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就智者

人们不禁要问：南宋时期明州史氏家族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能兴盛？秘密何在？有人认为，“史氏从宋至今七百年其中大官显贵之多，为世间所少有，光芒四耀，全依赖他们的德行，源远流长”。有人以为：史氏“家庭富贵和睦，亲密无间，仍然是古人冀国公的良好遗风”。也有人认为，由于“鄞县家族尤重教育，故人才出落常以族为群”。如南宋有史、楼、丰、郑四个大家族；明朝有杨、陆、张、屠四大家族。而两朝“甬上四大家”中“绍兴以来莫盛于史氏”，其余各家“皆各有所长”。尤其是“南宋时县人史浩及其家族，一门竟出上百个闻人，或从学为士，或从仕为相，读书做官风气既盛且长，人称史氏‘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门庭显赫到了极点”，这是由于鄞县人重视读书育人。[1]确实，历史上的家族发达各有特点和动因。明州史氏家族在南宋得以发展，同样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宋儒欧阳修曾经分析过唐代士族盛衰的原因，他认为：“其所以盛衰者，虽有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孙。”[2]这是非常中肯的看法。这就是说，一个家族发展的根本离不开家族子孙的努力，明州史氏家族能在南宋时期得以兴旺发达，有其家族历史的延续性。对于自己姓氏的不平凡来历，对于前辈们的光辉业绩，对于自己祖先的光荣历史，他们引以为骄傲，以此作为鞭策后人的动力。同时，他们也得益于南宋社会重视教育，引用现代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教育改变了人生。

宋太祖赵匡胤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3]这一许诺使很多知识青年为之神往，于是受教育、考科举就成了学子们登上政坛的阶梯。明州史氏家族的子孙们取得辉煌成就也源于此，教育确实成了他们改变人生的起点。

两宋时期，中央政府名义上是由礼部来管理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实际上由国子监代替礼部来行使职权，掌管学校，尤其是“国子、太学、武学、算学之政”。[4]南宋时期，教育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造就了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

如在办学规模上，不论是中央官学、太学，还是各地的州、县、地方官学、私学，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建炎以来，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5]“江浙地区的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6]明州（鄞县）地区本就很重视办学，1220年（嘉定十三年），由于兵火毁掉学校，鄞县主簿吕康年就请朝廷帮助，时任宰相的史弥远下令地方政府拨地十五余亩，又请当地士绅捐款，协助兴建了夫子殿作为学宫。后又兴建学宫、学舍多处，推动了建校、助学工作。因此南宋年间，各地参加中央太学学习的人数大增，据统计，1202年（嘉泰二年）到太学参加补试的士人就达到三万七千余人，约为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的二百五十倍，参加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在办学深度上，各地书院已由城镇延伸至乡村，城乡间还出现了不少专职的教书先生。史氏家族不仅自办甬东书院，且有人直接参与教学活动，城内的县学也是史家子弟学习的场所。有人统计，有宋一朝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占78%（另有统计，认为当时共建203所书院，北宋建47所，占23%，南宋建156所，占77%。总数有所不同，但比值基本相同）。其他如白鹿洞、象山等书院也已成为各个学派的讲学重要场所。

在学校种类上，除太学外，还有宗学、京学、县学、乡学、舍馆和书会，又有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和画学等各种形式的专修学校，这些类似于高等教育中学科分类的学习形式已经出现，说明南宋时期办学思想的开放，只要有学习的意愿、有条件上学的人，都可以满足要求。接受教育后就能参与考试，考试又有严格的制度和严格的学规，成绩优秀者就可得到提升，就有可能改变人的一生。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科举取士有较大的改进，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改革。

参与科举考试是入仕为官的主渠道，科举中举才能为高官，这是南宋时期人们所熟知的道理。所以，人们普遍追求“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不尽”。[7]期盼“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8]追求“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9]日夜指望能“指日可至显贵”。[10]南宋时对于这种文官制度作了较多的改进，使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

录取人数大增。北宋神宗时“世人获甲科者绝少”。“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多数十万人而取三四百也。”[11]录取率在千分之一以下。这样，就形成宋朝登科进士年龄者较大的情形。据《夷坚志》记载，进士平均年龄为37.22岁，最大为77岁。另据对49人的统计，平均也在25.43岁，在宋代属偏低的。[12]

而南宋时科举取士的范围则已经扩大到各个阶层，人数大为增长。所谓“十年勤苦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13]人们就“以此高下人物”，[14]把科举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贤才的标准。于是，各家“教子弟读书”，无非也是“欲其取科第”，[15]目的非常明确。

参选资格放宽。原先，有九类人是不能入官学就读的，即：“隐匿丧服”、“尝犯刑”、“亏孝悌有状”、“两犯法经赎”、“为乡里害”、“假户籍”、“父祖犯十恶”、“工商杂类”和“尝为僧及道士”者，“皆不得与士齿”。[16]入学条件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南宋时期，入学条件放宽在参试资格上，除重刑犯外，人人均可参加考试、授官。宋孝宗时，鄂州大商人武邦宁之子亦经读书中举，成了士人，[17]反响很大。从南宋中举的名单中也可发现，中举为进士者多为平民。以1256年（宝祐四年）为例，登科进士中平民出身占70%。[18]由于采取了这种允许“寒门入士”的政策，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机会，社会上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风气和教育可以改变人生的共识，它也必然会提高学子们学习的积极性。

地区优势倾斜。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尤其是地近京畿地区更占有明显的优势。从历史资料上分析，西周时关中人才占有优势；汉朝时，官员以皖北、河南为主；唐朝时，人才仍以关中、河东居多；北宋时，河南占有人才多数，但已发生变化。南宋时期变化得更为明显，“福建百姓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19]江南、赣籍与地近京畿的人才占有明显优势。特别是担任宰相的籍贯变化更大，北宋中叶以后，南方籍宰相逐渐多起来。以浙江籍为例，两宋时期共有浙江籍24人作过宰相，其中北宋时仅4人，到南宋时则增至20人。这就表明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促进了政治与教育中心的南移。这一趋势的出现，标志着古代中国“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预言已被打破，地近京畿的江南地区在南宋宰相与高官的结构中已占较大优势。[20]

南方人士及地近京畿的进士、高官比例明显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南方学子学习的积极性。苏轼在上宋神宗书中就说：“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而今得人常少。”[21]欧阳修也说：“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西北进士得少。”富弼亦说：“近年数榜以来，放及第者，如河北、河东、陕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绝少。”[22]

据《唐宰相世系表》统计，隋朝以前很少有南方人担任宰相一职的。唐朝时有宰相369人，90%属北方籍贯。按统计：宋代共有宰相134人，北宋72人，南宋62人。其中河南籍有21人作过宰相，北宋时有18人，南宋时有3人；陆游对此曾经说过：“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23]

南宋时期，科举成了人们实现理想的场所。有人为了“扬名声，显父母”，将科举作为入仕之先，有的也只是为了报恩答谢，最高尚的也会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考取科举作为人生的抱负。朱熹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故不可不勉尔！其实甚夺累也。”又说：“非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虽日日应举亦不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邪？”[24]说明读书人有志于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利禄，也是正常现象。

心理诉求高。宋朝时，人们当官心理非常迫切，主要途径自然是通过科举。南宋标榜本朝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宋孝宗说：“朝廷用人，别无他路，止有科举。”[25]司马光有句名言：“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状元及第不五六年即为两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26]这样，只要读书就能做官，读好书就能做好官，以致形成“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27]

南宋教育成就离不开地方当局的重视和地方官吏的作用。如古之明州（今浙江鄞县）人向来有重视读书育人的风气。南宋时期，由于地近京畿，以致名门豪族层出不穷。据记载，宋朝以前鄞县从未有过进士，从宋朝开始才有鄞籍进士。两宋时期为了帮助学子们考取功名，在鄞县城南建有楼氏精舍，聘请著名学者任教。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江南教师的精明，作为优质教师的“楼昉又精心把历代的典范文章选出来，编成一册，供参加科举考试的子弟去潜心研读”。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编写出来的、类似现今的考试复习资料的书籍，以此来提高考生的命中率。[28]据说也有类似考试复习班这样的机构，以至大幅提高了本地的“及格率”，以致两宋时期全县共产生进士达717名。“宋至清五朝间全县推出6名状元1074名进士和数千名举人。”[29]所以，王应麟说：“世族蝉联，重圭累组，庠声序音，洋洋邹鲁”，就出现了“县之子弟，夙以衣冠鼎盛”的状况。

一是国家与社会重视教育，为学子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又有家族、家庭与个人的努力，就会创造出更多优秀成绩。就史氏家族本身而论，一是他们理解政府发展教育、推广科举的意图，注意教育和科举考试对于人生的影响。史氏家族能够兴盛几百年，关键在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严格的家庭教育，适时的书院学习，促使史氏家族的子弟大批成才。他们不仅自己创办书院，而且能够得到有关科举考试的辅助资料，学业自然得以加速提高。他们以进士起家，抓住时代提供的升迁时机，在家族中形成重文好学的门风，遂使家族子弟不断蝉联科第，然后入仕为官，大批成为辅佐国家的栋梁之材。

二是深厚的社会因素。史氏家族的子孙们在南宋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从中央到地方、从经济到军事、从教育到法律，在各个领域都留有他们的脚印。广大的群众影响，广泛的人脉关系，又会推进整个家族更多地发挥作用，从而取得了当时社会的不可取代的地位。有人认为，史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可能与他们攀龙附凤有关，此论不够全面。注重婚姻关系，重视社会地位的维持，确实是史氏家族治家的一种风范。婚姻关系对于史氏家族有着积极的作用，他们既追求完满的婚姻，又不强求必须门当户对。史氏家族在纳妻择婿中既有赵氏宗室、官僚世家，又有孤寒进士，也有一般家庭，他们着眼于广交朋友。他们没有大搞裙带关系，也没有结党营私的行为，也不存在他们主动寻求政治靠山。他们着力于扎实地推动家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做法也得到了宋朝皇帝的肯定。

三是他们注重个人的才能与表现。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嫡庶长幼之间隔阂严重，但史氏家族内部却不分嫡庶。史浩共有三位夫人、四个儿子，按传统惯例，史弥大应得到格外优惠，史弥远与史弥坚应在“贵贱之隔”，而事实上在家庭内并不因此而有所区别。最后，史弥远官至宰相，史弥坚官至尚书，并未受到两位哥哥的限制。家庭内部不因此而引起“阋墙之争”，应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四是注重家族内部团结，重视发挥家庭的作用。在大家庭中，一个人的成长往往会受到来自家族的各个成员的影响，祖孙之间、父子之间、叔侄之间、母子之间、夫妻之间，甚至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会有影响，尤其是有着血缘联系的亲子关系影响更大。史渐自己虽然落选，但对家族成员语重心长、有针对性的谈话，深深感染了家庭子女和家族子孙，促使史氏家族子孙们奋发向上。为了奖励家族中女性的作为，南宋朝廷有时会采取封诰官员的母亲或妻子的办法，以表彰她们相夫教子的功绩，史氏家族也会作出相应的表示。这种传统的母以子贵、妻以夫荣的做法，既是对男子的认可，也是对于妇女付出的一种肯定。

五是史氏家族也得到了相权、高官权力的庇护。史氏家族在南宋时期始终不渝地在为朝廷服务。三位宰相历经了南宋的主要时期，陪伴着南宋王朝从开始到兴盛直至走向灭亡。所以，史氏家族发展的总趋势正是与南宋王朝社会发展历程相适应。子孙们也确因有父子、祖上的关系而得到恩赐或荫补，这种来自朝廷的影响对于家族发展也有叠加作用。

[1] 《鄞县志·总述》

[2]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序》

[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乾德四年五月乙亥”条。

[4] 《职官分纪》，4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5] 庄季裕：《鸡肋编》卷上。

[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庚午”条。

[7] 魏泰：《东轩笔录》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沈括：《梦溪笔谈》卷23，《讥谑》，北京，中华书局，1957。

[9] 吴枋：《宜斋野乘·状元词误》，百川学海本。

[10] 韩琦：《韩魏公集》卷10《家传》，国学基本丛书本。

[11] 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36，《用人·蒲宗孟请疏仕路窒塞之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 转引自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3] 洪迈：《夷坚志》支庚卷6，《汪八解元》。

[14] 周密：《癸辛杂识》前集，《科举论》。

[15] 袁采：《袁氏世范》卷1，《子弟不可废学》知斋本丛书本。

[16] 《嘉泰，会稽志》卷1《学》。

[17] 洪迈：《夷坚志·夷坚支志》庚卷5《武女异族》。

[18] 俞兆鹏：《南宋人才之盛及其原因》，载《杭州日报》，2005-11-14。

[19] 《宋史》卷8，《地理志》。

[20] 张全明：《试析宋代中国传统文化重心的南移》，载《江汉论坛》，2002（2）。

[21] 《苏轼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书》。

[22] 《历代名臣奏议》卷164、卷165。

[23] 陆游：《渭南文集》卷3，《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

[24] 黎靖德：《朱子语类》，中文出版社影印宋刻本卷13。

[25]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学津讨原本。

[26] 魏泰：《东轩笔录》卷6。

[27]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学津讨原本。

[28] 注：有学者一语中的，明确指出其中的奥妙“在不断总结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有人又精心把典范文章选出来，编成一册，供子弟们去潜心研读。由于其教育的针对性强，所以教育成果十分显著，迂斋的学生登进士的也是特别多”。迂斋类似今之高考复习班，“经过迂斋短期培训的人很多都能进士及第”。参见郑传杰、郑昕：《宋儒王应麟》，26页，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

[29] 《鄞县志》第1509页，第二十八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