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吴师道与金华学术
一、生平与著述
延祐元年（1314），元朝恢复科举。七年后，师道中至治元年（1321）进士，实现了吴氏家族三代以来由科举晋身士族的殷殷期望。其后，他沉浮下僚近二十年，先后担任高邮府高邮县丞、宁国路录事、池州路建德县尹等地方官员。师道虽由儒学入仕，为政却并不懦弱无能。在高邮，他明达文法，吏不敢欺，曾修复冲毁的漕渠。任宁国录事，他捕杀肆行攘夺的诸路军卒，安辑市人。天历二年（1329），宣城大旱，师道摄行县事，赈济饥民三十余万。尹建德，他修复县学，减轻茶税，恢复池州路学田。凡所任皆有守有为，敢于任事，有爱民之声。后至元六年（1340），元顺帝清除权臣伯颜势力，任用脱脱实行朝政改革，同时恢复科举，复兴文治，拣选名儒入教国子。吴师道因吕思诚、孔思立推荐，入朝为国子助教、博士，教授国子学凡三年。他告诫诸生：“圣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学，至许文正公而后定。向非许公见之之确，守之之固，其不为异论所迁者几希。”故其执掌教事，谨遵朱熹之训，执守国初许衡之成法，讲明经义，表章理学，排斥异论，不稍假借。“六馆诸生，无不敬怿，人自以为得师”。[2]至正三年（1343），师道丁忧归。四年，因病乞休，朝命以礼部郎中致仕，命未下而师道已卒。
吴师道的著作，据其友张枢《元故礼部郎中吴君墓表》，有《兰阴山房类稿》20卷、《易杂说》2卷、《书杂说》6卷、《诗杂说》2卷、《春秋胡氏传附辨》12卷、《战国策校注》10卷、《绛守居园池记校注》1卷、《敬乡录》23卷。《易》《书》《诗》《杂说》及《春秋胡氏传附辨》今皆不传。《敬乡录》传世本仅14卷，已非完璧。此外，明清书目还著录《吴礼部诗话》《词话》各1卷。
二、表彰传播金华朱学
元代婺州，学术思想有着两方面传统：其一是北山四先生何基等继承的金华朱学，其二是吕祖谦开启的东莱婺学。作为婺州的著名学者，吴师道亦在双方面承袭了金华学术的优秀传统。
表彰北山四先生的金华朱学，是吴师道传承金华学术的一个突出特点。宋元之际，程朱理学在南方早已广泛传播，朱子高弟黄榦下传的金华朱学成为当时朱学的重要流派。北山何基、鲁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先生都是婺州人，为婺州地区带来浓郁的理学氛围。与金履祥同里的吴师道，也必不可免受到朱学思想的濡染。弱冠，师道读到西山先生真德秀《读书记》，“慨然叹曰：‘义理之学，圣贤之道，岂不在于此乎？吾前日之自以为适者，今则深可悔尔。’”[3]始有志于讲求心性义理的为己之学。至大初年（1308），吴氏闻许谦师从金履祥，得何基、王柏之学，而上溯朱子之传，即作《与许益之书》，向许谦请教持敬致知之说。[4]许谦作《答吴正传书》，以南宋李侗告朱子理一分殊之旨，勉励他精修力践，涵泳从容。[5]师道虽未及从学仁山，却由此成为白云学侣，以道义交约三十年，共同商榷经学，探讨义理，唱和诗文，在学术思想上，留下金华朱学的深刻影响。许谦的《诗集传名物钞》与点抹《仪礼注疏》，曾经同师道“相与反复论辨”，部分论说直接采录师道之言。[6]吴氏文集中，与许谦有关的诗文近二十篇。师道撰有《易杂说》等经学著作多种，惜皆散佚，只能从其文集的相关序文中，了解他的撰述主旨。是以后世所知吴师道对金华朱学的承传，不在他的经学著述，而是他为表彰传播北山之学所作的诸多努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请求设立书院祭祠，表彰尊崇。吴师道曾代人草拟上书，请求朝廷即何基故居设立北山书院，表彰这位“学绍紫阳之传，道著金华之望”的金华朱学开创者。书中逐一列举何基的理学著作，肯定其“平时不轻著撰，惟研究朱子之书……采辑精严，开示明切，实朱学之津梁，圣途之标的”。[7]吴氏还呈请有司，要求在兰溪州学设祠祭祀金履祥，尊崇其对金华朱学的继承。[8]
其次，申请刊刻北山四先生遗著，传播其学说。吴师道代御史孙幹卿草拟公文，申请刊刻何基、许谦著作。公文称颂，“北山何文定公基亲学于勉斋黄氏，得朱子的传”，著作有《大学》《中庸》《易大传》《易启蒙》《通书》《近思录》等《发挥》。其中《大学》等五部《发挥》刊行已久，只有《近思录发挥》未能完成。后经门人金履祥纂次订定，已有全书。《近思录》一书，是朱熹、吕祖谦选编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四位理学奠基者的言论集，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近世一经”的重要地位。而何基“《发挥》之旨尤为精详”，“并用朱子本旨，不杂他说”，“非泛泛他书之比”。此外，学承金履祥的许谦，作为金华朱学的第四代传人，“绍述宗旨，从游甚众”。其著作《读四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尤有发明”，惜未刊刻，“四方传录，多以未见为恨”。因此，公文请求在婺州路儒学刊版流布三书，以嘉惠后学，有补教化。[9]
师道复应许谦门人之请，为许氏《读四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二书作序，而于《丛说》表彰尤力。《四书》之学，本是程朱理学的基石与核心。“《四书》得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群言，集厥大成，说者固蔑以加矣”。朱门后学不为不多，然一传再传之后，或泯没就微，或畔涣离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传授之正”，则未有如金华朱学四先生。而且，“但熟读《四书》”，又是昔日何基师从黄榦于临川，临别时授受的师训。所以，四先生于《四书》之学，守为家法，用功惟勤。“盖自北山取《语录》精义以为《发挥》，与《章句集注》相发。鲁斋为标注点抹，提挈开示。仁山于《大学》有《疏义》《指义》者，《论》《孟》有《考证》，《中庸》有标抹，又推所得于何、王者，与其己意并载之”。至于许谦《读四书丛说》，更是羽翼《四书章句集注》的功臣。“欲通《四书》之旨者，必读朱子之书；欲读朱子之书者，必由许君之说。兹非适道之津梁，示学之标的欤”！[10]
至正元年，吴师道出任国子博士，发现国子监、学虽有藏书，却无体现程朱理学特别是金华朱学的点定经书善本。因此，他再次呈文朝廷，请求在国学传习许谦等标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经典。呈文首先说明：“博士之官，掌司书籍，讲授经旨，定正音训，今之职也。”又引先儒之言，辨明章句标点并非无关宏旨：“昔人鄙章句之学者，以其不主于义理尔。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义理。”“字书、音韵，是经中浅事，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不知此等处不理会，枉费辞说，牵补不得其本义，亦甚害事也。”进而指出，标抹点书之法，始自南宋吕祖谦，而由四先生承其余绪。更重要的是，北山何基从学于朱子高弟黄榦，实得朱学之正传。何基、王柏都有《四书》及《通鉴纲目》点本，弟子金履祥等又祖述何、王。尤其是近时许谦“重点《四书章句集注》，及以廖氏九经校本再加校点。他如《仪礼》，《春秋》《公》《谷》二传并注，《易》程氏《传》、朱氏《本义》，《诗》朱氏《传》，《书》蔡氏《传》，朱子《家礼》，皆有点本，分别句读，订定字音，考正讹谬，标释段画，辞不费而义明”，“真适道之指南也”。这些点定本，与延祐科举程式规定的《四书》《五经》理学注本完全契合。所以，师道“特为申明，转闻上司，委通经之士亲赍善本，就其家传录，并广及吕子及何、王、金氏之书，颁之学官，嘉惠后进”，借以改变旧日国学中师异旨殊、不无乖舛的混乱局面，进一步推阐金华朱学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影响。[11]
再次，致书史局，总结何基、王柏的生平学术。元顺帝至正三年，诏修宋、辽、金三史，吴师道节录何基、王柏行实，寄呈史局诸公，为《宋史》二人传记提供原始资料。《节录》不但记载何基、王柏的生平为人和治学经历，且详录两位传主的著述、卷帙、刊刻流传，尤其强调金华之学得朱子正传的理学统绪，更用大量篇幅摘录二先生治学及对《五经》《四书》的论学要语。因此，这篇洋洋三千五百言的《节录》，既是何基、王柏的个人传记，更重在总结二先生的思想学术，带有浓厚的学术史特色。[12]元修《宋史》，《儒林传》即节取吴氏的《节录》而作何基、王柏二传。[13]《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的《何基传》及《何文定语》，完全依据《节录》，未有任何增益，甚至其后黄宗羲的按语，亦摘录吴文而成。《王柏传》与《鲁斋要语》，也是以《节录》为基础，增补若干资料而成。由于何基、王柏的行实后世不传，吴师道的《节录》成为后世记述何基、王柏生平与学术的最基本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吴师道的上述工作，促进了金华朱学的广泛传播，并将影响推及后世。清人黄百家《北山四先生学案》案语称：“白云（许谦）非得子长（张枢）、正传（吴师道），其道又未必光显如是耳。”[14]如实表彰了吴师道为继承和阐扬金华朱学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重视史学与文献之学
重视史学与文献之学，是吴师道传承金华学术的又一特点。金华自宋室南渡，就是文化发达、人才荟萃之地。东莱吕祖谦开启婺学，与朱熹闽学、陆九渊江西之学鼎足而立，成为乾、淳之后南宋的三大学派之一。婺学虽“以性学绍道统”，[15]却兼承吕氏家学的“中原文献之传”，[16]讲求“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7]其特点，一是注重史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18]二是留意考察古今文献，借助对历史与文献的研习，涵养道德心性。受东莱婺学的熏习，吴师道学术也兼有重视史学与文献之学的特色。
吴氏关注史学，在诗文集中有大量反映。卷10杂著，有《三国志杂论》《读左传并注数事》《秦隋论》等系列史论；诗集中，有怀古、咏史的专题诗作；卷19策问，有关于古代学术与礼乐刑政制度的系统国学策问；卷16至18题跋中，也有关于汉史、五代史、南宋史的多篇跋文。当然，师道在史学领域最重要的工作，还是作《战国策校注》10卷，以补正鲍彪《战国策注》。
《战国策》文字讹舛，号为难读，自西汉刘向校书，即已病之。北宋曾巩再校，亦加致疑。东汉高诱作《战国策注》，流传后世。南宋括苍鲍彪以高注疏略谬妄，于是改定次第，补正脱误，又时出己论，重新注释。同时，剡川姚宏亦注是书，依据孙朴校本，荟萃诸家，参校补注，是正存疑。吴师道认为，姚宏注根据高诱注而间有增续，简质谨重，深得古人论撰之意；而鲍氏注尽管有分次章条、详述注说的优点，然率意窜改，谬妄乖误，不容不正。师道于是取姚宏注与鲍彪注参校，而杂引诸书考证，并以吕祖谦《大事记》质正是非，以“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体例上，师道一仍鲍注篇章次序，而在每条之下，分别以“补曰”增其所阙，“正曰”纠其所失；至于鲍注谬误之处，则直接抹去。师道还特地在卷首保存了刘向、曾巩校定的《战国策》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章旧次第，以与校注中已经为鲍彪更改的篇章次序相对照。卷后又附载李文叔、王觉、孙朴、刘敞诸家跋语，及姚宏、姚宽、耿延禧三序，以便读者了解其书的本末源流。师道复作《战国策校注自序》二首：序一，系统探讨鲍彪《战国策注》的缺失，提出其专据《史记》、引书寡陋、径改本文、强为傅会、史事错讹、论说谬误等六方面问题；序二，肯定《战国策》作为一部记述战国历史的先秦典籍，虽然没有《春秋》寓褒贬以示大训的圣人之心，而且存在善恶兼书、无所是非、言语夸张、记载失实等错误，却仍然具有“继《春秋》，抵秦、汉，载其行事，不得而废”的史学价值，以及警戒君子、惩创小人的道德价值。[19]《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吴氏对鲍注的批评，“议论皆极精审，其他随文驳正，亦具有条理。古来注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20]给予《战国策校注》很高的评价。
文献的考补订正，也是吴师道学术的重要内容。在经学典籍之外，吴氏对《太玄》《潜虚》《古三坟书》《灵棋经》《道源文献录》《荀子》《扬子》《文中子》《子华子》《甲乙集》《谗书》《凤髓集》等文献都有所考订，长达二千五百言的《题家藏渊明集后》，更是对陶渊明集的考释之作，还曾与许谦共同补正元赵仁举的《绛守居园池记注》。不过，师道的文献之学，最为关注的还是乡邦文献的辑录与整理。
师道幼年随侍祖父吴儒宗，“及见故时遗老谈乡里前辈事，颇窃听一二。遗文残稿，借玩传抄，每乐而不厌，然亦恨其时尚少，弗能问而识其详也”。[21]成年后，有感于斯文沦丧，衣冠道消，而文献故藏，又残阙散佚，或毁于火，即立志辑录整理先贤文献。他曾在乡校堂试中专题策问诸生先贤诗文事迹，竟无有能言之者，[22]慨叹云：“前修既远，绪论寖微，晚学之所深恨。”[23]因此，师道对乡先贤的事迹、诗文、刻石等都着意搜求，并亲自辑录或协助编次了金似孙、于石、时少章、范浚等乡贤诗文集。元统二、三年（1334～1335），师道为生父服丧里居，即取家藏乡先生遗文逸事裒集之，名曰《敬乡录》。吴氏自序云，兰溪由汉迄宋，上下千数百年，其间多有名世者，而郡志所载仅六人，且仙佛之徒居半，则记载阙略可知。宋室南渡后，兰溪近在畿甸，文学之风，什百于前，硕儒才士，相望辈出，而入元以来未有记载，再过数十年，势必沦丧殆绝。[24]至于婺州，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婺守洪遵修《东阳志》，然记录当代人物仅仅数人，阙遗固多。且最后《事类》1卷，悉录稗官小说、怪诬猥亵之事，尤详略失当。何况，南宋以来，婺州材贤名卿，肩摩踵接，不可胜数。尤其是吕祖谦，“道德文章，邹鲁一方，师表百世”；何基、王柏，“又绍紫阳之的传，至今私淑者犹不失其正，亦盛矣哉”。因此，师道“愚不自量，既集兰溪诸贤，因及一郡”。[25]根据吴氏的两篇自序，《敬乡录》原分为前、后二录，《前录》专辑兰溪先贤，《后录》则收存范围扩及婺州全路。著录时间上自萧梁，下迄宋末。体例是每人先次其生平行略，再附录所著诗文；亦有止存篇目，不录诗文，以志阙佚或刪汰者。《四库全书总目》指出，金华代出硕儒，师道《敬乡录》收录博要，又在元代以前，文献流传，尤可贵惜。而且其书“编辑宋人小传，犹在《宋史》未成以前，故记载多有异同”，可资考证。赞扬师道《敬乡录》，于乡邦文献留存与史事考订均有裨益。据张枢《吴师道墓表》，《敬乡录》原书23卷。然今传本仅14卷，也不再分为前录、后录，说明该书非但已有散佚，而且经过后人的重新编纂。尽管如此，它的文献和史学价值仍为后世所瞩目。《四库总目》即云：“元好问《中州集》以诗存史，为世所重。师道此书，殆与相埓。”[26]将其与元好问《中州集》同视并重，充分肯定《敬乡录》的成就与价值。
[1] 吴师道：《吴氏家述》，见《吴师道集》卷20，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17～419页。
[2] 张枢：《元故礼部郎中吴君墓表》，见《吴师道集》附录，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26页。
[3] 张枢：《元故礼部郎中吴君墓表》，见《吴师道集》附录，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25页。
[4] 吴师道：《与许益之书》，见《吴师道集》卷11，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198页。
[5] 许谦：《答吴正传书》，见《许白云先生文集》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正统刊本，1929，第14～16页。
[6] 吴师道：《诗集传名物钞序》《仪礼经注点校记异后题》，见《吴师道集》卷15、卷18，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06～307、365页。
[7] 吴师道：《代请立北山书院文》，见《吴师道集》卷20，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9页。
[8] 吴师道：《请乡学祠金仁山先生》，见《吴师道集》卷20，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8页。
[9] 吴师道：《代孙斡卿御史请刊〈近思录发挥〉等书公文》，见《吴师道集》卷20，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11页。
[10] 吴师道：《读四书丛说序》，见《吴师道集》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05～306页。
[11] 吴师道：《请传习许益之先生点书公文》，见《吴师道集》卷20，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10页。
[12] 吴师道：《节录何王二先生行实寄史局诸公》，见《吴师道集》卷20，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14页。
[13] 脱脱等：《宋史》卷438《儒林列传八·何基传》《王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37册，第12979～12982页。
[14]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4册，第2761页。
[15] 杨维桢：《翰苑集序》，见宋濂：《宋学士文集》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刊本，1929，第2页。
[16] 脱脱等：《宋史》卷434《儒林列传四·吕祖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37册，第12872页。
[17]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36《紫微学案》全祖望案语，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册，第1233页。
[18]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浙东学术》，北京，中华书局，1985，上册，第523页。
[19] 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序》二首，见《吴师道集》卷14，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281～283页。
[20]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1《战国策校注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上册，第462～463页。
[21] 吴师道：《敬乡前录序》，见《吴师道集》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297页。
[22] 吴师道：《乡校堂试策问》，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2页。
[23] 吴师道：《徐文清公手书杂稿后题》，见《吴师道集》卷17，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59页。
[24] 吴师道：《敬乡前录序》，见《吴师道集》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297页。
[25] 吴师道：《敬乡后录序》，见《吴师道集》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298页。
[2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8《敬乡录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上册，第522～5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