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古的朝鲜、日本和南亚次大陆
第一节 朝鲜
一、原始社会和古代国家
朝鲜位于亚洲的东部，由半岛和30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朝鲜西临黄海，东濒日本海，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北以鸭绿江和图们江和我国相邻，东北角与俄罗斯接壤。朝鲜半岛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峰峦秀丽，河流短小，号称“三千里锦绣江山”（半岛南北长2100朝鲜里，东西最宽达900朝鲜里）。朝鲜是我国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和兄弟般的深情厚谊。
朝鲜人从遥远的古代起就生活在朝鲜半岛上。最近几十年，在平壤市的黑隅里、砾浦区和德川郡先后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古人的化石。约四五千年前，朝鲜进入新石器时代。已发现的文化遗址遍布半岛南北各地，如在咸镜北道沿海，在大同江、汉江、洛东江流域，甚至在南方的海岛上都有发现。在平安南道温泉郡弓山里发现的文化遗址最为典型，称“弓山文化”。公元前5世纪左右，朝鲜进入青铜器时代。当时的朝鲜人用几块一人多高的宽大石板修建坟墓，所以又称“巨石文化”。进入青铜时代以后，朝鲜的原始社会渐渐解体，出现最初的国家。
大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在朝鲜北部形成了最初的奴隶制国家，即濊人[1]所建立的古朝鲜。“古朝鲜”意思是“古代朝鲜”，以与后来的李氏朝鲜相区别。古朝鲜有“八条”法律，现在只知道其中的部分内容，即“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2]。大体上可以看出，古朝鲜已有奴隶买卖和奴隶制度，而且阶级矛盾尖锐，已经制定保护私有制和富人利益的法律。
公元前2世纪左右，在朝鲜半岛南部韩族居住的地方，形成“三韩”部落联盟。马韩在汉江下游，弁韩在洛东江下游，辰韩在庆州一带。三韩之中以马韩最大。马韩统一了整个三韩，中心地区在月支，即今忠清南道的稷山一带。我国古书称之为“辰国”，称其王为“辰王”，并有其人“知蚕桑，作缣布”等记载。[3]
我国秦汉之交，政局动**，北方居民不断向朝鲜半岛迁徙。公元前194年，移居朝鲜的燕人卫满推翻古朝鲜政权，自立为王，势力达到今平壤一带，史称“卫满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发兵攻打朝鲜，灭卫氏政权，在朝鲜北部设立乐浪、玄菟、临屯和真番四郡。乐浪郡长期存在于原卫氏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带，其他三郡不久被撤销或内迁。汉四郡的设立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公元2世纪末（东汉末期），割据辽东的公孙氏又在乐浪南部设带方郡。公元4世纪初，乐浪和带方分别为高句丽和百济所占领。
二、封建制度的形成
从公元前后到677年新罗统一，百济、新罗与貊人在鸭绿江中游建立的高句丽形成鼎立之势。
传说公元前37年（西汉元帝建昭二年），高朱蒙带领一批贵族，在“土壤肥美，山河险固”之卒本（今我国辽宁省桓仁县）建都，国号高句丽。[4]公元1世纪，高句丽向南发展到清川江一带。公元209年（山上王十三年），高句丽迁都丸都（又名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县）。广开土王（391—412年在位，又称“好太王”）时，国力臻于极盛。427年，长寿王（413—491年在位）迁首都于平壤，从此统治深入半岛。
公元前后，半岛南部的辰国解体，在其辖区内的百济和新罗逐渐强盛。传说公元前18年（西汉成帝鸿佳二年），高句丽王高朱蒙次子温祚带领一批人来到土地肥沃的汉江流域，定都汉城，国号百济。汉江流域原为马韩故地，百济建国的故事反映了貊人与韩人之间的密切关系。3世纪时，百济扩展到半岛西南部。4世纪初，又占领带方郡，与高句丽接壤，两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百济势力不敌，先将都城从汉城南迁至熊津（今忠清南道公州），后迁至泗沘（今忠清南道扶余），并一度改国号为南扶余。
新罗兴起较晚，2世纪时形成国家。[5]新罗起初实行贵族民主制，由朴、昔、金三姓贵族交互继承王位，其他贵族按不同的身份（“骨品”）担任高低不同的官职。国家大事须经国王和高级骨品的贵族参加的“和白”会议决定。当高句丽与百济争霸的时候，新罗乘机发展，扩张领土。到6世纪中叶，先后占领富庶的洛东江流域和汉江流域，收复日本在半岛南端的据点任那（562年），国势日强。智征王（500—514年在位）、法兴王（514—540年在位）和真兴王（540—576年在位）时期，实行中央集权，为后来的半岛统一奠定了基础。
新罗的强大和积极向外扩张，引起高句丽和百济的不安。642年年底，高句丽大将泉盖苏文乘军事检阅之机发动政变，拥立新王宝藏王，自称“莫离支”（相当于兵部尚书兼中书令），开始改变政策，联合百济，反对新罗。为了对付高句丽与百济结盟的严峻形势，新罗转而与中国的唐朝联合。660年，新罗和唐朝联军近20万人一举攻灭百济。668年，新罗乘高句丽内讧之机，联合唐军攻陷平壤，高句丽灭亡。唐在高句丽和百济故地设都督府，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由薛仁贵任都护，实行直接统治。670年，高句丽爆发反唐大起义，得到新罗的积极支持。到676年，新罗经过多次战斗，收复百济和高句丽部分地区。677年，唐朝安东都护府内迁辽东，新罗实际上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735年，唐与新罗划大同江为界，正式承认大同江以南属于新罗。
这个时期，朝鲜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公元前后，朝鲜人已知用铁，“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6]。经考古发掘，在鸭绿江和秃鲁江流域发现了当时的炼铁遗址、炼铁炉和铁制农具。这个时期，朝鲜农业发达，盛产稻米和五谷杂粮。朝鲜人很早就知道植桑养蚕，织造缣布。5世纪以后，兴修水利，推广牛耕，农业生产水平更是有了较大提高。6世纪时，我国史书记载朝鲜的“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肴馔药品之属，多同于内地”[7]。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引起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我国古书里这样记载着当时高句丽的剥削关系：“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8]“大家”当然是统治阶级，而“下户”看来已不全是奴隶，主要是“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的农奴。高句丽在征服东沃沮之后，对当地也是“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9]。史书《三国史记》中多有封赐“食邑”的记载。2世纪的高句丽将军答夫，3世纪的密友、纽由、高奴，都因战功获得食邑。6世纪时，金官国主归顺新罗，新罗国王即以其国土赐之为食邑。在统一半岛战争中屡立战功的新罗名将金庾信，被赐田500结、食邑500户。可见，三国时代的朝鲜社会封建关系已成长起来。[10]不过，奴隶制度的残余还长期存在。“生口”“奴婢”“客奴”等在朝鲜史书中仍屡见不鲜。6世纪初，新罗国王下令禁止以奴隶殉葬。562年，新罗大将斯多含平定加耶国，新罗王赐给他300战俘为奴隶，斯多含把他们“放为良人”[11]，说明奴隶制度已经过时了。
人民担负着沉重的封建义务。他们除向国家交纳米谷和布绢丝麻外，还要承担修筑宫室、城墙、堤岸等劳役，往往15岁的男女就被征发。此外，丁壮还有服兵役的义务。《三国史记》中，有一则关于高句丽美川王乙弗（300—331年在位）早年贫困，为人佣作的记载。他避祸出奔，受雇于一家地主。地主令他白天砍柴，夜晚须去宅旁的草泽中驱赶鸣蛙，以保证地主能够安眠，“不许暂息，不胜艰苦”[12]。从这里可以看出广大农奴的艰苦处境。
三、农民起义和高丽王朝的建立
新罗统一过程中，国家掌握的土地急剧增加，而且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新罗国王继续把大量土地连同奴婢赐给功臣和贵族，作为食邑。佛教寺院也得到大量赐田，有的达万顷。687年，神武王（681—692年在位）下令实行禄邑制，即国家把一定数量土地的收租权按不同的等级赐给文武官员，作为俸禄。722年，圣德王（702—737年在位）宣布实行丁田制，即国家把一定面积的土地授予15岁以上的男丁，其中口分田只限终身占有，不得买卖、转让，永业田可以传世；受田农民成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国家依附农民，不得自由迁徙，必须向国家提供租（田租）、庸（徭役）、调（贡物）。丁田制的实行，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了国家的剥削，但对生产的发展还是起了积极作用。
新罗仿效唐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景德王（742—765年在位）时，设立中央（府、部）和地方（郡、县、乡）各级行政机构，扩充和加强军事力量。至于重要地方，早在神文王时已设置5个小京，由中央直接派官治理。新罗的土地制度（禄邑制、丁田制）和中央集权制度在后来的高丽和李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新罗的统一，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开垦荒地和大规模兴修水利，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为宫廷、贵族和寺院服务的金银细工、丝绸纺织和铸造寺钟等手工业，发展很快。其他如制陶、皮革、漆器和武器制造等，也有发展。首都庆州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日益扩大。
8世纪末，土地兼并盛行，地主的庄园日益扩大和增多。丧失土地的国家农民沦为官僚贵族和大地主的奴婢、家兵或依附农，处境日益恶化。禄邑制和丁田制无法实行。9世纪时，朝政腐败，贿赂公行，宫廷政变不断发生；地方的大贵族和官僚拥有私兵，抗拒中央，称霸一方。农民因灾荒不断、战争时起和负担加重而流离失所，只能“卖子孙自活”。早在9世纪初，已经爆发农民起义。到9世纪末，起义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形成全国性的起义**。
这次农民起义，以梁吉领导的北原（江原道原州）起义规模最大，控制了北方半壁江山。896年，西南海岸又爆发“赤裤军”（裤子上缝有赤色标记）起义，他们挥戈东征，直指首都庆州，到处打击封建势力。一些地方土豪和官僚贵族宣布归附农民军，乘机扩大自己势力。例如，王族出身的弓裔，先是归附梁吉领导的农民军，取得信任后于897年据铁原和松岳（开城）自立，接着击败梁吉，901年称王，904年立国号摩震，后改泰封。弓裔势力范围在包括平壤在内的高句丽故地，人称“后高句丽”。900年，土豪甄萱攻略半岛西南郡县，称“后百济王”，形成后百济国。新罗仅保有东南一带地方，与后高句丽、后百济一度形成三足鼎立的新局面。918年，后高句丽部将王建杀死弓裔称王，定都开京（开城），改国号“高丽”，是为高丽太祖（918—943年在位）。935年，新罗王室投降。936年，王建趁后百济发生内讧之机，灭掉后百济，重新统一朝鲜半岛。
四、田柴科制度和高丽的强盛
高丽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诞生，立国后比较注意改革田制，取民有度并发展生产。在统一过程中，国家已控制全国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竭力加强对全部土地的控制权，并且着手改革土地制度和贡赋制度。
940年（太祖二十三年），定“役分田”，按“功劳大小”分配给参加统一战争的文武官员。976年（景宗元年），下令实行田柴科制度，国家将全部土地和山林登记造册，然后按“品”（等级）授给文武百官、府兵、“闲人”（土豪），共79品。最高第1品，得田（耕地）、柴（樵采地）各110结（33步见方为1结田），最低第79品得田21结、柴10结。998年（穆宗元年），改授田等级为18科。第1科得田100结、柴70结，第18科得田20结，不及此限者皆给田17结。1077年（文宗三十年），再次改定，减少樵采地。受田者享有征收地租的权利，但只限终生，不能世袭，身殁归公。977年，又授开国功臣和归顺的地方豪强以勋田，自50结至20结有差。还有公廨田柴，授给庄院、宫院、百司、州县和馆驿等，984年开始实行。[13]1050年（文宗三年），改定勋田数量。勋田又称“功荫田”，可以世袭。
高丽政府规定，年满20岁的良人农民有服兵役的义务，授给府兵田15结，60岁退役时还田。如有子孙亲戚，可以承袭田丁；无者籍监门卫，70岁以后给口分田，收回其他田地。这种良人农民必须缴纳田税（992年规定“四分取一”）、贡赋和服徭役。他们三四家组成连环保，负责承担正丁（直接参军）的费用。正如徐兢所说：“有警，则执兵赴敌；任事，则执役赴劳；事已，则复归田亩。”[14]
田柴科制度主要授予文武百官、地方豪强以征收地租的权利，国家则一直牢牢掌握对土地的支配权，并制定相应的维持官员薪俸、行政开支和保证兵源供给的制度，从而限制了新罗末年以来日益发展的地方割据势力，为中央权力的加强创造了前提。田柴科制度将良人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有利于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然而，贱民和奴婢无权授田，因而没有触动朝鲜社会长期存在的奴隶制残余。贱民的身份比良人低，稍高于奴婢，他们大多是官营手工业的工匠，居住地区称“所”或“部曲”。奴婢有公私两种，分属于官府和“两班”贵族（东班为文官，西班为武官，又称东西两班贵族）。奴婢的地位最低，主人可以随意买卖。986年，国家重新规定奴婢的价格：年15～60岁的奴值布百匹，年15～50岁的婢值布百二十匹。
高丽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政府设三省、六部和御史台（司法、检察）、翰林院（掌管机要文书）和中枢院（负责军事）。地方划分为十道，设节度使；道以下设府、郡、县等。军事方面，中央设二军六卫，约5万人；地方军约10万人，由节度使统制；15万常备军，是高丽王朝中央集权的重要支柱。高丽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在朝鲜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高丽军民英勇奋战，先后三次（993年、1010年、1018年）击退契丹数十万大军的入侵，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在这个斗争中，涌现了著名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姜邯赞。
从击退契丹入侵到12世纪初，是高丽王朝的盛世，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说：那里多深山大谷，少平地，“故治田多于山间，因其高下，耕垦甚力，远望如梯蹬然”；还说出产黄粱、二麦、黍、粟和大米，米粒特大而味甘。[15]到文宗时（1047—1083年在位），“大仓之粟红腐相因，家给人足，富庶之治于斯为盛”[16]。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也反映农业生产确有发展。高丽的手工业，特别是官营手工业比较发达，徐兢也说：“高丽工技至巧，其绝艺悉归于公。”[17]1040年，政府下令统一度量衡。1097年，设官铸钱，陆续制造海东通宝、东国通宝和三韩通宝等钱币，但流通时间不长。民间小额贸易常用米、布和碎银为媒介。对宋朝和日本有经常性贸易往来，有时一次有数十或数百商人渡黄海去宋朝贸易。高丽的人参、狼毫笔、纸和墨颇受宋人好评。首都开城住有数百名中国人。11世纪时，阿拉伯商人也多次来高丽进行贸易。
五、人民起义和反抗蒙古侵略的斗争
12世纪初以降，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田柴科制度无法继续实行。本来已拥有私田（功荫田柴）的王室、功臣和贵族，仍千方百计地扩大私田和加强对农民的榨取，于是国家掌握的公田和收入越来越少，许多原属国家的良人农民沦为大地主的私民（佃农）或奴婢。结果，“良民尽入于巨室，田柴之科废而为私田。权有力者田连阡陌，标以山川，征租一岁或至再三……”[18]12世纪末，有材料记载：“在位者贪鄙，夺公私田兼有之，一家膏沃，弥州跨郡，使邦赋削而军士缺。”[19]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使中央权力衰落，出现武臣专权局面。1126年，拥有食邑数千户的权臣、外戚李资谦发兵包围和火烧王宫，一度夺得政权。1135年，西京（平壤）两班奉僧人妙清为首，建“大为国”。毅宗（1147—1170年在位）大兴土木，广征搜刮，到处游逛，彻夜饮宴，不理朝政。武臣头目郑仲夫、李义方等乘机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废黜毅宗并将他放逐于巨济岛。1196年，将军崔忠献兄弟举行政变，夺得中央政权。他们在家里私设“都房”，发号施令，实际成了政府。崔忠献及其子孙先后废立四代国王，实际统治高丽60余年（1196—1258年）。
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从12世纪中期起到13世纪初，终于爆发高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国农民大起义。
1176年1月，忠清南道公州鸣鹤所农民，在亡伊、亡所伊领导下，攻占公州，揭开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亡伊自称“山行兵马使”，意思是老百姓的指挥官。“所”是贱民居住的地方，说明贱民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公州辖四郡八县。农民军占领公州，是对政府的沉重打击。2月，农民军打败政府派来进行镇压的3000精兵，声势大振。与此同时，全罗道、庆尚道也发生农民起义。面对南方声势浩大的起义，政府于6月宣布升鸣鹤所为“忠顺县”。这一招是想把贱民集体变为良民，以诱骗起义者对政府“忠顺”。然而，农民军没有上当，继续战斗。到1177年4月，农民军先后攻占骊州、镇川、牙州等地，控制了忠清南北道和京畿道南部，直接威胁首都开京。农民军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和发扬革命精神。亡伊等大义凛然地揭露开京朝廷说：“既升我乡为县，又置守以安抚，旋复发兵来讨，收系我父母，其意安在？宁死于锋刃下，终不为降虏，必至王京然后已。”[20]7月，政府以谈判为名，背信弃义地诱捕亡伊、亡所伊，投入监狱，起义军渐渐瓦解。
从1177年5月到第二年10月，有四支农民军活跃于平安南北道和慈江道一带，一度到达黄海北道和咸镜南道部分地区，总称为西北农民军。1177年5月，农民军攻占西京（平壤），击退政府军进攻。9月，农民军主动撤往妙香山建立根据地，编为前、中、后三军，各设“行首”（指挥员）和“指谕”（参谋），在清川江和大宁江流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政府哀叹：“贼依阻山林，无定居，诸郡人又多为贼耳目，军中动静辄先知之。战始交，辄败北，士卒气沮，逗留不进。”[21]政府三易主帅，围攻达一年多。后来，有些农民军领袖被收买，再加上粮食困难，西北农民军失败。
1193年2月，孝心和金沙弥分别领导庆尚南北道农民举行起义。政府派将军带兵讨伐，屡遭挫败。次年2月，敌人诱骗金沙弥并加以杀害。4月，农民军在密城与敌人决战，不幸失利，被俘被害者7000余人。年底，孝心被捕，起义失败。
1198年，开城的私奴万积等6人，经常在城北松岳山集会，提出“将相宁有种乎？时来则可为也”。他们联络许多公私奴婢，密谋起义，计划杀死崔忠献等统治者，“焚贱籍，使三韩无贱人”[22]。后因叛徒告密事泄，万积等百余名志士被投入江中。1199年2月，江原道爆发农民大起义，并和庆州的起义军联合，活跃在东南沿海一带。1202年，庆州驻军举行起义，并联合西南方云门山的起义军，组成三军，称“正国兵马”，攻陷永州，声势很大。1204年前后，惨遭镇压。
上述农民起义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但规模大，波及地区广，斗争时间长，并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和改进斗争艺术，英勇顽强，沉重地打击了高丽统治阶级。许多贱民、奴隶参加农民起义，他们斗争坚决，许多人成为起义的领袖。农民、贱民和奴隶的英勇斗争，很大程度上摧毁了高丽社会残存的奴隶制残余，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13世纪初，蒙古兴起。1231年8月，蒙古借口使节被杀，派大军渡鸭绿江侵入朝鲜。兵锋所至，庐舍为墟，杀掠人民，不可胜计。当时，府兵制已破坏，国家无可用之兵，若有急需则临时募兵，称“别武班”，后称“别抄军”。许多地方的农民、奴婢自发组织起来，请缨杀敌。龟城军民坚守城池4个月，击退蒙古军的6次进攻。但是，高丽的实际统治者崔瑀却向敌人乞和，然后迁都江华岛。1258年，崔氏政权被推翻，“复政于王”，但王室也害怕人民，准备投降蒙古，从江华岛还都开京。守备江华岛的三别抄军（左别抄、右别抄和神义军），抵制王室的投降活动，毅然举行起义。起义军主力南下珍岛，继续抗敌，受到各地人民的热情支持。史书记载：“三别抄反，据珍岛，势甚炽，州郡望风迎降，或往珍岛谒见。”[23]高丽王室无耻地联合蒙古军镇压，起义军转战济州岛。1273年4月，济州岛陷落，历时三年的三别抄义军英勇抗战最终失败。
1280年，蒙古在朝鲜设征东行省，派“达鲁花赤”（理民官）监督国政。然而，高丽人民反抗蒙古侵略的斗争一直未断。1368年，中国农民起义推翻元朝，有力地支援了高丽摆脱蒙古统治的斗争。高丽国王辛禑却继续勾结元朝残余势力，公然派兵进攻中国辽东。1388年，宰相崔莹率领的军队抵达鸭绿江中的威化岛，大将李成桂发动兵变，班师回京，废辛禑，夺取政权。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国王，自立为王，并迁都汉城，改国号为朝鲜，开始了朝鲜史上著名的李朝（1392—1910年）。
六、李朝前期封建社会的发展
高丽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宗庙、学校、仓库、寺社、禄转、军须田及国人世业田民，豪强之家夺占几尽”[24]，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跨州包郡，山川为标”的大农庄。而兼并之家，收租之徒，“自秋至夏，成群横行，纵暴侵掠，倍于盗贼”[25]，许多良人农民又沦为大农庄主的奴婢。李成桂兵变上台以后，积极着手田制改革。政变当年，李成桂立即宣布将佛寺的300多处土地收归国有，没收国家东北部和西北部的所有私田文契。1390年，焚公私田籍于市街，大火数日不灭。1391年，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共79万多结（包括耕地和荒地），并宣布实行科田法。国家规定，京畿一带土地按科（等级）授给在京任职的官员，故称“科田”。第1科得田150结，依次递减，至第18科得田10结。京畿以外的地方置军田，以养军士。地方官吏和“闲良”，不论资品高下，随其本田多少，各给军田10结或5结。从“凡受田者身死后，其妻有子息守信者，全科传受；无子息守信者，减半传受”[26]看，科田和军田都允许程度不同的世袭。另有功臣田，可以子孙相传。公私奴婢、工商、卖卜、娼妓、僧尼等，不许受田。凡公私田租，水田1结糙米30斗，旱田1结杂谷30斗。除陵寝、仓库、官司、公廨、功臣田外，有田者皆纳土地税，水田1结白米2斗，旱田1结黄豆2斗。科田、军田、功臣田都是私田，其余土地为公田；公私田的比例无资料可查，无疑公田占绝大多数。军田和科田须向国家纳土地税，所以又是不完全的私田。重要的是国家规定公私田租的数额，“此外有横敛者，以赃论”[27]。科田法的实施有积极意义，它限制了大农庄主的横征暴敛，有利于中央权力的加强，也多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李朝除加强对土地的支配权外，还竭力把生产者束缚在土地上。1413年9月，实行号牌法。国家规定10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均按身份佩戴一种号牌，上书姓名、住址、面色、身长、有无胡须等，在发牌时进行户口登记。如有不戴或伪造、遗失、借用者，要受处罚。两班贵族的号牌用象牙或鹿角制成，平民的则用杂木。[28]1407年起，实行邻保制，以连环保的方式加强统治和保证对国家的负担得以实现。李朝实行奴婢辨正，把高丽末期沦为奴婢的人改为良民，把寺院的私奴婢改为国家控制的公奴婢，使国家能够掌握更多的劳动力和兵源。
李朝废除高丽的私兵制，实行统一的府兵制（1400年），集兵权于中央。为统一法制，1469年编成《经国大典》6卷。大典详细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刑律和教育等方面的制度，一直适用到李朝末年。
对外方面，1419年李朝远征对马岛，彻底制止了倭寇的骚扰。15世纪中期，对北方女真的斗争取得胜利，确立鸭绿江和图们江为天然国界。李朝对明朝实行友好政策，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比较密切。
李朝初期，经济上有很大进步。高丽末年，全国有耕地和荒地79万多结，1430年左右增加到170多万结，翻了一番，同时也是李朝土地面积最多的时期。轮作制代替了休耕制。水稻的品种增加，插秧渐渐取代直播。棉花种植从中国传入，并逐渐推广。手工业和商业也有发展。政府发行朝鲜通宝金属货币和纸币。
科田法推行一段时间以后，渐渐废弛。起初，科田仅限京畿，后来由于赐给功臣贵族的功臣田和别赐田不断增加，京畿的土地不够，逐渐扩大到外地，特别是土地肥沃的忠清、全罗和庆尚各道。1404年起，土地买卖合法了。[29]贵族和官僚纷纷利用特权兼并土地。于是，又出现公田、公民减少，私田、私民增多的现象。中央的经济、政治实力削弱。1467年，李朝实行职田制，将一定数量土地的收租权分给现任官吏，但兼并之风仍然不能制止，对农民的榨取有增无减。农民往往逃往海岛深山，或者掀起新的武装起义。1467年，咸镜道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要求取消号牌法、减轻捐税和惩治贪官污吏。此后百余年，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
15世纪末，李朝政治腐败，党争不绝。在朝的功臣勋旧官僚集团称“勋旧派”，在书院接受儒家教育的两班子弟和靠科举入仕的新官僚称“士林两班”或“士林派”。两派相互斗争不已。成宗（1469—1494年在位）不满勋旧派的飞扬跋扈，利用士林派加以遏制。士林派势力膨胀。1498年，继位的燕山君（1495—1505年在位）转而依靠勋旧派清洗士林派，史称“戊午士祸”，是为党争之始。此后数百年间，党争不绝，两派又各自分裂成不同的小派，彼此诛戮，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
七、朝中人民抗击日本封建主侵略的斗争
16世纪末，正当朝鲜党争不已的时候，日本却通过兼并战争结束长期割据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积极准备对朝鲜和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战争前夕，他在给朝鲜国王李昖（宣祖）的信里，公然叫嚣要“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30]。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1592年4月（宣祖二十五年，岁在壬辰），日军近20万人在釜山登陆，接着**，连陷三京（汉城、开城、平壤），并分兵直趋东北部的咸镜北道。许多地方官员不战而逃，朝鲜国王仓皇北走义州。侵略者的“锋焰所被，千里萧然。百姓不得耕种，饿死殆尽”[31]。在此危急关头，朝鲜人民纷纷组织义兵，奋勇抵抗。他们在釜山和东莱一带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民族英雄、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1545—1598年），忧国忧民，决心以死报国，尽扫妖氛，一雪国耻。正当日军在朝鲜半岛上横行之时，他率领水军在南海一带接连取胜，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和侵略计划。朝鲜人民创造的龟船，在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龟船长11丈，宽丈余，穹窿如龟；船身覆铁壳，装锥刀，敌人无法接近，也难以焚烧；船首有龙头，能喷吐烟雾迷惑敌人；船身四周有72个炮眼，可从各个角度射击；船内能载较多的粮食和饮水，便于长时间航行。龟船是铁甲舰的前身，是当时优秀的战舰。5月初，就在汉城陷落后几天，李舜臣率领舰队向庆尚道沿海出击，在巨济岛附近的玉浦、巨浦和赤珍浦击沉敌舰40多只，自己无一损失，大大鼓舞了朝鲜军民的士气和抗敌的决心。从5月底到7月中旬，李舜臣率领水师在唐浦、唐项浦和闲山岛一带痛击敌人，特别是闲山岛之战，击沉敌舰59艘，毙敌数百，不仅取得海上主动权，而且挫败了敌人的水陆并进计划，使之不敢从平壤北犯，为明朝援军的到来赢得了时间。9月，李舜臣会同友军袭击釜山，又毁敌舰百余，毙伤无数。朝鲜政府封李舜臣为资宪大夫和全罗、庆尚、忠清各道水军首任统制使（仍兼全罗道左水使），设大本营于闲山岛。
1592年12月，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明朝派大将李如松率领4万军队援朝，受到朝鲜人民的欢迎。次年1月，朝、明联军经过激烈战斗后收复平壤；4月19日，光复汉城，将侵略者赶到釜山沿海一带。日本遭受沉重打击后，提议和谈，妄图争取时间卷土重来。由于日方坚持无理要求，迁延三年之久的和谈以破裂告终。
1597年2月，丰臣秀吉派遣14万日军再次侵略朝鲜，水陆并进，但把重点放在海上。当时，由于党争，李舜臣被解职，统制水师的是昏庸无能的元钧。7月，固城海面一战，元钧失败被杀，大本营闲山岛落入敌手。8月，朝鲜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重新起用李舜臣，但朝鲜水师仅剩12艘战船和120余名战士。李舜臣和水师将士发扬高度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誓死杀敌。他们充分利用珍岛东南鸣梁海峡（涨潮时有巨响如鸣）的有利地形，暗设两道铁索，使敌舰能进不能出（退潮），以巧制胜，竟以12艘战船和120余名士兵击毁敌舰300多艘，歼敌4000余人，创造了海军战史上以少胜多的杰出范例。
1598年7月，明朝政府派陈瞵和邓子龙率水军援朝，与李舜臣将军的水师并肩战斗。8月，丰臣秀吉病死，遗嘱吩咐从朝鲜撤军。与此同时，朝明联军在陆上进击日军在南方沿海的重要据点蔚山、泗州和顺天，敌军不支企图从海上逃走。11月18日，朝明联合舰队驶往露梁海面（南海郡西北）迎敌，击沉敌舰300多艘，歼敌万余，给侵略者以毁灭性打击。在这次海战中，李舜臣击毙日军大将，打退包围明军统帅陈瞵的敌舰。明军70岁老将邓子龙坐的船不慎起火，李舜臣驶舟来救，左胸中弹。他把战旗交给侄儿代施号令，嘱咐不许声张。名将李舜臣和邓子龙都在这次海战中壮烈牺牲，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战斗友谊的颂歌。壬辰卫国战争终于以朝鲜人民的最后胜利结束。
日本的侵略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口大量减少。战后，全国耕地面积仅等于战前全罗道的耕地，受害最深的庆尚道仅为战前的1/6。直到17世纪初，战争创伤才逐渐恢复，但又遭到女真贵族的侵略。1627年和1636年，后金（清）两次入侵朝鲜。1637年1月，朝鲜被迫降清。
八、朝鲜文化
中朝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自古就有密切的友好往来。我国的汉字、汉文和儒家思想早就传入朝鲜。4世纪时，高句丽设太学，学习汉文和儒家经典。682年，新罗统一后不久，在首都庆州设国学，由博士助教讲授儒家经书，广招贵族子弟学习。788年开科取士，儒家经典是主要考试内容。新罗政府经常派贵族子弟或僧人去中国学习。如崔致远（857—？），12岁入唐留学，18岁中进士，著有《桂苑笔耕》20卷，回国后任侍读等官，影响很大。佛教早在372年已从中国传入朝鲜。新罗统治者提倡佛教，广修佛寺，不断派出高僧出国取经。僧人慧超（704—？，亦作惠超），少年入唐，通晓汉文和梵文，后取道南海赴印度，遍访北印度佛教遗迹和研究佛经，727年回到中国后从事佛经翻译，终老于五台山。慧超著有《往五天竺国传》3卷，记述旅途见闻，是研究印度和中亚历史的重要资料。原书早已散失，1906年在敦煌石窟里发现该书的部分抄本。新罗学者薛聪，利用汉字拼写和判读新罗语，史称“吏读”，大大便利了朝鲜人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12世纪，著名画家李宁来中国，宋徽宗命翰林待诏王可训、陈德之等从宁学画。徽宗十分欣赏李宁的《礼成江图》，称李宁为“妙手”，赠以酒食和锦绮绫绢。
朝鲜历代统治者都重视编修史书。1145年（高丽仁宗二十三年），学者兼政治家金富轼等人，根据《旧三国史》《海东三国史》和中国史籍中有关朝鲜的丰富史料，用汉文编成一部纪传体的《三国史记》。全书共50卷。13世纪，僧人一然（1206—1289年）根据古文献和民间传说的资料，用汉文编成《三国遗事》5卷，以补《三国史记》之遗漏。该书往往从佛教角度决定史料的取舍，但也保存有不少宝贵的资料。1451年，李朝学者郑麟趾等根据高丽诸王实录，编成纪传体《高丽史》139卷，这是研究高丽历史的主要史书。1415年成书的《高丽史节要》（35卷）和1484年成书的《东国通鉴》（56卷），也是有关高丽时期和朝鲜历史的重要史籍。李朝诸王注重编修前代实录，最后按年代顺序辑成包括27代国王的《李朝实录》1893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正组织人力将《李朝实录》从汉文译成朝鲜文。
朝鲜字母——训民正音的创制，是李朝时期重要的文化成就。世宗时（1418—1449年在位），朝鲜学者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根据朝鲜语音、参考汉字音韵，创制表音字母28个，其中母音字母11个、子音字母17个。新字母组成的朝鲜文字，笔画简单，拼读灵活，一直沿用到现在。
朝鲜的印刷术、天文学和医学，成就显著。高丽显宗时（1010—1031年在位），着手用雕版刻制汉译《大藏经》，历60余年，印出6000多卷，可惜不久被蒙古军烧毁。1236年（高宗二十三年），政府下令重刻《大藏经》，费时16年完成书版86600张，俗称“八万大藏经”。高丽人民还推陈出新，发明铜活字印刷，比西方的类似发明约早200年。大约647年，庆州就修建了瞻星台，8世纪时又创制天文观测仪和漏刻器。李朝初年，发明利用水力自动报时的自击漏。1441年，发明世界上第一个测雨器，并建立定时报告雨量的制度。1613年，太医许浚参考中、朝医书500多卷，编成《东医宝鉴》23卷，至今仍有参考和临床价值，受到中国和日本医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