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问题
（一）民族问题的内容及特点
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民族问题总的来说是围绕着民族的形成、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问题既可以是一个国家内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可以是此一单一民族国家与彼一单一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我们所说的民族问题是指我们这个统一国家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问题，概括说来，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它可以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并且贯穿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全过程。民族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制度，因而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由此产生民族之间的隔阂、歧视、仇视、冲突和斗争。在剥削制度下，解决民族平等问题，就是要消灭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产生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经济基础，实现各民族政治上平等，不存在民族仇恨和民族冲突。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基本上是劳动人民内部之间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民族问题还存在。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做好民族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国家统一的需要。1990年普查人口统计，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人口913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08%，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人民的团结，领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都以各族人民的团结为基础。只有各族人民加强团结，才能真正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
第二，社会稳定的需要。各民族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有差异就会有矛盾。各民族地区的各种矛盾解决得好，民族关系和谐融洽，就为全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创造有利条件，否则安全、团结就会受到影响。
第三，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个重要方面。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我们的各种宏伟设想，就不可能全面实现。发达地区的经济也会由于资源和市场的制约而难以保持发展后劲。
第四，巩固国防的需要。我国陆地边界2.2万多千米，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占1.9万多千米。只有把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好，把各族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进一步激发出来，共同承担守疆的光荣责任，才能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边防长城，才能保卫祖先留下的疆域不受任何外来侵犯和蚕食。
第五，全民素质提高的需要。我国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本条件。少数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是整个中华民族素质提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素质的提高。
第六，挫败国际敌对势力图谋的需要。国际敌对势力力图把挑拨、离间民族关系作为遏制、搞乱中国的突破口，民族问题日益显示出其重要地位。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9月15日的一次谈话中，对我国民族问题做了总的估计。他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这个估计符合我国的实际。但是，鉴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要重视和做好民族工作，妥善地处理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二）新疆问题
1.新疆问题的由来
从公元前60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起，新疆就是中国疆土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初以后，一小撮狂热的新疆分裂分子与宗教极端分子，编造了一套所谓“东突”理论，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鼓噪“所有使用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否认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东突”理论形成后，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都打着“东突”的旗号进行活动，企图实现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妄想。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东突”势力在外国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多次制造动乱。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这是分裂主义分子把其理论变为现实的一次尝试，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下，不到三个月便瓦解了。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境内外部分“东突”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坏活动。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1994年4月，“维吾尔人国际联盟”在纪念“东突厥斯坦革命英雄”会议上决定，将“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悲惨命运问题拟定告联合国书”，妄图进一步使新疆问题国际化。1999年12月，来自18个国家的40多个分裂组织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建国”的方针，并就“武装夺取政权”达成共识，计划在十年内建立一支人数在万人以上的正规军队，在新疆地区实施恐怖战、游击战，甚至正规战。2001年2月，拉登及塔利班高层人士在坎大哈与“东突”分裂组织达成协议，帮助训练骨干成员，并承诺负担2001年的活动经费。此外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分裂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信设备等。
想一想
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识别邪教组织，以及遇到邪教组织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读一读
网民谴责新疆暴恐案 新疆网友：暴徒不代表我们的同胞
暴恐案件的发生让各地网民深感震惊，纷纷通过互联网平台表达对死伤者的哀悼和慰问，对暴力恐怖分子的强烈谴责，同时也表达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打击暴恐分子嚣张气焰、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定决心！
一些网友认为，恐怖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必然遭到一切正义力量的坚决反对。一位名为“大白兔奶糖”的网友说，“惊闻同胞遇难，我非常震惊！暴力恐怖分子滥杀无辜，穷凶极恶，他们竟然对手无寸铁的市民实施恐怖行为，这只会让人们更加清楚暴恐分子反人类的本质。”
网友“小牛吃虾米”对暴恐案件非常愤慨，他表示，“每个人都热爱生命，每一条生命都弥足珍贵。恐怖主义试图通过制造血腥事件破坏民族团结、要挟政府、制造分裂，中国人民决不能姑息！面对滥杀无辜的恐怖分子，中国同胞只会同仇敌忾，共同筑起反恐的‘铜墙铁壁’。”
与全国各地的改革发展同步，新疆也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之不易。但近期在乌鲁木齐、阿克苏相继发生少数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制造的暴恐事件，不仅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也严重危害了新疆社会的和谐稳定。
新疆网友“一次性杯子”说：“这些暴徒制造恐怖事件就是要破坏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让大家怕他们，在国际上制造舆论声势，根本与民族和宗教无关。我就是新疆人，新疆维吾尔族同胞是热爱和平的，那些暴徒不代表我们的同胞！”
网友“坚韧23”认为，“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宗教极端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也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公敌。试问，哪个宗教会蛊惑信教群众制造恐怖袭击、谋害生命？”
11名维吾尔族大学生发表了《我们，不会再沉默》公开信，引用先知圣训强烈谴责暴恐分子滥杀无辜的罪行已彻底失去了宗教崇尚的善德底蕴，给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呼吁“维吾尔族同胞勇敢地站出来，抵制邪恶极端，与极端思想作斗争。”
（三）西藏问题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现在所谓“西藏问题”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西藏问题”的前期是英国制造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开路先锋；后期是美国制造的，美国中情局在幕后主持。
1888年，英军以边界纠纷和通商为名，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侵藏战争，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中英间的《藏印条约》及其《续约》，英国从中获得不少权益，如强迫与亚东、江孜等地通商。1903—1904年，英军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侵藏战争，攻打江孜，西藏军民在宗山之役中英勇抵抗。英军占领拉萨后还迫使西藏地方政府订下《拉萨条约》，对此，清政府强烈反对。1911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政局紊乱，英国重新炮制分裂西藏的新政策，在1912年英国政府和印度事务部的《关于印度边境毗邻国家形势备忘录》一项文件中谋求“西藏独立”的野心暴露无遗。1920年，英军再次入藏，并挑拨西藏关系。1924年，英扶植亲英少壮派藏军，图谋政变，剥夺达赖喇嘛在拉萨的权力。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中央派黄慕松入藏册封致祭。1937年冬，三岁的男孩拉木登珠从青海被护送到拉萨立为十四世达赖喇嘛时，中央再派吴忠信入藏主持其坐床仪式。1943年3月，英国外交部的《西藏与中国“宗主权”问题》报告，提出取消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一事，其长期精心设计的“西藏独立”阴谋成为泡影。
美国继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后，英国“西藏独立”的活动被美国承担起来。自1947年中情局公布成立后，就开始把战略目光盯住西藏。1956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权中情局推动西藏地下游击活动，成立“越山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并利用台湾“民航公司”从事补给，以支援西藏的游击工作。1958年4月20日，近5000多名西藏武装的首领秘密会商并签盟：在山南地区建立游击基地。6月24日，以恩珠仓·贡布扎西为“司令”的“卫教军”成立。9月，“卫教军”获得美方空投的大量粮食和武器弹药。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武装叛乱。3月17日一大早，达赖在中情局人员东尼·波指引下，开始逃亡。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平息叛乱；3月28日，中央解放西藏地方政府，叛乱平息。1959年5月至6月，达赖在印度北部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次年，再迁往印藏边境的达兰萨拉；“西藏人民代表大会”亦随即召开成立，颁布“宪法”。但是，世界各国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可是，在联合国，美国领头分别于1959年、1960年、1961年和1965年把“西藏问题”列入联大议程，并于1961年和1965年通过了“西藏问题”的反华提案。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藏流亡政府”的重要职位，逐渐被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藏族青年占据了。他们积极把“西藏独立”国际化，寻求外国支持，同时到西藏境内趁机策乱，目的在于引起国际视听，推广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