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三人行

复活，你将复活

我的灰尘，在短暂的安息之后！

——古斯塔夫·马勒《复活》

每次出门前，都有无望的焦虑。

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我等了数年，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大剧院演奏，指挥家吉尔伯特·卡普兰（Gilbert Kaplan）来自美国，此公的真实身份是华尔街成功的出版商。他太爱马勒了，业余四处拜师求艺学习指挥马勒，而且只看中马勒《复活》交响曲，指挥过的乐团数已达50多个，其中不乏维也纳爱乐、伦敦交响等知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的人士这样评论卡普兰：“最后的收尾指挥……他将阿尔伯特音乐厅里的大理石地基掀开了。”卡普兰不仅指挥马勒，而且身体力行地写过大部头的马勒论文，编撰过《马勒选集》，在上海正式演出前有一个讲座《卡普兰解析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他手头里的《复活》版本是当今最权威的，他被人称为马勒《复活》代言人—《复活》之复活者不为过。

我不听马勒交响曲有多久了？一个月，或许更长。每次音乐会前我收起唱片，让耳朵保留清净，差不多将它忘了的时候，我坐进音乐厅里，弦乐手沉着有力地拉动弓弦摩擦乐器，从暗色的琴体里蹦出来的音符扑向我，仿佛雷雨扑向羞怯的原野。我有三个版本的马勒《复活》，最早一个是索尔蒂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因为早，所以为我对《复活》的理解定下了基本调子：最后一个乐章激动人心，而当中第四乐章“原光”的女中音演唱得像一朵带露水的玫瑰，独放在春天。另一个版本是伯恩斯坦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伯恩斯坦选了一座古色古香的教堂，演出气氛“复活味”十足，教堂穹顶上随音乐升腾起来的圣父圣子使人感叹“……微光，他将照亮我的路”。第三个版本是捷杰耶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一个奥地利犹太作曲家、一个俄罗斯指挥家、一个英国乐团，他们碰触在一起该掀起多少风暴？出门前我去擦拭书房里的灰尘，从书架到桌子，再到地板，我拿一块抹布站在角落里寻寻觅觅，找寻掉落的灰尘和脏物，我的这种表现正暗示了离家前的焦虑，只能通过一系列机械的动作勉强舒缓，我看着逐渐变干净了的桌子、书架、地板，心情也慢慢地好起来。因为旅行是一次不可知的过程？—或者一次情况不明的等待？在家里听唱片里的马勒多么安稳，开机，放入碟片，按键，退碟，换碟，音乐中最美妙的战栗在此结束。明天过去后是寒食，中国的清明节前夕上演《复活》可谓一种中西合璧的方式，清明前我小学的两位语文老师一一离世，一位不幸遭受车祸，一位因癌症而亡故，他们在30年前教了我汉字，他们在同一周去了天堂，天堂里有语文课吗？

读者会问，为什么要去听音乐会？读者，你的问题正是我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离开家，跑那么远为了一场音乐会？然后我回来，回到家中，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回到原先的位置，音乐会打破的仅仅是我在剧场里的几个小时。我从火车站出来，摆在路上卖的鲜花不断映入眼帘。人们还在清明中纪念着死去的亲人。复活，西方人美妙的词语在东方似乎派不上用场。一辆小汽车里坐着大人小孩，他们手里捧着花篮去墓地扫墓，“花”是他们使用到的一个词，也是物。我听马勒不仅仅为了纪念马勒逝世一百周年，而且为了从混沌的生活中出来，这跟阅读、跟写作是一样的，使我们不再封闭、昏睡在无奈的生活里。

卡普兰指挥马勒《复活》完全是一个意外，45年前的一天晚上他被人拉去听马勒第二交响曲排练，卡普兰当夜无眠，音乐的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要在《复活》中永生，“马勒《复活》探寻的就是生与死的意义”，卡普兰喃喃道。一天在大剧院新闻里我无意中发现吉尔伯特·卡普兰的名字，大概在音乐会开演前一个月左右，一个偶然更是一个契机，我认识了他—我进入上海大剧院观众席，卡普兰在舞台上做讲座，按照我欣赏音乐会的习惯一般不去听讲座，如读一本书可不读任何序文直接进入正文阅读。但此时的卡普兰是一位说英文的马勒讲解员，舞台两旁屏幕上投放出来的PPT呈现红颜色，象征马勒的**与挣扎，另一半为马勒黑白剪影，文人出身的卡普兰在讲座里提到了影响作曲家颇深的尼采、弗洛伊德，还提到了李白、王维激发马勒创作了《大地之歌》。他比较了指挥家伦纳德·斯拉特金和西蒙·拉特尔处理第一乐章结束句的不同方式，一个慢速、一个快速，指出马勒原稿上标注的速度要比“更快”（schneller）缓慢很多，可见卡普兰对原稿的研究程度之深。听国内交响乐团演绎马勒尚属首次，上海爱乐乐团在汤沐海的带领下演绎马勒第一交响曲有较好的口碑，但马勒“第二”不是任何一支交响乐团都能吃得消的，90分钟的长度足以让人生畏，哪还能有什么精妙可言？所以一开篇我就琢磨，这是马勒吗？上海爱乐演绎的马勒无论在场面上还是细节上都与我印象中的马勒大相径庭，该雷霆万钧的时候没有用上力气，该细腻雕刻的时候弦乐手显得空泛苦涩。指挥家有差错吗？卡普兰人到中年后只会更加成熟，指挥动作幅度不大，面前没有谱，他背谱指挥马勒。“葬礼”时提琴组的拨擦力气不足，上海爱乐里多年轻乐手，坐在第一排位置上的小提琴组里有四位女性，乐队首席就是位女性，身材高挑，秀发披肩，小提琴唱主角的时候人们把眼光落在她的身上，谈不上生动细腻，但还算没有被大乐队淹没。马勒交响乐对竖琴很有讲究，《复活》安排了两架竖琴，竖琴手陈妤颖表现上乘，琴声剔透纯净。最后一段管乐与弦乐双双追赶，如两位赛跑选手，齐头并进，可惜没能演绎出动人心魄的交响来，还好打击乐手一锤定音，关键时候熄灭了所有的梦想。第一乐章结束，有五分钟休息，剧院屏幕播放了《复活》第四乐章、第五乐章中文版歌词，“啊，红玫瑰……”女高音李倩已在台上坐等了很久，喝了一口水清润下喉咙，我在第七排，看清楚她放在脚边的是一个红色水杯。全曲中歌者只喝了一口水，她与指挥家卡普兰交流了下眼神开唱，她的演唱，没有唱出玫瑰脚下湿润烦躁的尘土，上海爱乐交响合唱团的男声和女声也没有把复活的绝对意义表现出来。卡普兰把心思花在了第五乐章上，作曲家要求“远程乐队”进入，舞台侧门两次打开，传来应答的声音，这是本晚最出彩的一幕，四只世界末日的喇叭遥远、清晰但坚定的声音，“从相反的方向吹奏”，仿佛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在审判完了人类后马勒没有丧失信心而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勇气，“一种全能的爱的情感照亮了我们”。

大地平息了，荒芜了。

2011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