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与创作

奥尼尔出生于纽约一个演员家庭，父亲詹姆斯·奥尼尔是一个著名演员，母亲身体不好，染有吸毒症，哥哥跟着父亲跑龙套，常常酗酒。奥尼尔自幼随父亲剧团走南闯北，漂泊无定，由此他也熟悉了剧团生活。他喜欢音乐，爱读麦尔维尔、杰克·伦敦、康拉德的作品。1906年，他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后因恶作剧被校方勒令退学。他怀着“最固执、最不肯妥协的社会叛逆者”的违拗心理，放弃了向校方低头即可重返学校的机会，开始了其行走江湖的冒险生涯。他曾到洪都拉斯淘过金，在非洲和南美当过水手，做过演员、导演、新闻记者、小职员，当过流浪汉。这段时期生活很艰苦，有时非常潦倒，饭都吃不上。期间结过几次婚，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使他精神极度沮丧。

1912年在担任《电讯报》记者时，奥尼尔患肺结核住进疗养院，开始认真考虑个人的前途命运问题，并下决心做一个戏剧家。于是潜心研读了大量古希腊悲剧，以及莎士比亚、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等戏剧大师的作品。

1914年到1915年，他在哈佛大学贝克教授主持的47戏剧工作室学习。1916年，奥尼尔加入普罗文斯顿剧团，担任编剧。这个剧团是1915年由一群在马萨诸塞州消夏的年轻艺术家和作家组成的，他们富于进取精神，致力于戏剧改革，上演了奥尼尔的早期剧作。这种戏剧实验给当时的“小剧场”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对国外戏剧长期垄断美国剧坛及美国戏剧商业化的现状是一种冲击，进而为美国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奥尼尔的早期剧作主要是一些独幕剧，如《东航卡迪夫》（1914）、《归途迢迢》（1917）等，大多以作者本人的航海经验为基础，描写水手的生活，同时也揭示了环境的冷漠、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种对人生悲剧性的表现，成为他后来创作的基本主题。

1920年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获年度普利策奖。《天边外》写主人公罗伯特对远方的向往，表现其对未知世界的永久性冲动。戏剧用开阔的野外和窒闷的室内两种场景相互转换，表现人的“渴求与失望”的交替，暗示人的梦想与现实世界的不可弥合。从手法上看，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全剧动作很少，语言简洁而富有诗意，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中的悲剧性。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他有《琼斯皇》（1920）、《毛猿》（1921），《安娜·克里斯蒂》（1922）、《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1923）、《榆树下的欲望》（1924）、《大神布朗》（1926）、《悲悼》（1931）等21部作品陆续上演，其中一些戏剧还被介绍到欧洲。随着思想艺术风格的成熟，其戏剧创作迅速步入辉煌的巅峰，奥尼尔声誉日隆，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剧作家。1936年，“由于他那体现了传统悲剧概念的剧作所具有的魅力，真挚和深沉的**”，奥尼尔获诺贝尔文学奖。

《琼斯皇》是奥尼尔打破时空观念、外化内心世界的第一部表现主义杰作。全剧一共8场，除了第一场和最后一场是现实主义场景外，中间6场戏完全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涌现。琼斯原本是黑非洲的儿子，他的祖先被奴隶贩子卖到美洲大陆，他凭着个性的力量和从白人那里学来的本事，在美国犯罪后越狱逃跑到西印度群岛，靠欺骗手段建立起自己的小宫殿，把自己塑造成神，要当地的土人对他顶礼膜拜。剧情是从他的骗局被识破开始的，他仓皇逃进森林，在黑暗中迷了路，最终精疲力竭而被打死。作家借助布景、灯光与道具的变化，运用音响、合唱、面具等手段，将人物的回忆、幻象、意识与潜意识等内心活动全部外化为具体形象，呈现于舞台，逼真而生动地再现了琼斯的一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贯穿全剧的“咚咚”鼓声。在琼斯逃跑过程中，鼓声一方面是土人们聚集、追逐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则是琼斯内心惊恐的外在表达，它制造了一种恐怖效果，将现实的严峻性和心理上的惊慌融为一体。

《榆树下的欲望》是奥尼尔重要的现实主义剧作。该剧的背景是美国新英格兰的一个农场。主人公埃本与年轻的继母相好后生了一个孩子，但他又怀疑继母并非真心爱他。艾比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情，亲手掐死了他们的孩子。埃本为艾比强烈的爱所感动，主动接受了法律的制裁，他们的感情也在承受苦难中得以升华。作者细致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那难以抑制的情欲以及对财产的占有欲，正是这种无尽的欲望冲动，这种来自人本身的毁灭性力量，导致了两人的犯罪。在奥尼尔的创作中，尽管他不承认自己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影响，但那些偏重挖掘性心理的剧作明显地带着弗洛伊德主义的印记。在《榆树下的欲望》中，主人公伊本便是一个“俄狄浦斯情结”的标本性人物。

《大神布朗》是一部象征主义作品。剧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某种抽象概念或人性类型的象征。女主人公玛格丽特象征着女性，男主人公狄昂和布朗象征着两种类型的男性，或者说是男性的两个侧面；他们俩围绕着玛格丽特展开的矛盾，表现了两种人性的冲突。

《悲悼》在奥尼尔一生的戏剧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剧情发生在南北战争之后新英格兰地区的孟南家族，围绕着大将军孟南胜利而归，却在回家的当夜被妻子克里斯汀毒死展开。在剧中，清教思想对孟南家族三代人的统治，就如同古希腊悲剧中的诅咒一样，深深地刻在所有家族成员的精神印记中。由于恪守清规的丈夫极其冷淡，生性热情奔放的妻子克里斯汀在婚后越来越不堪忍受犹如生活在坟墓里的生命状态，于是便与情人卜兰特船长私通释放自己的**。这一切被女儿莱维尼亚知悉，她虽然长着母亲似的脸庞，但为人处世的方式却完全来自于其刻板的清教徒父亲。为了维护家族和父亲的名誉，她以一个清教主义捍卫者的身份对母亲进行强烈的反击，甚至对母亲说出“你这下贱的——你是无耻的、恶毒的！”为了同情人私奔，克里斯汀于丈夫归来之时将其毒死；莱维尼亚得知父亲的死是母亲所为之后，更是联合弟弟为父亲报仇，最终杀死卜兰特，逼死了绝望的母亲。在莱维尼亚的清教意识里，母亲的死是为自己所犯罪过的救赎，她为父亲报仇则是正义的伸张。在这之后莱维尼亚想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海岛之行后她的人性开始复苏，她渴望去享受自己自由的爱情生活，但同样深受清教思想折磨的弟弟奥林不断地提醒并胁迫莱维尼亚不能接受其他男人的爱情。此后对姐姐怀有不伦之情的奥林自杀身亡。这个沉痛的打击使莱维尼亚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彻底破碎，她又重新拾起了清教徒的外衣，恢复了以前的举止，一步一步走进为自己准备的救赎坟墓——永恒的黑暗、无尽的惩罚。

《悲悼》三部曲是借用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勒斯的《俄瑞斯忒亚》三部曲的情节框架来表现美国现实生活的一部悲剧。具体来说，《悲悼》三部曲的《归家》《猎》《祟》，其主题和情节完全对应于《俄瑞斯忒亚》的《阿伽门农》《奠酒人》《复仇神》。奥尼尔深受古希腊悲剧命运观念的影响，剧作中的人物总是被一种不可把握的力量所驾驭，使其最终走向失败、幻灭、死亡的结局。但与古希腊悲剧不同，奥尼尔悲剧中那种命运不是来自冥冥之中，而是经常出自人类本身，他用诗的想象力照进人心灵深处的每一个角落，捕捉着人物的种种本能和欲望。1928年奥尼尔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写道：“萌芽新思想，把古希腊悲剧的情节放在现代环境之中——写关于阿伽门农、克吕泰墨斯特拉、伊莱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的新英格兰剧本。”在《悲悼》中，奥尼尔抓住了古希腊悲剧中“复仇”这一主题，通过加入现代哲学、心理学因素衍生出**、精神分裂等一系列悲剧事件，从现代人的角度对一个极其古老的神话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创造出一部全新的心理分析剧。作品中作家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内心世界的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大地增强了艺术表现力。作品中那些在悲剧的困境中挣扎的主人公，并没有软弱地退缩和直面失败，而是积极地发挥不断抗争的勇气，用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力量去打破束缚命运的枷锁。不论最终的结局是重生还是毁灭，这种追求自我、不断抗争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作品中人物身上的这种悲剧精神才最能体现出奥尼尔悲剧创作的精髓和价值。在他的剧作中，许多人物都自愿接受惩罚、接受死亡和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从中找到心理上的满足与意义。于此，人性的尊严在痛苦中得到某种恢复。因此，在表现人的命运和价值追寻这个意义上，奥尼尔的悲剧与古典悲剧具有了相通之处。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奥尼尔的创作进入了后期。他曾着手构建一套包括11部作品的戏剧系列《占有者剥夺自己的故事》，试图以一个资产者家族的历史，表现钱财追求对人的腐蚀。1939年后，奥尼尔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眼看宏大计划难以完成，他即着手写作心理传记《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并于1941年完成。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剧作，按照作家生前声明在其死后的1956年首次在瑞典上演。全剧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只是一家人的日常谈话，他们相互责备、恼恨、伤害，又相互怜爱、同情、理解。这一阶段重要的作品还有：《诗人的气质》（1942）、《送冰人来了》（1946）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尼尔几乎与社会隔绝，只在“大道别墅”里继续写作。1953年，他病逝于波士顿一家旅馆。

奥尼尔一生创作了近50个剧本，4次获普利策奖，除了《啊！荒野》是唯一的喜剧外，其余全是悲剧。他尝试各种表现手法，包括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等，展示了人物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冲突。他曾经说过，他对于写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戏剧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灵魂、人与自我自觉不自觉的要求的关系。因此，他的作品不注重再现社会生活，不像近代戏剧那样在剧中探讨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表现现代人困惑的精神和心理世界，是“灵魂的戏剧”。

奥尼尔的成就不仅仅是冲破旧的传统，创作了大量的现代戏剧，更重要的是揭开了美国戏剧发展史上的新篇章，开创了美国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戏剧。与欧洲戏剧相比，美国戏剧的历史显得特别的短暂。在奥尼尔之前，很难说美国真正有自己的戏剧；但从他开始，美国戏剧就犹如春天的花朵一般竞相开放。因此，奥尼尔被誉为是美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美国戏剧之父”。这位以新颖动人的形式，对一种最古老的艺术做出了创造性贡献的人，是在欧洲舞台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第一位美国剧作家，他因此也常被称为“美国的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