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02

总之，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欲望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文明束缚的强烈的个性主义愿望，使欧美文学中“人”的形象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

现实主义文学成形于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确立与发展时期。相比于18世纪，19世纪更是科学主义空前兴盛的时代，此时，人们有三个坚定的信念：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凭借科学与理性可以把握自然与世界的秩序；人可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崇尚写实的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正是这种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物。与浪漫主义文学相反，现实主义作家延续着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并接纳与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理念进行文学创作，形成了普遍遵循的“真实”“写实”原则。正是这种原则促使现实主义作家在客观“再现”与“反映”生活的过程中，普遍展开了对人的灵魂的空前真实、细致的剖析，从而改变着欧美文学“人”的观念。值得重视的是，科学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客观、真实的创作原则上，同时还表现在人文观念的更新上。

科学驱逐了神学意义上的上帝，张扬了人的知性能力，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使西方人在探索、把握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节节胜利。他们看到了为人所主宰的世界的美好前景，他们感到人自己就是上帝。由此，他们又觉得，人类社会的事务也可以由自己凭借理性来安排，在自然和社会面前，人就是上帝。然而，神学的人格化上帝被驱逐后，人获得的解放不只是智性能力，还有感性意义上的原欲。既然上帝已远离人类，既然他设计的天堂与地狱并不真实，那么，人类无须为上帝而活着，无须有天堂与地狱的禁忌，而只需为自己而活着，为当下的幸福而活着。这就是个性的解放与自由！而更大的解放与自由还在于：上帝对人的尘世行为之善恶的“监控”撤离了，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人的心灵的善恶只有人自己知道，人的行为的善恶只有他人知道。就人的生物性而言，强力或强权就是公理。当一种社会制度——特别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对强者和强权者缺乏必要的和有力的制约时，“自由”的人们将面对的是弱肉强食的无休止的争斗，传统的善与恶的观念被混淆了。所以，在神学意义上的上帝退隐的时代，人除了需要理性地重构社会制度，还需要道德理性的规约。正因为处在这样一个上帝退隐的时代，现实主义作家们在看到了现实中人的动物性——原始情欲——空前张扬恣肆时，一方面在寻找着制度的规约，另一方面则是探寻着道德的规约。他们觉得人需要一个道德的“上帝”，它就是博爱；人的灵魂里没有这个“上帝”时，人性就走向了邪恶。现实主义作家总是通过他们的创作追寻着这个“上帝”，并无休止地质拷着人类的灵魂：接纳“上帝”，还是接纳邪恶？他们在严肃地审视与批判现实社会中描述着人与社会。

巴尔扎克的性恶论并非认为人生来本恶，而是认为外在的事物（主要是金钱）会激发人的无穷情欲从而使之走向邪恶。巴尔扎克对这种情欲与邪恶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否定与恐惧，又有肯定甚至赞美。他着重描写情欲驱使下的人在走向邪恶的过程中灵魂的动**与焦灼，他描述了金钱时代人类天性的蜕变史，这也正是其所要描绘的“人情风俗自然史”的核心内容。狄更斯认为人性本善，但社会的道德偏见、不合理的制度使一部分人的善良天性蒙受污损，于是带来了人间的悲苦与罪恶。所以，只要在道德上洗涤人的心灵，人性之善就得以复归，世界就成了美丽的天堂。他着重描写的是天性善良者遭受磨难和人性受污者迷途知返的过程。他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陷于善与恶、理智与情欲的激烈冲突之中，因为道德的“上帝”就在他们身边，只要抛弃偏执高扬爱心，人就能获拯救，无须遭受灵魂善恶争斗之剧痛。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恶永恒地存在于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因为人性中总是潜伏着一个伺机外现的“兽性的人”，他总是极端地利己，具有攻击性，由此带来了人与人的互相残杀，造成了人类的极大破坏性。为此，他也力图创造一个道德的“上帝”去控制“兽性的人”，但道德的“上帝”的声音在“兽性的人”的一片嘈杂声中显得十分微弱。陀氏的小说预言了人类将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社会，预言了一个非理性时代的到来。托尔斯泰认为，人固有的情欲是一种无法排解的恶，它与人的良知（善）永远处于冲突之中；人需要通过内心灵魂与道德上的“革命”才可走向自我完善。他着重描写的是人的心灵善恶冲突的痛苦过程，因而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他的作品表现了一种“心灵的辩证法”。福楼拜认为灵魂依托肉体而存在，而人的肉体是一种物质存在，物质的存在是有限的、非永恒的，因此，追求肉体欲望的满足并非真正的幸福。由于灵魂必须依托物质的肉体而存在，因此，灵魂的幸福与永恒是不存在的。然而，生命存在，欲望不止，于是生命与痛苦和焦虑同在，人生是戚凄而悲苦的，人必须去承受它，除此，你别无选择。

总之，现实主义文学普遍展开了对道德善恶的灵魂质拷，表现了人的原欲与理性的冲突。现实主义作家大都从人的自然原欲会滋生邪恶的角度持性恶论或人性趋恶论观点，其实这两者常常是难以严格区别的。在描写理性与原欲的冲突时，他们强调理性对原欲的贬抑与限制，并由此对人物做出道德评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现实主义作家一方面崇尚科学理性，强调用人智意义上的人的理性去研究人与社会，另一方面又崇尚基督教传统文化中宗教人本意识意义上的理性，也即道德“上帝”，并以之去规约人的行为，扼制自然原欲，避免使人性滑向邪恶。因此，现实主义作家的“理性”是希伯来—基督教人本传统的延续，同时又有西方近代科学理性的渗透。这样一种理性意识，不把人的自然原欲简单地视作人的原恶，而是强调对其做道德规约，使之与人的原欲达成相对意义上的调和，这就比传统的宗教理性更富有生命意蕴与现代意味，从而也避免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自我”的那种个人主义偏颇。在这种人文基础上形成的“人道主义”，并不对人做简单的善恶划分，而是对“类”的意义上的人的生命存在给予了普遍的尊重、重视与同情，因而“人道主义”无论对感性意义上的“人”和理性意义上的“人”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它比以往的世俗人本主义和宗教人本主义有了更大的包容性，现实主义文学也借“人道主义”表达了既理性化又更富有人性内蕴的“人”的观念。在这些“人”身上，既有强烈的自然欲望和生命意识，追求着人性自由和解放，又始终受制于理性规约，灵魂深处蕴积着因灵与肉、善与恶的冲突而生的心理张力。

在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是否存在动物性因而人性的“恶”在所难免感到迷惑不解时，后起的自然主义则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人的生物属性的问题，从而把对“人”的问题的探讨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对它的形成起重大作用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主义的代表左拉接受了达尔文的思想，形成了对人与世界的新的认识，传统理性主义的“人”，在他头脑中一大半被“生物的人”所取代。他认为，“在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人的兽性的根子，正如人人身上有疾病的根子一样”[5]。“具有思想意识的人已经死去，我们的整个创作领域将被生物的人所占据。”[6]理性的“人”当然不会像左拉所说的那样已经死去，但新的“生物的人”的形象在他视野中的出现已是不可避免。在创作中，自然主义作家没有也不可能对人做纯生理的研究，而往往把生理研究与社会分析结合在一起。但是，生理学与遗传学始终是他们研究和描写人的切入点和基本方法。在自然主义文学中，为现实主义作家所疑虑的人的“动物性”被看成既定的科学事实，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被用来解释人的私欲、“恶”以及永恒的破坏力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以前文学中那高贵的“人”的形象，从神圣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动物王国。自然主义的这种人文观念突破了理性主义的规范，使文学对人的描写扩展到了生理性区域，表现出了非理性、非道德化倾向，这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后来弗洛伊德以及荣格的心理学是相关联的。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化观念上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已有所超越，从而跨进了非理性主义文化的门槛。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进一步给人带来心灵的挤压，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悲观主义、颓废主义笼罩了整个西方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们曾为之忧虑的“恶”的现象，不仅未曾被扼制，反而更为肆无忌惮地在社会中蔓延。在这个缺少理性的世界上，浪漫主义的理想显得天真而空泛，自然主义所验证的人的“生物性”，倒是让人们在现实中看到了实证。这时，欧洲开始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很好地归纳了这种时代精神，同时又反过来助长了西方社会的悲观情绪和危机感。在这种“世纪末”颓废精神弥漫的文化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已不再信守传统的理性原则，而是崇拜非理性、本能和潜意识；也不再执着地去追寻理想和美好的未来，而是热衷于描写人与社会的畸形、病态和混乱。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人的理性内容被抽空后，注入了非理性内容，“人”的形象也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此欧美文学发展到19世纪末，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成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这两种文学的人文观念进入了现代文化的范畴。

四

20世纪的欧美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走向新的繁荣，或者可以说在反叛传统中获得了新生。

这一时期，欧美社会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席卷欧美的经济危机、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使西方社会处于动**不安之中，人们的精神文化意识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欧美文学出现了流派林立错综、思潮更迭频繁的多元化、复杂化局面，任何一种文学流派都无法像以前那样雄霸整个文坛。但是，从宏观角度看，20世纪的欧美文坛上存在着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主流，其中又以现代主义的影响更大。现代主义是一种具有“反传统”倾向的文学，它表现了欧美传统文学在新时代的转型与创新；20世纪现实主义是欧美传统文学——主要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新时代的延伸，但因其深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而表现出了与传统现实主义之间的明显差异，显示出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深化与拓展。从本质上看，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在20世纪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这两大文学主流无论在人文观念、美学思想和艺术技巧上都不是泾渭分明、相互对立的，而是既互相撞击又彼此交融，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

20世纪欧美文学是生长在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精神土壤中的，这种文化思潮酝酿于19世纪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西方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遍流行。它是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反叛，也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不满与反抗，其中凝结着现代人对自身的价值与命运的深刻思考。

20世纪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是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合规律的发展，它们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与延续性。从19世纪开始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争夺演化为20世纪“国对国的战争”，这说明了人类自己追求和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陷入了可怕的非理性境地。“人道主义价值和希伯来—基督教价值，特别是其中个人的价值，因野蛮主义的恶性膨胀而受到了践踏。”[7]这是资本主义“理性王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合规律的发展，这种非理性也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在同一性和延续性基础上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时代人们深感忧虑和恐惧的人性的邪恶及其破坏力，被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所充分地证实。因此，如果说19世纪上半期人们对人的理性力量、人性善的力量仅仅表示怀疑的话，到了20世纪，则变成了失望甚至绝望。

在20世纪这种新的精神文化氛围里，欧美文学“人”的观念表现出了与传统文学的重大差异。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都更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作形而上的探索，并往往以荒诞的形式加以表现。而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则把传统文学业已表现的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本能欲望、灵与肉、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母题推向深入甚至走向极端，视人的非理性为生命本体，人也就不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非理性的动物”，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要故我在”。人文主义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神话破灭之后，“人”的形象失去了传统文学那种崇高美，从而沦为“非英雄”或“反英雄”。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以理性为核心的人本意识的一种反驳，也显示了欧美文学在人文观念上的新发展。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在“返回自然”的追求中虽已露出了非理性的端倪，但还十分蒙眬，且其深层依然未割断与自由、平等的理想和理性主义的联系。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对自由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中的破坏力深感忧虑，并开始怀疑理性对这种破坏力的制约能力，但最终都在人性复归、理性战胜恶欲冲动、美战胜恶的理性主义信念中找到生存的勇气与力量。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不唯把浪漫主义的“返回自然”推向返回原始的蛮荒时代，也即回到非理性状态——以非理性的“自由”去反抗现代文明，反抗宗教理性、科学理性、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同时也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理想与理性原则送上了非理性的审判台。而且，在20世纪文学中，“理性”拥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它往往指抑制人的生命意志（特别是非理性）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力量，它被描绘成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是荒诞的、不讲理的、总是与人作对的神秘力量，如卡夫卡小说中人变成“甲虫”，使人无法到达“城堡”的神秘力量；海勒笔下的不讲理的“二十二条军规”；萨特小说中导致人“恶心”又难以将其摆脱的现实存在等，都是“理性”力量的具体表现形态。许多作家都站在反理性的立场上描写神秘的非理性和潜意识冲动给人带来的自由感，这就是20世纪文学频频描写病态、畸形、歇斯底里、性冲动、死亡、梦境、幻觉、长篇独白、内心回忆、白日梦、痴人梦等内容的重要原因。因此，在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中，已很难听到以往文学那人性美的赞歌，这正是欧美文学人文观念转型的表现。

在对待物质文明的态度上，20世纪文学也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反抗性。在20世纪文学中，“物”被泛化为包括金钱、物质财富、科学技术、社会存在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人与物的对立也泛化为人与除了精神世界之外的整个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对立，人处在被文明普遍异化的状态之中。20世纪欧美文学在表现人与物的关系时，着重表现人在物面前的无能为力和恐惧感，人已完全被物支配，物质世界已抛弃了人类，人处在一个难以理喻、无法把握和解释的陌生世界，人自己蜕变成了物，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人类的生存失去了意义。在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要找回自己就必须返回远古的神话时代。奥尼尔《毛猿》中的扬克象征着物质文明挤压下痛苦地寻找自身归属的现代人。他往前走，面临的是更深重的异化，往后退，则被沦为禽兽；他寻找自我的过程，正是自我毁灭的过程。他的悲剧说明，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现代文明社会使个体的人无法存在，人的价值等于甚至低于禽兽。在尤奈斯库的《新房客》中，物威胁着人的生存，整个世界变成了物的奴仆。劳伦斯的小说描写现代文明破坏了人的天然属性，使人的两性关系变得畸形。品钦和冯尼古特的小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导致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悲剧。总之，20世纪西方文学表现了人在物面前的软弱与渺小——人的主体性、人的心灵被“物”挤占后成了“空心人”，人被自己创造的文明异化了。因此，20世纪西方文学表现的人与物质文明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命本体与物质存在、科学理性之间的矛盾；人对物质文明与科学理性的反抗，就是对人性的一种维护，其深层蕴含着非理性人本意识，表现了一种新的人道原则。

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这一时期欧美作家在“人”的问题的探索上的创新与深化，表明了西方文学人文观念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家找到了“人”的问题的终极的和绝对正确的答案，也不意味着20世纪欧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非理性倾向是20世纪欧美社会的时代特征，20世纪欧美文学表现非理性人本意识，正是文学对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但“反映”并不是文学与生活和人生之关系体现的全部，“反映”生活也并不等于认同生活。欧美作家在反映人面临异化的生存状况，并以非理性反抗异化、反抗现代文明、反抗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时，对人的非理性本身又常常表现出忧虑、恐惧甚至否定。他们真切地体察到了人的非理性内容并视其为人的生命本体，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忧虑的，极少作家将非理性支配下的混乱与无序的世界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去追求。这正是20世纪欧美文学之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产生的深层原因，这种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中包含着更高的理想主义精神。在20世纪文学非理性倾向的背后，隐藏着作家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20世纪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原本就保留着传统理性主义的信念，如罗曼·罗兰、高尔斯华绥、萧伯纳、肖洛霍夫等。即使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其深层依然有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艾略特的《荒原》中，造成“荒原”的是丧失精神与理性的肉欲，理性依然是对“荒原”世界的评判尺度；卡夫卡描写的世界之荒诞的背后，有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欧美文学，追求理性的倾向更为明显。50年代前的现代主义文学中那种更高意义上的“理性”，虽然较之传统的理性有明显的不同，但其核心内容已露出了传统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信仰的精华与近代以来个性和科学思维相结合的趋向，这种趋向尚十分朦胧模糊。50年代后的欧美文学中，这种结合的趋向已十分明显，欧美西方文学中的理性也就在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后进入到新的文化境界。存在主义文学中的“自由选择”和西西弗斯式的行动原则，表现了人在非理性的荒诞现实面前的高度的理性意识；荒诞派戏剧中对“戈多”的等待，正是对新的“上帝”重临的期待，也即对新的理性的期待；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守望者”所要守护的就是人性的纯洁，也即人成其为人的理性原则；索尔·贝娄的小说描写物质主义环境下人对善与爱的追求。可见，在经过否定之否定后，20世纪欧美文学出现了恢复对“上帝”与“理性”的崇敬与追寻的趋向。不过，如前所述，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帝与理性了。显然，50年代后的西方文学的人文观念，又开始朝新的方向发展了，这是传统人本意识在更高意义上的回归。

五

亚洲、非洲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源头。早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地处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人、尼罗河畔的古代埃及人、恒河流域的古代雅利安人、东亚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中国人，其文化的创造与积累就均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因此被称为人类文明的四大重要发祥地。

东方文学经过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大致可分成如下三个时期。

上古东方文学，即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时期的东方文学，主要发源于埃及、巴比伦、希伯来、印度和中国。相比于西方，东方的亚洲人在文字的创造与使用方面要更早一些，这使得他们更早由最初的口传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亚洲的苏美尔人就创造了人类社会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在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古王国时期，人类最早的书面文学之一《亡灵书》就已经出现。关于奥西里斯的传说，乃是世界上最早的神话；而古巴比伦的《吉尔迦美什》则是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印度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吠陀本集》及其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和《罗摩衍那》，体现了古印度人的社会理想、伦理观念以及宗教观念；印度寓言故事总集《五卷书》，迦梨陀娑的诗剧《沙恭达罗》等，也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艺术珍品。另外，汇集于《圣经·旧约》中的古希伯来人的神话传说、英雄故事、寓言及各类诗歌，则是后来欧美文学的两大来源之一。

中古东方文学，即封建社会时期的东方文学。这个时期，亚非地区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文化融合：佛教东传，使南亚和东亚两个文化圈相贯通；伊斯兰教的南传与东传，使西亚与南亚相贯通。此种文化融合，使得亚洲各地的文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汇集了印度、波斯、埃及、希伯来乃至希腊、罗马的民间故事，乃是一部既有众多民族文化色彩又具有阿拉伯文化个性的民间文学精品，其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对后世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古波斯被称为“诗国”，鲁达基、菲尔多西、萨迪等著名诗人，创作了诸如颂诗、抒情诗、叙事诗、双行诗等10多种不同体裁的诗歌。公元10世纪前后，日本进入了“平安文学”时代，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被誉为平安时代贵族妇女文学的“双璧”。朝鲜的《春香传》是有名的说唱体叙事文学。越南诗人阮攸的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是整个越南中古文学的最高成就。

近现代东方文学，即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及其后的东方文学。工业革命改变了西方世界，而东方诸国则均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凭借坚船利炮，打破了亚非国家的闭关锁国，印度、埃及、中国等东方文明古国以及整个非洲相继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东方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发生剧烈冲撞，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世界化、救亡与启蒙、革命与改良的种种矛盾与困惑，使得“东西之争”与“新旧之辩”不断在“西方派”和“传统派”之间爆发。在如此火爆、动**的现实文化背景中，东方文学历经新生的阵痛，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相。在印度，一代文学宗师泰戈尔，为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融合找到了完美的艺术形式，并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普列姆昌德的小说，则涵纳了西方现代文化与印度传统文化的诸种冲突。在日本，曾经留学英国的夏目漱石，其小说以擅长表现19世纪末叶日本知识分子那种特有的惶惑心态令人侧目；广泛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川端康成，其小说始终秉承日本特有的“物哀”审美传统，成为日本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后大江健三郎等人的创作，无论是世界观还是叙事技巧，显然进一步向西方文学靠拢。

20世纪后半期，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明显加速，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融合进一步深化。东方文学的这一历史性走向，在由西方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获奖作家人数中得到了充分的揭示。从1901年设立至20世纪70年代，获此殊荣的东方作家仅有印度诗人泰戈尔、犹太作家阿格农和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三人。但在80—90年代，东方却有4位作家获奖，其中三人集中在过去被冷落的非洲：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1986），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慈（1988），南非的纳丁·戈迪默（1991），另一位则是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21世纪伊始，莫言的获奖进一步印证了如上判断。种种事实表明：在东西方文化两个多世纪的冲突碰撞中，东方作家逐渐找到了一条在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保持平衡的良好状态，历经痛苦蜕变的东方文学，正以其独特的表意方式与美学风格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

与西方国家基本上源于同一宗教信仰系统、有着共同的语系和大致同步的社会历史进程不同，东方世界种族繁多，信仰有别，语系庞杂，且社会历史进程迥异。凡此种种，决定了东方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就亚洲而言，就有三大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即中国为首的东亚文化体系、印度为首的南亚文化体系以及西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东方文学的多源性与多元性。

在政治上，与西方很早就有雅典城邦民主制度不同，东方源远流长的则是集权专制体制。东方各国都有一个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独裁王权或皇权；通常它既是世俗的统治者，又是精神上的信仰与支柱。在价值取向上，东方文化往往高标集体价值，漠视乃至抹杀个人价值，强调以氏族或宗族血缘关系为根基的伦理道德——东亚文化圈的儒家伦理与南亚印度的种姓伦理均如此。在思维方式层面，东方人强调直觉与顿悟，所谓佛教的“悟”、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神智”、中国老庄的“涤除玄览”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表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东方民族大都强调顺从自然，追求自然与人的合一，而不是驾驭和改造自然。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东方人普遍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东方心理范式：知足常乐，容易满足，保守内向，缺乏开拓和进取精神；若不追求权力，那就追求精神上的超脱与灵魂上的安逸。与欧美文学这种迥然有别的价值取向，不仅使东方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与展开逻辑，而且也使其形成了自己不同于西方的文学传统与审美倾向。

与西方文学中灵与肉的剧烈冲突所带来的那种高度紧张和无法解脱的痛苦不同，东方文学的艺术风格倾向于和谐、温雅、恬静，和谐美是东方审美理想的核心。

东方文学中抒情文学极为发达，几乎所有文学大国都以诗歌为文坛正宗；即使叙事性文体，也是表现性的，如东方的传统戏剧往往是写意性、象征性的，表演中注重的不是情节，而是渲染气氛以及心境。

东方文学作品在社会功能上强调“文以载道”，大力提倡文学作品惩恶扬善、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乃东方叙事文学的基本情节模式与结构框架，这也决定了其往往有与西方文学之悲剧传统大相径庭的“大团圆结局”。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均在东方，各种不同的宗教观念构成了东方各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东方文学与宗教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尤其是在其上古与中古时期。犹太教之于古代希伯来文学，婆罗门教和佛教之于古代印度文学，伊斯兰教之于中古阿拉伯文学，莫不如是。

[1] 转引自鲍·季·格里戈里扬：《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汤侠声等译，28～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3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Malei Calinescu，Faces of Modernit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p.264.

[4]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刘半九译，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 [法]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20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6] [法]阿尔芒·拉努：《左拉》，马中林译，143页，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

[7] [美]罗洛·梅：《人寻找自己》，冯川等译，34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