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一、文心雕龙·原道（刘勰）
文之为德也大矣[1]，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2]；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3]；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4]；此盖道之文也[5]。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并生矣[6]。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7]。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8]。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9]。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10]：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11]；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12]；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13]。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14]；泉石激韵，和若球锽[15]；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16]？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17]。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18]。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19]。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20]！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21]。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22]。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23]；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24]。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25]。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26]。文王患忧，繇（zhòu）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27]。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28]。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29]；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30]。
爰自风姓，暨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31]；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32]。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33]。《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34]”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35]。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36]。
（选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作者简介
根据《梁书·刘勰传》，我们知道刘勰生平的一些情况。刘勰，字彦和，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祖籍山东东莞，今山东莒县。其祖在永嘉之乱时南迁，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其父曾官至“越骑校尉”（统率骑兵的武官），但过早去世。刘勰很小就成为孤儿，家境贫寒，未婚娶。但刘勰从小就很好学，曾跟随当时的高僧学习并校订编订佛经，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遂博通经论”。当时镇江定林寺的经藏，是刘勰编订的。
天监初年（502或503年），刘勰“起家奉朝请”，开始做官。最初是没有实缺的官，其后，也做过一些有实缺的小官，如他曾做过“太末县令”今浙江衢县，有清廉的政绩。最有意义的是他曾当过昭明太子“东宫通事舍人”（管理太子文书的官职）。昭明太子萧统曾编过《文选》，十分喜爱文学，对刘勰也自然格外喜欢。
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著《文心雕龙》五十篇。他“自重其文”，但未有识货者。他不得已求助于当时文坛领袖沈约。当时刘勰背着书，等待沈约出来后，就把沈约的车拦住了。沈约读了他的书，认为“深得文理”，很看重他，常把《文心雕龙》放在书桌上，随时翻阅。
刘勰“长于佛理”，所以他的后半生又回到修订佛经上面，修订工作完成后，干脆出家当和尚，在他出家不到一年后卒于庙中。
从刘勰生平中，我们发现，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中国第一部体系恢宏、逻辑严密、观点深刻的文论著作，是与他早年整理、修订佛经密切相关的。佛经是从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有严密的体系和逻辑。刘勰肯定从佛经里吸取了构建体系、框架的本领，并把它运用于文论的著述中。从这一意义上看，《文心雕龙》是中外交流的产物。这也说明，一种思想若是定型了，就可能变成僵化的东西，这时候就需要外来的思想加以撞击，才有可能产生新的变化和发展。也因此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儒、道、佛三种思想并存。
2.背景知识
刘勰《原道》是《文心雕龙》一书首篇，与《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四篇，一起构成刘勰自己所说的作为总纲的“文之枢纽”。所谓“枢纽”即是“关键”“纲领”的意思。“原”是“本于”的意思，“原道”就是本于“道”。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也是说明这个意思。刘勰在《原道》这篇文章里主要是要确立自己的文学观，回答文学从哪里来的问题。
刘勰生活于齐、梁年代，一共生活了56年左右。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体大思精的文论著作，与他生活的时代有一定的关系。自东汉到魏晋，再到南北朝，这几百年间，是中国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士人（知识分子）处境危险，面临各种无奈的选择。但这种状况，也给士人提供了思想创造的条件。以下三点与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写作是有密切联系的。
第一点，思想解放局面的形成。自东汉以降，汉武帝以来所确立的“独尊儒术”已式微，这主要是经过了西汉和东汉的几百年的保守的统治，儒家的伦理规范已成为教条。东汉时期就出现了许多“名士”，他们敢于批评当时的政治，成为当时政府的“反对派”，政府就说他们是“党人”，把他们禁锢起来。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党锢之祸”。尽管有“党锢之祸”，还是有人要冲破名教和理法，说一些违反儒家伦理的话，如曹操要杀孔融，一个名叫路粹的人揭发孔融的罪行：“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当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见《后汉书·孔融传》）孔融说的话不一定对，但也说明儒家的孝道的确遭到了人们的挑战。当时著名的文人嵇康更是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大胆说法。我们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东汉末年以来，儒家伦理教条的没落，思想解放的活跃，各种思想竞争激烈，儒、道、释思想都处于交锋或交融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南北朝，这是产生像《文心雕龙》之类著作的必要条件。因为《文心雕龙》就是儒、道、佛各种思想交汇的结果。
第二点，玄学的兴起。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以“名士”为核心所创立的一种哲学形态，它崇尚超乎形质与经验的玄远，以老庄学说和佛学中的一些命题为谈资，用清谈的抽象的方式，着重谈论的问题有“有无之辩”“名实之辩”“才性之辩”和“言意之辩”等。玄学的兴起与上述“党锢之祸”有关，士人对政治生活淡漠，明哲保身，转向清谈，这也是“隐”的一种方式。另外，门阀制度的兴起与巩固，大地主贵族养士之风日盛，也为清谈的玄学提供了基础。玄学具有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消解作用，同时也使人的精神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因为玄学将世界上任何事物，大至宇宙，小至花鸟鱼虫，都作为玄思的对象加以把握，从而大大突破了传统儒家精神的狭小天地，实质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在玄思中，人们可以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忘记尘世的烦恼，进入一个自由的审美境界，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感觉去面对世界的美和丑，并根据自己的感觉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在当时不是一件小事，特别是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有利，对《文心雕龙》等文论著作的产生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第三点，文学地位的提高与独立。魏晋时期，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刚健的建安风骨得以出现，文学已被看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宋明帝在儒学、玄学、史学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立总明观，分别是儒、道、文、史、阴阳五部，文学也独立为一部。同时，史书也开始立《文苑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齐以来的文、笔区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云：
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
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文、笔之分，在当时成为一种通论，是很大的事情。文学从以前的依附状态中“独立”出来了，它真正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后来昭明《文选》中的选文就以诗赋为主，不选经书、诸子和史传。文学的自觉给文论带来了生机。《文心雕龙》这样的文论专著的出现和其中“原道”命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
3.文本解读
从先秦以来，中国古代对于文学的界说，最著名的就是“诗言志”。《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意思是说，诗是表达志意的，歌把语言咏唱出来，韵律使声调和谐统一。这里的“志意”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古代儒学的理解，这“志意”一般而言，是指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感情，以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所以在作诗的时候，要“发乎情，止乎礼义”[37]。儒家的诗教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探讨文学的本源的时候，没有重复儒家的诗教，而提出了“文原于道”的看法，认为文学是从“道”那里衍化而来的。那么刘勰所提出“道”是什么呢？弄清这个问题是理解刘勰的《原道》篇的关键。
（1）对刘勰的“道”的四种解释
刘勰在篇中有“自然之道”和“道之文”的说法。怎么来理解刘勰关于“自然之道”和“道之文”的说法呢？对此，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四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刘勰的“道”，就是儒家的以礼教为核心的“道”，因为“文之枢纽”有五篇，其中头三篇是“原道”“征圣”和“宗经”，这三篇在一个思想线索上，既然“征圣”和“宗经”是鼓吹儒家思想的，那么由此可以推测第一篇“原道”中的“道”自然也就是儒家礼教之道了。刘勰的确在一系列篇章中推崇儒家圣人及其经典，所以学界不少人认定“原道”的“道”，就是儒家之道，不能说是没有根据的。本篇也重点谈到孔子的作用。但是文章没有把孔子的学说作为文章的源头，而是把自然万物作为文章的源头。文章开头那些赞美大自然的话，特别引人注目。而且把“道”理解为儒家之道，这种理解有一个明显的局限，它主要不是从本篇的理论切入，而是由别的篇来推测此篇，它的根据不是“自证”，而是“旁证”，在有“自证”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采用力量不足的旁证呢？这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种，认为刘勰的“道”是道家之道，认为是道家的“先天地生”为“天下母”的“道”，刘勰把“道”与抽象的神秘的“神理”相联系，是先验的东西，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因此刘勰的“道”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虽然刘勰的《文心雕龙》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养料是一个事实，刘勰的著作中确有道家思想。但把“原道”的“道”断定为道家之“道”缺乏足够的论据。而且这种看法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相提并论，似有把刘勰的思想“西方化”之嫌。
第三种，刘勰的“道”是兼有儒、道两家的道，即认为刘勰以儒家思想为主，也不排斥道家的影响，魏晋玄学就往往以道家思想来说“易”，所以刘勰的“道”兼有双重的意思，广义的是“自然之道”，狭义的是“儒家之道”。这其中又有“内儒外道”“内道外儒”和“儒体道用”的说法。这一派人看到了刘勰的思想的复杂性，看到了《文心雕龙》思想资源的多样性，是值得称道的。但其说法未免含糊，似应进一步厘清。
第四种，刘勰的“道”就是“自然之道”，是自然本身。持此说的有近代国学大师黄侃等。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解释刘勰的“自然之道”观点如下。
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38]
黄侃所言从本篇立论出发，不拐弯抹角，他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他认为《原道》篇中多次谈到“自然之道”“自然”和“神理”，实际上都是讲先有“自然”，然后才有“思心”，然后才有“言语”，然后才有“文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侃认为，刘勰的“道”与唐代韩愈的“文以载道”的“道”是不同的，是刘勰自己提出的“自然之道”。另一位近代学者刘永济教授在《文心雕龙原道篇释义》中解释“道之文”观点如下。
此篇论“文”原于道之义，既以日月山川为道之文，复以云霞草木为自然之文，是其所谓“道”亦自然也。此义也，盖与“文”之本训适相吻合。“文”之本训为交错，故凡经纬错综者，皆曰文，而经纬错综之物，必繁缛而可观。故凡华采铺芬者，亦曰文。惟其如此，故大而天地山川，小而禽兽草木，精而人纪物序，粗而花落鸟啼，各有节文，不相凌乱者，皆自然之文也。然则道也，自然，文也皆弥纶万品而无外，条贯群生而靡遗者也。[39]
刘永济此论也较合理。他从“道”与“文”的密切关系来解释“道”为自然，“文”为自然经纬错综的状况，天地山川，云霞草木，花开鸟鸣，包括人物生活，都是经纬错综而丰赡美丽的，都是“文”，即包括人的整个自然都是“文”，那么“道之文”，就是自然之文，而道也就是“自然”本身，这是比较符合刘勰原意的。
（2）“天道自然”及其衍化
我们的看法与上面两位学者的解释相似，但又有所不同。我们认为从本篇的立论和与创作论诸篇的联系看，刘勰的“道”是古老的“天道自然”，既不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也不是道家的“无为”之道。刘勰所标举的“自然之道”的文学观，基本上是来源于远古先人的“自然崇拜”观。所谓“自然崇拜”，就是说，我们的先人在远古的时候出于对自然万物的不了解，感到自然的神奇与威力，敬畏自然，从而对自然产生了崇拜之情。在“自然崇拜”这一点上，道家与儒家的思想并没有大的区别。他们都有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和神秘之感。这是更古老的先人的天道自然崇拜论在先秦学者那里的回响。儒家、道家不但敬畏自然，同时又把自然当作一个源头，道家的道源于自然，儒家的名教岂不是也来源于自然吗？我们认为刘勰基本上就是在上述意义上用“道”这个概念的，并把它作为文学的本源来加以阐发。
如前所述，刘勰在他的《原道》的开篇，没有按汉代的文论去絮絮叨叨讲“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美刺”“主文而谲谏”等儒家教化理论，而从自然本身（“天文”“地文”“人文”）的丰富、韵致和美丽讲起，并充满赞美之情，这绝不是偶然的，他的思想受当时玄学和佛学的影响，与儒家教化理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他的这种倾向，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要从自然宇宙这样一个更宽阔的视野来理解“人文”。
从《原道》篇可以看出，刘勰认为，从根本上说，文源于原始的天道自然，自然（包括人的自然）是最美的，人文（包括文学）与自然万物有着同构的关系。文章属于精神的产物，自然则是客观的存在，一为精神，一为物质，它们是“异质”的，但它们的结构却是相同的。天地山川，禽兽草木，人纪物序，花落鸟啼，这是自然，自然有自然的结构；文章（包括文学）虽然不是自然本身，但好的文章（包括文学）与自然的结构是相同、相通和相似的。刘勰《原道》开篇在说了天地、日月、山川的美丽之后，指出“此盖道之文”后，接着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里的“观”，是观看天地的光辉，这里的“察”，是察看地面万物的文彩，这都是人的知觉活动，所以刘勰接着说“惟人参之”。这里就把天、地、人并举，并指称其为“三才”。天地是指物质性的宇宙，人则是具有心智的高等动物，这是不同“质”的，但刘勰把它们归为一类，即“三才”，都具有文彩，这就是天地与人“异质”而“同构”，即天地的“力的结构”与人的“力的结构”是同一的。所以这里所说的“道之文”，不仅仅是指自然天地的“文”，也指人的“文”。具体地说，自然景物属于自然界，人的情感与思想属于意识界。春天花朵的绚烂与美丽属于自然物体，人们将见到这花朵之后的快乐和喜悦写成了诗篇是情感意识。但它们都属于上升的结构，这就是“异质同构”。
那么，在刘勰看来，“道”与文章怎样实现同构关系呢？这就是因为自然之道具有衍化的功能。这里可以分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层次，自然之道具有自然美。
作为自然之道都有广义的“文”。刘勰说，天玄地黄，天圆地方，日月似重叠的碧玉，展现出宏丽的景象，山川焕然如锦绣，显现出大地的形貌，这就是“道”之文采。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刘勰所说的“道”是指天地、山川等自然本身。而且他认为自然本身就有“文”，这里所说的“文”，即文采（包括诗意），你看那山川，那草木，那晨昏，那鸟兽，都错落有致，都变化有序，这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美。“道之文”也就是自然美。刘勰确实是感受到自然美的，他用了许多美丽的文辞描绘说：动物、植物都是美的。龙凤以鳞羽呈现瑞祥，虎豹以毛色闪现出雄姿，云霞雕饰出的色彩，超过画工笔下的微妙，草木开花，不必织女的巧手也神奇异常，这些都不是外来的装饰，完全是出于自然本身。天地、动植物是自然美。那么人呢？刘勰接过《易传》的话说，人为“三才”之一，为“五行之秀”，为“天地之心”，人首先也是一种自然美。所以他说：“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由此不难看出，刘勰把人看成是自然美之一种，但又比自然美更高，这是他对“人文”的第一层看法。这层理解，也可以说是对“道之文”的广义的理解，它是“与天地并生”的，只要是自然，都有“文”，都有文采。
有人可能要问，《原道》篇中所提的“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这也是自然吗？回答说：是。在我们的先人看来，这也是自然。古代的人们对自然并没有今天人们科学的认识，常常把一些传说的东西，想象成真实的，当成自然存在。他们把语言文字的最早创造归功于“龙献图、龟献书”，是不足怪的，这是先人的古老天道自然崇拜论在起作用。自然崇拜论的实质，就是把世界上一切神秘的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结为自然的本然存在。把平淡的还给自然，把神奇的也还给自然，把一切荒诞的都还给自然，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汉代学者王充说：“河出图，洛出书……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笔墨为图书乎？天道自然，故图书自成。”[40]我们认为王充讲的“天道自然”，最为合理。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刘勰并不是从认识论的视野来看待天道自然的，而是从古代的朴素的存在论来看天道自然的，人进入自然，与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自然不完全是认识的对象，而是体验的、感悟的和想象的对象。
第二层次，自然之道衍化为人工美。
刘勰在说明自然美之后，接着提出“文字始炳”以来的“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问题。那么这个“写”的问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刘勰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这是刘勰的回答。这个回答很重要。这意思是说，从自然美到艺术美，要经过“心”与“言”这两个中介。首先是“心”的感动，看到山川自然，看到雪花飞舞，看到花开叶落，听到流水潺潺，听到大风呜呜，听到松涛声声，人也要感动的。对文学创作来说，“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情”的问题，所谓“情者文之经”，强调的就是“情”的作用。没有人内心情感的波涛与风暴也就没有文学。其次，是要把“情”外化出来，这就要通过“言”，没有“言”也没有文学。刘勰在《神思》篇里，谈到“言不尽意”的问题。动情不易，言说也难。所以，“心”与“言”这两个中介是重要的。就是说，人们内心的情感，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样文章（包括文学）也就产生出来了。这里，“心”的加工，“言”的加工，是对“自然之道”的衍化，“人文”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是指人作为一种自然，同别的自然事物一样，也有文采美；狭义的是指人所制作出来的文章（包括文学），即人工美。人工美是经过人工加工的美。这是刘勰理解“文”的第二个层次。
第三层次，“文”衍化为艺术美。
刘勰没有把他的理解停留在人工美这个层次上。他看到对事物的表面的描写，只是人工美，这种美不一定能达到美的极致，或者说不一定能达到艺术的极致。于是他又提出第三层次的“道心神理”之美，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美。在这里，他突出地提出“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命题。“道心”“神理”可以看成是《原道》的关键词。那么什么是“道心”“神理”？“神”这个词到了六朝时期，原有的“神灵”“神明”的含义已被消解，“神”就是事物的千变万化。如当时韩康伯的《系辞注》在解释“阴阳不测之谓神”时，说：“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这里“神理”和“道心”是互文见义的。实际上，刘勰在《原道》全篇所强调的“道”是自然本身及其变化，既然“道”是自然本身及其变化，那么“道心”就是“道”的内核，即自然变化的轨迹。“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写作不能只模仿自然的表面现象，而是要深入到“道心”与“神理”中。在这里“道心”与“神理”并举，是二而一的东西，都是指事物变化的神秘莫测的内在深层的律动。这是刘勰理解“人文”的第三个层面。
（3）对刘勰文学观的简要概括
如果我们把刘勰对“人文”或艺术美的理解化为简明的公式的话，是否可以列成这样：
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概括出刘勰的以天道自然为根基的文学观。文学源于天道自然及其律动，它激发人的情志，于是人就用“言”来表现，这样就有了作为艺术美的文学。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也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感情是天生的禀赋，是不需学习的。“应物”，是接触到外在的事物，“感”，动人心也。“应物斯感”，意思是接触到外物而引起感情上的变化和活动。“感物吟志”，就是“感于物”而“吟志”。刘勰《原道》篇和《明诗》篇的思想是相似的。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文学作为一种人文，它是人心在自然中获得感动，通过语言而传达出来的文化形态。这是刘勰在《原道》篇和《明诗》篇给我们提供的真理性的东西。
如果我们对刘勰的思想可以这样理解的话，那么他的思想是深刻的。无论就文学的本源，文学的情感把握，文学的语言表现，文学是文化形态，以及这几个环节的关系，他的理解都十分接近文学创作的实际。
[1] 这是全文第一句，关键是对“德”字的理解。一般都把“德”理解为德行或德操，“文德”也就是指为文的操守，譬如当教师要有师德，做商人要有商德等。这种理解不合刘勰的原意。王元化在《〈灭惑论〉与刘勰前后期思想的变化》中释“文之为德”时说：“过去注释家多训‘德’为‘德行’或‘意义’，均失解。德者，得也，若物德之德，犹言某物之所以得成某物”，“文之为德”“也就是说文之所以由来的意思”。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这句可翻译为：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根由，是重大的。刘勰在这里强调要从宇宙与人类的更宽阔的视野来理解文学。
[2] 《易·坤·文言》：“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玄黄指天地的颜色。《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指古人对天地的形状的理解。可理解为：天玄地黄各有不同的颜色，天圆地方各有不同的形体。
[3] 垂，展示的意思。
[4] 谱，分布之意。理，条理。
[5] 这里的“道”指宇宙本体。这句话很重要，说明天上的日月，地上的山川，所有一切大自然都有文采，文学的文采是人受自然文采的启发才创造出来的。
[6] 意思是，仰观日月发出的光辉，俯察大地所含的文采，高与下的位置都确定了，因此天地也就产生了。“两仪”，指天地。《易》：“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7] “参”，三，也有参入义。钟，聚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人是性灵所聚而成，能与天地相参配，这叫作“三才”。
[8] 五行，指金木水火土，意指万事万物。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为万物之灵秀，实乃天地之心灵。
[9] 意思是，人的心灵产生了，言辞也就确立了，言辞确立了，文章也就昌明了，这是自然的道理。在这里，刘勰指出文章由人心所生，确认人是文学的主体。这两句都强调“人”的重要性。
[10] 傍，涉及的意思。
[11] “藻绘”，有文采的意思，用来形容龙凤翎羽的颜色。“炳蔚”，鲜明，此处用来形容虎豹的毛色。
[12] 逾，超过。
[13] 贲（bì），饰也。
[14] 至于风吹林木所发出的声音，像乐器演奏一样和谐。籁，风吹孔窍发出的音响。竽（yú），一种吹的乐器，像笙。瑟，一种拉的乐器，像琴。
[15] 泉与石相激所形成的韵调，和谐得像击盘打钟。球，圆盘。锽，钟。
[16] 既然无知的事物都郁郁然有文采，有心灵的人，难道会没有文章吗？上面这两段，强调自然本身的艺术美特征，人也是一种自然，或者说人是自然中富于灵气的，就更有具有艺术美的特征。这里说明在刘勰的观念中，文章，包括文学，是伴随天地万物而产生的，人与天地万物都是自然，自然本身是美的，作为人的心灵的产物的文章，是大自然的美相伴而产生的。
[17] 人类的文章，开始于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深刻明白这个神奇的道理的，是《易经》中的卦象。肇，开端。太极，天地未分时的元气。幽，深也。赞，明也。神明，神奇的自然道理。
[18] 庖牺，伏羲氏，相传他最早画卦象，孔子最后作《十翼》，解释《易经》。这句话的意思是，最早画卦象的是伏羲氏，最终写了十篇文章解释《易经》的是孔子。
[19] 只有乾、坤两卦，有《文言》加以解释。《文言》是孔子所写的“十翼”中的一篇。
[20] 语言的文采实在是天地的精神啊！这是本篇中十分重要的一句话。
[21] 相传黄河里有龙献图，伏羲氏借以制八卦。洛水里有龟献书，大禹借以制定九种治国的方法。尸，主管。这句话的意思是，《河图》里蕴含着八卦，《洛书》里深藏着九种治国的方略，玉版上金字的内容，绿简上红字的文采，是谁制作的呢？不过是自然的神秘的道理而已。
[22] 相传黄帝的史官仓颉，见鸟兽的足迹，受到启发，创造文字。这句话的意思是，自从用文字代替结绳记事，文字的作用才开始显示出来。
[23] 这里的元首，指舜帝。载，成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虞舜的歌唱，抒发并吟咏了情志。
[24] 益、稷，人名，他们都是舜帝的臣子。谟，谋也。敷奏，敷陈。
[25] 九序，九项政事皆有次序。弥，更。褥，繁盛。这句话的意思是，夏禹兴起，业绩卓著，九项政事，皆有次序，值得歌颂，勋德就更为繁盛。
[26] 被，配上。
[27]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文王拘而演《易》。”相传文王曾被商纣王拘于羑里。繇辞，卜卦之辞。这句话的意思是，文王在患难中，所做的卜卦之辞光辉闪耀，文辞含蓄，意义深远。
[28] 公旦，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名旦。振，扬。徽，美。烈，功业。斧藻，修饰。
[29] 熔钧，陶铸。“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金声而玉振”出自孟子，《孟子·万章》：“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者也，始条理也，玉振者也，终条理者也。”意思是以钟声开始，以磬声收尾。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继承历代圣人，比前代圣人更杰出，他修订了“六经”，真是如奏乐一样先击钟后扣磬，有条理地集古今之大成。
[30] 木铎，铃，以木为舌。古代传布政令，敲木铎以集合群众。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还雕琢人的性情，组织辞令，木铎敲响，千里都有人呼应，就如同在讲席上宣讲的道德学问流传下来，对后世都有影响，他写天地的光辉，使普天下的人都耳目一新。
[31] 爰，于是。风姓，伏羲姓风。暨，及。玄圣，远古的圣人，指伏羲。素王，指孔子。蓍，锯齿草。这句话的意思是，从伏羲到孔子，伏羲创造典则，孔子追述前人的训导，莫不是本于自然之道以敷陈文章，研究神秘的道理而立教义。从“河图”和“洛书”里取得卦象，从蓍草与龟甲中探问气数，观察天文推测世界的变化，观察人类文化来形成教化。
[32] 区宇，天下。弥纶，缝合。彝宪，常法。这句话的意思是，然后统治天下，制定常法，发扬事业，彪炳辞章。
[33] 旁通，犹言遍通。匮，乏。这句话的意思是，自然之道靠圣人用文章来显示的，而圣人也用文章来说明自然之道，通行而无阻碍，大家日常使用也不会感到不足。
[34] 这句话的意思是，《易经》说：能鼓动天下在于文辞。
[35] 文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是因为这文辞是显示自然之道的文啊。
[36] 胥，都。这句话的意思是，总而言之，自然之道的内核是很深微的，神秘的道理可以制定教义。光辉的圣人孔子，宣扬仁孝。黄河的龙献出“河图”，洛水的龟呈出了“洛书”；圣人又观察天文推究变化之理，这样民众都跟着效仿。
[37] 《毛诗序》，见张少康等编选：《先秦两汉文论选》，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8]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9] 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上），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0] （东汉）王充：《论衡·自然》，27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