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法兰克福，马勒

一座委婉秀气的江南城市，一支来自德国的交响乐团，一首来自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三年前我开始听马勒，有一段时间几乎日日与《第五交响曲》为伴，马勒“第五”使我从听古典音乐追求纯音乐的古典派作品中脱离出来，走向包罗万象的交响曲。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Frankfurt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在北京、苏州上海三地各有一场演出，上海演出曲目为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第四交响曲》，苏州一场马勒《第九交响曲》马勒的“天鹅之歌”，从死亡的阴影里眺望宁静。苏州科学文化艺术中心坐落在金鸡湖畔，由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保罗·安德鲁设计，南方的水增添了建筑的流动感，令人联想到水上音乐。指挥家帕沃·雅尔维来自爱沙尼亚，出身于音乐世家，父亲尼姆·雅尔维专门指挥冷僻曲目，以“音乐冒险家”之名饮誉指挥界，弟弟克里斯蒂安·雅尔维也是一名卓越的指挥家，妹妹玛丽卡是一名长笛演奏家，帕沃·雅尔维目前兼任美国辛辛那提交响乐团音乐总监，2007年率团到BBC夏季逍遥音乐会，2010年将入主法国巴黎管弦乐团。帕沃·雅尔维长相颇似俄罗斯总理普京，脸型更温和些，秃顶，穿着一件黑色T恤衫，胳膊交叉在胸前，肌肉坚实、匀称，如果不是一根朝上的白色指挥棒，这人倒很像一位健美老师。

我将再一次去苏州。八年前我和未婚妻从南京取道苏州，苏州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兴的城市没有一点想象中江南的温润，我们只能在诸如拙政园这样古时的私人园子里追忆这座城市的过往，白粉墙、黑片瓦、丝绸旗袍、西园、留听阁、枫桥、寒山寺，苏州，原本最江南的两个字，于我心中，应该是现代的缺席。

如果不是马勒，我不会去苏州。一场音乐会，它的作曲家生活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它的演奏者来自德国的法兰克福，音乐会的地址在苏州金鸡湖畔，这里被称为苏州的中央商业区。我的车将从现代大道上行驶过，依据猜测的，它将停泊在法国人设计的大剧院门口。

这是一次缓解悲痛的现代旅行。

我的悲痛来自于哪里？与汶川地震有关？与马勒这首“死亡之舞”的《第九交响曲》有关？还是与我无中生有的主观想象有关？

苏州不是主角，它只为音乐会提供场所。如果大剧院不在苏州，而是在上海，丝毫不会使音乐逊色。马勒的作品在苏州演奏的那一天，我驱车五百多公里赶往苏州听音乐会，正午时候到达音乐会场，太阳在云层里，可它散发的热度已经很强烈了，逼得人往阴影里躲，幸好周边有一个金鸡湖，湖面来风吹散了身上的汗水。科文中心庞大的外墙由钢筋结构布局，上万个六角型图案叠加在一起，像一只未能孵化的鸟巢伫立在湖畔，大剧院在“鸟巢”内部，与它比邻的有电影厅、西餐厅、咖啡馆，以及无处不在的商业中心。科文中心在金鸡湖畔，新苏州的一个现代影子，在这个影子里你看见的无非是科技馆、高尔夫球场、富人别墅群、外资银行、大广场，以及李公墩、湖心岛、望湖角等少量江南词句里的名字，你看不到一个人看不到苏州女人，打扮得像个姑苏女人的饭店服务员，穿着大红旗袍。

现代划出了一座孤岛，苏州就在其上。

剧场里只坐了四五百人，许多位置空着，到了演出时间，木椅新油漆过的味道将空出来的位置填满。舞台上放了百来把椅子和乐谱架，有两位低音贝司手在台上练习，贝司手到后台去了，前台没有一个人，人物望着舞台，期待左边门打开，过了五分钟，左边的门没有打开，听出来乐手在台后练习，木墙阻断了人们与乐手之间的视线，从木墙后面传到剧场里的乐声很沉闷，有一声没一声。演出时间到了，剧场里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往台左边瞧，不耐烦地看表，终于墙后面听不到声音了。门打开了，上来一位穿黑色役袍的德国人，手里拿着一本乐谱，走到指挥台的谱架子前摆好乐谱，转身往里走。人们又一次失望了。舞台后面没有一点儿动静了，稍许，门再次打开，不是一扇，四扇门同时打开，乐手们登台入座，整个过程花了不到一分钟。指挥家帕沃·雅尔维穿过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座位间的空隙，走到指挥台上，他一身黑服装，脑袋光亮，鼻子挺拔，整张脸温文尔雅又显刚毅和果断。今晚的马勒因为帕沃·雅尔维变得有血有肉，死亡在马勒手里成为可以亲近和触摸的物件，没有腐朽之味，没有令人恐怖的裹尸布，马勒对生的渴望、对生活的眷恋，被小提琴毫无保留地宣叙出来。最后乐章结束语“平静地向世界告别”，马勒告别人世，他要最后看一眼他的故乡，看一眼依然茂盛的树、花、草，看一眼他的女人阿尔玛。定音鼓熄灭了，小号熄灭了，长号熄灭了，大号熄灭了，竖琴熄灭了，圆号熄灭了，单簧管熄灭了，只有几把弦乐器拉动着，细如游丝，像死前呼出的最后一口气。我望着台上的人，不敢呼吸，场内再也听不到任何乐音，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都要哭了。

2008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