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文化

即时的时代文化，指社会成员所身处其间的“现在的”社会文化总体状态，简称时代文化。是社会文化在特定时代、特定历史阶段的显现。时代文化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更新，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暂时性”。

时代文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加以理解与辨析。

第一，从历时的角度看，时代文化一般由传统积淀的文化与当代新兴的文化组合而成。

传统文化是长期积淀起来的，它通过一代一代的教化传递下来，构成社会成员看待事物、分析事物、评判事物的“前见”，是其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绪、审美旨趣、文化心理、民族性格的根据，是时代文化中保守而稳定的方面。

社会的新兴文化是人们在新的生活方式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心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信仰状况的趋新求异的“当下”表现。它总是指向现在，总是和当下的经济、政治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当下的新生事物相结合，呈现出新的文化现象与文化景观。

就中国当前的时代文化而言，新兴文化在开放的国际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他民族文化发展演变而来。他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常常构成当代新兴文化的重要内容。

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新兴文化的关系：两者在特定时代交织在一起，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一部作品、一种文化现象经常既包含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也包含当代新兴文化的内容。比如在王全安的电影《惊蛰》中，在余男扮演的关二妹身上，我们便看到她身上既有叛逆、追求个体自由幸福的现代女性意识，又有倚靠、服从夫权的传统心态，就像她既对城市现代化生活节奏向往，又对城市价值标准的失衡感到恐惧一样，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又如霍建起的《暖》，这部改编自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的故事，本身就穿越了现代化大都市与偏僻落后的乡村，穿越了古风尚存的20世纪中国山寨与五光十色的当今社会，讲述了穿越文化时空的爱与恨。

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当代新兴文化是刺激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前进的动因，它被民族传统文化吸收、改造、整合之后，又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继续生息繁衍。

第二，时代文化从其所属的群落来看，主要包括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官方文化。

在历史上，它曾表现为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与君主专制文化。在现代社会，它表现为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大众（市民）文化与执政集团的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系统是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化模式，它控制、引导着文化的宏观发展走向。大众文化系统乃是相对于官方主流文化系统而言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文化行为。在印刷、电子等传播媒介产生之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众文化渐渐兴起。精英文化则是指以学者、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阶层所倡导的区别于主流、大众文化的文化系统，在很多时候，它往往具有批判性、独立性及前沿性。

中国历史的大多数阶段，都是由官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精英文化一般处在被排挤、压抑、制约（或附庸、隐忍）的地位，而民间的大众文化则往往被“强奸”、“阉割”与愚弄，很少能够独立地展示自己，在社会文化的殿堂间处于“失语”状态。

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精英文化也会变成强势文化，居于社会的中心（主流）。中国历史上有一段君主专制文化表层退场，民众文化尚懵懂含混尚未清醒，只有知识精英呐喊的时期，那就是五四运动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发挥到极致。君主专制文化所依赖的王权退缩在历史舞台的背后，曾渗透进人们骨髓的封建意识尚笼罩在华夏的上空，知识精英们站在时代文化的潮头，运用手中的笔，影响着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而使民众的精神在精英文化的启蒙中苏醒过来。作为时代文化主体部分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这对在异域文化里曾大放光芒的孪生兄弟，在中国那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彪炳生辉。

而当前的我国，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大众文化部分。代表当代大众文化的快餐化通俗文学取代了代表精英文化的经典文学，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官方媒介也进一步使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渐渐靠拢、融合。当代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复制性，不仅复制艺术品，还复制价值观念。当代媒介社会是一个符号世界，我们每天穿梭在广告、报纸、摄影、杂志、电影、电视和电脑网络组成的视觉世界中。形象不仅构成了对现实的反映，而且同时也构成了现实本身。正像视觉符号自身的复制一样，它同时也在复制着相同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二就是消费性，不仅物质产品是消费的对象，而且文化、艺术、审美，甚至精神也成为消费的对象。物质与精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后现代艺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消解艺术和生活之间人为的界限和鸿沟。在计算机时代，让艺术进入生活或把生活引入艺术，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标志。当人们终日面对电视和电脑时，不断被模拟的现实不仅在虚拟的现实中被改变了，而且它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现实本身的感知和理解。现实本身变得越来越脆弱和不可相信。大众文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角，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有其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判断一个时期社会时代文化是否正常，可以上述三种文化构成的关系为依据。从纯学理上讲，三种文化应该是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彼此制约、有机融合——这，才是正常与健康的社会文化模型。然而实际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三者关系的态势各有不同。在社会平稳的情况下，官方、民间（大众）、精英三个文化系统互相依存，和谐发展，有机地融为社会文化的整体。但在社会不平稳地发展时，它们则呈现几种特殊的结合形态：

其一，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靠近或结合，与民间文化抗争或疏离。比如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以光绪帝为代表的官方文化与康梁代表的精英文化结合，力求维新变法。但当时的民众意识因源远流长的封建文化的愚弄，尚不能自然接受乃至蒙昧地抗争。

其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接近或融合，与官方文化相悖反。

其三，官方文化和它所造就的大众文化一起，与精英文化对立。此类现象，如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可谓登峰造极。中世纪西方宗教法庭和信徒对倡导先进文明的人文学者与发现真实自然的科学家的残酷迫害，亦可谓异曲同工。

其四，主流、大众、精英三者完全同一。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绝非正常，而且往往也时运不久。但是，就其文化的实际作用来说，倒也不能武断地予以绝对否定。因为尽管不是正常的社会文化构成，但有时也有特定的正面效应。例如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曾出现过这种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尽快医治战争创伤的普遍意愿中，在憧憬未来美好新生活的渴望中，在近乎乌托邦但真诚的理想主义的追求中，全国各阶层都自然而然地凝聚、集合起来，此时，无论是官方的意识，是精英的思想，还是民众的呼声，都在上述基础上融会贯通起来。其正面的文化效应毋庸置疑。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三者同一的非正常的文化现象，往往造成社会的大悲剧与大倒退。20世纪德国纳粹主义的绝对一统，其品格与后果，是触目惊心的。

总之，三者只有互有差异、互相依存、互相弥补，才是社会文化良好发展循环的模式。所处时代三种文化的各自品格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态势，是每个文化人必须清醒认识的。

第三，时代文化从其内在性质来看，又可分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三部分。

社会文化从其内在性质的构成来说，应是一个多元的系统。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系统内部，总有一种在价值取向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分，可称其为主文化。与主文化的价值取向相异但并不对立的文化，可称为亚文化。而与主文化的价值取向相对立的文化成分，则为反文化了。上述，没有意义层面的裁判性，只是一种性质层面的区分。

主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占主导、统治地位的文化，是时代文化的主脉，处于显在状态，它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大部分角落畅通无阻。但必须在此指出：时代文化中的主文化，并不等于一定是进步健康、必须肯定的。同时，它也并不等于官方文化，尽管官方文化往往占据时代文化的主流位置。

亚文化：亚文化生存在主文化的阴影之下，是时代主流文化的某种附庸，它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常常流行于社会生活的边缘或角落。亚文化站在主文化的影子里，说着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看法。它与主文化不相类同，但彼此并不形成对立与对抗。亚文化一般淹没在主文化强势的话语体系里，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潜在的“共谋关系”。

反文化：反文化则站在主文化的对立面，与之公开或潜在地对抗。其价值尺度与行为观念均与主文化抗衡，旗帜鲜明，立场绝对，不存在任何的妥协通融。在意愿层面，可以说与主文化“不共戴天”。因此，一般情况下，其活动往往处于地下状态，受到主文化的压抑与打击。反文化很少有浮出地表、公开张扬的机会。但一旦现身地面，就总能引起轰动，会发出刺目耀眼的光芒与振聋发聩的声音，进而造成社会的震**乃至巨变——尽管不能因此判断它一定进步与健康。反文化无论正确与否，在健康的社会文化建构模型中，都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存在。因为在很多时候，它可以及时纠正主文化的偏颇，可以将主文化中的弊端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是错误偏颇乃至极端反动的反文化，也能够引起强烈的刺激，引发社会文化整体的反思，进而推动社会文化的健康与进步。

中国文化传统主脉的内蕴则是——

儒家文化为主文化，与几个（不同时期、不同个数、不同分量）亚文化组合成中华文化的流脉。如春秋后的“大一统”初期；秦汉以儒家为主文化，以法家、道家为亚文化的组合；魏晋时期的儒家主文化与道、释、老庄、法家等亚文化的组合，等等。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基本上（或主流）总是由这样的“主亚结合式文化”构成。由于亚文化只是主文化的一种补充、一个附庸，因此，它不能造成对主文化（无论健康还是病态）的强烈对抗、冲击，因而使得中国社会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处于平和稳定的态势中。于是，也自然致使中国的社会性质长期保持稳固，社会形态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动。其中功过得失，不能一概而论：当一种社会性质与形态符合历史需要与民生要求时，稳定自然是压倒一切的功绩。相反，则另当别论。

相对而言，西方社会的文化系统，往往是主文化与反文化所构成的相对相克，也同时相生相发的结构。如古罗马时期民主与专制的文化冲突；中世纪宗教意识与科学发现的对抗；文艺复兴时期文化艺术观念的强烈抗衡；启蒙运动期间新旧文化的拼死搏击；近代以来各种新异哲学思想以及因此而起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美学的、自然科学的……与传统文化所进行的种种“天翻地覆”的对立与颠覆，其对抗之激烈，其进展之快捷，其社会变化之明显……对整体西方文化，进而对世界文化的历史性影响（无论革命或改良，乃至倒退），均起到极大的作用。

综观中国文化的组成，可以清楚看出：缺乏“主”与“反”的争斗，大都是“主”与“亚”的调和，至多是摩擦。而摩擦只能起些火花，难成雷电，故中国的变革，大多是渐进、蠕动，很少飞跃。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多少有了些“主”与“反”的相对立、相生发，但由于历史积淀、文化承袭、民族性格、社会背景、地域环境等原因，两者总不大成比例，不成对手。于是，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主”与“反”的文化克生。实质上进行与完成的，多是主文化对反文化的改头换面，是反文化自我扭曲乃至变质后的“新瓶旧酒”，是反文化被主文化在潜移默化中的阉割。如西方的个体意识在中国被恶性扭曲；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等学说在中国文化哲学界，尤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被极端利用或改头换面，等等。

当代中国，从文化建构角度说，在“泛文化”的大背景中，除了允许主文化与亚文化相辅相成外，还应该允许反文化的存在，并鼓励主文化与反文化的对立相生。这，无论从哲学层面，还是从社会学层面，都是文化构成与发展的健康态势。

“无文化”是人们诘诟某种社会现象或人物的常用词。实际上，“无文化”也是一种文化。而且在“无文化”中，往往潜藏着某种“反文化”的基因与生命基质。当代的“后现代文化”，不少人常讽之为“无文化”。而“后现代文化”在消解以往“主文化”或“亚文化”的同时，也体现着一定“新文化”即将到来的晨曦（嬉皮士，粗鄙化、原始化的种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表现）。

有必要再次明确：主张反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是在社会文化构成的层面来谈。主文化与反文化之间，并没有确定的是非正误——就像主文化尽管占据社会主流位置，但其自身不一定就健康进步一样，反文化也不一定就积极正确。在这里，其正其反，只是相对而言。

主文化、亚文化与反文化三者之间总是处于动态关系中。一般情况下，主文化与亚文化同守时政要求的壕堑，有意识或下意识地抵制、压抑乃至扼杀反文化。亚文化与反文化有时也交织缠绕在一起，结成联盟共同反抗主文化的压制，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利与生存空间。

总之，对某一社会阶段时代文化的总体认知，应从上述“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官方文化、精英文化、民众文化”以及“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三方面作确实的考察，再进一步作审时度势的综合判断，才能够获得有机的整体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