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晚清国粹派的崛起

国学保存会会员多为晚清国粹派的健将，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兹简介如下：

邓实（1877—1951），字秋枚，广东顺德人。1877年生于上海。五岁亡父，与弟邓方（字秋门）相依为命。从青少年起，便崇拜顾炎武，“喜为经世通今之学”。关心时局，“凡阅国内外月报、旬报、时报至百余种，钞辑成书”，至数百卷之多。弟兄二人，寒夜读书，每及“当世之故”，常慷慨悲歌，饮酒起舞，期期以报国自许。19岁南归，游广东经学名家简朝亮草堂。庚子后，痛感亡国无日，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其大旨则欲决植民权，以排斥专制，为变政之根本”[1]。1905年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刊行《国粹学报》，宣传排满革命，虽抗师命而不止[2]。邓实发表的学术文章并不多，擅长政论，《国学保存论》、《国学真论》、《古学复兴论》诸文，使之成就为国粹理论的主要构造者之一。邓实以国粹派的组织者和理论家而闻名于时，柳亚子称誉他“是了不起的人物”[3]。

黄节（1873—1935），又名黄纯熙，字晦闻，广东顺德人。1895年受业简朝亮之门，“事之数岁，通贯大体，冠其侪”[4]。1897年学成，复独居云林僧寺读书数年。其间曾数至京师，登万里长城，并周游长江、黄河之间，以观时局，“知民怀去心”，革命之志渐萌。1902年后与同学邓实合作创办《政艺通报》，组织国学保存会，并行《国粹学报》。黄节力主排满革命，所著《黄史》使之扬名于时。曾有送革命巨子赵声诗曰：“请君猛著先鞭去，迟我数年戎幕中。”[5]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闻晦闻贤，以书招之”[6]，未就。1906年，端方遣上海道拜晤黄节及邓实，“许以巨资赞助学报”，并在酒楼集严复诸名流，邀二人赴宴。黄、邓“固拒之”[7]。作为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黄节于1902年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一文，最早揭出了国粹主义的旗帜。其《国粹学报叙》等文，是构成国粹派理论的重要代表作。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家传经学，有名于世。师培少承先业，服膺汉学，颇以复兴扬州学派自任。博览群籍，“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8]。12岁中秀才，19岁成举人，少年得意，热衷功名。但1903年北上会试不售，归途上海，结识章太炎诸人，遂转向反清革命，改名“光汉”。翌年加入光复会，主持《警钟日报》。1905年，是报遭封禁，避地芜湖，易名主讲皖江中学及安徽公学，并与陈独秀共主《安徽俗话报》。其间，加入国学保存会，主撰《国粹学报》。是时，刘师培不仅已成著名革命党人，且成国粹派的主将之一和《国粹学报》之巨擘。他一生著书74种，民元前43种，其中在《国粹学报》上连载的就有33种。该报共出82期，除两期之外，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同时主讲国学讲习会，编著伦理、经学、文学、历史、地理五种国学教科书行世。他将西方社会学的某些新理论、新方法，引入了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获得了新人耳目的成果。尤其是《群经大义相通论》、《周末学术史序》、《国学发微》等著作，传诵一时。由是刘师培以少年负盛名，时人誉为国学大师，“当时有二叔之目”[9]，海内想望其风采。

1907年，刘师培应章太炎招赴日本，入同盟会，并任《民报》编辑。但次年即为端方收买，变节，旋归国入其幕。此后他继续为《国粹学报》撰稿，只是先前创新的精神尽失，而退入汉学家考据的老路，归于颓唐了。

马叙伦（1884—1970），字夷初，浙江仁和县人。祖父文华，正路功名，曾为京官二十余年。但父琛书，仅得一县学生员。叙伦五岁即拜浙江解元王会澧为师，但11岁丧父，家庭中落。戊戌变法失败后，就读杭州新学堂“养正书塾”。在老师陈介石影响下，始读《天演论》、《法意》、《黄书》等，渐萌排满革命之思。1902年至上海，主编《选报》、《新世界学报》。崇拜章太炎，常至张园听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的革命演说，思想愈加激进。1903年4月《新世界学报》停刊后，即与邓实、黄节合办《政艺通报》。不久又共同发起组织国学保存会，主撰《国粹学报》。他发表政论文章甚多，学术文章主要有《古政述微》、《孔氏政治学拾微》、《论性》等。1911年专程到日本找章太炎，要求介绍加入同盟会。旋归国，投身辛亥革命[10]。

应当指出的是，国学保存会会员固然多为晚清国粹派的健将，但作为国粹派的主帅人物，却又非章太炎莫属。

章太炎（1869—1936），字炳麟，浙江余杭人。少从外祖朱有虔受业，读蒋氏《东华录》，反清民族主义思想由此萌动。1890年后到杭州诂经精舍从清代著名朴学大师俞樾受业，“精研故训，博考事实”[11]，从此打下了国学研究的坚实基础。甲午战争后，受民族危机的刺激，毅然走出书斋，加入强学会，走上了维新变法道路。庚子后，又渐转向革命。1902年东渡日本与孙中山“定交”，并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从此定志排满革命。同时大量阅读了日本与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书籍，革命思想益加宏肆。1903年他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并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随即因“苏报案”身陷西牢。但缘此更名动天下，成了众望所归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其文章每一出，学者珍之，如获大贝”。“虽好作政论，东南朴学，实为主盟。”[12]1906年出狱东渡主持《民报》，其瑰丽多姿的革命家兼学者的生涯，从此进一步展开了。

章太炎与邓实、黄节、马叙伦等人的关系多在师友之间。他在《国粹学报》上先后发表的著作多达25种，此外还有许多信札。因此，章与国学保存会的关系问题，自然引人注目。后人多认章为国学保存会的当然创始者和《国粹学报》的编辑[13]。但是，这并无根据。首先，章太炎的《自定年谱》及多次夫子自道，从未提及参与发起国学保存会或编辑《国粹学报》之事。其次，不仅1907年的国学保存会《会员姓氏录》不曾列名，在会员的有关回忆中，也未见有此说。最后，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国学保存会的成立，即便追溯到国粹学社，其酝酿最早当在1903年底；而章太炎自是年6月起，便因“苏报案”受审、入狱，头绪纷乱，身不由己，遑论创办新的革命团体！1906年甫出狱，便在当天匆匆东渡日本，从此海天相隔，且忙于主编《民报》及讲学，又如何能编辑《国粹学报》！因此，章太炎并非国学保存会会员，大致可以论定。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重视章太炎与国学保存会间的特殊关系及其对后者的重要影响。早在1903年他在给刘师培的信中，就曾勉励刘致力学术研究以保存国粹[14]。邓实、黄节诸人在与章的交往中，彼此也引为国粹同调，心意相通。国学保存会及其《国粹学报》的酝酿，事先征询章的意见，或曾打过招呼，也是当有之事。章以天命自居，自视甚高，其狱中所作《癸卯口中漫笔》说：“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15]邓实诸人视若拱壁，竟将此寥寥数语的狱中语录，刊于报端，足以说明国学保存会实遥戴章为自己的精神领袖与楷模。

章太炎对国学保存会诸子及《国粹学报》的影响力之大，从以下两件事中即可见其一斑：其一，《国粹学报》标榜不存门户之见，今文经学家廖平在该报头两年中，时有文章发表，颇形活跃。1906年第7期上复刊有他的三篇撰述：《公羊春秋补证后序》、《公羊验推补证凡例》、《春秋孔子改制本旨三十问题》，进一步发挥了今文经学派的“微言大义”说。章对此甚为反感，他在给刘师培的信中，直斥廖平“荒谬诬妄”，“全未读书”，并且批评邓实诸人“今乃录其学说，不已过乎”[16]？章信在《国粹学报》刊出之后，《政艺通报》虽然收录了廖平本人的反驳文章，但在《国粹学报》上，廖却从此销声匿迹了。这说明，章的意见对邓实等人有多么大的左右力量。其二，1910年《国粹学报》准备“更定例目”，“录前人旧著”。但当录的旧著书目，却是由远在日本的章太炎提出的[17]。

章太炎不仅俨然为国学保存会的精神领袖，而且借助主编《民报》和开办国学讲习会，又将东京的《民报》社，变成了宣传国粹思想的又一个中心，并使之与上海的国学保存会遥相呼应，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国粹派的声势和影响。

1906年6月底，章甫出狱，即被孙中山派人迎往日本，并主持《民报》。在东京留学生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述生平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其中尤其突出强调了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18]。这实际是明确表示，此后自己当以发扬国粹为职志。《民报》从第6期起，归章主编[19]。前后共编发15期，发文总数169篇，其中属于国粹研究的文章57篇，占总数约35%。此外，第6—24期，章本人共发表文章64篇，其中有关国粹研究的文章34篇，占总数53%。刘师培发表文章共7篇，其中同类文章5篇，占总数71%。尤其是第14期总共刊文四篇，其中章太炎、刘师培各占两篇，内容全然为国粹研究，不啻成了国粹文专集了。《民报》发生的此种变化，其是非得失，姑且不论；但是在章的主持下，它已变成突出宣扬国粹的重要阵地，却是显而易见的。章本人于此也颇自得，他在《黄晦闻墓志铭》中说：黄节、邓实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时炳麟方出系，东避地日本，作《民报》与相应”[20]。

章太炎在编辑《民报》之余的讲学，缘于欢迎会上的留学生之请[21]。1906年9月国学讲习会正式成立[22]。其科目分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23]，地点设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内。具体事务由陶成章负责，并规定月出讲义一篇。在讲习会的基础上，不久又成立“国学振起社”，章自任社长，事务所即设在《民报》社。

讲习会的人数较多，1908年鲁迅、许寿裳等青年学生也想听讲，希望能另开一小班。结果章答应于每星期日上午在《民报》社另开一班，听讲者仅鲁迅等8人。是时《民报》既已被封，章得以集中精力讲学。两班学生先后达百数十人之多[24]。直到武昌起义之后，章“始辍讲业”，附轮归国。

章太炎主持下的《民报》社，与邓实的国学保存会，息息相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国粹学报》大量刊载章太炎等人的文章；章等不仅在日本代为收集佚书，而且通过《民报》社，代售《国粹学报》[25]。彼此在人员上，也是相通的。章曾向邓实诸人引荐黄侃，后者且加入了国学保存会；而刘师培正是应章之招东渡日本，并成为《民报》编辑的。至于苏曼殊，则穿梭般往返于《民报》社与国学保存会之间。

至此，国学保存会、《国粹学报》，与国学振起社、《民报》成犄角之势，国粹派在上海与东京之间，形成了自己的宣传轴心。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以下重要革命刊物的主编或主要撰稿人：《复报》（柳亚子、高天梅）；《醒狮》（高天梅、柳亚子、陈去病）；《洞庭波》、《汉帜》（宁调元）；《江苏》（柳亚子）；《河南》（刘师培）；《教育今语杂志》（章太炎、钱玄同）。这些刊物自然不同程度也染上了国粹思想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革命刊物也较多宣传了国粹思想。例如，《神州日报》、《晋乘》、《云南》、《粤西》、《汉声》、《黄帝魂》等。其中《晋乘》将“发扬国粹”，列为自己“六大主义”的第一条[26]。《汉声》1906年编辑了增刊《旧学》；《云南》1908年也编辑了增刊《滇粹》。总之，其时的革命刊物，鲜有能与国粹思想真正绝缘者。可见，随着国粹派的崛起，国粹思潮已经成为革命派队伍内部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思潮了。

[1] 邓实：《第七年〈政艺通报〉题记》，载《政艺通报》，第7年，第1号。

[2] 章太炎《黄晦闻墓志铭》：“（黄节）遂走上海，与同学邓实筹集《国学保存会》，蒐明清间禁书数十种作《国粹学报》，以辨夷夏之义。……简先生闻二生抗言以为狂，颇风止焉，而二生持论如故。”见《章太炎全集》（五），2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 《南社纪略》，3页。

[4] 《黄晦闻墓志铭》，见《章太炎全集》（五），263页。

[5] 梁国冠：《岭南诗人黄晦闻评传》，载《东方杂志》，第43卷，第2号。

[6] 《黄晦闻墓志铭》，见《章太炎全集》（五），263页。

[7] 李韶清：《黄晦闻之生平及其政治学术思想举例》，见《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章太炎《黄晦闻墓志铭》也说：“清两江总督端方知无可奈何，欲以赂倾之，不能得。”

[8] 冯自由：《刘光汉事略补述》，见《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章太炎字枚叔，而刘师培字申叔。

[10] 见《我在六十岁以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11]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58、2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 如梁国冠在《岭南诗人黄晦闻评传》（《东方杂志》，第43卷，第2号）中说：“黄节与章炳麟、刘光汉、黄宾虹、邓实诸人创国学保存会，办《国粹学报》”；《中华人名辞典》（中华书局，1947）黄节条：“清末至沪，与章炳麟等创国学保存会，刊行《国粹学报》，以文字鼓吹革命”；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则谓章是《国粹学报》的主要编辑之一。

[14] 章太炎：《章太炎致刘申叔书》，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5] 章太炎：《癸卯口中漫笔》，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8期。

[16] 《国粹学报》，第2年，第12期。

[17] 见《致国粹学报社书》，载《国粹学报》，第5年，第10期。

[18]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2页。

[19] 章太炎主编的《民报》是：第6～18期，第23～24期；第19～22期为陶成章主编。

[20] 章太炎：《黄晦闻墓志铭》，见《章太炎全集》（五），263页。

[21] 张篁溪：《苏报案实录》，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马巽：《光复会的点点滴滴》，见《北方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0。

[22] 《民报》第7号刊有《国学讲习会序》。

[23] 宋教仁：《我之历史》，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6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4] 张庸：《章太炎先生问答》，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1。

[25] 宋教仁《我之历史》1906年1月13日记：“上海《国粹学报》馆寄报来，请《民报》代售。”《民报》第5期刊有《国粹学报》社广告，并注：“东京代派所民报社编辑部。”

[26] 《四川》，第1号，“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