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美、中俄、中日关系的特点

中国与美、俄、日的关系，首先是国家间、政府间的关系，同时存在民间交往。此处论及的关系特点，更多地是指国家政府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也包含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1.中美关系特点

（1）中美关系四阶段与美国扩张三时期密不可分

近代以来中美关系的进程是跟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密不可分的。扩张是贯穿整个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这是美国进步学者也承认的[38]。扩张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大陆扩张时期（1775年大陆会议秘密通讯委员会建立至1897年美西战争前）、海外扩张时期（1898年美西战争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全球称霸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从三大分期的角度看，美国外交上有三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口号：一是孤立主义，二是门户开放政策，三是遏制政策。三者都是为其扩张主义服务的。[39]

与此相应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揭开中美关系序幕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五十多年，两国关系基本上平等友好。

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在美国人中间对茶叶和丝绸的来源地……遥远的中国有了某些知晓”[40]。茶叶在当时成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北美殖民地人民同其他国家的贸易是被禁止的。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为美中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为了彻底摆脱英国的经济奴役，美国当局开始向海外各地寻求贸易伙伴，对具有极大**力的中国市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就有了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揭开中美关系序幕的历史性事件。这艘载重360吨的“中国皇后号”，满载着皮货、粗棉、铅和30吨贵重的人参，于1784年8月28日到达广州，受到中国商人和百姓的热烈欢迎，认为他们是不同于盛气凌人的英国人的“新国民”。“中国皇后号”在中国待了三个多月，于年底满载着茶叶、丝织品、棉布、瓷器等货物返航。此后，在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一般中产之家，均以陈列中国摆设为荣。[41]中美贸易额也有了很大增长。仅据1821—1841年的统计，美国对华进出口额年平均在1000万美元以上[42]，居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这一段平等贸易交往给两国都带来了经济利益，同时，也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当然，一些美国商人出于其唯利是图的本性，也对中国从事了非法的鸦片贸易。但与英国相比，数额要小得多。大约只占各国输入中国鸦片总额的1/10。中美两国之所以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平等友好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刚从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正在争取经济独立的新兴国家，他们对亲身经历过的殖民压迫的痛苦还记忆犹新；另一方面，也在于当时美国正紧张地进行大陆扩张，还无暇东顾。

第二阶段，从1840年到1899年，五十多年，美国开始追随英国等国侵略中国。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北部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向西部大陆扩张的步步得手，美国向太平洋和亚洲扩张的势头也开始加强。而中国在清政府统治下，则日益暴露出它腐朽的本质。从19世纪4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上侵略中国的道路，重要标志就是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当时，美国趁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之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这第一个中美不平等条约。与中英《南京条约》相比，美国获得了不亚于英国攫取的特权，而且开了列强对华外交上“最惠国待遇”的先例。美国谈判代表顾盛甚至自称他与清政府所签订的《望厦条约》，有16项“优点”，认为在侵华方面有16处胜过了中英《南京条约》。后来，美国趁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之机，又于1858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中美《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中国的势力。更有甚者，1860年，美国流氓华尔与上海官僚、买办相勾结组织“洋枪队”，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开创了西方列强直接组织反革命武装、援助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的恶劣先例。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对美国的这种做法，做了深刻剖析。他说：“对于列强来说，以支持一个它们所能威胁、控制的懦弱政府，自是最为有利。”“中国的懦弱无能、四分五裂，才使得领事裁判权、低到不合理程度的税则以及千百种类似的特权，有继续下去的可能。”[43]但由于当时美国的经济和海军力量都不足以与英国相匹敌，他们的对华侵略主要是尾随英国炮舰之后而从中谋利。

第三阶段，从1899年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50年时间。

当时，美国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阶段。为了适应海外扩张的需要，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是对华政策，也是向海外特别是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总政策。这一政策以经济扩张、政治控制为主，军事征服为辅，是单方面强加给中国和亚太各国的利己政策。这种“门户开放”体系不同于古老的旧殖民主义体系，其重点是要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力图把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变成“开放式”市场，以便于其霸权主义的推行。这种体系与老殖民主义相比具有相对的活力和随机性，同时也就有较大隐晦性和迷惑性。其实，这种单向的以“他”为主的政策，其开放是强加于人的“开放”。只要对于向美国“开放”有利，别国再独裁的政权美国也照样支持不误。美国史学家奥尼·拉铁摩尔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大多数美国专家（当然也有欧洲人在内）强烈主张共和政体绝对不适宜于中国人。中国人只知道皇帝。[44]“北洋军阀袁世凯被这般人描写为正是中国所需要、中国人所能理解的一个有力人物，孙中山则不过是一个和蔼可亲但不务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不然便是一个轻举妄动的幻想家。”[45]结果，在日本和美国的支持下，袁世凯当上了“中华帝国皇帝”。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力图关闭中国门户、独占中国市场的日本，发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爆发，促成中美两国的第一次结盟。中美结盟以及整个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正义斗争。美国政府也给予中国一定援助。美国人民则采取各种方式支持中国人民，曾发起“一碗饭、一元钱”运动，来救济因抗战而流离失所的中国难民。1939年1月2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朗比区的码头工人，拒绝将废铁装上两艘赴日本的货船，群众3000人为此游行，支援这一正义行动，结果获得了胜利。美国海员也拒绝将废铜、废铁运往日本，去制造枪炮，残害中国人民。当时一些美国友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有的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达中共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其中就有写出轰动世界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斯诺夫人海伦·佛斯特·斯诺等。他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量地报道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迹，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和重视，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46]此外，当时因执行任务来中国的美方官员，如罗斯福政府派到中国担任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和国民党军队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1944年驻华美军总司令部派至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正义斗争给予了同情和支持。但是，就美国整个当权集团而言，他们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在中国的利益和特权。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们不仅继续着自己传统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而且在战后的新形势下，使之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菲伯的记载，“1945年9月，他（指杜鲁门总统——笔者）对一位顾问说：‘美国未来的外交利益在西半球和太平洋地区。’总统认为，亚洲的利益取决于强化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蒋介石要取代日本的地位，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美国还可以因此获得经济利益。华盛顿的官员们认为：假手蒋介石，他们不仅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市场终于要成为现实了，10亿亚洲主顾会大有助于避免另一次经济危机。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卡特·文森竭力主张我们要开足马力，来恢复战后贸易，‘为了我们自己商人的利益，也为了中国的利益（这后半句不过是官样文章罢了——笔者），我们正竭力动员他们再度到中国去’”[47]。为了霸占中国市场，美国以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作为交换条件，于1946年11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商约》。根据这个条约，从陆地到海洋，从商品到教育，中国的一切将对美国开放。当时上海市民形象地把“条约赋予双方的权利比作赋予一辆汽车和黄包车使用马路的同样权利”[48]。难怪连当时对蒋介石政府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都说，“在实质上，我们觉得它几乎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就连工商业先进的英国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发达到顶点的美国贸然签定这样的条约”[49]。也正是基于独占中国市场的强烈欲望，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发动了全面内战。杜鲁门一厢情愿地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50]。但后来当他发现蒋介石不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并大为抱怨“我们是在把钱往一个耗子洞里头扔”[51]时，却为时已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第四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末，也大约是50年。

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政策与其全球霸权主义相连。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政府中具有现实感的人和过去的驻华外交官纷纷指出，国民党的垮台是其本身制度的腐败所决定的，美国如再继续援蒋，将使自己丧失威信，无法逃避被指责为“支持一个腐朽的封建政权，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局曾有过摇摆，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尽管中国政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明确昭告于世，中国愿与一切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国家，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尽管中国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4月的亚非会议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52]。美国仍然坚持一条遏制、孤立、反对中国的路线，坚持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但结果对谁的损害更大呢？一位美国观察家评论说，结果是“7亿有购买力的顾客，变成了7亿危险的冤家”[53]。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机构的康伦公司在1960年关于《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过去10年中几乎在所有主要赌博上都取得了胜利，他们对将来并不显得过分担心”，“中国正再度走向光辉的时代”。[5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美国的霸权地位已无可挽回地处于相对衰弱之中，美国一些比较正视现实、从全球战略和美国切身利益考虑问题的政治家，开始认识到，长期顽固坚持过时的对华政策是危险的。正因此，时任总统的尼克松等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2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做出了重大的决策，结束了两国长达二十多年的相互隔绝与敌对的局面。作为这一进程的积极结果，两国在1979年1月1日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种来之不易的关系的改善，受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但遗憾的是，在美国，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仍然不想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不想以主权国家对待中国，看不到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仍然认为自己有权不顾中国人民的意愿，任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他们不断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道路上设置障碍。这首先表现在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55]，公然阻挠台湾与大陆统一，为此甚至不惜动用武力。继而，美国在贸易问题、人权问题、西藏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香港问题、“政治捐款”[56]问题和宗教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还日盛一日地宣扬“中国威胁论”，竭力往中国脸上抹黑。对于美国的图谋，世人自然是一清二楚。台湾一位学者指出，“正当世界饱经战乱之苦以后，冷战结束为全球和平带来一线曙光之际，美国发起了所谓‘中国威胁论’，不但要‘遏阻’中国的发展，更进而要‘拆散中国’（Breaking China Apart）[57]，苏联解体后，美国在这方面真是竭尽所能，矢志不渝。而肇始于《马关条约》的‘台湾问题’，便是目前这一切斗争的焦点”[58]。台湾另一位学者向世人发出警告：美国正在制造“一个真正的危机”，在“冷战后时期”掀起对中国的“新冷战”。[59]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根源

第一，从经济上看。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就企图建立在它控制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而占有“巨大的中国市场”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了美国的迷梦。它怎能不痛心疾首？今天，中国一天天强盛起来，它又怎能甘心呢？特别是美国非常清楚，“资本主义基本上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行动不开，就要彻底崩溃的”[60]。当今天美国的安全更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强大，而美国经济又更加有赖于美国开发国外市场时，美国所要做的首先是维持和扩大其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地位。克林顿上台后提出“扩展战略”，“即扩大全世界市场民主国家的自由大家庭”[61]，不过是由美国实现经济霸权主义的同义语。仅仅为此目的，它也绝不容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独立地发展下去。

第二，从政治和战略上看。美国一向自诩为世界文明的“灯塔”和各国效法的榜样，从来不允许有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与之竞争，何况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威胁。对于苏联它就是这样做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东西方关系问题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曾说：“像苏联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很难逃脱来自美国的指责，无疑，使俄罗斯人和其他原苏联人建立起一整套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奋斗目标；美国的最终目的应该使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实现这一点。”[62]苏联解体后，美国又把矛头对准中国。早在十多年前，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就把美国当局对中国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说：“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至少目前是如此。因此，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必须反对它。”[63]这样，就很清楚地把反对社会主义中国提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别人权报告》（中国部分）每次开篇第一段就是指责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正是他们反华策略的表现。

第三，从意识形态上看。作为一个以商业精神立国而在“新大陆”逐渐发展起来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其价值观中包含着积极的因素，诸如美利坚民族的开拓革新精神、奋斗竞争精神、“沃伦梯尔”（志愿者）精神以及求实态度等，都有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借鉴之处。但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则是统治当局竭力鼓吹的个人主义。1929年大危机时期担任总统的胡佛曾经说过：“三个世纪来个人主义是美国文明的基本动力。”这种个人主义虽在美国社会早期发展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个人主义已越来越走向自身的反面。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指出，这种价值观强调的是“不受束缚的自我”和“享乐主义”，它正构成“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将作为关系到社会存亡的最重大分歧长期存在下去”[64]。卡特执政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列出美国面临的十分严重的20个难题，包括贪婪的富有阶级；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大规模吸毒现象的蔓延；过度的性自由；社会上绝望情绪在内部滋生以及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等，无一不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关。但是美国却迫不及待地要把这种价值观推销到全世界。1992年2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苏联的崩溃产生了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机会，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65]他们这样做是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一个必然步骤。也正因此，他们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中国怀有仇恨和恐惧。美国《纽约时报》在一篇评论中露骨地攻击中国是“日渐缩小的共产党国家的代言人”，还说，“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这么大胆地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66]。

（3）中美关系中的变与不变

当然，也不是说今后美国对华政策会一成不变。这里的关键是美国对外政策固然首先受制于以国内垄断集团为代表的各种利益集团的意愿，但同时也受制于其他各阶层、集团的利益和情绪，受制于其国力和国际形势，以及其外交对象国的状况。基于此，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存在着若干制约因素。

首先，在世界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美国一家说了算的时代早已过去。其次，全球的包括美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均已转向经济，一味遏制中国的做法会损害美国自身。正如外界一些报刊所指出的，“今天的安全就是贸易的权利。稳定就是搞好贸易平衡。……商人们利用外交为自己的事业服务”[67]。作为资本家总代表的美国白宫自然不甘心丢掉中国这个大市场。因此，每当它们举起人权大棒时，立刻就会出现一种两难处境，“是输出价值观，还是只输出商品”[68]。在“经济学对人权”的辩论中，美国有时不得不有所后退。这是其自身经济利益使然。再次，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使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美国顽固的反华立场不得人心。中国的日益强大已为世人所共识，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切尊重我国主权、愿与我国平等贸易的国家和商人都能在与中国的正常交往中得到好处。中国市场正越来越具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做法，日益显现出违时悖理、倒行逆施的特点。连“美国大企业对满足政府野心而失去自己的机会也感到厌烦”。“中国的繁荣触及美国差不多所有资本货物部门，当然也影响着几百万为工作岗位拼搏的美国人。”[69]此外，美国始终有一批老资格战略家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他们对中美关系有深远的谋略，对美国整体利益看得清楚。还有一批前任、现任政府官员以及温和保守派思想者，如前国防部、国务院重要官员傅立民、洛德、哈里·哈丁等，他们也主张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而和中国建立一种稳定的战略关系[70]。他们的主张不能不对美国当局的决策产生影响。正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在不断调整过程中。1997年5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在影响亚洲21世纪的发展进程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作用会超过中国。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它成为不断发展的现代经济和军事强国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遏制“政策设想实际上肯定会得出违背美国利益的结果”[71]。看来，这句话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那么，美国当局会不会从此就不再遏制与干涉中国？不会，因为至少美国目前不会放弃其世界霸权的梦想。再说，白宫椭圆形会议桌边的脑袋即“垄断资本家集体”的脑袋总要比单个或部分的资本家高出一头。他们不会忘记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崛起，不能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信誉的直接挑战。他们鼓励本国商人在中国做买卖，一是为了商业利益，二是由此自然可以作为从政治上、经济上、价值观上影响中国的一个渠道。这又是不会改变的。

2.中俄关系特点

（1）1917年十月革命前中俄关系三特点

一是，中俄是最晚发生外事往来的邻国。虽然，中俄两国之间确有史证的传闻和接触在中国元朝时期已经开始，但那是通过蒙古作为中俄两国早期联系的桥梁。中俄两国直接接触开始于17世纪中叶。这之前，中国历代政府先后同西方、东方及南方国家均发生了外事往来，唯独北方是空白。同样，中俄两国接触之前，俄国同北方、西方和南方诸国发生了外交关系，但未同东方大国中国发生关系。[72]

二是，接触之初，俄国东进先锋哥萨克与先前欧洲海上殖民者一样，在东进过程中使用野蛮的手段，烧杀抢掠。16世纪下半叶，沙俄势力开始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方扩张，逐步吞并了西伯利亚广大地区。17世纪上半叶，他们到达兴安岭以北地区和贝加尔湖，扩张到我国边境。1643年（崇祯十六年），这伙哥萨克南下闯入我国黑龙江北面支流精奇里江一带，对达斡尔等族人民进行侵扰。他们杀人抢劫，无恶不作，甚至丧心病狂地吃了50个我国居民，达斡尔人称他们为“食人兽”。此后，俄国殖民主义分子哈巴罗夫按照沙皇指令，又一次纠集哥萨克军侵入中国境内。1651年（顺治八年），强占了黑龙江上游北岸的雅克萨。同年6月，在攻下一座达斡尔族居住的城堡时，残忍地杀害了600多人，掠走300多名妇女、儿童，还抢走300多头牲口和大量谷物。在遭到我国军兵英勇反击后，哈巴罗夫被迫向黑龙江上游退去。此后，沙俄侵略者的多次侵扰均被我国军队击退。面对当时强大的中国，沙俄政府被迫接受清康熙皇帝的严正要求，与中国谈判。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代表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两国之间沿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至海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条约还规定了两国边界贸易互市，确定了中俄两国关系“永敦睦谊”的原则。《尼布楚条约》是第一个中俄边界条约，也是一个平等条约。此后两国大体上保持了一个半世纪的和平交往。也正是在这以后，中俄商业贸易、文化交流有了发展并日益密切。1731年，雍正皇帝曾派使团赴俄。俄国著名文学家普希金、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均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颇感兴趣。1828-1829年，普希金在诗中吐露：“我准备好啦，……哪怕去到遥远的中国万里长城边。”[73]托尔斯泰1862年写的一篇名为《教育的定义和进步》的文章，谴责了欧洲文明的传播者在中国的行为。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1906年写的《致中国人的信》。[74]

三是，19世纪夺去了中国大片领土。19世纪下半叶俄国逐渐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农奴制残余的存在，垄断资本的软弱，国内市场狭小，国际上又缺乏竞争力，便主要靠沙皇政府的扩张政策来扩展地盘，开辟国外市场。对于中国富饶的领土，沙俄早已垂涎欲滴。由于沙俄是一个被恩格斯称之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75]的国家，其侵略中国的手段也极为凶狠狡诈。1858年（咸丰八年）沙俄政府趁鸦片战争后中国日渐衰微之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同年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1860年（咸丰十年）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同治三年）签订不平等的勘界议定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共割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攫取了许多侵略权益，突出表明其以领土扩张为重要内容的特点。

（2）十月革命后对华关系的两重性

十月革命后，苏俄对华关系与沙俄时期有本质不同。1919年和1920年苏俄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租界和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并且给予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以真诚的支持。对华宣言传至中国后，在中国民众中激起强烈反响。全国30余个重要团体通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南方中国政府在复信中亦充满感激之情。

但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消失，也不意味着在外交领域中的传统影响立刻就可以**然无存。即使苏俄早期对华政策也仍然存在着民族利己主义和某种程度的干涉内政，其中亦不乏“输出革命”的成分。例如，1921年苏俄以追击白卫分子为名，将军队开进外蒙古并拒不撤兵，甚至于同年11月5日与外蒙古签订了“友好条约”，苏俄政府“承认蒙古人民政府为蒙古的唯一合法政府”[76]。遭到中国北京政府的严重抗议。关于中东铁路，苏俄也于1921年11月宣布“中东铁路乃用俄国人民之款筑成……该路向系我国之产业”，不肯归还中国。

这种两重性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又一次凸显出来，这就是前文已提到的苏联根据1945年《雅尔塔协定》攫取了在我国东北的权益。这里还暴露出苏联领导人这样做的深刻思想根源，即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斯大林在1945年9月3日发表的演说中称：“俄国军队1904年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在我国人民的意识中留下了沉痛的回忆。这是我国的奇耻大辱。我国人民相信并期待着有朝一日粉碎日本，洗刷掉这一奇耻大辱。我们老一代等待这一天等了40年。”[77]显然，斯大林把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04年日俄之间一场狗咬狗的帝国主义战争相提并论，这种错误观念不能不在苏联外交政策中打上深深的烙印。当然，也不能把苏联当时的政策与帝国主义政策做同等看待，苏联政府从总的方面还是给了中国人民以多方面的关心和援助。例如，在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的1938年，苏联两次贷款给国民党政府，无论从规模和品种来看都远远超过当时美国的援华。苏联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和志愿飞行员。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尽管一开始苏联担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前景暗淡，甚至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自己的军队，加入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并未站在蒋介石一边。后来，斯大林还在1948年2月当着季米特洛夫和南斯拉夫同志的面承认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78]。1949年7月，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谈时又一次深感内疚地做自我批评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79]。这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斯大林也曾尊重中国的意见。这一点可从1949年1月中旬斯大林和毛泽东6封往来电报中看出。电报背景是当时蒋介石政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即将横渡长江，打到南京，解放全中国。蒋介石为保存反动势力，于1949年元旦亲自出马“求和”，请求美苏英法出面“调停”，以摆脱困境，伺机卷土重来。对于如何答复蒋介石的请求，斯大林征询毛泽东的意见，双方来往了6封电报。最后，斯大林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消息报》发表报道，拒绝了南京政府的请求，声明“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联无权干涉。这说明，斯大林并没有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同时中国共产党则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由兄弟关系转变为长达30年的争论和敌对

关于这一历史过程，前文已从中国反对苏联大党大国主义角度做了论述。对两党两国长达30年的争论和敌对究竟应做何种评价，固然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但是，目前一些著作的提法也是令人难以苟同的。例如，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出版的《“冷战”年代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一书中提到中苏论战时说，“这种思想争论带有纯粹经院哲学的性质”，并认为“中苏两党领导人的巨大悲剧在于，他们都不善于辨别意见分歧的真正原因”。似乎这场争论纯属无谓争吵。显然，这种看法把问题大大简单化了。中苏争论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起，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时更形加剧了。其中的对立难道就不带有某种原则性？人们把戈尔巴乔夫称之为“二十二大产儿”[80]并非偶然。这位把苏联引向解体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从听了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后开始形成其“政治个性”，而在“五年之后，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便把这一个性“固定下来”[81]了。实际上，赫鲁晓夫时代培养了一批民主社会主义的崇拜者。正是他们把一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当然，无可否认，中苏争论也确实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左”的氛围。随着中苏两党矛盾的激化和国际性大论战的展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观点逐步系统化和理论化，最后导致在国内发动“**”的严重错误。[82]

中苏关系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走上正常化轨道。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有了发展。中俄两国拥有的4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其中绝大部分已经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历史遗留的并不时造成摩擦的边界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两国经贸和科技合作日益扩大。两国都反对建立单极世界。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全面发展。然而，这种既非结盟，又非针对任何第三国的新型关系，却引起美国当局一些人的惊恐不安。他们沿用冷战思维方式，不断揣度“是否将开创一个莫斯科对美国打中国牌，而北京则对华盛顿打俄罗斯牌的新时代？”[83]这也许就是庸人自扰吧。

3.中日关系特点

（1）日本走上侵略道路时即以推行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

中日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据我国史书记载，远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有人前往日本。其后两国人民的往来史不绝书。中国隋唐时代与日本天平、平安时期的友好往来，更堪称国际关系之楷模；李白、王维与阿倍仲麻吕之深情厚谊，更是举世共赏的千古佳话。[84]

但是，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日关系剧变，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也遭到严重破坏。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同时就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在当年以天皇的名义发表的“宸翰”中即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85]，而其主要矛头则是中国和朝鲜。特别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日本通过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夺取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从中国攫取了2亿两白银赔款，以及大量经济特权，使日本的工业革命进入了完成阶段，并迅速挤进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对中国则是灾难性的。这2亿两白银加上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86]，共达2.3亿两，接近于清朝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大借外债，使列强通过侵略性的政治贷款进一步控制中国。

（2）19世纪末以来，日本“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

毛泽东曾经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把灭亡中国作为既定国策，甲午战争后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包括参加八国联军，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190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1904年至1905年同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争夺远东霸权的战争；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一直到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继而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裸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重重苦难。

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光辉胜利。这一胜利扭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同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作战屡遭失败的局面，成为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民族自觉性和自信心。

（3）“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成为国际关系史上一大创举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日中两国改变了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有条件在新的形势下，以平等的地位重新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这是战后中日关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但美国通过1951年9月签订片面的对日和约和在它操纵下使日本与蒋介石集团签订“日台条约”，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从两国关系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与日本人民一道，展开了“国民外交”，即从民间往来开始，以积累渐进的方式，逐渐创造条件，进而推动日本官方改变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向前推进。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中日建交问题上有困难，困难不仅在内部，而且更大的困难是由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87]。“要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总有一天，日本外交的独立性会更加强，水到渠成，日本撤消对台湾的承认，中日会恢复邦交。”[88]为了争取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中日两国人民历经无数艰难曲折，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耗费了大量心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激动人心的篇章。它像一条醒目的主线，贯穿在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进程之中[89]。1972年9月中日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90]。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一贯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动身访华前还一直蒙在鼓里，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访华公报发表时，据说佐藤首相简直被弄得呆若木鸡。日本人惊呼被美国搞了“越顶外交”。佐藤被迫下台，新上任的田中下决心赶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

（4）中日关系的进展和问题

迄今为止，中日关系已迈出了历史性的三大步：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1992年实现了江泽民总书记和明仁天皇的互访。中日经济关系和民间往来也日益密切。中日关系正常化25年来，两国贸易额是正常化前的60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国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国。日本对华投资不断增长，目前直接投资达44亿美元，与美国不相上下；人员交流增长了约100倍。但是，百年来中日关系中的两大问题：台湾问题和侵略战争问题仍未真正解决。日本政界始终有一股势力与台湾当局搞所谓“实质关系”，不时有不利于中日关系的言行。1997年8月17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发表台湾地区包括在日美“防卫范围”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言论就是一例。日本一些政界人士至今还在“上次战争的侵略性质”以及“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一再发表谬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发展，“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日关系有所倒退。日本的历史传统中一种消极的因素再次浮现出来。1997年9月上旬，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对过去日本的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日本《朝日新闻》和《东京新闻》等报在肯定这种态度之余纷纷表态，不能“止于口头”，“如果‘一方面表示反省战争，另一方面又有内阁成员发表歪曲历史的言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