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水——谭盾近期作品源源的灵性（2002）

信不信由你，有时候，夺得奥斯卡奖，未必是好事。每当谭盾讨论音乐的灵性——我们可论证，自从克伦姆以后，无人能像谭盾一样，创造出这么超越尘世的音乐语言——往往在严肃的交谈之中，有人就会傻兮兮提问：“你不是《卧虎藏龙》那个人吗？”

说真的，谭盾创作洋溢轻飘的乐句，也创作接近土地的、富有人性的音乐。他写出每一刻无惧的实验音乐，也有另一刻故意模仿从前的音乐；作曲家灵性的一面，正与一个想卖最新产品给你的推销员平衡起来。一个是萨满，另一个是作秀演员。谭盾的这两个方面，从幼年时就已经在祭礼仪式与京剧演出中惯于共处。今天，这位45岁的作曲家兼指挥家穿梭在世界上最著名的舞台。但是，很多观众还是难以置信，这一个人，竟可以有两个相反但同样合理的特征。

“很多人对于什么是灵性，什么是戏剧性，都有不同的见解”，谭盾说。到现在为止，他最富灵性的作品是《水之受难曲》（Water Passion According to Saint Matthew，亦称《复活之旅》），是斯图加特巴赫学会委约作品。当年学会邀请了四位作曲家创作四部作品，为纪念巴赫逝世250周年。“对我来讲，灵性与戏剧是分不开的。《圣经》里面这个受难的故事吸引着我，是故事的戏剧性。佛祖的故事，甚至海顿的《创世记》都同样具有戏剧性。它们的情节发展，使我们的心跳加速。”

司马勤（以下简称“司马”）：斯图加特委约的四首受难曲之中，除了您写了道教—佛教受难曲，还有德国人（里姆［Wolfgang Rihm］）、犹太裔阿根廷人（格利约夫［Osvaldo Golijov］）与一位俄国正统派女士（古拜杜丽娜［Sofia Gubaidulina］）。作曲家们的背景虽有这么大的距离，他们之间却真的还有一些共通之处。

谭盾：对呀，这些委约不但是为了纪念巴赫，更是为了从世界文化的角度去回顾与探讨，什么是灵性。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四位作曲家的看法不一样，但我们之间却真的可以共享这些音乐，而我们都是宽容的、自发的。用不同的文化传统来祝贺另一些传统，就像华埠有时候看得到天主教仪仗游行一样。在那些场合，中国天主教徒会利用中国民乐来表达自己。我答应这项委约时，就是抱着一种跨界的构思。但是我也要求自己，要更具创意，把老的故事用新的角度来演绎。我希望能启发其他人，重新检讨他们的理想。

司马：你好像把这些资料来源当作文化史料，而不是宗教材料。你觉得《水之受难曲》是一首基督教的作品，还是佛教的作品？

谭盾：宗教与文化不应分割。有人认为宗教是鸦片。是的，宗教也可能带有毒素。但是，宗教的确有这般大的力量，可以把文化重新改造。从文化角度来看待宗教，其实很革命。我们应该拥抱整套文化，要不然，我们如何沟通？我们大家——佛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都有共同的目标，但是我们说的却是不同的语言。现在是个很好的时机，让作曲家参与创造灵性音乐。当我创作作品，不会去判断剧本是耶稣或佛祖的故事，我不特别限制自己，一定要用哪种语言或文化。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故事背后的真理：追求的是天地合一。

司马：你成长的时候，灵**又如何？

谭盾：从西方角度来看，我没有任何灵性的生活。但是从东方的角度来看，我在中国生活时，却充满灵性。在“**”时期，我没有任何机会接触西方文化与宗教。我只可以——更是秘密的——接触佛教道教。我认识西方宗教，是通过巴赫。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朋友，是一位信徒（但他从没张扬他的信仰）。有一天，他给我巴赫《马太受难曲》的磁带。我连什么是圣马太、什么是受难曲、什么是耶稣，都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受难曲这套录音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才明白音乐经验背后，藏着一些更为强烈的讯息。这位朋友后来移居澳洲，我们一直有联系，直到他去世。他当时开着车，看到有一头牛被另外一辆车撞倒了。他走出来，却不幸被另一辆车撞倒。

司马：你现在的灵**又怎样？

谭盾：来到美国以后，我展开了一段新的灵**。就像我的音乐，把我全部的经验都连接起来。现在，什么是东是西，是前卫或传统，对我来讲都没有什么意思。我所关注的，是它的内在价值。今天早上，我收到委约《水之受难曲》的斯图加特巴赫学会莱灵（Helmuth Rilling）的电话。他们觉得作品很成功，现在又想问我，对《创世记》的看法。要是我再创作一首关于宗教的作品，也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我想更加深入地追溯灵魂这一方面的探讨：不单是我自己的灵魂，也包括我认识的人，包括我这位在澳洲去世的朋友。

司马：你常常说，灵性是你音乐的泉源。但是你也有很明显的戏剧性。你如何平衡灵性的音乐与类似《卧虎藏龙》的音乐？

谭盾：我们对灵性与戏剧性，都有不同的看法。对我来讲，受难故事最引起我的兴趣的，是它的戏剧性，尤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众人大喊：“释放强盗，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我还没有深入研究这个作品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故事中的戏剧性。有可能达到灵性而没有戏剧性，但对我来讲这太难了。

司马：这解释了灵性里面深藏着的戏剧性。但是，戏剧里面也深藏着灵性吗？

谭盾：要是没有灵性，就没有戏剧。你看看古希腊悲剧。他们的内涵，就是远古历史，也是基督教建立之前西方道德观的精粹。

司马：你的说法我可以接受，但是，到电影院买票看《英雄》的影迷，他们心中会不会领悟到灵性？

谭盾：或者没有。但是现今的娱乐事业已经变成一种仪式，而最好的娱乐，对我来讲，是一种灵性的活动。比如，鲍勃·迪伦（Bob Dylan）或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巡演，上千观众来看演出。你以为他们来看演出，是为了娱乐？你可以把“艺术”与“垃圾”分类，但是从某一些角度，它们没有分别。来看演出，是为了共享一种经验，一起分享思想与**。观众不笨，他们买票，因为他们想塑造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如果音乐或戏剧都没有灵性，观众们是不会接纳的。纯娱乐是人假造的，不会永恒。我近期的作品，如歌剧《茶》与写给马友友与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多媒体作品《地图》，专心致志，发掘它们真正的目的，尽量创造最高的价值。因此，我每一次都很不愿意把总谱完整写好。就算是《茶》，我到了临演出的最后一刻，还在修改。最后，我加了一句：“种茶难，采茶更难，品茶最难。”我重读陆羽《茶经》，发现我从前忘记了的一句：“茶，灵魂之镜。”这正是我选择这个题材的原因。

司马：你是如何选择《茶》这个主题的？

谭盾：首先，我喜欢喝茶。我喜欢喝茶时的有关细节。有时候，我喝茶是为了沉思，把自己的脑筋修正过来。后来，我听到一个中国南方喝茶的仪式，令我顿时领悟到茶的重要性。在那里，一个女人奉上一个空空的茶杯。你尝这杯茶，细尝的是它的空洞。这种经验对现今的亚洲社会，很是重要。有一次，我太太与我出席一个比较日本与中国茶道仪式的论坛。在座有人向学者发问，学者这样回答：“日本人把这个仪式变成艺术，而中国人把艺术变成生活。”观众来看《茶》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故事是严肃还是轻松，是神话还是反映政治的寓言。美国人可能联想到了建国历史中的波士顿茶叙（Boston Tea Party）。但真的，它是灵魂之镜。

司马：在东京的首演，你用了英语剧本，但音乐却把东西方美学混在一起。你根据什么来做这些决定？

谭盾：陆羽的经典已经有很好的英译本，比8世纪的中文原稿更容易明白。三得利音乐厅委约的《茶》，是“音乐厅歌剧”（hall opera），我比较喜欢这个名称，比“音乐会歌剧”（concert opera）好得多。在农村的祭礼中，你可以看到乐师奏乐。但是，没有人会说，这是一场“音乐会”。《茶》这套歌剧在舞台呈现，其中乐队成员的参与很重要，他们也要扮演他们的角色。有时候他们是士兵，有时候他们是僧人，有时候他们只是风。但是，他们永远是“第三只眼睛”，把歌剧的观点扩阔。就像《水之受难曲》，乐团成员在整套戏剧性演出中有他们各自的角色。

司马：你在音乐界活跃多年，你的录音唱片也很畅销。现在，你还需要跟音乐家们面对面，解释你脑子里所想象的音色吗？

谭盾：还是一样。首演之前，我们在上海与阿姆斯特丹举行了几次《茶》歌剧的工作坊。我现在的情况的确有利：因为我有一个团队，可以跟进我的一些想法。大卫·科辛（David Cossin）永远可以找到合适的纸张，可以造成最好的纸乐效果。

司马：你很快便要与马友友再度合作。

谭盾：是的。《地图》是一首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作品，一方面回顾过去，也展望未来。作品的动机是因为我回到我生长的家乡思茅冲，其中也回顾了我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经历。当学生的时候，我们要花时间采风。当年我遇上一位很棒的道士，他很会打八卦鼓。但是，我没有器材把他的音乐记录下来，连彩照都没有拍下。我答应他，将来赚了钱会回来见他。后来我带了摄影队去找他，但这位老先生已经去世了。那一刻，我明白了，逝去的不单是他，还有他的八卦鼓艺、服装、祭礼、整套传统与背景。这首作品因此变成我个人的灵性之旅。我开始寻找自己心中的一块地图，再次努力去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