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性

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形态是书面文学。自有文字流传，文本就被赋予了各种内容和形式的规定性，从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有了明显的差异。文学形式就在这差异性中萌生、滋长。中国古代民间口头流传的歌谣、传说等，历史更为悠久，内容也非常丰富，它们很早并一直受到官方或文人的关注，被载录而成为书面文学一部分。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我们很难清晰地划定文学的疆域，差不多所有的文本都有着人文和精神的内涵，也都追求形式的美感。我们可以认定一首诗是文学的，但它同样也可能是政治的或教化的；而一篇奏折或家书，也许有着更多的文学性。所以，谈到古代文学，人们往往关注各类文本的文学性，而非仅限于当代文体学意义上的纯文学文本。这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古代作品的文学性是如何界定的呢？大致可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一是精神文化内涵，二是形式美感，三是文本的应用和传播方式。

精神文化内涵通常是指思想和情感。思想是指面向公众社会的观念和价值，情感则是个体的存在性感受。思想是各种认知学科的对象或成果，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中国古代文学对于各类社会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社会现象判断、个体精神实践和社会传播等层次上。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伦理气质，所有社会、政治、自然、哲学的观念和意识，都要求社会个体的精神认同，同时被赋予情感内涵，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思想”都必须内化到个体的生命之中，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过程，这就是“教化”。孔子论诗，认为其功用在于“兴、观、群、怨”，也就是说，诗可以认识社会、认同社会、批判社会，改造社会，使一些既定的思想和观念成为一种充满伦理情感的个体体验。这一过程，离不开“兴”，也就是诗歌对个体意志的感发作用，即审美感化作用。古人认为，仪式、歌咏、音乐、绘画等之所以有着移人心志的力量，就是因为其中的价值和观念因体悟、涵泳和某种戏剧情境的设置，而具有了感动性体验，也就自然地内化为自我人格的一部分。所以，“教化”就内在地包含了文学性体验，与此相应，也就出现了“文以载道”的观念，认为文学文本应该以传播思想和观念为目的，将作品所蕴含的思想视为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依据。

个体独特的精神和情感经验，是文学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能够更好地体现文学的审美性。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具有很好的包容性，在主流思想之外，也留给个体精神和情感一定的空间。出于个体生存体验和感悟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在“文以载道”的范畴之内，但也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被人们认同和传诵。无端而起却缥缈如烟的爱情，季节变换中莫名的兴奋、忧伤甚至是煎熬，山水花树里摇曳的寂寞、感动和彻悟，还有总也无法左右的命运……这些独特的感受和领悟，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并使人意识到此在生命的丰富性。尤其是那些执着于即时的、神秘的、独特的精神体验的人，往往又能开辟一个新的境界，将人的精神空间伸展到更为幽深之处，并借此追问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也有人可能重返现实，并从切实的政治实践和伦理经验中找到一份温润和安宁。这些情感活动和精神实践，通过隐喻、象征、启示性等手段表现出来，从境界上拓展了人生的空间。

形式美感，首先体现在文体上。中国早期文体形成的原因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文本的应用方式、应用场合、应用者等决定了文体的形态。《诗经》中的风、雅、颂，由于采集的地点不同，应用的场合不同，其文本特征也有不同。先秦其他文献，诸如典诰、铭文、史著、语录、论辩等，也都各有功用，因此在文体上也会相互区别。后世文体新创也往往如此，如祭吊文、“古文”、文人乐府、笔记等，这些都包含着各自不同的实用目的和文化功能。在文人创作传统形成之后，对形式和技巧的追求，也会导致文体的创新，如骈体文、律诗、词曲、拟话本等。因此，求新、精致化、表现力、受众等，成为后世文体发展的动力。语言形式的规范化——韵律、对仗、习用语、结构、篇幅、语体风格等文本因素的统一和整齐，就形成了文体的形式特征，也构成了文本形式的美感。纷呈的文体，显示了文本写作的创造性和机趣，也刺激了人们的接受愿望。

作品形式的最基本单元是词语、句子和句群，它们也是修辞术的应用范围。文章的辞藻、譬喻、句式、韵律、叙事和描写等，诗歌中的叠句、联章复沓、用韵、对仗等，以及它们的变化形态，给人新奇和优美的惊叹，而在这所有的元素中，对仗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修辞术。它不仅出现在诗歌中，也出现在文章里。对仗追求的是句式和内容的对称，尤其追求错落有致中的均衡。就诗歌而言，对仗的形态有工对、宽对、流水对、扇面对、借对、当句对、错综对、蜂腰对、偷春对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流水对，“缈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殷殷湘水曲，留在十三弦”是扇面对，“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是当句对。再加上格律诗对平仄等语音组合形式的追求，对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语言形式美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代表。当然，其他修辞术也有着同样的美学效果。此外，文本表达的深刻性、生动性、丰富性、隐喻性，文本风格的典型性和个性化，文本的结构或诗歌意象的独特性，等等，这些都是人们从文本中获取美学享受的重要来源和途径，也是判断一个文本文学性高低的重要尺度。文本形态虽然是文学性的重要标志，但古代并没有明确哪种形态属于文学，哪种形态不属于文学。一般来说，只要具有形式美感，都会被认为具有文学性，如疏奏是纯粹的公文，但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就因其抒情性和突出的语言风格被公认为杰出的文学作品。

同样，以文学作品表达政治观点，是十分常见并被鼓励的。例如，儒家以《诗经》的温柔敦厚之风格界定了士大夫的政治伦理，要求在劝诫和批评时，怀着关切之心，采取委婉迂回的方式。于是，以诗讽谏就成了士大夫的重要政治手段。如白居易作新乐府诗，议论社会现象，并希望能够传达给皇帝，从而消除政治弊端。作诗讽谏，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一道独特而优雅的景观，也为中国诗歌史增添了一份责任和凝重。诗歌还用于教育。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大多是以诗的形式编纂的，如晚唐胡曾所撰写的150多首《咏史诗》，均为标准的七言绝句，但这些诗歌创作的目的是对少儿进行历史教育。《咏史诗》每一首咏一个历史故事，每一个历史故事也都有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教育的意图十分明确。除此之外，《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虽然不是纯粹的诗歌，但也是韵文和对仗形式，诗歌意味浓厚。这些用于政治、教育的诗歌，大部分都应该算是文学作品。

诗歌还是文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这其中有着浓郁的文学意味。春秋时期，贵族们通过赋诗，可以判断出吟诵者的性情和命运，显示了上古诗歌所带有的宗教神秘性特征。后世以诗交友，是相信诗歌可以进行精微的感悟，人和人之间得以进行超越现实的精神交流。白居易《问刘十九》是一首邀请朋友饮酒的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其中洋溢着亲切温馨的气氛，表达了一种知足常乐的人生意趣，非常生动。中国古代有唱和、雅集、集社、投赠、干谒等多种诗歌活动，这些活动都具有明显的社会交往意义，构成了文人生活的一个部分。唐代以诗艺高低选拔官员，政治生活也变得浪漫起来。史载朱庆余很得名诗人张籍的赞赏，在进士考试后，朱庆余作诗问张籍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而张籍作诗回答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抵万金。”这段载录，可以看作是这个诗歌盛世的政治形态的一个典型案例：功名或政治，被包裹在优雅的隐喻中，被艺术化地呈现。古人以诗交友，使得自己的生活艺术化，也使得诗歌生活化，富有无限的情趣。

综上所述，我们很难以现代的文学观念，给中国传统的文本和欣赏活动划定一个确切的界限。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学活动无处不在，文学有着无限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文献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诗词小说等都集中在集部，但经、史、子三部也都有被认为具有文学性的。准确地说，对于以上所说的诸多文学性因素，只要有任何一项有突出之处，就会被当作文学文本进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