，都不为人们推崇，直到北宋时代，经苏轼赏识之后，方能大放光芒，自此成为不朽的名著。

就古代文学而言，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不外乎两大类：教育和欣赏。教育包括一般知识素养教育和文学教育，如春秋以后人们对《诗经》的传诵和学习，是读经，也是一种典型的素质教育，诗歌在这里虽然也是审美的对象，但更主要的是政治观念、伦理思想、行为规范、名物知识的教材。不独《诗经》，中国古代以文学形式进行知识素养教育的情况很多。前文所说的胡曾的《咏史诗》，以诗歌的形式讲述重要历史故事，阐发政治、伦理价值，对幼童进行启蒙教育。晚清时，黄遵宪等提倡以小说教育民众，主要目的是启发民智，宣传新的社会理念，等等。素质教育偏重于思想性，所以一些思想价值高的作品会被挑选出来，并在历代的教育行为中成为经典，如《出师表》《师说》《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这样的作品非常之多。

诗文创作，在古代被认为是文人最为重要的技能之一，长期被视作个体才学的评价标准，由此导致了文学教育的发达。文学教育离不开对典范诗文的学习，这对确定文学经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宋代编纂的《千家诗》、清代编纂的《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等，都是很有影响的教材。实际上，这些文学教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数代诗文教育的积累。吴乘权《古文观止自序》云：“古文至今日，操选政者代有其人，骎骎乎有积薪之叹矣……且余两人非敢言选也，集焉云耳。集之奈何？集古今人之选而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云尔。”显然，这几部选本是历代诗文教育家的经验总汇，文学教育实践也造就了作品的经典性。

更多的文学选本是出于欣赏或研究的目的，它们对文学作品经典性的形成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诗经》是春秋时代编辑而成的诗歌总集，《楚辞》编辑于汉代，此后，历代皆有诗歌总集和选本问世。散文编纂的历史也同样古老，先秦时期，《尚书》《春秋》及策士文献等就已经被收集和传播，尤其是策士文献，是供揣摩和模仿用的。及至南朝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其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有意以内容和形式的美感区别于经史著作，是文学性很强的选本。《文选》之后，历代皆有各种形式、各种标准的文学选本。这些选本虽然取舍尺度和趣味并不相同，对具体作品的看法也见仁见智，但它们在确认作品价值方面，有着更高的专业水平，也有着更为持久的影响力。一个好的选本，所反映出来的观点和倾向应该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它是某个历史时期、某些受众群体、某种美学观念的共同抉择。口头传播也能为文学作品赢得广泛的声誉，尤其是那些雅俗共赏的作品。《集异记》载，唐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于旗亭饮酒，遇伶人会宴唱曲，三人云：“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结果，王昌龄以数多、王之涣以质优取胜。又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广也。”可见，王昌龄、柳永的作品，首先就是在市井的口头传播中获得声誉的。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文学评论活动，它以多种标准和方式对作品进行评骘，并由此造就了一大批文学经典。比如，楚辞以其浓烈的情感色彩、独特的地域文化、神奇的诗歌意象等，奠定了其抒情诗歌的经典地位，但在汉代，文学理论水平有限，并且受限于意识形态，司马迁和王逸等只能以儒家的思想和比兴方法来标榜楚辞，今人可能质疑这种方法，但在当时，它对确定楚辞的地位，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如，钟嵘《诗品》以上中下三品衡量诗人，其目的就是为了分辨出文学经典来，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关于文学作品的价值、形态、创作过程、欣赏过程等方面的论断，对确立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有着理论奠基的作用，《文心雕龙》中所褒扬的作品自然也就有了经典性。唐代元稹论杜甫诗“盖所谓上薄**，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是对杜诗经典性的高度概括。这些评论有着确认作品的经典性的作用。也有的评论者或赏析者能独具慧眼，从乱石丛中挑出宝石，对塑造文学经典有着独特的贡献。陶渊明在《诗品》中列为中品，到唐朝也一直名声不彰。杜甫曾注意到陶诗，他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遣兴五首》之三）也就是说，唐人认为陶渊明对道的体认不够完善，文笔也不够丰满，评价并不高。但到北宋时期，苏轼云：“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正是苏轼高超的鉴赏力，以及独到而深刻的评点，使人们体悟到陶诗深厚的内涵和隽永的形式，它们在平实质朴这一风格特征下得到完美的统一，是诗中的至上妙品。苏轼之后，陶诗被普遍接受，成为无可动摇的诗歌经典。此外，基于某种特别的文学理念，如古文运动对于先秦汉代散文的推崇，北宋西昆体对李商隐诗的推崇，等等，这些理论性的活动，也会造就出一批经典作品。

总之，文学作品的经典性，除了依赖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外，还特别依赖传播过程，取决于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的接受状况。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谓的古代文学名篇，差不多都入选过各种形式的选本，也都经过古代学者的评点，或是被某个文学流派所推崇。经典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有着普遍的意义，同时，它也具有时代、群体、个体等特殊性。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经典。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对经典的目录进行补充、删减，营造出属于我们时代或我们自己的经典来。文学名篇异彩纷呈，各具特色，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经典性”这一角度，大致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特征。

第一，必须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对民族文化的深刻体认和反思，包括其历史性和现实性存在、社会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特质和美学理想，等等。一个优秀作品，必然会以自己独特的侧面折射出民族文化的璀璨光芒。其次，人文精神还包含着对个体存在的深切关怀，对独特思绪和个性精神的呵护和坚持。袅袅秋风中凛冽的洞庭之水，深夜秉烛却又不知所往的末世多士，举杯邀月共醉花丛的凌乱光影，豆棚瓜架下令人迷恋的秋坟鬼唱……这些，到底是缘于人性的脆弱，还是现实世界的虚幻呢？正是屈原、李白、蒲松龄执着于即时的、神秘的、独特的精神体验，在风吹云动、花开叶落的境界中，揭示了此在生命的丰富性，开拓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赋予短暂的生命以特别的意义。缺乏人文精神的作品，是空洞而乏味的，是不能成为经典的。

第二，必须具有优秀的美学品质。中国古人对情感的体验深度和表达方式，对文字和声音形态，对多种多样的传播途径，都有着非常敏感的追求，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完善并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技巧，创造出优美而繁富的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美学大花园：高楼孤月的幽怨，大漠飞雪的苍凉，金銮大殿的惶恐，古庙荒刹的宁静，村野市井的絮语，高山大河的激**，历史深处的感慨，沙场横刀的悲歌，心系百姓的嗟叹，穷途末路的恸哭，才子佳人的温情，舐犊情深的慈爱，草末的露珠，深秋的蝉鸣，智者的思绪，狂者的怒吼……无论多么平凡的生活，多么琐碎的事实，多么刻板的道理，多么短暂的感受，都在作家的笔下有了美感，都成为引人共鸣、让人沉湎、发人深省的审美对象，所以，经典著作是赋予现实生活以美学品质的魔盒。文学名篇的语言技巧、文体创造，对读者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中国文学是用方块字垒成的世界，再加上汉语音节的特点，特别容易造成形式上的美感。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讲究炼字造句，讲究文字和语言的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更讲究表达的精确性、独特性，也讲究表达的模糊性和通俗性，因此，形成了多种风格和文体。中国韵文学在句式和韵律上的追求，形成了诗、词、歌、赋等多种形态的名篇，自然也是语言和形式美学的典范，如宏阔而精致的司马相如赋，严谨而独具匠心的杜甫诗等。钟嵘《诗品》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形式美感是经典的滋味之一。

第三，必须具有不落窠臼的创造性。经典作品不能人云亦云，而要独出心机，并且是真情实感；同时，在语言运用、抒情方式、文体形态、表达风格等方面，能够别出心裁，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成为后世的典范。杜甫说：“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苏轼说：“然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当且博观而约取。”可以说，伟大的作家都有着可贵的创新意识，能够将自己的个性、学识、感悟和独特的形式融为一体，创作出新鲜的作品，开拓人们的意识领域和审美境界。例如，李白的古风所表达的超人般的意志、宏阔的自然境界、酣畅淋漓的抒情方式等，都非前人所能比拟；再如，李贺的诗作，探幽烛微，在宇宙自然的幽暗面，在人类心灵被遮蔽的深处，孤独经营，刻绘出震撼人心的杳渺意境，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还有那些在文体或风格上的创新，如柳宗元散文、苏轼词作等，都是独创性的代表。我们也可以说，大凡名篇，都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地方，也就是它的独创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典型性和独创性是统一的。

经典作品有着广泛和久远的影响力。那些艰涩难懂、极端个人化、风格怪异的作品，接受程度低，也就难以成为经典。首先，优秀的作品必然被普遍地接受，前文所说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只有在历史进程中得到普及的，才是真正的经典。如孟郊的《游子吟》，就非常经典地表达了母爱和孝道这对永恒的情感，它因为通俗，更因为隽永和醇厚，而成为普及性很高的经典。其次，经典因高标独树而成为竞相模仿和借鉴的对象。如王实甫的《西厢记》，除了模仿其情节和文辞而出现的《东墙记》《梅香》等，《倩女离魂》《牡丹亭》《娇红记》甚至《红楼梦》，都受到《西厢记》的影响和启发，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再次，经典因其历久弥新的影响力，而经常被注释、改编和续写。古典诗文名篇被注释者非常之多，其目的是为了传播，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原作。有的被改编或续写，如《三国演义》被改编为多种戏曲形式，《红楼梦》其后有30多种续书，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人们不同层次上对经典的需求，也说明了经典著作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