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视骄阳

第一堂课，我为学生简单讲授了“生死学”和生死教育的简史，当然是简而又简的。不过，我觉得自己准备这段短讲，其实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追根溯源，生死学的源头在100多年前。

1903年，俄国生物学家梅契尼科夫（Elie Metchnikoff）出版了《人的本质》（The Nature of Man）一书，首先提出了“死亡学”（Thanatology）的概念。Thanatology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中死神“Thanatos”的名字。梅契尼科夫认为，用科学的精神及方法研究“死亡学”和“老人学”，可减少人类承受痛苦的过程，并可改善人类生活品质。

作为生物学家的梅契尼科夫，为什么会提出“死亡学”来？他本人哪些人生经历触发了他对死亡的关注与思考？凭直觉，我知道这里面应该有故事。每个对“死亡”问题有超过常人关注的人，包括我自己，必定有着自身的原因。

果然，梅契尼科夫年轻时便遭遇了死亡之痛。他的第一任妻子因为感染肺结核而在1873年过世，28岁的梅契尼可夫非常悲痛，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问题，他吞食了大量鸦片企图自杀，但是没有成功。1875年，他再度结婚，而第二任妻子又在1880年得了伤寒，梅契尼可夫再度自杀。这次他用了注射的方式，让自己感染了回归热，但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他还是没有死去。

这个两次自杀没有死去的人，后因发现吞噬细胞，建立细胞免疫学说，与P.埃尔利希共获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梅契尼科夫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死亡之痛，也看到了生命巨大的可能性。它像一个寓言一样，暗含了“生死学”的价值：“唯有愿意触及死亡的终究限制，才可能从中开拓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3]

在梅契尼科夫之后，著名的爱尔兰诗人艾略特在1955年提出：“死亡教育和性教育同样重要和必要。”20世纪60年代，死亡教育开始出现在美国大学和中学中。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据《纽约时报》报道，已经开设“死亡与临终”通识课程的高校达165所，中学达1100多所。到1975年，已经有40多所医学院开设了死亡教育的正式课程。[4]

在死亡学、死亡教育，演变为“生死学”“生死教育”的过程中，一个重要人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他在1993年出版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一书中，提出“生与死构成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息息相关”，应当建立现代生死学，以此来探讨现代人的死亡问题和精神休克，以及生死的终极意义。[5]

与梅契尼科夫一样，傅伟勋先生也有着自己的故事：在写作这本书时，他已经因患淋巴癌做过两次手术和无数次电疗了。这位“动起来如顽童欢悦般直率，静起来如老僧入定般沉潜”（心理学家杨国枢语）的学者，学贯中西，曾在美国宾州州立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开设“死亡与死亡过程”（Death and Dying）课程10年。开阔的视野和深沉的思考，使得他认为必须整合精神医学、精神治疗、哲学、宗教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将死亡学放在广义的现代生死学的大框架中来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平时的精神状态与临终的精神状态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而且因为“生死学的首要课题是关于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意义探索”。

据说，杨国枢和余德慧等人1992年在台湾大学开设“生死的探索”选修课时，原来以为只会来30个学生，所以要了一间小教室。没想到还没上课就已经坐满了学生，于是紧急换了一间中等教室，但很快又坐不下了，最后只好换到一间能坐300人的大教室中。

已故的余德慧教授，虽然从未谋面，但我在心里把他当作自己在生死学上的启蒙教师。因为好几年前，就有朋友送给我两本余老师的著作《生死学十四讲》和《观山观云观生死》。余老师后来离开台北移居花莲，在东华大学任教，而后又在慈济大学重开“生死学”课程，并且常年在慈济医院心莲病房（临终照护病房），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对临终者的服务，每周主持医护人员的个案讨论。这样的一线工作，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临终和临终照护的认识。非常非常遗憾的是，待我终于去到花莲，走进余老师的家时，他却只能在墙上那张大照片上，无言地望着我——余老师故去已经一年了！

一水之隔，中国内地的生死教育大约晚了10年，但也很快发展起来。例如，2005年，复旦大学胡志辉开设了“生命教育研究课”；2006年，江西师范大学的郑晓江开设了“中国死亡智慧”选修课；近年来，开设相关课程的高校更多，对此，2013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曾以《生死课》为标题进行了整版的报道。

对我而言，走上讲授生死学课程之路，还有一个重要的引领者，就是美国著名的存在主义治疗家欧文·亚隆。若干年前到香港，省下盘缠，花重金（和内地书价相比）买回了港台版的《爱情刽子手》和《当尼采哭泣》。《爱情刽子手》是一本心理治疗的故事集。10个故事的主角，大都是已经走向生命终点的人。其中有个故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淋巴癌已经扩散了的男人，还在惦记着“我要和看到的每个女人上床”，甚至在小组治疗中也对女性出言不恭。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在亚隆的帮助下，他才开始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努力改善和子女的关系。临终前，他对亚隆说：“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6]

为什么病入膏肓，他仍然“性致勃勃”？为什么在临终之前，他觉得自己终于“得救”？如果没有最后阶段的觉醒，他在死亡来临时会是怎样一种感觉？亚隆的心理治疗故事，让我仿佛看到了生命更深处。在他看来，人的所谓心理问题，其实都是四大存在问题在作祟，它们是死亡、孤独、自由与责任和生命的意义。当然，这是和精神分析非常不一样的思路，似乎更靠近哲学而非心理学。

我想我喜欢亚隆，也许是因为自己从年轻时起就被这四大问题所“折磨”，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过死亡的冲击吧。

死亡对我的第一梯次轰击，是在十年浩劫中。在“**”初期的那两三年里，不断有熟悉和不太熟悉的人死亡，有些是被打死的，有些是自杀的。还记得有一天刚上课，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就站起来要求发言。我很纳闷，她平时沉默寡言，不知道今天怎么这么积极？但我马上就听到了她颤抖的声音：“我要和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原来，她身为外科医生的父亲，头天夜里自杀了。之后是上山下乡，我们大队28个知青，死了3个，其中包括我幼儿园时的朋友连连，她被恶性传染病伤寒夺去生命，死时仅17岁。我还记得父亲来信提到这件事时，用了“夭折”这个词。

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正处在13岁到17岁之间，我不知道这样的经历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那段时间总是噩梦连篇。特别是连连死后，整整一个星期我无法闭眼，之后记忆力开始严重衰退，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中了。

另一段比较密集地接触死亡，其实不是被动的，而且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从2003年SARS开始，我带领“青春热线”志愿者团队，一次次为突然被死亡袭击的人们提供危机干预和哀伤辅导。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面对那些遭受重创和打击的人们，面对他们的悲伤、失落、恐惧、内疚、愤怒，该如何走近？如何陪伴？如何打开分享的空间？如何倾听和转化……每一次工作前，不论多么紧急，团队都会进行认真准备；在危机干预的过程中，彼此相互支持；在工作结束后，再累再饿，我们也都会认真进行总结，将经验一点点地积累起来。我一直记得台湾赖念华老师在危机干预培训中的一句话，并且也常常用它来鼓励“青春热线”的团队成员：在危机干预中，最重要的是勇气，不是完美。

为什么我们会主动选择来做这种与死亡有关的工作？因为在当时，在危机事件发生后，还很少有人去进行心理辅导，人们常常会认为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却不理解未处理的悲伤等情绪，会久久地潜伏在心灵深处，影响着人们日后的生活适应和人际关系。直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对危机事件受害者进行心理干预与治疗，才开始被广泛地接受。“青春热线”所做的危机干预和哀伤辅导，也为在中国开展相关的工作积累了一点儿小小的经验吧，我们的案例还被收入到《姑息医学》[7]教科书中。

2008年对我而言，是个“再也无法对死亡视而不见”的年份。这不仅因为汶川大地震，将生之无常和死之惨烈一下子推到我跟前，也因为经历退休、女儿离家上大学这些“生活事件”，生命流逝的声音开始变得响亮。记得最后一天在报社收拾东西时，面对几十本采访笔记、一包包读者来信、几大本自己的文章剪报，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带走还是该丢掉。每一张纸片上留下的都是生命的痕迹，要在一个上午把27年打包完毕，酸甜苦辣都来不及回味。

就在这段时间，我读到了亚隆的新著《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有意思的是，直到读第二遍，我才发现，亚隆宣称这是他的封笔之作。想到第一次阅读时我竟然会将这么重要的信息“忽略”，心里一惊：原来，我还不能接受亚隆已经老了并且也会死去这样一个事实。

不愿意接受亚隆也会老去，也会死亡，其实是不愿意接受自己也会老去，也会死亡吧？

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家，亚隆对死亡的讨论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也不局限于个人的感性体验（虽然他也专用一章分享了他与“死亡”的关系）。几十年作为生命“向导”，使他可以从一个个来访者的症状和困扰中辨识出“死亡焦虑”，也看到死亡意识如何变成了“觉醒体验”，使人们的人生发生了重大改变。他探索人们对抗死亡焦虑的办法，用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哪些方法奏效，哪些南辕北辙。对我个人而言，颇有启发和帮助的，是“波动影响”概念。

所谓“波动影响”，就是“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意思——一个人不仅存活于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举动将生命传递下去，波动影响到下一代，甚至代代相传。“波动影响”并非伟人的专利，我至今还记得报社一个普通女工刘金芬给予我和“青春热线”志愿者们的温暖和帮助，虽然她已病逝了二十多年。

这堂起始课的阅读资料，就用《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的第一章“死亡之痛”吧。它概述了人一生中不同阶段出现的死亡恐惧，从童年到老年，从**裸的表现到通过“隐藏和伪装”转化成的各种症状；它也概括了“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的价值和意义——“用肉眼直视如此耀眼的骄阳”，是为了“以更丰富、更有同情心的方式再次直面人生”。[8]

我把第一单元的课程命名为《通过电影直视骄阳》，也有向亚隆致敬的意思。但如何引出“死亡”的话题，如何让风华正茂的学生，敢于“直视骄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