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田野民俗志与文献民俗志

田野民俗志继承和发展钟敬文“民俗志”学说，抓住我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中的症结，借鉴西方新民族志和相关现代田野作业理论[1]，吸收我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实际资料，提出这一新概念，开展相应的理论系统和方法论的新建设。田野民俗志的工作过程是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撰写成品是民俗志，成果形态是学术资料系统和理论阐释的双重产品。

田野民俗志的内涵，在范畴上包括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宏观理论思考，也包括田野作业中的微观操作，如发现、搜集与分析资料的过程和达到目标所采取的学术原则与方法等。在对象上，关注田野口头资料的记录本，也关注在田野工作中挖掘到的书面文献，考察不同资料的民间解释、民众情感、日常争论以及在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系统中民俗文化的运作模式和社会倾向。在方法上，它以民俗学者为工具，考察和研究民众对方，也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营造平等、互动的对话氛围，从中认识民众的知识，正确地诠释民间社会。田野民俗志的主旨是研究建立民俗资料系统的基本原则，研究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体系，要求从总体上把握民俗学的资料、理论与方法，解释民俗文化与民族共同体其他文化的分流与合作关系。它是一个揭示民俗资料的社会内涵、文化脉络和思维结构的理论系统。

田野民俗志的命名，是与“文献民俗志”相对而言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是存在区别的。文献民俗志，即前面所谈到的民俗文献史料。在我国文化史上，它拥有自己的“史名”，被称作“风土志”“土风录”“岁时记”和“俗言解”等，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体，积累了可资夸耀的书籍财富。它的特点，是使用文字媒介记录、保存和流传，呈现为书面文献形态。它描述和评价民俗事象，传达出文人记录者的见识、心态、情感和理想寄托，使民俗成为一种广见闻、正人心、美风俗的学问[2]。但是，在传统社会，民众基本上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和机会，无法直接享用它们。文献民俗志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识字阶层的回忆、抒怀和劝谏。我们则能透过他们的文字，多少听到当时底层民众的声音，看到当时社会底层的生活画面，认识民族共同体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矛盾、冲突、调和和社会运行的全景，这是一笔宝贵的民族遗产。但是，文献民俗志所记载的历史生活和社会结构，由于时过境迁，已无法做田野调查，后来民间残留的记忆和模仿的传承都是象征物，不能直接变成现实解释。那些历代文人的记录，用现代民俗学衡量也都不是自觉的，但却是直觉的，是在当时当地进行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些文人记录累世汇集，形成了无数个由“当时性”的片段组成的地方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上层正史相比，它们成为后人认识民俗史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历史上富于民俗志，这是中国人的幸运，不是世界上哪个国家都能这样。

田野民俗志的性质，与文献民俗志相比是一门现代学问，它需要几个要素才能成立，例如，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民俗学者、自愿与学者合作的民众被调查者、学者的现场搜集活动、实证研究、撰写成果及其学术化、文化化等。在这些要素中，现代搜集观念是20世纪初输入中国的，是在西方人类学和民俗学被引进后，随之带来的。从现代性上说，田野民俗志和文献民俗志，不是一个学术根源，但在搜集民俗资料这一点上，两者较早地取得了认同。在我国民俗学发展起来以后，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搜集活动还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形成了相当的社会规模，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可是，这种工作，还不算现在在这里所说的田野民俗志。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是田野民俗志在现代社会氛围中营建，并引进了现代“学者工具”的概念，这是文献民俗志的搜集活动所没有的。田野民俗志强调对现代民俗学者自身观念和行为的审视，继而引申到对现代民俗学者田野过程和搜集资料品质的审视，在坚持这一步骤的基础上，再做资料的归纳和研究。它不承认民俗学者就是天生的做田野的材料，不认为凡是民俗学者搜集的资料都能成为田野民俗志。这在从前似乎是不争之事实，而实际情况比我们设想的还要糟糕。现在的民俗学者比起历史上的文献民俗志记录者，多了一层学术上的功利性，少了一分“当时性”的直觉，又受到科研项目、学位论文和个人出书等动机的驱使，反而会减少对民间“天籁”的感悟，徒增主观构想和代人放言的胆量，有时把搜集的资料变成了放大自我的照片。那些历史上的文人记录者，出于国学的智识、真情实感和热爱乡俗的“情商”，也能在特定环境中，表现震撼人心的良心素质，捕捉到民俗真谛，写出符合当时社会历史情况的民俗文化见解，发真人真声，为少数急功近利的现代民俗学者所不及。田野民俗志的理论核心，正是把现代民俗学者放到民众中间去，让他们在民间社会的原环境中，建立资料系统，考察民众，反观自己，然后在双方认同的条件下，进行理论提取，指认文化脉络，阐释民俗和保管民俗。当然，从结果上说，文献民俗志也能解释民俗和保管民俗，但它主要是文人一方的自发行为，不是文人和民众双方的合作行为。在以往的历史社会中，即便民众配合了文人，也处于从属的地位，书面文字的解释权还是在文人手里，这样一来，所搜集资料的性质，也就有所不同。对民俗学研究来说，这种听不见民众发声的资料是很可惜的。即使在上面提到的某些情况下，历代文人的描述和见解很精彩，它也是有缺失的。事实证明，民众由于主要不使用文字媒介，他们的创造力也还会产生另外的奇迹，甚至会远远超出识字阶层的想象，创造更严整的社会秩序、更和谐的精神文化和更精美的物质产品，田野民俗志正是要面向它们，全身心地汲取，再提取理论元素。

在我国，将田野民俗志与文献民俗志分开来研究是相对的，它们也有互补性。文献民俗志所提供的史料内容与原人原时一起逝去了；即便仍有可能保留一些原地和原物，它们的民俗解释和民俗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在现代社会急剧变迁的形势下，那些偶然被历史文献化而得到流传的民俗，还会“与时俱进”，被各种社会现实加工成按需增值的文化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文献民俗志所提供的朴素材料，就成了田野民俗志的必要参考。田野民俗志对照文献民俗志的记载，可以发现同一民俗事象的历史阶段、文化层次和各种社会反应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增加对民俗传承、民俗变迁和民俗类型的了解，由此观察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局部变化。相比之下，田野民俗志的长处，是到现实生活中的现场中对活着的人们的实际活动做调查，它可以搜集到非文字媒介的口头资料，观察到不为文献民俗志所记录的民众行为方式和行为含义，补充文献民俗志的内容。对那些被文献民俗志记载的文本，也可以通过专题调查或回访调查，了解其在民间实际传承的情况和社会历史变迁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字上看不出来的民俗含义揭示出来，也把文人观念与民众观念加以区分。还有，田野民俗志把学者当成工具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善了民俗学的资料理论阐释的性质，能体现民俗学的现代特征。总之，双方都能承担对方所不能承担的工作。

中国民俗学史，上一代国学修养深厚的民俗学者，已提出了“田野作业”的概念，启动了田野民俗志的建设的前奏[3]。现在，在丰富的文献民俗志之外，把田野民俗志独立出来，使两者扩大发展，这是学术趋势，也能相得益彰。

[1] 现代西方学界把民族志或田野作业的成果视作理论内容，已成为一个共识。在许多著作中，讨论了它们的问题意识、原创成分、参与观察和文本分析的核心技术、学者观念的投入与变化，长期的、开放式的索取与回报过程，对话策略、术语建立、社会上下文类型、伦理原则、描述写作与文化阐释等，揭示了它们的理论特征，这对建设田野民俗志是颇有启发的。参见Edgar H.Schein，The Clinical Perspective in Fieldwork，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Volume 5.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Inc.1987.p.5.另见 Maurice Punch，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Fieldwork，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eries 3.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Inc.1986.p.6，11.

[2] 此处引自作者与何九盈先生的通信，何先生在原信中说：“我总以为民俗学是广见闻、正人心、美风俗的学问。钟老长寿，恐怕与他终生从事此种学问研究，大有关系。他的心与民心相通，心境就会淡泊，就能从大地、乡土中汲取营养、力量”。2002年8月3日。

[3] 例如，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说：“民俗志是很重要的。民俗学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来的。这里所说的实际，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民俗学者从事田野作业，直接获得有关民众的知识；一是学者通过他人记录的民俗志来间接地认识研究对象”，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