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续后汉书》的修撰与流传

《续后汉书》编纂于郝经拘留仪真期间，直至延祐五年，方由元朝官刻行世。由于印本无多，流传不广，明以后逐渐散佚。清四库馆臣以其“持议甚正，有益治体”，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成书，收入《四库全书》之中，虽结构尚称完整，但内容已多有散佚。

一、《续后汉书》的修撰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蒙古汗位，以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出使南宋议和。南宋权臣贾似道，拘留郝经于真州（江苏仪征）十五年。在议和不成、归国无望的困厄中，郝经潜心经史，先后撰修各类著述十二种、数百卷，《续后汉书》即作于拘囚期间。

郝经《续后汉书自序》云：

中统元年，诏经持节使宋，告登宝位，通好弭兵。宋人馆留仪真，不令进退。束臂抱节，无所营为，乃破稿发凡，起汉终晋，立限断条目，以更寿书。作表、纪、传、录诸序、议、赞。十二年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书于两淮制使印应雷，得二汉、三国、晋书，遂作正史。以裴《注》之异同，《通鉴》之去取，《纲目》之义例，参校刊定，归于详实。以昭烈纂承汉统，魏、吴僭伪。十三年冬十月书成，[1]年表一卷，帝纪二卷，列传七十九卷，录八卷，共九十卷，别为一百三十卷。[2]

由上文可知，《续后汉书》的写作分三阶段：第一，发凡起例，确定全书的年代断限和改作宗旨；第二，分卷立目，并写出各卷的序文议赞；第三阶段，才是采录前史，编纂史书正文。然而，《自序》只记录了《续后汉书》的成书时间，而没有起始之年。考察郝经《陵川文集》，可见至元二年（1265）五月的《甲子集序》中，曾提到至元元年与书状官苟宗道“整领缀缉”旧稿，其中就有《通鉴书法》《三国条例》二稿，“各自为一书”。[3]苟宗道《续后汉书新注序》云：“先生比为新书，先作《义例条目》，以明予夺之旨，今各具本文下。”[4]《续后汉书自序》的新注注文亦云：“先生比修新书，先为《义例》，以明更定去取之意，今各具本条下。”[5]显然，这里所谓的《义例》或《义例条目》，就是《甲子集序》所说的《三国条例》。《续后汉书》完稿后，《义例》没有单独成篇，而是分条录入苟宗道的《续后汉书新注》，所以苟宗道《郝公行状》在记叙郝经遗著时，只提到《通鉴书法》，而未及《三国条例》。[6]《三国条例》是郝经编撰《续后汉书》的纲领，它确定了其书的修撰宗旨、体裁、断限和书法原则。而《通鉴书法》，是对司马光《资治通鉴》书法规则的总结，也是为确立改编三国史的书法原则而作的先行研究。可见，至少在至元元年以前，郝经已经在发凡起例，开始酝酿《续后汉书》。

根据《陵川文集》，约至中统四年（1263），郝经在多次与南宋当局交涉都无结果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潜心经史，做好长期被拘押的准备。从中统四年二月到至元五年（1268）正月的五年中，郝经先后编著了《一王雅》《通鉴书法》《春秋外传》《甲子集》《原古录》《太极演》《周易外传》等七部书约200多卷。[7]因此，在这一时期，郝经对《续后汉书》只作了发凡起例、确定义例书法的准备工作，大规模的修撰尚未开始。至元五年正月以后的四年中，郝经没有再写其他著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改编三国史的工作中，不仅确定了全书表、纪、传、录四种体裁，编制了全书的目录，还写好了各卷的序文、议、赞，全书出于己意的创新工作已大体完成。剩下只是根据旧史，将史料分别抄入体系完整的各卷之下而已。因此，至元八年五月，郝经通过南宋伴使陈西珪，向宋两淮制置使印应雷借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等书后，即开始大规模的史文抄录工作，不过短短的十七个月，到至元九年十月，这部90卷的《续后汉书》即告杀青。

可见，《续后汉书》的结撰，从至元元年作《通鉴书法》和《三国条例》开始，到九年十月全书完稿，共持续了九年时间，而其中主要的工作，完成于五年正月到九年十月之间。

《续后汉书》虽作于郝经拘留真州期间，但是改作《三国志》的心愿却并非始于此时。《续后汉书自序》对此有清楚的说明：

晋平阳侯相陈寿，故汉吏也。汉亡仕晋，作《三国志》，以曹氏继汉而不与昭烈，称之曰蜀，鄙为偏霸僭伪。于是统体不正，大义不明，紊其纲维，故称号议论皆失其正。哀帝时，荥阳太守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谓三国蜀以宗室为正，魏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蜀平而汉始亡，上疏请越魏继汉，以正体统，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诏中书侍郎裴松之，采三国异同凡数十家以注寿书，补其阙漏，辨其舛错，绩力虽勤，而亦不能更正统体。历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余岁，列诸三史之后，不复议为也。宋丞相司马光作《通鉴》，始更蜀曰汉，仍以魏纪事，而昭烈为僭伪。至晦庵先生朱熹为《通鉴》作《纲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继汉，统体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犹用寿书。经尝闻搢绅先生余论，谓寿书必当改作，窃有志焉。及先君临终，复有遗命，断欲为之，事梗不能。

因此，当至元九年（1272）书成之日，郝经才感叹：“安得复于先君，而告卒事乎！”[8]

郝经改作《三国志》是确有父命，还是模仿司马迁《史记》的临终受命，我们已不得而知。至少，郝经在宪宗八年（1258）十一月其父去世后所作《先父行状》中，并未言及遗命改作事。[9]但是，郝经本人于三国史寓心已久，则是确有其事。苟宗道《郝公行状》云：“公自弱冠，每以陈寿所修《三国志》统纪紊乱，尊魏抑汉，后世不公之甚，他日必当改作。”[10]早年束发就学奉父命学作决科文，郝经曾拟刘备和诸葛亮二人，作《汉昭烈帝讨吴孙权檄》和《汉丞相亮谕伪魏檄》。[11]出使南宋之前，自己酉年至戊午年（1249～1258），郝经又先后为顺天府关羽庙作《汉义勇武安王庙碑》，为涿郡刘备庙、诸葛亮庙作《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和《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碑》，并为北海管宁祠和易州田畴祠作《汉高士管幼安碑》《汉义士田畴碑》。[12]这些碑记，非但表彰忠于刘备匡扶汉室的诸葛亮和关羽，以及不仕曹魏以存汉统的义士管宁、田畴，而且提出黜魏尊汉的统纪问题。早在己酉年撰写的关羽庙碑中，郝经就提出蜀汉正统论：“昭烈帝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尽心于复汉，无心于代汉，汉统卒归之。袁氏徒为僭伪，曹氏徒为篡窃，孙氏徒为偏霸，竟不能以有汉。”[13]《昭烈皇帝庙碑》进一步指出：“陈寿作《国志》，即以汉统与魏，使昭烈父子与刘璋共为《蜀志》。其后著书者，皆以魏为正统。惟宋司马光更‘蜀’为‘汉’……而亦不以正统归之。至建安，朱熹始夺‘黄初’之统，以‘章武’继汉，汉亡始为魏。夫高帝以宽仁得人心开汉统，光武以谨厚得人心复汉统，昭烈以信义得人心存汉统。”所以，郝经在碑中，“推本汉氏家法心传，统体所在，正其名号，曰‘汉昭烈皇帝’，榜其殿而碑诸庙。”[14]这些都说明，郝经在出使南宋之前，的确已有改作《三国志》以正统体之意，只是因为忙于世务，无暇撰作而已。拘留仪真十五年，为郝经提供了专意述作的充裕时间。在这一时期编撰的十二部著作中，《续后汉书》是郝经用时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是集中体现其史学思想的代表之作。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朝廷商议刊刻郝经遗著，在众多的著述中独独选出《陵川文集》和《续后汉书》两部刊印行世，绝非偶然。

二、《续后汉书》的命名

郝经改作的三国史，最初并不称为《续后汉书》，而是沿用陈寿书名，称《三国志》。郝经《自序》云：“（中统）十三年冬十月书成……仍故号曰《三国志》。”其下苟宗道《新注》亦引《义例》曰：“陈寿之为《国志》，时东汉史尚无完书，乃断自献帝而下，为魏、蜀、吴书，总谓之《三国志》。天下分裂，统体不一，如周衰列国，故如《国语》别为之书，而谓之志，志亦记也。今虽增修，革讹饰陋，正其统体，其名不可易，故仍曰《三国志》云。”[15]这说明，早在编写《义例》决定改作宗旨之时，郝经已经为自己的著作确定了《三国志》的书名。郝经认为，三国时期的历史，正如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列国分立。所以，陈寿模仿《国语》体裁，按国别分作魏、蜀、吴三书来记载当时的历史，而总称为《三国志》，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现在自己改编三国史，主要是为了“革讹饰陋，正其统体”，至于书名则不必改易。实际上，仍用《三国志》之名，还有更深层次的寓意，即郝经期望自己的改作，可以取代陈寿《三国志》的正史地位。不过，这一点只能是他隐含的心愿，不便公开阐明而已。所以，至元九年（1272）十月全书告成，郝经作《自序》言修撰事，清楚地说明其书仍陈书故名《三国志》。同年苟宗道作《新注序》，亦未言及书名改易。

然而，郝经《陵川文集》卷29所收该书序、延祐五年（1318）五月江西行中书省开刊郝经著作的札付，以及同年七月江西儒学提举冯良佐为该书作的《后序》，都称这部书为《续后汉书》。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苟宗道《郝公行状》在记述此书时云：“公自弱冠，每以陈寿所修《三国志》统纪紊乱，尊魏抑汉，后世不公之甚，他日必当改作。及闻晦庵先生有《通鉴纲目》，尝语人曰：‘《纲目》虽夺魏统而与汉，然一代完书终未改正。’公乃创作纪、传、序、志、论、赞等书，其辞例森严正大，雄深健雅，黜奸雄之僭伪，续一世之正统，则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续后汉书》若干卷。”[16]集贤学士卢挚《郝公神道碑铭》、翰林学士承旨阎复《郝公墓志铭》二文，也都记此书为《续后汉书》。其中《郝公墓志铭》称：“公之殁也，权厝于保定西郭静直君（郝经父思温）墓侧。大德三年春，迁窆于河阳虎头山之原，从吉兆也。先事，朝请君（郝经子采麟，时为集贤直学士朝请大夫）持淮东道肃政廉访副使苟宗道所述家传，请铭幽隧。”[17]可知卢挚《郝公神道碑铭》和阎复《郝公墓志铭》，都作于大德三年（1299）春郝经迁葬之前，而二文所依据的苟宗道《郝公行状》，当更作于二文之前。也就是说，以上三文都写于延祐五年刊刻郝经遗著之前。这似乎是充分的证据，说明至少在该书刊刻前，甚至有可能在郝经生前，其书已改称《续后汉书》。但对史料细作考究，则又不然。

首先，《三国志》完稿于至元九年十月，下距十一年元军大举攻宋、宋遣郝经一行北归还有两年。若郝经在此期间已决定更改书名，那么他完全有时间改动《自序》和《义例》中有关书名的解说，而不至于留下“仍故号曰《三国志》”的原文。而且，郝经在北还途中就已罹病，十二年四月到达燕京面见忽必烈，翌日世祖驾幸上都，留郝经于燕京就医看治。七月十六日，郝经即以“宿疾复作”去世，其间似无暇再更定自己的著作。

其次，《郝公行状》的作者苟宗道，是以书状官身份随同郝经出使南宋的郝氏门生，当年在仪真曾协助郝经改作三国史，并为郝书作《新注》。如果郝经生前已决定改易书名，即使本人不及措手，苟宗道亦可助他改易原稿，而不会出现《自序》名为《三国志》，《行状》中却云“仍改曰《续后汉书》”的矛盾。

再次，《陵川文集》卷首所载延祐五年元中书省移江西行省咨文，在提到郝经三国史时，亦称之《三国志》。该咨文首引集贤大学士礼部尚书郭贯上奏云：“其平日著述，如《三国志》……《春秋外传》《一王雅》《陵川文集》等书，学者愿见而不得。”要求刊刻郝经遗著以示表彰。上书获中书省批准：“将郝文忠公遗文裒集梓行，诚有补于世教。”其后，咨文又引怀孟路申，“今将《陵川文集》并《三国志》申解前去”。中书省收到之后，遂“将发到《陵川文集》一十八册、《三国志》三十册送付编修官蒲道源等，考较去后”。[18]这说明，延祐五年朝廷商议刊刻郝经遗著，到怀孟路郝氏家中查找遗稿，并上呈中书省转翰林国史院官员考较时，郝经改作的这部三国史仍称为《三国志》。

书名的变化应出自翰林国史院官员对郝经著作考较之后，由“待制赵穆、编修官蒲道源等官连呈”中书省时，书名已改称《续汉书》。[19]而且，当年七月江西行省儒学提举冯良佐在刊印郝经著作完毕之后，作《续后汉书后序》还特地解释说，“若夫《续后汉书》暨《陵川集》，则今所定称也”。[20]这就证明，郝经生前《三国志》的书名从未改易，《续后汉书》之名，应该是翰林国史院官员考较时所改，所以江西行省札付、冯良佐《后序》，才一致改称《三国志》为《续后汉书》。至于《陵川文集》卷首附载的卢挚《郝公神道碑铭》、阎复《郝公墓志铭》和苟宗道《郝公行状》，以及《文集》卷29所录《续后汉书序》，都应当是江西行省刊印时所作的相应改动，而非原文如此。

还有一个佐证，郝经在拘留仪真期间，曾编订自己的诗文为《甲子集》，集中按文体分类，顺序为诗、赋、论、说、辨、解、书、传、志、箴、铭、赞、颂、序、记、碑志、行状、哀辞、祭文、杂著、宏辞、表奏、使宋文移等。[21]而延祐五年刊刻的《陵川文集》，各文体顺序调整为：赋、诗、图记、论、杂著、文、哀辞、祭文、箴、铭、赞、说、书、记、序、述拟、奏议、碑文、墓志铭、行状、使宋文移。说明翰林国史院在考较郝经著作时，不只是作了文字的考核校订，还重新编辑过文集。

书名的改易，说明翰林国史院官员认为，郝经三国史沿用《三国志》之名，有仍陈寿之旧的嫌疑。不如像南宋萧常所著三国史，改称《续后汉书》，更能凸显蜀汉为继西汉、东汉之后又一个新的汉朝政权，也更符合郝经改作三国史、确立蜀汉正统的宗旨。这一改变，虽无悖于郝经更正统纪的撰述本意，但是，翰林国史院官员并不认为郝经之书，可以取代陈寿《三国志》的正史地位，则是显而易见的。

三、《续后汉书》的刊行与辑录

至元九年（1272）十月，《续后汉书》完稿于仪真。两年后，元军大举攻宋，忽必烈遣兵部尚书廉希贤与郝经之弟行枢密院都事郝庸入宋，责问宋朝拘留使节之故，南宋被迫放还郝经。次年四月，郝经一行回到燕京，入见忽必烈复命，七月即病卒家中。郝经死后，他从南方带回的著作悉藏于家，未曾刊行。

据元中书省咨文，仁宗延祐中，郝经门生礼部尚书郭贯上书朝廷，提出郝经以国信使出使宋朝，被宋拘留十六年，“凛然风节，远配古人”。“其平日著述，如《三国志》黜曹魏而主刘蜀，使正统有归，吻合朱文公《通鉴纲目》笔法，一洗前书之谬误，是诚有补于世教。又如《春秋外传》《一王雅》《陵川文集》等书，学者愿见而不得。似此遗稿，家藏尚多。不幸其子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文徵早卒，伏虑前书久而散失，良可惜也。如蒙朝廷允许，于怀州本家取发前来，付翰苑披详，发下板行。庶使一代儒宗雄文杰作，不至湮没，传之将来，以见圣治文明之盛，是则非惟死者之幸，实后学之幸也”。[22]要求刊刻郝经遗著，以表彰忠烈。

郭贯上书得到朝廷批准，遂移文怀州，于郝经家中寻求遗稿。在郝经诸多著作中，怀孟路仅将《陵川文集》十八册和《三国志》三十册申解入京，由中书省送付翰林国史院考较。参与其事者，有翰林待制赵穆、翰林编修蒲道源等人。考较后，翰林院官员连呈：“郝经所著文集，笔力雄深，议论赅博，忠义之气，蔼然见于言意之表。《续汉书》（即《三国志》）得先儒之至论，黜晋史之帝魏，使昭烈上系汉统，扶立纲常，有补世教。其间叙事，典赡核实，多前史所未及者。若蒙呈达都省，行下书坊，版行传后，非惟使斯人生平精苦之志有以表见于世，亦示我国朝之有人焉。”[23]于是，由集贤大学士陈颢“以公书敷奏”。仁宗“念故臣之可悯，喜藏书之有传，睿旨恩润，俾江西行省绣梓”。[24]到延祐五年（1318）七月，两书刊刻完成，各印刷二十部。这是郝经《陵川文集》和《续后汉书》的第一次刊行，上距至元九年《续后汉书》成书，已经四十六年。但因各书印数有限，流传亦受到局限。

明清两代，郝经著作的元官版毁亡。《陵川文集》由于受到世人重视，多次重刊重印，完整流传至今。而《续后汉书》因未曾再版，所以到清修《四库全书》时，已无传世本，惟《永乐大典》存录尚多。四库馆臣乃自《永乐大典》抄录整理，辑成《续后汉书》90卷，虽结构完整，内容却多有遗失，已非完璧。此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上海郁松年《宜稼堂丛书》，据《四库全书》辑佚本刊行。而《丛书集成初编》，又据《宜稼堂丛书》本重新排印。这就是郝经《续后汉书》的版本情况。

《四库全书总目》云：

是书与经所撰《陵川集》，皆延祐戊午官为刊行，然明以来绝少传本，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多，核以原目，惟《年表》一卷、《刑法录》一卷全佚不传，其全篇完好者犹十之六七，其序文、议、赞存者亦十之八九。今各据原目编辑校正，所分子卷悉承其旧。间有残缺，其文皆已具于陈志，均不复采补，以省繁复。又经所见，乃陈志旧本，其中字句与今本往往异同，谨各加案语标明，以资考证。书中原注，乃书状官河阳苟宗道所作……其注于去取义例颇有发明，而列传中或有全篇无注者，殆修《永乐大典》之时传写佚脱欤！[25]

《四库提要》说明，郝经《续后汉书》的辑录，具备两个有利条件：一是该书虽已散佚，但资料在《永乐大典》中保存尚多，具备辑录成书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其书原目尚存，使辑佚者可以根据郝经编定的目录，将所辑材料编辑校正，甚至所分子卷皆可悉承其旧。这就基本保存了郝书的原貌，虽有部分资料佚失，却无碍大局，使后世仍可以了解其书的体裁结构和编纂宗旨。

《续后汉书》的辑录情况究竟如何，上引《四库总目》只是概而言之。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统计，其中全卷佚失确乎只有《年表》和《刑法录》2卷，约占全书90卷的2%；不过，尚有正文全佚仅存议、赞者8卷，约占全书9%；部分阙佚者57卷，约占全书63%；而全卷完整者只有23卷，仅占全书26%，远不是《提要》所云的“十之六七”。至于郝经自撰的序文、议、赞则保存较好，其中序37篇存29，议172篇存150，赞93篇存76，即在总数302篇中保存了255篇，约占全部的84%，确如《提要》所言“存者亦十之八九”。

若按史书体裁统计，则有：

年表1卷，全佚。

帝纪2卷，全存。

列传79卷，包括汉传21卷、魏传24卷、吴传16卷、人物类传14卷、四夷列传4卷。其中全卷保存完好者18卷，分别是卷9、卷15、卷23（汉传），卷25、卷29、卷31、卷37、卷38（魏传），卷49、卷50、卷51、卷54、卷62（吴传），以及人物类传中的卷69（高士传）、卷70（死国传）、卷73（狂生传）、卷74（叛臣传）、卷75（篡臣传）。而止存议、赞正文脱佚的8卷，分别为卷6、卷13（汉传），卷26、卷27、卷28、卷40（魏传），卷59（吴传），与四夷列传中的卷82（南蛮传）。所余53卷则各有阙失，皆不完备。如按列传所载人物统计，在61卷各国列传中，正式立传记载的人物原为汉100人、魏132人、吴79人，今阙汉41人、魏51人、吴28人。各列传附载的人物原为汉88人、魏93人、吴69人，今阙汉34人、魏50人、吴25人。而在14卷人物类传中，正传记载原为汉59人、魏86人、吴46人，今阙汉17人、魏13人、吴9人。附传原为汉33人、魏56人、吴16人，今阙汉6人、魏4人、吴4人。换言之，在全部人物传记中，正传原记载各国人物502人，今阙159人，约占全部人物传记的32%；附传原记载各国人物355人，今阙123人，约占全部附传人物的35%。至于四夷列传4卷，在北狄、乌桓、鲜卑、羌、西域、东夷、南蛮、西南夷八类目中，除南蛮、西南夷二类正文全佚外，其余五类正文也所存无几，是全书中散佚较为严重的部分。

八录8卷，其中道术、职官、食货3录全存，刑法录全佚。历象录26类目中，仅辉气全阙，五行、灾异部分阙，保存尚属完整。其余三录则缺损严重。疆理录载16州，汉1州阙，魏11州阙6，吴4州阙3。礼乐录中礼分天、地、人3类，天20子目阙11，地9子目阙5，人15子目阙8；乐3类全存。兵录分15类，亦阙10类。

此外，苟宗道所作《续后汉书》原注，因散附于各卷正文之下，其存佚今已无法确计。

由统计可知，《续后汉书》体裁结构堪称完整，郝经亲自撰写的序文、议、赞保存较好，残佚严重得多是抄录自《三国志》、裴注及诸史的史书正文，对于了解全书妨碍不大。可以说，《四库》辑佚本，为研究《续后汉书》和郝经的史学，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

[1] 按：郝经被拘真州，北方消息不通，不知道中统五年忽必烈改元至元之事，所以一直沿用中统纪年。中统十二年、十三年，即至元八年、九年，以下类推。

[2] 郝经：《续后汉书自序》，见《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辑录《永乐大典》本，1986，第385册，第23～24页；又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9，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5页。

[3] 郝经：《甲子集序》，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9，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页。

[4] 苟宗道：《续后汉书新注序》，见郝经：《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5页。

[5] 郝经：《续后汉书自序》，见《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4页。

[6] 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7～28页。

[7] 参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8、29诸书序文，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

[8] 郝经：《续后汉书自序》，见《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1～24页。

[9] 郝经：《先父行状》，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9～12页。

[10] 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7页。

[11] 郝经：《汉昭烈帝讨吴孙权檄》《汉丞相亮谕伪魏檄》，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1，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9页。

[12] 诸碑分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卷33，第4～6、11～18页；卷34，第1～4页。

[13] 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碑》，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4～5页。

[14] 郝经：《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14页。

[15] 郝经：《续后汉书自序》及苟宗道新注引《义例》，见《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4页。

[16] 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7页。

[17] 阎复：《元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墓志铭》，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4页。

[18] 延祐五年《中书省移江西行省咨文》，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3页。

[19] 延祐五年《中书省移江西行省咨文》，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页。

[20] 冯良佐：《续后汉书后序》，见郝经：《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6页。

[21] 郝经：《甲子集序》，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9，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页。

[22] 延祐五年《中书省移江西行省咨文》，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3页。

[23] 延祐五年《中书省移江西行省咨文》，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页。

[24] 冯良佐：《续后汉书后序》，见郝经：《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6页。

[2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郝氏《续后汉书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上册，第451页；又见郝经：《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385册，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