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苏、苏日、日美关系的特点

1.美苏关系

（1）沙俄为美国发表“门罗宣言”和“门户开放”政策提供了机会

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俄国因不满英国的海上封锁政策，曾于1780年组成以它为首的“武装中立”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英国的海上封锁，有利于美国独立战争。后来由于美国执行孤立主义政策，俄国除了1867年以720万美元把阿拉斯加这块地大物博的地区卖给美国外，俄美交往并不密切。但是1823年美国“门罗宣言”和1899年“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都是美国利用俄国作为自己制造舆论的工具。这种情形是耐人寻味的。

19世纪20年代美国企图通过支持当时拉美各国的独立，向拉美扩张，这与欧洲列强特别是与英国发生了利益冲突。英国外交大臣于1823年8月向美国提出由英美共同保证不占有拉美的任何部分，不允许原西属殖民地的任何部分转让给其他国家，并以共同抵御神圣同盟对拉美的武力干涉为由，要求美国从速同英国发布共同宣言，以约束美国在拉美的行动。美国不敢公开拒绝英国，担心英国会倒向神圣同盟；但又不愿接受英国建议，怕由此中了英国的圈套。正在这时，1823年10月，俄国政府表示出于自己的“政治原则”，不打算承认拉美各国的独立，并要求美国保持中立。这恰好给了美国一个机会，摆出一副同俄国论战的姿态，在不得罪英国的情况下，向世界宣布美国对拉丁美洲问题的原则立场。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了国情咨文，加上致俄国照会等，全面阐述了美国对拉美的政策，提出了“美洲殖民体系”“互不干涉原则”和“不准殖民原则”三项基本原则，强调美洲与欧洲政治制度根本不同，对于欧洲干涉美洲事务的行为，美国不能置之不理。这在当时有防卫性的一面，但排斥欧洲是为了拓清地盘，由美国取代欧洲列强在美洲的地位[92]。显然，与俄国公开仇视拉美独立相比较，美国的外交策略带有极大的隐晦性。19世纪末，沙俄于侵占中国旅顺、大连后，在全世界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独占满洲的野心。为了抚慰列强，避免孤立，1899年由沙皇发表了宣布大连为自由港的敕令，还假惺惺地希望美国和它一起采取步骤，“保护中国的独立”。沙皇的敕令给了美国阐述其对华政策的“天赐良机”。美国正是借着这一良机而于1899年9月发表了第一个“门户开放”照会，承认列强在华均势，同时要求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照会成为美国对华侵略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这里，美国又显得比俄国技高一筹。俄国由于其经济实力不足，主要靠的是强力侵占，美国却主要用的是经济手段。美国之所以承认列强在华均势，目的在于以其雄厚资本同列强竞争，以扩大美国在华经济扩张的地盘。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私下里说，美国利用“门户开放”政策同列强在中国角逐，“我们将使他们浑身冒汗”[93]。

美俄两家外交的不同特点，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一再表现出来。

（2）十月革命后美国始终从根本上与苏联势不两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兰辛当时把苏俄于11月8日通过的“和平法令”叫作“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直接威胁”[94]。他向威尔逊总统报告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握政权，我们就毫无指望”[95]。威尔逊1919年也说，“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96]。美国学者认为，美苏冷战从1917年即已开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第一个对苏维埃国家实行了经济封锁。美国又是最晚正式承认苏联的资本主义大国（1933年才承认）。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苏俄以及列宁本人多次表示与美国恢复发展正常贸易关系的愿望，强调苏俄“决定与美国和一切国家特别是美国达成协议”[97]，美国根本不予理睬。他们陶醉于20世纪20年代的暂时繁荣，自觉财大气粗，认为苏俄没有外国首先是美国的经济援助，其陨落指日可待。后来证明他们是完全失算了。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把美国扰得惶惶不可终日。而这时的苏联，正在顺利地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消灭苏联的希望已成泡影，而且不得不对苏联刮目相看了。1933年6月，苏联代表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宣称，苏联打算在近期内从国外订购价值10亿美元的货物，这使得美国工商界大为不安，他们生怕由于美国执行拒不承认苏联的政策而可能使这块“肥肉”被欧洲商号抢走。这些美国商人的心态被当时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伍·罗杰斯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他说：“只要有人买美国的东西，它就会连魔鬼也承认。”[98]加上共同反对德日法西斯威胁的需要，而使美国把当年的寇仇变成了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两国相互支援，对战胜共同敌人法西斯起了积极作用，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但是美国统治当局中总有一些人对苏联抱着敌对态度。最典型的就是，当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时，当时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幸灾乐祸地声明，“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俄国，而如果俄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帮助德国，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他们尽量彼此歼灭”。即使主张援助苏联的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6月给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约·戴维斯的信中也说，“不论我，还是您，都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桥，我向魔鬼伸出手来”[99]。据记载，早在1941年6月，“遏制”一词已充斥华盛顿官员的头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势力达于全球顶峰。为了推行全球霸权主义，它把苏联看成最危险的敌人。苏联则采取措施与之对抗。这是战后40年美苏冷战的一个基本原因。

（3）美苏争霸两败俱伤

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赫鲁晓夫执政时，苏联走上了与美国争霸的道路，企图实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勃列日涅夫时期则进入与美国全球争霸期。赫鲁晓夫说：“国际紧张局势的情况就像一棵卷心菜。如果你把菜叶一片一片地剥去，就会看到菜心。而国际紧张局势的核心就是苏美关系。”[100]这是他吹嘘美苏关系之重要，但也不无道理。从50年代起，美苏两家争霸世界，愈演愈烈，特别是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不能自拔，其国力的鼎盛期到60年代末终于告一段落，而所面临的是内外交困的局面。苏联则以70年代末出兵阿富汗，支持越南侵柬为标志，也进一步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正如《大国的兴衰》一书作者保罗·肯尼迪所指出的，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科技相对衰退落后，是导致大国衰落的原因。

（4）美国等国的压力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联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到底沿着什么方向改革，却是关系苏联前途命运的大问题。美国不断地通过经济、政治、人权等方式向苏联施加压力。他们始终追求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即“使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建立起一整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而戈尔巴乔夫则在这种压力面前步步倒退。1985年他刚上台时还没有否定社会主义，主导思想大体是积极的。但是，在美国和西方的压力下，他原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便日益抬头，开始鼓吹用所谓“全人类标准”来改造社会主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一些苏联领导人为了“逃脱来自美国的指责”，更进一步地去迎合西方的口味。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6月说：“我们已经摆脱了一种制度，更准确地说是完成了一种制度的瓦解工作，但还没有进入新的制度。”及至“8·19”事件以后，戈尔巴乔夫公开宣称，“从今以后，苏联已经被看作是民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101]。这一切说明，戈尔巴乔夫已为1991年12月25日苏联的解体预先敲起了丧钟。难怪1991年1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一次讲话中对戈尔巴乔夫大加褒奖。他说，瓦解共产主义的“成就可能主要归功于一个人：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我们目前正在应付的转变便不会发生”，“因为这一点，世界感激他”[102]。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美国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内外的合力，是其中关键因素之一。

2.苏日关系

（1）近代以来日俄关系长期敌对

日俄两国接触时间相对较晚，迄今最多300年时间。然而从17世纪俄罗斯向东亚远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俄之间兵戎相见，两国关系始终如一对冤家。两国曾为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发生领土争执，经过两个世纪争夺，才于1875年5月由两国签署《桦太（库页岛）与千岛交换条约》，明确将库页岛划归俄国，而将千岛群岛全部划给日本。然而，两国只维持了约30年的和平，又于1904年至1905年发生了日俄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后，日本曾出兵西伯利亚进行武装干涉。1938年8月两国在哈勒欣河发生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出兵东北，为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做出了贡献。但战争期间苏军占领了国后、择捉、齿舞（群岛）和色丹等被认为是日本领土的“北方四岛”。在日本人内心深处，这是旧恨加新仇。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苏关系受制于世界冷战大格局和领土问题，一直处于低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为重返联合国，有求于苏联，在美国认可下于1956年与苏联实现邦交正常化。但一直未能就“北方四岛”的领土悬案和缔结和平条约问题达成协议，日苏关系少有进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还进一步恶化。此时美中、日中关系发展起来，苏联担心其对外扩展受到中美日三国抑制，大力分化日美关系，挑拨中日关系。日本也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称苏军对日本是“潜在威胁”，宣布日本是“西方一员”。日苏关系进入冷战后“最冷时期”。这种局面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有所缓解，但“北方四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成了日俄关系“在喉的硬骨”。

（3）苏联解体后日俄关系处于过渡期

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后，日俄力量对比对日有利，日本力图利用俄地位降低的机会建立日俄新关系。但由于“北方四岛”所具有的重要战略价值，日俄两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两国长期以来的对立，使得领土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但日俄关系与以往日苏关系相比已有很大转变。军事上，日俄双方互为威胁的程度有所减少。今后决定日俄关系的不仅有领土争议，更主要的是俄罗斯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和两国经济的实际利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日关系有进一步好转迹象。对俄国而言，由于在西侧未能成功地阻止北约东扩，因此希望在东侧外交上取得进展。俄国在开发能源问题上的困境，又使它迫切希望借助日本的经济技术力量。日本报纸还提及俄国想以此“应付中国的大国化”[103]。对日本而言，也试图改善与俄关系以形成东亚的“势力均衡”。时任日本首相桥本于1997年7月24日提出了改善日俄关系三原则：“信任”“互利”和“长远观点”，为的是在强化日美关系，加强日中关系之后，也打开对俄关系，完成日本的全方位外交战略，从而使日本在外交方面也成为不逊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大国[104]，并且由此加强日俄经济合作。

3.日美关系

（1）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被迫“开国”

19世纪前半期，西方列强力图把日本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它的组成部分。但鸦片战争后，英国等国把侵略目标集中在中国身上，在日本开国问题上被美国抢了先。

美国为了牢固占领中国市场，要求在日本设立船只停泊地、储煤基地和供应基地。1854年日本在美国武力威胁下，被迫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从此日本放弃了200多年来闭关自守政策。日本在面临半殖民地化危机的情况下于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2）日美矛盾尖锐，冲突不可避免

日本在19世纪末发展成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疯狂向外特别是向中国侵略扩张，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这对急于夺取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美国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因而在远东与太平洋地区，日美矛盾日益突出。正如列宁所说，“几十年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积下了无数的易燃物，使这两个大国为争夺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区的霸权而必然展开殊死的搏斗。远东的全部外交史和经济史使人毫不怀疑，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防止日美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是不可能的”[105]。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正是这一矛盾的必然结果。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本外交基石的日美关系三阶段

战后至今，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对象国，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这种局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难改变。战后以来日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日对美依赖关系；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相互依赖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竞赛与合作关系。[106]这种变化的根本动因是经济。日本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初，已一跃而为仅次于美苏两国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整个国家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此而来的是日美经济摩擦的加剧。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美商品性对抗在美国上升为国民感情上的对抗和日美国家之争。当时美国大多数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力量比苏联的军事力量对美国的安全更有威胁”。有的人甚至说，“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最大的威胁来自另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即日本”[107]。美国还于1988年7月举行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秘密演习。当然，由于日美经济上又有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一面，双方在战略上也有共同利益，因之整个20世纪80年代两国摩擦中也有协调，“日美同盟”关系依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轴。

及至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日本强调积极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因而强调日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协调合作，这也是日本背靠世界最强大国家，谋取自身发展的一贯做法在新形势下的表现。1997年6月8日，日美通过了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方针》的中间报告。报告规定，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紧急事态”的情况下，日本的军事力量将在“日美两国视为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日本的周边地区”。修改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方针》将成为日本军事力量从本土扩大到周边地区的第一个法理依据。有的日本报纸指出，日美“新同盟关系”已开始启动，而“新同盟的关键是对华战略”[108]。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警觉。

纵观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美俄日四大国关系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这些国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美苏冷战结束，世界加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经济日益成为国际关系重点的今天，大国关系既带有历史的痕迹，又具有新的特点。从历史角度看，美日俄三家都参加过帝国主义战争，都对中国进行过干涉和侵略，唯独中国成为受害的一方，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民不仅强烈地渴望自由与和平，而且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在所有大国中是少有的。一些大国的当政者，对于中国的崛起，或故作惊讶，或惊恐不安，就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富强。他们的这种心态，既是对旧时“荣光”的怀念，也是受现实利益的驱动。但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要想阻挡中国的崛起是决然行不通的。对于我们中国而言，我们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将既坚持与它们平等友好的交往，加强经济联系，借鉴各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和长处，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不管这种压力是来自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还是来自思想文化的。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09]这就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

当我们分析大国关系时，我们绝不会忘记，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当代世界的头等大事，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主力军。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这一重要遗训，我们将铭记在心。

（原载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此书1999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