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中央准确把握世界大势和中国大势变化，领导中国外交主动进取，积极作为，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的战略主动，规划了中国的外交蓝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中美关系
2016年大选将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留下非常特殊的一笔。一位无任何公职、无任何从政经验、无任何外交政策经历的地产大亨当选为美国总统。如何预测和研判这样一位“三无”总统的上台对美国外交战略走向，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从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规律的视角，或可窥见特朗普的上台对美国外交战略与中美关系的影响。
1.从特朗普及其竞选和过渡团队的言论来看，中美关系会呈“先抑后扬”的趋势
受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周期的影响，新总统上台后总有半年到一年的“在职学习期”（on-job-training），这一段时间是美国外交最容易犯错误的时期，也是中美关系最不稳定的时期。没有任何外交政策经验的特朗普，也摆脱不了这个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周期律。
正如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是模仿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总统的主张。特朗普未来的对华政策调整可能也将呈现出类似于当年里根总统那样的“先抑后扬”的特点。
按照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规律，新总统上台后往往会重新评估上一任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政党轮替的背景下，新当选的总统往往会做出不同于其前任的外交政策调整，以显示其“整改积弊”的形象，并回应其竞选时的言论。特朗普在竞选时曾严厉批评“奥巴马的对外政策让美国变得软弱，丧失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为此他要做出调整，以“让美国再次强大”。这与当年共和党里根总统上台时的情况非常相似。国际关系史有其继承性，尤其是在变量相似的情况下，这种继承性会表现得更为突出。许多研究机构认为，打着和当年里根总统相似旗号上台的特朗普，其外交战略的走向也将呈现出某种历史的相似性。如果与希拉里上台相比，总体上说还是利好中美关系的。因为如果希拉里上台，她势必延续奥巴马的“先扬后抑”的对华政策路径，中美关系很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看不到转机。而且，从特朗普及其竞选和过渡团队的言论来看，我们已可以较清楚看出未来中美关系这种“先抑后扬”的趋势。
2.特朗普可能在经贸领域出台对华较强硬的政策，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可能进入多事之秋
从经贸领域来看，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自信能让美国再次强大。他批评奥巴马及其以前的民主党政府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政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伤害”，要重新梳理美国对外经济战略。
美国民众似乎也对特朗普的经济治国能力表示认可，最新CNN/ORC民调显示，40%的美国人表示在解决经济问题上对特朗普抱有很大的信心。这一数据远高于同时期的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而且有63%的美国人预计从现在开始美国经济会保持良好状态，这也是自2012年9月以来达到的最高比率。
据此我们可以预估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将可能在经贸领域出台对华较强硬的政策，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将可能进入多事之秋。围绕着人民币汇率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市场准入问题等，中美经贸关系将呈现出紧张态势。但随着特朗普任期的深入，中美之间日益紧密的经贸相互依存关系，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FDI）的快速上升（2015年中国在美净投资800亿美元，2016年有望突破千亿美元），将逐渐改变特朗普对华负面看法，逐渐回到正常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的轨道上来。
3.特朗普上任初期可能对华强硬，之后会逐步回到务实的轨道上
从安全与外交领域来看，受共和党保守的竞选党纲与对华政策团队强硬立场的影响，特朗普对华认知可能出现不可避免的偏差，由此导致特朗普上任初期将出现对华强硬姿态，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将会比奥巴马政府更加强势与僵硬。这势必会使中美关系在一段时间内趋于紧张，但随着特朗普对中国了解的深入，他会逐步回到务实的轨道上来。
特朗普非常重视美国军力建设，这将恶化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其实，就像当年的里根总统一样，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就蕴含着重整美国军力的含义。他要求美国国会全面停止减少国防预算，增加军费开支，重振美国军队。特朗普的建军目标是要“强大到没有人，绝对没有人能给美国制造麻烦的程度”。正是因为特朗普对美国军力建设的重视，他在此次大选中得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大力支持，这也成为特朗普2016年胜选的重要原因。
特朗普的外交安全团队对华政策立场保守，这将使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上任伊始面临考验。2016年11月18日，特朗普提名前国防情报局长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为国家安全顾问。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弗林向特朗普提供了许多外交政策建议，深得特朗普的重视。而弗林对华政策立场深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他曾暗示需要拆除中俄合作关系。弗林还抱怨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免费搭车者”；此外弗林还主张“加强美韩核心同盟，优先解决朝核问题”。弗林所用的“核心同盟”是奥巴马政府从未使用过的概念，由此可见弗林对美韩关系的重视。特朗普当选后与朴槿惠通电话时明确支持“萨德”的部署以及对朝核问题的强硬态度都来自弗林的立场。
特朗普的亚洲政策问题主要问计于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纳瓦罗也是特朗普顾问团队重要成员，具有强烈的反华心理，曾提出“逼退中国扩张主义”的思想，这类似于当年里根总统对付苏联的思路。还有，共和党众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也是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是特朗普政府海军部长的热门人选。他是众议院“中国事务小组”（China Caucus）创始人，长期关注中国议题，在国防与国家安全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兰迪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海的行为采取更强硬的姿态，支持美国在南海争议岛屿的航行。此外，另一位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核心鹰派人士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据传也可能被特朗普内定为下一届白宫中国事务顾问。白邦瑞是一位资历老到的美国国防和中国政策顾问，曾为里根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现任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主任。
4.从共和党竞选纲领来看，对华强硬是其基本态度
2016年7月18日，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被媒体称为共和党“史上最保守的竞选纲领”。纲领全面阐述了共和党的政治、经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纲领特别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以及在中国南海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
综上所述，我们可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做出以下预判：首先，中美经贸关系有可能趋紧。打着反全球化旗号竞选的特朗普，对中美自由贸易带来的贸易不平衡非常敏感与不满，竞选中不断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倾销、抢夺美国人工作机会等。这些竞选议题的政策指向以及特朗普自身的商人特点，都将在特朗普上台后有所体现，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经贸方面的摩擦将会增多，相对于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经贸关系将会进一步趋紧。其次，受选举政治周期律的影响，中美外交安全关系短期内将会面临挑战，但从长远来看可能趋缓。从长期来看，特朗普当选比希拉里当选相对更利好于中美关系。
（二）中俄关系
2016年是中俄关系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份。双方以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和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周年为契机，携手应对来自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地缘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的诸多挑战，推动双边关系及各领域合作取得新的重大成果。
1.战略互信与协作水平不断提升
2016年，中俄元首继续发挥对双边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作用，双方举行多达5次密集会晤，有时仅间隔一日或连月举行会谈，这在两国关系史上实为少见。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中俄应加大相互支持，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密切双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配合。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不断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普京总统也一再强调，俄中关系已发展到“从未企及”的水平，以至于简单称之为“战略协作”都不够。
中俄均将对方作为本国外交优先方向之一，把对方发展视为本国的发展机遇，坚定支持对方的核心利益，相互给力借力。中方反对西方在乌克兰危机中对俄罗斯的不断制裁，俄方在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前夕重申无论谁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俄罗斯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并支持中国不承认海牙国际法庭对所谓南海仲裁案判决的立场。俄方还较早与中方商讨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构想，中方则在第一时间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和欢迎。同时，双方正式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谈判。
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调，成功举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对口合作磋商、中俄第十二轮战略安全磋商和第四、第五次中俄东北亚安全磋商，双方就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大在国际事务和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安全等问题深入磋商。两国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导弹系统，并在叙利亚危机问题上彼此策应。
俄罗斯朝野上下不断深化对华认识。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认为，虽然俄中关系并非十分对称，可并没有催生强势伙伴将自身意愿强加于较弱一方的等级关系。相反，两国却在每一个具体事务中都能找到彼此能够接受的利益平衡点。俄罗斯精英阶层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支柱，G20杭州峰会成功举行，表明中国“能够使世界上意见不相同的国家坐到谈判桌前商讨大相径庭的经济调控方法，并最终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法”，尽管中国也存在不足，可中国的创新产品数量堪与美国一较高下，其在超级计算机和生物科技等领域已位居世界领先地位，联想和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品牌也全球闻名，打造科技强国前景可期。改革开放前经济只有俄罗斯几分之一的中国如何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象值得研究。
2.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合作不断深入。中俄公安内务部门边境地区联合会晤机制第一次会议和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三次会议相继在北京举行。双方共同批准的两国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以及两国元首发表的“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为双方加强反恐合作进一步奠定了法律基础。中俄两军联合训练和演习从象征意义的传统式演练向真练实备的“练为战”转变。中俄举行首次“空天安全2016”首长司令部计算机模拟导弹防御联合演习，并在中国湛江以东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16”例行军演，双方兵力全程融合编组并动用大量新式装备和信息技术，彰显两军的高度战略互信。
科技、经贸及金融合作稳步发展。双方签署关于落实联合研发、生产、销售新型远程宽体客机和民用重型直升机项目的政府间和企业间协议。截至2016年11月，中俄进出口贸易总值561.95亿美元，同比增长0.5%，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央行签署在俄罗斯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合作备忘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签署中方向俄方提供6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框架协议。双方在贸易中的人民币和卢布结算份额分别达到9%和3%。
能源、基础设施、农业和人文合作持续扩大。两国总理发表关于深化和平利用核能领域战略合作联合声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俄方自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向中方供应240万吨原油合同。截至2016年9月，俄罗斯原油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连续四个月超沙特，成为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两国铁路部门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开发银行向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提供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全额贷款。“中俄媒体交流年”活动如火如荼。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俄罗斯副总理戈洛杰茨在莫斯科共同主持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并出席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开馆揭幕仪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签署开展智库合作协议，加强双方在全球和地区性重大问题上的战略沟通。汉语在俄罗斯中小学的普及程度已上升至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后第五位，俄方继续推行汉语国考试点工作。两国留学人员数量不断扩大，中方在俄罗斯留学人员达2.8万，俄罗斯在中国留学生为1.6万，双方教育领域的长短期交流人员多达七万余人。
（三）中日关系
受历史和地缘等多重因素困扰，安全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安全关系也是中日关系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日安全关系的障碍主要表现为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推行冷战政策的前沿基地与军事工具，以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图谋分裂中国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关系整体上以友好稳定为主，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在安全层面上的矛盾与争端隐性化。“冷战”结束以后，中日安全关系逐渐紧张。一方面，“冷战”后美国迅速调整东亚安全政策，以“奈设想”为基础，把“漂流”的日美同盟拉回强化的轨道。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1999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突破日本“专守防卫”政策，强调应对“周边事态”，日美同盟针对的目标开始转向中国。另一方面，“冷战”后日本政治总体趋于保守，“正常国家化”战略持续深入，并以中国为防范对象和假想敌。在该形势下，中日安全问题凸显，摩擦不断。特别是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及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加剧中日安全关系的紧张，两国安全互信进一步缺失。目前中日安全关系的态势是在“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整体走低的形势下出现的，并有复杂化趋势。
1.在钓鱼岛争端上中日安全关系持续紧张
首先，钓鱼岛海域和空域存在冲突风险。从2012年9月至2017年2月23日，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不间断巡航共577艘次，其中最多一月有28艘次，时时面临日方舰船挑衅甚至冲撞的威胁。2016年1月，日本防卫相中谷元甚至威胁出动军舰驱离进入钓鱼岛海域的中国海警船。2016年6月，日本派出军舰应对钓鱼岛附近的中国军舰并予以大肆渲染。同时，日本也频频出动军机拦截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空域正常巡逻的中国军机，甚至作出挑衅性行动，极易引发空中意外事件。仅2016年1月—6月，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就出动了397次，比2014年增加了92%。2016年6月17日，中国军队两架苏-30战斗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例行性巡航，日本两架F-15战机高速逼近挑衅，甚至开启火控雷达照射。
其次，日本持续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日本在加强对钓鱼岛及周边的监视和情报收集能力外还加强岛屿防御能力，包括成立新的部队。日本海上保安厅提出“构筑战略的海上安保体制”，强化对钓鱼岛控制。按照海保厅的计划，到2018年将完成“钓鱼岛渔船应对体制”，到2019年将完成“钓鱼岛24小时监视体制。”2014—2018年度日本《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强调加强钓鱼岛防卫。2017年日本防卫预算连续5年增加，包括建造新型潜艇和引进F-35战机等。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使中日安全关系一度降到冰点，其对钓鱼岛的强化控制显然也不利于中日安全关系的改善。
最后，日本把钓鱼岛海空域摩擦进一步扩大到东海海空域，对中国正常出海训练的舰机跟踪和监视，收集情报。2016年9月26日，对于中国军机通过宫古海峡前往西太平洋训练，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要“加强警戒监视”。中国国防部指出，日本自卫队舰机“对华高频度侦察，严重干扰了中方的日常训练活动，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日本“危险的挑衅行为”是“引发中日海空问题的根源。”2016年12月10日，日本自卫队的两架F-15战斗机再次对通过国际航道前往太平洋训练的中国军机近距离干扰并发射干扰弹。
2.除领土争端上的对抗外，日本的其他各种举动也加剧了中日安全互信的缺失
首先，日本借整顿国内安保体制，大幅调整安保政策，加深了中国对日本军事安全政策方向的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11月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时就当面指出，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多做有利于增进同邻国互信的事。安倍再次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外向型军事安全政策调整，包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实施《特定秘密保护法》、强化自卫队一元化管理、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特别是2016年正式实施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了自卫队的海外军事功能。基于新安保法案，2016年11月15日，日本决定给派往南苏丹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陆上自卫队赋予“驰援护卫”新任务，允许自卫队持有武器进行相关的营救活动。对此，中国外交部称“希望日方恪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
其次，日本试图把中日矛盾引向多边，强化安全同盟、大力构筑针对中国的安保包围圈。日本紧拉美国，以日美军事同盟威慑中国。日本国内强硬对华势力强调以军事力量与军事同盟迫使中国服膺，提出“最重要的是在东亚恢复‘均衡的体系’，达成此目的的关键在美国继续介入东亚和美日同盟的强化。”在2017年2月2日的记者会上，围绕美国防长马蒂斯访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强调“美国展示对亚太地区的承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与马蒂斯的会谈中，安倍力陈日美安全同盟不可动摇。而马蒂斯也确认了美国的防卫义务，表示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美国反对有损日本施政权和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事情”。2月10日，日美首脑会谈后发表的新《联合声明》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钓鱼岛，并“反对妨碍日本施政的任何单方面行动”。中国外交部就此指出，“坚决反对日本以所谓《美日安保条约》为名拉美国为其非法领土主张背书”。日本还与相关国家加强安保合作，以包围中国。安倍视澳大利亚为其遏制联盟的潜在参与者，谋求与澳建立“准同盟”关系。2017年1月14日，日澳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改协定》（ACSA修订版），使日本自卫队与澳军相互提供弹药成为可能。2015年12月12日，日本与印度签署交换防卫机密的“情报保护协定”和有关防卫装备品及相关技术转移的协定。2016年6月10日，日美印三国海军进行联合演练，旨在应对中国。此外，日本还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为困于“老问题”的中日安全关系增添新麻烦。日本大力炒作“基于法治”和“航行自由”，推动菲律宾阿基诺挑起“南海仲裁”并为其站队，并通过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试图把“南海问题”与“东海问题”联动起来向中国施加压力。日本国内还一度出现派遣自卫队参与美军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等言论。
3.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的建立曲折缓慢
2012年，中日防务部门关于海上联络机制第三轮磋商达成了三点共识：（1）防卫部门定期举行会议；（2）设置防卫部门之间的热线；（3）统一舰艇和飞机在现场联络的无线电频率和语言。但2012年9月，中日关系因为日本政府非法“购岛”而处于严峻局面，两国防务领域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相关磋商停滞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一直到2014年11月，在中日实现了中断近三年的首脑会谈后，相关磋商才得以继续进行。2015年1月，中日海上联络机制第四轮磋商举行，在中国的建议下，双方同意将机制名称由“海上联络机制”更改为“海空联络机制”。其他共识还包括：（1）确认此前双方在机制的目的、构成、运行方法以及相关的技术规范等方面的共识；（2）双方一致认为海空联络机制启动运行的基本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同意尽早启动该机制；（3）就完善通信规则达成共识。但在2015年6月的第五轮磋商中，由于日本背离双方约定的共同方案，提出了把钓鱼岛争议领海、领空放置在该机制作用范围之内，妄图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做文章，海空联络机制被迫停滞。日本在其他安全议题上的不当行为也影响了该机制的磋商进度。2016年6月29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代理新闻发言人薛剑在记者会上就指出，建立海空联络机制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但“日方在国际上利用涉海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无理地指责、攻击中方，给双方的对话和磋商带来严重干扰”。直到2016年11月25日，中日两国防务部门才在东京举行海空联络机制第六轮专家组磋商。
近期，中日安全关系出现一些积极迹象。2017年1月20日，日本外长岸田文雄在日本国会发表外交演说，表示“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在‘战略互惠关系’下两国在地区和国际社会构筑合作关系十分重要”，要“努力全面改善中日关系”。安倍也强调要回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从大局出发改善中日关系。但另一方面，中日安全关系仍面临很大挑战。一是美国特朗普新政权对华政策虽还不太明晰，但明显有推动和支持日本继续挑事的迹象；二是在东亚安全结构的调整中，日本仍在持续针对中国构筑安全包围圈，并有进一步扩大趋势；三是伴随日本国内当前以修宪为主要议程的国家正常化战略深入，中日安全关系也可能出现新的障碍。总之，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中日安全关系大幅改善的可能性不大。从日本方面看，当前政治总体保守化，长期战略目标是追求国家“正常化”和“大国化”，这本身就会加剧中日安全结构性矛盾，而安倍政权对这一战略的追求又特别突出。在长期稳定的执政前景下，安倍政权鲜有可能在中日争端中让步，以主动大幅改善中日安全关系。
（四）中欧关系
中欧关系纳入新型大国关系的时间晚于中美关系，但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道阻且长”的形势相比却在较短时间里获得了丰硕成果。与中美关系相比，中欧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呈现出政治互信更为稳固、良性互动更趋频繁的特点。
1.政治互信更为稳固，符合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原则
与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接触、缓和、恢复建交的中美关系不同，中欧之间在新中国成立后就陆续开启了建交和正常化的进程。除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与中国建交的原苏东地区国家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有西欧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包括挪威、瑞典、芬兰和瑞士等中立国，以及欧洲地区的重要大国法国。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解冻，更多的西欧国家与中国建交或正常化。同时，1975年，中国与当时一体化进程蓬勃发展的欧盟前身——欧共体也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启了中欧之间多层次、全方位外交关系的构建进程。
回顾过去60多年的双边政治关系，中欧关系正如中国在多份对欧政策文件和对欧重要讲话中所归纳总结的：“双方关系总体保持全面稳定健康发展。虽也有矛盾分歧，但合作共赢是主流。”首先，构成这一主要基调的原因之一在于，中欧之间没有涉及主权等核心利益的根本冲突。中国和欧盟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中间为版图辽阔的俄罗斯、高加索以及中亚地区所阻隔，双方在领土和领海等方面没有任何涉及主权诉求的争议。在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上，中国始终明确坚定地要求欧方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不接受达赖的窜访。这是中欧关系的政治底线，不容欧方触犯。虽然确有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上述两大问题上涉险犯难，但都在双边关系急速冷却后认识到触犯底线的高昂代价，并迅速加以弥补，没有对中欧关系整体发展造成长期或严重的损害。其次，双方也互不在对方周边或传统影响力所及地区存在利益冲突。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影响力日趋式微，尤其是在亚洲地区，不再拥有特殊的军事和战略利益。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在欧盟周边如中东、北非等地区也没有传统利益所在，因此不存在各自在对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争夺问题。最后，双方采取机制化的对话形式将彼此之间关于人权、民主、法治等涉及政治敏感议题的分歧有效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例如，中欧之间从1995年就开启了人权对话机制，已走过20年历程，举行了34次对话，成功避免了双方在外交层面的公开对抗。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在中欧关系出现新一轮发展和提升过程中，上述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互信基础又得到进一步夯实。一方面，欧洲主要国家近年来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巩固互信的积极举措。例如，在2014年和2015年这两大中国外交的“欧洲年”中，中国与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希腊等多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强调了相互尊重原则。曾经长期以“人权先锋”为国际形象，在涉台、涉藏等问题上屡有动作的捷克，近年来也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回暖。在短短两年内多达4次的最高领导人会晤中，中捷双方就双边关系发展的指导性原则达成了重要共识，这一原则就是互相尊重，即包括对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理解和尊重，以及对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尊重。这是中捷两国开展一切合作的政治基础。随着这一政治基础得以确定，中捷关系也就水到渠成地提升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在中国与欧洲各主要国家政治基础得到巩固的积极影响下，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也水涨船高。新型大国关系中相互尊重的内涵在2014年双方发表的《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双方愿加深对彼此发展选择的理解。欧盟支持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认同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支持欧盟一体化建设，认同欧盟加强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对于人权和法治问题，中欧之间已开展相应的对话机制多年，也在《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2.良性互动更趋频繁，顺应新型大国关系合作共赢目标
近年来中欧关系发展轨迹与新型大国关系中包含的合作共赢内涵表现出高度吻合。中方对合作共赢的理解是指，双方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中欧之间的互动，无论是在双边合作层面，还是在推对国际金融经济体制改革、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等全球治理议题时，都体现了相向而行的特点。
从双边合作的层面来看，中欧相向而行突出表现为双方重视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推动中国优质产能与国际市场需求深度融合，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中国产能领域的强项，因此被列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与此同时，为了有效促进增长、拉动就业，欧洲于2014年年底出台了高达3150亿欧元的欧洲投资计划，又称“容克计划”。由于“容克计划”的行动重点也包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因此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为了推动“容克计划”，欧洲对第三方资金持开放和欢迎态度。2015年6月，中欧双方领导人决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进行对接，指示2016年9月举行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探讨互利合作的具体方式，包括建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强联系，决定推动建立‘互联互通合作平台’，并尽早启动首次会议，以加强信息交流、推动运输无缝联接和运输便利化，对接彼此相关倡议与项目。”
从超越双边的层面来看，近年来，中欧越来越多地在地区和全球性议题的应对过程中开展积极有效的合作。最为显著的例子是中欧在国际金融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领域的互动。近年来，中国在国际金融和经济体制建设领域的努力方向和主要成果包括：推动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获得通过，使新兴市场话语权得到大幅提升，其中包括中国投票权的上升；使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全球五大储备货币之一；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引来57个创始成员国；成立新开发银行，开启金砖国家之间深化信任、务实合作、资源互补的新征程……面对上述由中国推动或主导的金融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创新，美国和欧洲的表现截然不同，充分显露了两者对新型大国关系合作共赢内涵的真实态度：美国面对这些象征着中国快速崛起的变革，采取的仍是传统的防范性政策，具体表现为反对IMF改革方案、利用国会阻挠批准造成搁置、阻挠其盟国加入亚投行、试图另起炉灶创建新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等。相比之下，欧洲却调整心态，采取了配合与支持改革和创新的不同做法。在IMF改革问题上，欧盟长期以来的表态是愿积极推动IMF配额改革，给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多投票权，并愿意放弃在IMF执行董事会的部分席位。对于盟友美国利用国会拖延方案的通过，欧洲也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谴责并施压美国。在加入亚投行的问题上，欧洲的表现更是扩大了与美国的分野。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中欧洲国家包括奥地利、丹麦、法国、芬兰、德国、冰岛、意大利、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瑞士、瑞典和英国。其中，欧盟几个主要成员国同时也是美国重要盟友都不顾美国反对而欣然加入。
正是基于美欧面对中国崛起的不同态度，中国学界对同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的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和展望。有中方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在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呈现出较大的脆弱性和战略误判的风险。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在互动过程中达成广泛的共识。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利益和理念上的），两国关系处在重要的转型期，问题和摩擦仍将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常态。而对中欧关系，则有中国学者认为其可谓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不同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停留在防止冲突升级、分歧扩大的消极防范阶段，中欧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已经扫除了双边关系中的主要障碍，进入了战略对接、利益共建的积极经营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