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亮 往返东西（1995）

我探访林昭亮曼哈顿的家时，他一手打开大门，一手拿着手机，说个不停。虽然他笑面盈盈，但可以看得出，他的脑子里实在牵挂着一些事务。他刚回到纽约几天，便要买一套新的DAT播放机，因为家中那一台坏了，他赶着要聆听近期录音棚造好的磁带。

他引我到摆满CD唱片和音响器材的客厅，窗口一览无遗的是壮观的哈德逊（Hudson）河。他挂上电话，奉上茶水，又回到厨房继续电话交谈之间，两个新来电陆续打断了他原来的话题：一个是当晚在他母亲家准备的晚餐及室内乐聚会；另一个是由他策划，将在台湾举行的室内乐音乐节。再返回原来的电话：他得知已找到适合使用的DAT播放机了。

过了一刻，林昭亮回到我身旁，拿着一壶绿茶和两个杯子。“对不起”，他解释时脸上挂着具有感染力的、一边露出酒窝的微笑。他再不分心了：“我刚才只是模仿伊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

35岁的“詹米林”，在美国刚度过了20年光景，他的事业也发展到一个重要的连接点。与其他年轻艺术家们所经历的起起落落不同，林昭亮走上的艺术之路是平平坦坦、一向直线上升的。他对音乐和别人的热情，从一开始就吸引了观众和与他合作的艺术家们；他录制的唱片好评如潮，其中包括协奏曲、独奏与室内乐；他与当代知名的指挥家与大乐团，都有很紧密的工作联系。

20世纪80年代，当林昭亮刚刚被公认为明日之星的时候，他的主要目标——其实，是他的唯一目标——在技巧上更上一层楼，在更重要的音乐厅里演奏，与更著名的乐团合作。但到了现在，人成熟了，选择也不一样了。“我年轻时，以为自己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他说，“但是，肾上腺素和意志力不是持久不变的。我21岁时，一年内演奏过百场音乐会。我当时以为自己已经登上了乐坛的巅峰——这样说吧，当年我的确成功——但是，我开始了解到，事业是长远的，要认真地考虑。你瞧斯特恩吧。我入行15年，只能算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小部分”。

当林昭亮开始意识到自己面临即将累垮的状况时，他重组自己的演出日程（虽然他承认，他还是会把自己安排好的假期缩短，来参与一场突发的巴托克音乐会）。现在，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小提琴放下，换上网球拍，甚至享受一下专业按摩。可是，当再拿起乐器与选择曲目的时候，他便要深思熟虑。因为他厌倦了独奏生涯毫不松懈的需求，林昭亮欣然地参与室内乐演奏。他不但与其他职业乐手一起演奏：与钢琴家耶菲姆·布朗夫曼（Yefim Bronfman）和大提琴家格里·霍夫曼（Gary Hoffman）组成三重奏（“他们说，我应该改名换姓，改为‘Linman’［林曼］”，林昭亮笑着说），他还与其他朋友们合作：本年度，他加入了林肯中心室内乐协会（Chamber Music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参加演出。

小提琴家深知自己在出生地台湾的号召力。1997年10月，他将主持为期两周的台北室内音乐节。这次音乐节将把西方的音乐家与本地的音乐家编在一起。而曲目方面，除了常规的古典曲目以外，更包括中国作曲家的新作。

林昭亮在西方的名字是“詹米林”，而他的生活跨越亚洲与西方文化，音乐正是他的桥梁。他最近的首演曲目，包括克里斯托夫·劳瑟（Christopher Rouse）与谭盾的作品。而谭盾的《戏韵》的首演，更在英国广播电台播放。1990年，林昭亮把自己使用多年的1707年制造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别名“Dushkin”）卖给一位台湾收藏家，而交易的条件是，乐器应借给有前途的年轻华裔音乐家（他现在拥有瓜尔内里耶稣［Guarneri “del Gesu”］1734的杰作“Duc de Camposelice”，在此之前，他把一支1708年的斯特拉迪瓦里［别名“Huggins”］卖掉了）。

“在很多事情上，我的思维方式是美国化的。尽管如此，无论我处于东方或西方文化中，我还是挺自在的。”“林昭亮与众不同的世界观，在他刚来纽约的时候就已经成型”，他在朱利亚学院的老师多萝茜·迪蕾（Dorothy DeLay）这样说。当年，老师陪伴只有16岁的学生到西雅图，小伙子首次与西雅图交响乐团演奏了协奏曲。她回忆道：“我提出的任何问题，他都以极成熟的符合社交礼仪的方法回答我。他说话很西化，令我有点惊讶，但他的答案永远是对的，而有些想法和结论更出乎我的意料。”

身为家中独子的林昭亮的双亲都喜爱音乐。父亲是一位原子核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有抱负但没成才的音乐家。他每次出差都买一些新的唱片回家。“我6岁的时候，已听过了起码六个不同版本的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了。我们更有这种游戏：父亲在吃晚饭的时候，随意选择一个录音，让我一边听一边猜谁在独奏。父母亲以为，我将来会变成一个极好的乐评家”，他调皮地说。

虽然林昭亮的父亲擅长拉胡琴，儿子的音乐教育却明显西化。家里人还记得有一次，4岁的林昭亮拿着玩具小提琴，用筷子当琴弓的趣事。林爸爸去世之后，妈妈带着昭亮移居澳大利亚，在悉尼音乐学院上课，师从罗伯特·皮克勒（Robert Pikler）。在那里，他的天赋被发现，更被认定为朱利亚学院的材料。

15岁的林昭亮登陆纽约时，身上带着300美元的钞票（现金是用胶带贴在内袋里）——这个描述被传媒大肆宣扬，令他母亲十分尴尬。“她觉得，传媒这种报道，好像映射她抛弃了我一样”，林昭林忆述。“我一直觉得，当时好像一名敢死队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其实，情况真是如此”。

在纽约接他的是麦基弗尔夫妇（Porter and Susan McKeever），他们俩后来差不多变成林昭亮的第二父母。麦基弗尔先生是一位记者，从前在联合国工作。林昭亮最后被安顿在《纽约时报》编辑约翰·奥克斯（John Oakes）位于第五大道的家里。这样使本来每天上学一个多小时辗转车程的时间缩减不少。

语言对林昭亮来说不是障碍，因为早前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而林妈妈又是英语教师。来到纽约后的障碍，只有文化上和哲学上的。“台湾学生们不习惯在课堂里提问，更休想他们积极参与辩论”，林昭亮说，“迪蕾老师教导我的时候，常常觉得奇怪，问我为何不问她‘为什么’。她认为我们之间必然要有沟通，我才可以与观众沟通得好。我现在在朱利亚教学，也有她当年的同感，‘为什么学生们不懂得反驳’？真有意思，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轮回”。

迪蕾也很怀念当年与林昭亮的师徒之情，因为对她来讲，也有新的发现。“詹米的技巧不但稳固，风格上已达到完美的程度，而他更有这么有意思的背景”，她说道。“当年，没有几个，甚至没有从台湾来的小提琴家。我常常有这个想法，从他言行可以洞察到，他其实是贵族出身。他的演奏十分典雅。他的想法——你要撇开他说的一堆笑话——也很典雅，就像物理学家们用‘典雅’来形容绝好的数学等式一样。而他永远都是那么有礼貌。”

“迪蕾老师总是觉得我不愿谈自己的感受”，林昭亮坚称，“到了今天，西方人说我太缄默。我的经理人、我从前的女朋友们都常常说：‘詹米，你为何不站起来，跟我们对峙？’在西方社会里，破口大骂或者可以达成目的。但是，这真的不是我的风格”。

在台北举行的室内音乐节其实就是这种具有林氏特征的“对峙”例子。去年夏天，林昭亮与亚洲青年乐团巡演。他在中国内地的时候，发现人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与学习新东西的渴望——这跟台湾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中国需要师资，要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吸引留学生们回国”，他说，“在台湾，人们都说：‘我们有林昭亮，他是我们的光荣。’但我却反问：‘那么，下一位是谁？’他们却沉默无言”。

“台湾有世界一流的音乐厅和年轻的观众——但没有一流的乐团或音乐学院。你要自己去找私人的器乐老师。我到上海，可以在一个地方跟很多老师见面。在台湾，我只可以单独地约每一位出来，因为没有机构把他们集中起来。我在台湾也不可以举行大师课，因为老师认为要是学生被批评，他的老师会丢脸。在内地，人们却渴望多一点大师课与批评。要是可以的话，我认为一天24小时他们都想跟我交流。”

因为把焦点放在室内乐——这在亚洲区也是罕见——音乐节给本地音乐家们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凝聚在一起，但也不会对个别老师造成任何威胁。林昭亮深明利用自己明星的号召力，去减弱这种“明星”效应，多么令人啼笑皆非！“在台湾，你要是明星的话，什么都容易。在中正文化中心里面，有大型音乐厅与小型音乐厅。斯特恩、马友友与钢琴家艾斯（Emmanuel Ax）的三重奏在大型音乐厅演出，但是本地四重奏却只可在小型音乐厅里。这样不对。我要让他们明白到，华裔音乐家是同样超卓的。”

指挥家塞尔吉乌·科密绍纳（Sergiu Comissiona）、1994年亚洲青年乐团巡演的领导，也可以证明林昭亮在他家乡的声望。“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要求他签名的‘粉丝’，也没有看过台上这么多花篮”，他说，“就像一位流行歌手受喜爱的程度。我们排练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时，整个乐团都好像心神不定，因为每个人都在偷看他”。

“在亚洲，詹米是个大明星，但是他对待他的粉丝却平易近人”，马友友也有同感。马友友是林昭亮多年来的好朋友，有时候他们也是室内乐的伙伴。“他与‘粉丝’们语言上没有障碍。他会的中文俚语绝对比我多得多。”

大约两年前，林昭亮向他的音乐同行提出这个室内音乐节的概念。这个计划得以落实，是因为他的经理人拉蒙特（Lee Lamont）（她也是ICM艺人公司的总裁）从前也曾为斯特恩与马友友在东京三得利音乐厅举办过类似的项目。

“詹米来找我的时候，说他很想落实这个音乐节的计划”，拉蒙特说，“坐下之后，我就问他：‘你想演奏哪种曲目’和‘你特别喜欢与哪些音乐家们一起合作’？我们列出了一大堆名字之后，我说：‘好了，詹米，请回去继续你自己的工作吧。’”

为了这个音乐节，林昭亮拜访的第二位行家是马友友。马友友给了他不少意见，包括如何邀请音乐家一起参与。答应参与1997年室内乐音乐节的艺术家们包括马友友、布朗夫曼、拉勒多（Jaime Laredo）与肯尼迪（Nigel Kennedy）。其实还有其他音乐家们，但到目前为止，还要等他们把日程落实。这也是林昭亮首次安排和操作一个音乐节的财政预算。

“詹米现在踏上新的一步，从有天赋的音乐家和一个好人，到在同侪中担任领导地位”，马友友说，“当你寻找演出以外的另一些目标时，你不但需要有主意，还要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和分享。詹米现在以身作则。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做事从不鲁莽。他不是一个纯意识形态主义者，他做事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是正确的，是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