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年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理性审视

以上述理性概括与历史回顾为尺度，当前中国的现实主义电影究竟如何？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近年的中国影坛已经渐成几位“大腕”、“名导”追逐票房与声名（不全否定）的“皇家苑囿”或“私人沙龙”，但还是有“圈内的坚持者”与“圈外的边缘人”力图秉承现实的精神，耕作时代的土地。也就是说，在商业与娱乐大片横行称霸的当代中国影坛，也还有着具有现实主义表征的影片，甚至为数并不很少。应该说，所有这些努力，其情可嘉，其心可悯。

但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这些为数并不很少的“现实主义电影”却在“少少许”的商业娱乐片面前溃不成军？除了后者有无可比拟的资金、甚嚣尘上的宣传与“个人声名”优势外，有没有别的乃至更重要的原因？！有必要对近年的“现实主义电影”做一番审视了。如何评判一部当代影片是否“现实主义”之属，考察时要有两个基准：首先，当代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其次，具体影片对这个现实的反映如何？前者为前提，后者为尺度。

当代中国社会是怎样的现实状态？人民大众的生存与生活有什么症结？当前国民最关心的问题有哪些？处于历史性转折时期的时代征候如何？目前牵动国家中枢神经的最主要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存在是什么？当前民众最感兴趣与最不感兴趣的是什么？最满意与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国家各方面与层面的体制改革问题，社会经济与文化两极分化、严重失衡问题，对城乡差异与隔离所应有的历史反省与现实把握问题，对当前社会边缘人群、城市弱势群体与中国农民状态的人文关注问题，以及腐败现象、法制建设、自然环境、不安因素，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整体状态。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铁肩担道义”，电影毕竟不能替代政治，但若只是局限在“自娱自乐”中“妙手著文章”，电影表现的对象一味地狭窄化乃至杜撰化，电影制作一味地在手段与技巧层面下功夫，而与广大观众所处身其中的实际的社会生活相隔离、相回避，甚至相悖反，无论如何是令人遗憾的。

近年“现实主义电影”是怎样的呢？尽管有着种种的成功探索与努力追求，但整体上说，仍然没能真正艺术地对当代生活的时代特色有现实与真实的表现，许多有着现实主义表征的影片，其实并非完全彻底地体现“现实主义”的品质，起码在“现实主义”的演绎中，存在着不同程度与层面的缺憾、弱症乃至“癌变”。

具体而言，有下列几种。

其一，平浅扫描的现实主义。

对社会生活作表层的“现实扫描”：缺乏深度，回避主流。

这类影片较多，可以说居于近年“现实主义电影”的主流。如《沉默的远山》以极其平实的镜头，“逼真”地展示了西北贫困地区民俗背景下，一个艰难而尽职的基层干部的生活情景；如《上学路上》用纪实风格，“再现”着与当代大都市迥然不同的“贫寒的乡下女孩为能上学，自己挣出二十四块八毛钱学费过程中的执着与辛酸”……但所有这些影片，均只停留在对现实的表层扫描上。它们有着一定的认知价值，但却缺少当代必要的思考价值。它们可以向人们传达“既定的信息”，却难能使观众获得“应有的觉悟”。以现实主义理论衡量，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典型性，但对于时代生活的深层内容与本质，则无暇顾忌，甚或有意回避了。

其二，疏离现实的现实主义。

此类作品取材于历史，以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典型性突出，对历史人事的观照也大体真实，就其本身而言，似乎无可挑剔。但是有一点：它们的人文精神与当代的中国社会生活有所疏离、缺少关联甚或产生误导。治史的目的在于明今。在那些“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中，我们该产生怎样的时代共鸣呢？比如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电影界有部署、有计划地创作生产了一批电影作品，如影片《为了胜利》、《太行山上》、《我的母亲赵一曼》、《铁血》、《小兵张嘎》等。应该说，这些作品本身在剧作、镜像、人物方面，有一定水准，甚至有一定突破性。但那种昂扬的**、理想的精神、英雄主义的气概，尽管当前的人们不会笼统地反对，却也很难“感同身受”、欢欣鼓舞地吸收。为什么？无他，只在于这些普泛性的中华品格与民族精神，不能契合当前民众的内心深处，难能与当前广大观众的“现实存在”产生自然的共鸣；那种定型观念下的故事新编由于缺乏新而深的当代审视与反思，也自然难能引发当前观众的“历史兴趣”。至于那些老照片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的篇章：民国、大清乃至再往上溯的种种历史典故，其中较认真严肃些的，固然可圈可点，但毕竟远离当前，相隔时代。纵如《我的一九一九》这类影片，强烈激发着“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但这种笼统地“重提旧事”，到底对当代中国起什么作用？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旦过分地符号化、情绪化，对今天的中国国民，又能产生怎样实际的积极影响？

其三，人文滞后的现实主义。

这类作品能够真实典型地再现当今时代的人事景象，但其表现出来的人文观念与时代认知，则明显滞后于当代中国应有的文化态势与历史趋向。

《信天游》中的纪委书记，以其赤胆忠心，“铁肩担道义”，以一己之躯，艰难地为含冤受屈的大西北老百姓愤然奔走、仗义呼号，被百姓视为难得的“青天”！《刻骨铭心》中的乡长，浑身上下充满“一心为民、舍我其谁”的雄豪霸气，使刁顽之徒望之却步，令万难之事迎刃而解！天不怕，地不怕。无论行政事务的处理还是官员（包括党内职务）的任命，均“我说了算”——既然绝无私念，为所欲为又何妨？！……应该说，这类好干部谁不喜爱与敬重？在当前社会生活中，这样的“好官”总还是多比少好。如果当代的干部都能这样，中国百姓确当额手相庆。

问题是：所有这类影片中的好干部，都是以“人治楷模”的品格出现，都以“民之青天”的身份自居，都是仅以“个人品德”立世的。而所有这类影片中的民众，则几乎全是“软弱、无力、落后、无知，乃至愚昧、病态”的，他们唯一的企盼就是多几个为民做主的“清官”、多几个爱护子民的“父母”。被动期盼，消极仰望，毫无自知，遑论自觉？！于是，在这些影片中，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停止于“现代健康社会文化”之前的背景中。进而对当前观众的人文感动，也只能停滞在“现代化之前”了。当然，若宽容地说：这类作品因其对当前社会生活的真实的民俗、民族性“记录”，还是有着起码的“社会历史”与“特定时代”的认识价值。但是，从片中鲜明的人文引导来看——则确实地进行着一种“前现代文化”层面的引导与宣扬，相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历史趋向，明显滞后了。

其四，边缘记录的现实主义。

此类影片，以“照相”的方式，原生态地记录着处于边缘的社会生活与人间状态，这固然不失为一种路径，甚至是一种开拓。一粒砂里看世界，任何“边缘”都自然有着“中心”、“主体”品格与性质的浸润、折射。没有边缘的生活，只有边缘的视角。因此，只要你反映的“边缘”不是“纯边缘”，就必然含有了时代风云的投影、社会中流的折光。

但当前一些作品，囿于自己既定的美学樊篱，过于沉溺于无节制的琐碎跟拍，原生态记录着过于个人化、私人化的生活状态，真实是真实了，但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典型性，难免缺失了许多。其间，个人小风景有余，但时代大风貌则不足。或曰：平浅有余，厚度不足。

“第六代”或“新生代”记录型作品中，确有着大气象与小场景结合、局部与整体对应、表面物象与深层本质相沟通的较优秀的篇章，如《站台》等影片。但不可否认，许多作品坚持的对边缘人事过于“原生态现实主义”的展示，固然可以在狭窄范围内有一定市场，但其力度与深度则难免受到影响，而其作为“电影作品”而非“个人把玩”的品格与性质，自然大打折扣，在当前电影市场中被冷落，也便不是纯“体制”的原因了。

其五，片内真实的伪现实主义。

这类影片，就其作品内部而言，无可指摘。它们往往具有鲜明的典型人物、典型社会环境，无论场景还是事件，无论人物行止还是故事流程，均有着生活的质感，可以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进入其中并感同身受。甚至还可以体味出，并赞同作者有意浸含其间的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的理性解读。但是影片内的“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与影片外的实际状况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乃至恰恰相反，只是一种编导者“艺术营构”、“主观概括”出来的“伪现实”。

此类影片在我国电影史的相当时期曾占据主要位置，在“**”期间更是登峰造极。那些“莺歌燕舞”的歌颂片且不论，那些严肃认真制作出来的诸如《春苗》、《决裂》、《创业》等作品，无不在观片时使观众感动，但因其从根本上歪曲了当时社会的实际状态，也便有着更大的欺骗性与毒害性。

20世纪90年代的《被告山杠爷》亦有此病。看片时观众无不为大公无私、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乡亲的好家长所感动，并认同他具有“堆堆坪”特色的一系列“村规大于国法”的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治村方略、家长作风。对那些“刁汉泼妇”、愚昧无知的群氓，不用鞭抽棍赶、采用强悍的家长手段，能治理得天下太平？尽管从“国法”角度，他早晚会退出历史舞台，但其现实社会生活中“合理、合情与相当长时期内的必要性”，则毋庸置疑！可是若跳出影片的既定氛围，审视一下当时（当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就会发现大谬不然了——当代中国民众果然如影片中所表现的，没有一个清醒、健康、文明、进步的分子，而全是愚民、刁汉，全部蒙昧、狭窄、落后？因此只能需要一个伟大的“牧羊人”的驱赶放牧？！当代中国掌握民众生存，乃至生死权的基层干部，确实全是一心为公、绝无私念的好家长，而不是已有相当一批官员适得其反？……如果不是，那么影片中如此展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究竟会起怎样的效果？那些“坏家长”是否更加无所顾忌，而发自内心地为这部影片喝彩？当历史进程已经应进入法制轨道的当今，这部极具情感倾向性与艺术表现力的影片，究竟是推动着时代进展，还是延缓着历史进程，毋庸置言了。而此影片播出十年来，以权坏法、腐败堕落、身陷囹圄的各级“村霸”、“县太爷”、“父母官”的日益增多、有目共睹，以至被中央视为“事关党的生死”的严重现实，则是更有力的注脚。

近些年一些类似的“现实主义”作品（姑且不提具体片名），无论在张扬英雄模范人物，还是在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方面，都有着引人注目之处。尤其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力支持、表彰，更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但也存在上述疑问：片内的现实与片外的现实关系如何？如果片外极少或近无，那么片内的“现实主义”又根基何在？只为宣传某种意念而特意张扬，尽管因编剧导演的功力极具生活质感，可以产生一时的人文感动，却也难免人们对“伪现实”的质疑。

其六，编排造作的反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根基是真实，其表现手段则是自然而然的典型化。如果明显的编排造作、刻意为之，便违反了它的基本原则，也便是对“现实主义”的反叛了。在世界文学史、电影史中，左拉的自然主义主张、巴赞的长镜头理论以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尽管有着各自矫枉过正的偏颇，但对打着现实主义旗号而一味主观编造、强行指示的反现实主义的攻击，却不无道理。

近两年的“现实主义影片”中，不乏此类。如《沂蒙小调》：主题意念过于明显，故事编织痕迹太浓，生活情节又缺乏质感，只在造作的叙事外层包装些“沂蒙民风”、“乡土画面”、“时代表象”，使人一看便觉得“假”，很难使观众自然“入境”，又何谈“感同身受”？如《花腰新娘》，有意回避民族现实的艰难与病痛，一味编排打造“美妙的民族风情”、“奇丽的民俗故事”，似乎别有特色。但一旦脱离了时代与现实的土壤，也只能成为一抹稍纵即逝的云霓……尽管此类影片的病灶主要在“方法”上，但其深层的病因还是“观念”乃至“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