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秦至西汉语气词概况
（一）最早出现的语气词是“哉”
如果不考虑“抑”和“执”，那么汉语史上最早出现的语气词应当是“哉”。西周金文中“哉”一共四次，三次写作“才”[17]、一次写作“”，都表感叹语气。如：
（13）王曰：“师訇,哀才！今日天疾畏降丧。”（《师訇簋》）
（14）唯民亡延才/允才，显。（《殷周金文集成引得》8.4341）
（15）敬享。（《殷周金文集成引得》11.6014）
以上各例已经得到学界公认。“哉”写作“才”，在出土的战国至汉代简帛文献中也多有用例。如：
（16）（晏子）曰：“吾罪与（欤）才（哉）！吾亡也！”（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
（17）是厌之，有（又）从而畏忌之，则夫间何（由）至乎才（哉）?（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
而到了今文《尚书》中，“哉”的用例开始多起来，并出现了“矣”“乎”等其他语气词。钱宗武统计了今文《尚书》中出现的所有语气词，共计100次，而“哉”就占到了74次之多。[18]这一方面说明了“哉”已经非常发达；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还是语气词衍生的初级阶段，其他语气词还处于萌芽状态。表2-1是钱宗武对今文《尚书》语气词的统计表：
表2-1 今文《尚书》语气词统计表
说明：由于对语气词的判定标准不同，具体的统计数据也就存在差异。比如我们并不赞同钱宗武将“若”“止”“其”“所”“焉”等也当作语气词。“焉”字虽然在先秦也可以作语气词用，但是在今文《尚书》中还有很强的指代性，应是指代词（参见第二章）。再如“已”，《洛诰》只一次，而后很长时间都不见，一直到《论语》中再出现，所以不排除后人掺杂进去的可能性。如果将今文《尚书》内部也当作一个历时语料库，那么表2-1显示，随着时间往后推移，“哉”的使用反而呈递减的趋势。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一个词在产生初期使用数量少，越到后来数量应该越多才是。这只能表明在《尚书·尧典》产生之时，并且很可能在这之前，“哉”已经发展成熟了，只是使用于口语，而没有在书面语中记录下来。而越到后来，如钱宗武所说新的语气词逐渐产生，挤占了“哉”的存在空间。
到《诗经》《论语》中语气词就逐渐多起来了，既反映在数量上，也反映在种类上。特别是《诗经》中一些语气词，在以后的其他文献中还很难见到，如“则”“斯”“思”等，因而很可能是方言词。
（二）语气词的数量和种类
先秦至汉代出现过的语气词大致有“哉”“矣”“则”“斯”“思”“焉”“乎”“也（只）”“与”“兮”“猗”“邪（耶）”“夫”“已”“耳”“而”“者”“尔”“为”“些”“殹”。当然，这些语气词的出现（形成）时间不一、使用地域也存在差异。这些词的语气义及使用概况，在后面几节陆陆续续都有介绍。
此外还有很多语气词连用[19]和复合语气词，二音节的如“也已”“也者”“也哉”“也矣”“已矣”“而已”“耳矣”“也乎”“矣乎”“已乎”“云尔”“焉尔”“也与”“也邪”“已邪”“矣哉”“也夫”“矣夫”“乎哉”“者也”“者哉”等；三音节的如“而已矣”“而已也”“而已乎”“而已哉”“而已耳”“也已矣”“也与哉”“焉耳乎”“焉耳矣”等。上面的列举是泛时和泛地的[20]，甚至是泛性质的，即没有区分是连用形式还是复合语气词。
（三）逐渐丰富与规范定型
在先秦至汉代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语气词经历了一个逐渐丰富和规范定型的过程。丰富体现在两方面：①种类逐渐增多，这点特别明显。比如在《尚书》中只有“哉”“矣”“乎”等少数几个，而到《论语》中除了这几个外，还有“也”“焉”“与”“兮”“已”“耳”等；越往后，语气词的种类越多，因为新的语气词在不断衍生，如“邪（耶）”“者”“尔”“云”“为”等，如果再加上方言语气词，那就更多了。②语气义越来越丰富。从《尚书》中句末语气词的使用看，最初的语气词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断句，因而语气义比较单一；加上《尚书》至其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句首句中助词非常发达，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表达语气的功能，造成语气词语气功能不够突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句首句中助词逐渐减少，语气词的功能得以凸显，语气义也自然丰富起来。
语气词的逐渐丰富还和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关。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和诸侯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越来越多，对语言的要求自然也在提高；诸子百家争鸣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语言的发展。战国时期诸子竞相以自己的文辞和口舌取悦当权者，为了吸引当权者的注意，他们需要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煽情的语句，这样语气词的使用就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因为语气词就是表达言语主体的情感、态度、观点，用得好，往往能够吸引对方的注意、兴趣，从而取得好的效果。
规范和定型与语气词的丰富有一定联系，因为在语言表达中的功能越重要、地位越突出，其自身也就趋于越完善。语气词的大量使用，有利于语气词用法的定型、规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表达语气。
方言之间接触的增多，很多语气词的使用会逐渐趋同，从而促使语气词的规范和定型。先秦至汉代的文献中有一些语气词往往只存在于很少的文献中，这很可能就是当地的方言词，但是一些常用语气词都相同，大致可以确定是当时通语中的语气词，这样也保证了不同方言间人们的正常交往。
秦统一全国，实行“书同文字”政策，对语气词的发展、规范化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消除异体字等。字形对词义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同一个语气词在不同方言中字形可能不同，语气义和用法方面可能也存在些微差异，但是随着字形的统一，功能往往趋于统一了。
当然，与汉语史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语气词的规范化程度还比较低，这点从大多语气词能够在多种句型中出现就可见一斑。
语气词在衍生之初，往往是杂乱无序的，在随后的历时发展中，就会逐渐规范定型，并慢慢形成一个系统，这是事物的发展演变规律；倒过来，系统的形成又会进一步促使语气词使用的规范。关于语气词系统对语气词使用的影响和制约，我们在后面各章陆陆续续有一些讨论。
[1] Paul J.Hopper,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Grammaticaliza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Berna Heine：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1, Amsterdam,Benjamins，1991.
[3] 吴福祥：《汉语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学特征》，《中国语文》2005年6期。
[4]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43页。
[5] 李学勤：《关于师组卜辞的一些问题》，《古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关于语料标注原则请参阅第一章第三节的有关说明。
[7] 有关“不”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还有专门讨论，此处不赘。
[8] 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
[9] 杨逢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10] 〔日〕高岛谦一：《殷代贞卜言语的本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10册）》1989年（平成元年）第10期。
[11] 陈炜湛：《关于甲骨文“印”、“执”二字的词义问题》，《出土文献研究（三）》，北京，中华书局，1998。
[12] 朱歧祥：《由对贞句型论殷墟卜辞有属问句考辩》，《甲骨文研究》，台北，里仁印书局，1998。
[13] 张玉金：《关于卜辞中“抑”和“执”是否语气词问题》，《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
[14] 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
[15] 孟维智（《西安话的语气词“些”》，《语文研究》1982年第2期）提到了西安话里有一个语气词“些”，可以出现在疑问句、感叹句、陈述句等句子末尾，其他一些方言也有这个语气词。不过这个“些”和《招魂》里的“些”毫无联系，而是宋代以来由量词“些”演变而来，详细请参阅李小军：《语气词“唦”的来源及其方言变体》，《语言科学》2008年第4期。
[16] 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古汉语研究》1988年创刊号、1989年第1期。
[17] 张振林：《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古文字研究（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认为“哉”虽然有不同字形，但各地都是使用从“才”得声的字，说明“哉”的使用基本没有地域的差异，只是字形没有固定下来。
[18] 钱宗武：《今文〈尚书〉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319页。
[19] 先秦汉语中既有语气词连用的，也有复合语气词。至于具体的区分有一个时间层次的问题，有些开始属于连用的，后来成了复合语气词。而由于形式的同一，这种区分往往显得很困难。
[20] 语气词的地域和时间因素很明显。先说地域因素：同一个语气词可能在不同地方有不同读音，因而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汉字来记载，这属于同音异字或者说同词异字现象；不同地域可能使用某些来源、语音不同的语气词来表达相近或相同的语气，这属于异词异字却同功能的现象。再说时间因素：汉语语气词大多来源于其他实词和虚词，从他类词演变为语气词，在性质上是一个连续统；而语气词在使用过程中，语气义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因而对语气词的鉴定和语气义的判别往往需要充分考虑到历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