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关头，老师是否有责任保护学生？

《小猪教室》的故事并不复杂，但是它可以引发的讨论方向却很多。在有限的时间中如何组织讨论，对于我这个老师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考虑到这是第二个单元，为了让讨论聚焦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我采用了相对结构化的讨论方式：请同学分成三个小组，抽取我事先准备好的三组讨论题，先在小组讨论，然后与全班同学分享。比起大班讨论来，小组讨论压力小，比较容易让学生参与其中。

第一组问题的关键词我选择的是“责任”，讨论题目是：

1.在电影中，孩子们开始承担起饲养小猪的责任，最后还要承担起选择的责任。在人生中，有哪些责任是需要承担的？承担责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一个人不想或害怕承担责任，对他的生命会有怎样的影响？

2.在汶川地震中，有个老师在地震袭来时，自己先跑出教室[2]。你认为在危险关头，老师是否应当承担保护学生的责任呢？

3.责任会不会给人带来压力甚至压迫？请举例说明。

为什么我会选出“责任”这个关键词？因为生死学不是死亡学，在这个课堂上，我不仅要带领学生探索死亡，也要探索如何生存。

此前，我曾经观摩过另外一所大学的生命教育课，那天的主题是“责任生命”。我想，设计并承担这堂课教学的老师认为，学会承担责任，是使生命有意义有价值的重要途径，也是人类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对此，我也很认同。但那天的课堂却让我有些失望，老师虽然准备了一些案例，却没有组织学生讨论，似乎老师很想努力将“责任意识”塞到学生的脑袋中去，但由于没有调动学生去思考和辨析，效果并不是太好。

在我的课堂上，有很多同学毕业以后也会成为一名教师。用“5·12”大地震中的这个案例，会让他们想到自己可能也面临同样的处境，因此“责任”就不再是一个外在于自身的、空洞的“大词”了。

果然，讨论非常热烈，而且学生们代入了自身，不再漂浮在空洞的概念中。

有同学提出了“责任冲突说”。他们认为，“责任”是一种选择，与人的价值观有关。不能说所有的老师都应该有保护学生的义务。作为一个人，老师也有自己的家庭义务，“他可能有妻子、孩子，他只有一个家，这个家对他具有独特性、唯一性，需要人去保护，而学生有很多”。“他不仅是一个教师，也是一个儿子，或者还是父亲、丈夫，在中国孝道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因为保护学生死了，社会的责怪会少了，但他的家人也许会责怪他。”

有同学提出了“情感交集说”。他们说，老师选择在危难时刻首先保护学生，不是因为简单的义务关系，不是外在的职业要求让老师去保护学生，而是对学生有感情了。有了感情上的交集，行为会不一样。一位已经任教的助教（每轮课，北京师范大学都会为我配备两位助教）说：“刚才有同学提到将来要做老师的事情，我突然觉得，哦，其实我也是个老师，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的感觉一下子变得很不一样了。我开始考虑我的学生，因为我在当班主任。我和我的学生接触也就只有一次班会，然后他们就去军训了，现在彼此的感情确实不深。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我很有意愿去帮助这些同学安全撤退，然后我再走，但是我现在不能保证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可以这样做。我愿意，但我不能保证。但如果我带了他们四年，在毕业的那一年，我觉得我有信心可以做到。”

有同学提出了“区分职业要求和道德典范说”。“作为一个教师，能把课上好，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把我知道的东西教给学生，这是对老师最低的要求。范老师在那个时候跑出来，我们没有权力去责怪他。当时也有老师在讲台前面保护了四个学生，自己死了[3]，但他是作为一个道德典范来存在的，我们没有权力用一个道德典范的要求去要求每一个人。每个人的观念、责任感、教育水平都是不一样的，学生这个群体在每个老师心中占的地位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付出多的老师我们应该去感恩，但是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标准要求所有的老师。我们可能要求老师太多他本身的职业之外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老师愿意去做才能做到的，他不愿意去做，我们也不能说他错了。”

“为人师表就要保护学生说”，似乎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但是，我发现，坚定地捍卫这个观点的学生，他们背后有故事。许栋同学说：“我将来也是有可能当老师的。不管别人怎么样，如果我是老师，我肯定是、必须是——最后一个走，为人师表就是要做到这样。如果我有孩子，也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些老师就是这么做的。”许栋来自四川地震灾区，他是眼里含泪说出这些话的。杨仲，也来自震区，他忍不住站起来“说说我的亲身经历”：“我是四川的，‘5·12’的时候我是初三，我们班在五楼，正在考试，地震的时候整栋楼都在晃，我有个冲动就是想直接跳下去。楼梯口上的灰尘全部在往下掉，像电影里一样，当时我心里特别慌。我们的物理老师在四楼，他冲上五楼，找到我们班同学。我看见他的时候，觉得心里面有了依靠，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所以我觉得老师在危难时刻是学生的一个心理寄托。”

最后，讨论聚焦在“本能与超越本能说”上。有人认为，范老师的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讨论，很大程度和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有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我们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家会对老师这个职业，对老师这个人，提出超越人性的更高标准。而另外一位旁听的老师说：“事情过去这么多年，基本上被淡忘了，但我刚才有个觉察。看到这道题，看到这个老师的名字时，我心里对这三个字的厌恶依然存在。我能够理解在生死关头会逃走，不由自主地。我对他的厌恶或者说不齿，不在于他跑了，而在于他这样做了以后还在夸耀。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是老师，当时我很慌乱，我跑了，之后我会非常羞愧，非常歉疚。”

作为授课老师，这样的讨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扩展思维的目的，但我还想更深入一步。于是我总结了大家的讨论后，接着继续提出问题：第一，人确实有本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想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或者想到“我的生命对于我的亲人是唯一的”，因此有可能选择自我保护，而不是牺牲自己保护别人。这可能更多的属于生物性的本能。这样的本能我们也很难说它是好的或是坏的，它就是一种本能。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他们超越了本能，在那一刻，就像杨仲的物理老师，他本可以从四楼往下走，但是他面对危险选择逆流而上，走到五楼去，因为学生在那里。“5·12”地震后，我到四川培训当地的心理治疗师，在西南科技大学听到一个故事：那天他们的校长是最后走出大楼的，他把九层的办公楼每一层都走到，确信没有人了才出来。我们看到很多人可以在危难关头做到超越本能。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超越本能？这种超越本能的人，我们可能说他们道德很高尚，他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那他们为什么可以超越本能？

有同学说，那些超越本能的老师，是因为“为人师表”的观念对他们来说已经深入骨髓了，内化了，所以根本不用去想，他们就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还有同学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如果在地震中遇到过这样的老师，可能在轮到自己的时候，更有力量这样做。“情感交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为什么路人并不认识掉到水里的孩子，也会去救呢？

学习心理学的同学回答了这个问题：“也是本能，是利他性的本能。孟子不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看到别人受难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去帮他。就整个人类来说，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利他性，种族就更容易生存下去。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对种族来说是不利的。”

“利他”是否也是一种本能？在血缘亲缘关系之外，人类是如何形成“利他”行为的？在这个问题上，生物学家似乎比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有更多的探索。我从郑也夫先生的《神似祖先》[4]生物学阅读札记上获益不少，却无法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和学生们分享，只能寄希望于他们在课后阅读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我们中国的语境中，“责任”成了一个多少让人感到有压力的词儿。所以当我问学生“如果我们一生都不去负责任会怎么样”时，有学生脱口而出：“会很自在。”

我又问：“就这样自在地生活下去、生活下去、生活下去，然后生命会有什么不同吗？”

另外一位同学发言了：“总有要自责的时候，会觉得活着没意义，老了的时候会发现没什么可回忆的。”

原来，生命不仅有不能承受之重，也有“不能承受之轻”啊——一个人不愿意承担生命的责任，也就很难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讨论到此，我开始“打结”，但我仍然希望对讨论的总结，不是让学生接受“结论”，而是让学生继续思考。所以我说：

“同学们是否注意到了，‘责任’，似乎总是和我们的某种生命角色联系在一起。例如，作为父母，我们有养育教育自己孩子的责任；作为老师，我们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看上去，‘责任’好像是角色强加给我们的，是生命外部的力量。但是，当‘责任’融入我们生命的时候，会不会也是一种促进生命发展和成长的内在力量？与不承担责任的人相比，承担责任的人是否更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超越生物本能、有思想有灵魂的大写的‘人’？其次，‘责任’是否也是生命意义的来源？‘责任’总是我们对他人或社会而言的，因此我们个体的生命价值，便在与他人、与世界的联结中得到体现。最后，承担责任，是不是还可以激发出生命的潜能，使生命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坚强？

不过，‘责任’这个词的分量的确有些重。就像刚才讨论中提到的，有时不同责任之间会打架，比如你的职业角色和你的家庭角色要求你承担的责任，可能会在一些情形下发生冲突。如何协调这些冲突？大概没有什么高招妙法，只能把它视为人生中需要学习的一个课题。还有些时候，一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可能超过了自己的能力，也会让人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如果某些责任来自外部的强加，比如某种权力关系或者意识形态要求，和自己内心的想法产生冲突，你是否还拥有选择？守卫柏林墙的士兵，当发现有人要逃跑时，职业角色要求他开枪，那是角色赋予他的责任，但他是否还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选择……”

从一只小猪谈到了柏林墙，“责任”这个大词，开始变得具体了，也变得复杂了。我希望学生们能够在讨论中意识到，“责任”，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学会承担责任，才可能在极端情况下超越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