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共主义在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运用及其演变过程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反共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并显出其阶段性。这种变化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识、斗争、再认识的过程，但更本质地反映了美国当权者以反共主义为武器，争取世界领导地位进而称霸全球的过程。这中间不仅有严酷的斗争，也有理智的妥协与有限的合作。斗争中包含着妥协的因素，妥协中隐藏着尖锐的斗争。但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正确把握这种规律，对于正确执行社会主义外交路线，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交往和斗争中健康成长，对于发展世界进步与和平事业，都是大有裨益的。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反共主义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33年罗斯福政府承认苏联之前。

这一阶段，突出表现为美国反共主义的疯狂性和过低估计共产主义生命力的狂妄性。

一方面，苏俄新政权的诞生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使美国的制度、意识形态、对外扩张的思想武器——“天定命运”与“天然优越”的神话一并受到了挑战。它恐惧、仇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美国历史学家F.杜勒斯指出，美国“在共产主义制度面前发抖”[131]。另一方面，它似乎又显得十分自信。威尔逊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道义的旗手，1918年1月抛出“世界和平纲领”十四点，以抵消苏俄“和平法令”对世界的影响；它坚持长达16年的拒不承认苏联的政策，是世界上最晚承认苏联的资本主义大国。尽管苏维埃俄国以及列宁本人多次表达与美国恢复与发展正常贸易关系的愿望，强调苏俄“决定与一切国家特别是美国达成协议”[132]，美国却根本不予理睬。在这时，反共主义的疯狂性与不可一世的狂妄性被不加掩饰地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苏俄的陨落是指日可待的。美国的这种态度自然与它长期陶醉于“天然优越”的神话有关，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经济力量大大膨胀及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有关。相比之下，苏联由于经历了4年大战、3年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经济惨遭破坏，1920—1921年，又发生了使3300万人面临饥饿死亡的大灾荒。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自觉财大气粗，以为没有美国资本的援助，苏维埃国家终将垮台。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拒绝承认苏联的基本原因之一。

随着外国武装干涉和支持俄国反革命武装颠覆苏俄活动的失败和苏俄自身的日益巩固，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并承认，“苏维埃政体牢固地确立了起来”[133]。但对于大多数的当权人物来说，这是一个无法理解与接受的现实。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的胡佛总统还在说，“新生活的目标就是消灭苏维埃俄国”[134]。

第二阶段，从1933年罗斯福政府承认苏联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国的同盟关系。

这一阶段，突出表现为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和反法西斯的现实需要而使反共意识形态退居次要地位。

当时促使美国把苏联由寇仇逐步变为盟友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把美国“例外”与“永久繁荣”的神话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过去那种趾高气扬的劲头被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恐慌所取代。而这时的苏联，正在顺利地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业已建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消灭苏联的希望已成泡影，而且不得不对苏联刮目相看了。第二，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当危机威胁到资本家生存时，他们叫喊得震天响的“反共主义”也必然地要服从于争取眼前生存条件的斗争。1933年6月，苏联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宣称，苏联打算在近期从国外订购价值10亿美元的货物，这使得美国工商界大为不安。他们生怕由于美国执行着拒不承认苏联的政策而可能使这块“肥肉”被欧洲商号抢走。这些美国商人的心态被当时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伍·罗杰斯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他说，只要有人买美国的东西，它就会连魔鬼也承认。[135]第三，德、日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势头，使美国越来越感到最大、最直接的威胁来自德国和日本，因此企图利用苏联来对抗德、日以保卫“民主”和国家的具体利益。以上各点，加上美国人民要求承认苏联的愈来愈大的压力，都迫使美国当局不能不在外交上对苏联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1933年11月，刚上台不久的罗斯福政府承认苏联，美苏正式建交。这意味着美国统治当局16年来反苏方针的失败，也说明反共主义不管叫得多响，它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归根到底要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当然，承认苏联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放弃反共主义。20世纪30年代美国部分当权人物对德国进攻苏联寄予特别大的希望。由于反共主义作祟，美国在欧亚两洲都对侵略者采取程度不同的绥靖政策。1941年6月22日，德国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时，美国统治当局中一部分人不可抑制地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众所周知的是当时哈里·杜鲁门声明：“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俄国，而如果俄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他们尽量彼此歼灭。”参议员罗·塔夫脱1941年6月25日在广播中说，“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胜利比法西斯胜利还更危险”[136]。

与上述反共狂不同，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美国一批政界人士事实上把反共主义意识形态放到了次要地位。罗斯福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不久给前驻莫斯科大使约·戴维斯的信中写道：“不论我，还是您，都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桥，我向魔鬼伸出手来。”[137]美国决定把以武器供应国外的租借法案扩展用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两国矛盾仍存，但毕竟联合起来与其他民主国家一道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

美国这种较为现实的态度也反映到对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共产党力量的态度上，突出例证之一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特别需要中国顶住日本，以便“在最短期内，以最少美国人生命的牺牲，打败日本”[138]。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的分析暂时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分野，在对比国、共两党对于抗战的不同态度之后，美国得出结论认为，“在对日战争后期，共产党人能比蒋对我们有用得多”[139]。加之美国派至延安的观察组得出印象，中共并非受制于苏联。这些都促使罗斯福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并不敌视的态度，并反对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挑起反共内战。

总之，1933—1945年，12年的经验表明，以“求实”精神著称的美国，在外交的天平上，其实用主义是要比意识形态更重的砝码。

第三阶段，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主义出笼前。

这一阶段，表现为美国“对外政策高度意识形态化”，把反共主义外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情形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霸权主义野心的极度膨胀是一致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对于美国外交史来说是划时代的大事。大战的结果，轴心国败降，英法严重削弱，唯独美国经济力量通过大战得到空前加强，处于称霸世界的极盛时期。西方历史学家渲染说，占世界土地和人口约7%的美国，比世界其余的所有地方加在一起还要富有。大战期间，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变得异常强大。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军队曾达到1200万人的高峰，分驻在世界50多个国家。它还一度垄断了原子弹，作为讹诈世界的王牌。

正是这样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其全球扩张创造了条件。美国的政治野心也与它的实力同步增长起来。杜鲁门上台后曾一再声称，“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的重担持续放到了美国人民的肩头”[140]。美国当局认为，“他们能够运用他们的力量命令全世界朝着美国模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走去”[141]。

但是，正当美国的实力与扩张野心达到空前高度时，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全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也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主义的苏联不仅经受了战争的严峻考验，显示了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而且从战争中迅速恢复过来。欧亚两洲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建立起来，形成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特别是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更对战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远影响。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成了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大事，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于是，对于美国来说，在它称霸世界的计谋中遇到了更加难以克服的障碍。自然，它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共产主义和苏联。正因此，它的反共主义在战后对外政策中也具有战前所未曾有过的规模和特色。总的来说，反共主义已经成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万应膏，几乎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用。正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一书的作者M.贝科威茨等所说，1945年以后美国在追求其基本利益时所使用的意识形态的语言中“最显著的一个因素就是普遍的、一贯的反共思想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遏制和反对革命的干涉战略。对于任何地方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扩散，美国对外政策必须采取继续对抗的立场：这种信念左右了我们对外政策的一切决定，限制了选择办法的范围，并规定了抉择的政策。……事实上，可以有把握地说，战后时期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决定，都是对某一觉察到的或明显的共产主义威胁所做的反应”[142]。

把全球反共主义作为主要对外政策的突出标志是1947年3月抛出的杜鲁门主义。这是一个在反共意识形态掩盖下，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美国势力的宣言。它宣称世界已划分为“自由制度”和“极权政体”两个阵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要在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抗武装少数分子或外来压力所企图的征服。”杜鲁门后来解释到，他的“杜鲁门主义”乃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今后“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相关”。由此可见，美国以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来“论证”美国全球扩张的合理性，声称要承担领导“自由世界”抗拒世界共产主义的使命。这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折，表明美国已进到全球扩张的新阶段。而反共主义之推广到全球，不过表明它是美国全球扩张的必然伴侣。

由杜鲁门主义开始的反共主义新阶段在马歇尔计划上得到了大规模运用。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这项“欧洲复兴计划”被形容为“如同抛给正在下沉的人们的救生圈”[143]。其被公开宣布的目的自然是要解救饱经战乱洗劫的西欧经济，实际上是服务于美国称霸世界的全局需要。从全世界军事与工业潜力来看，西欧各国都是世界最重要地区之一。美国要“遏制”苏联、称霸世界，首先就要保住西欧这块资本主义阵地。在美国看来，穷困乃是共产主义的土壤，如果西欧由于经济凋敝，政局动**，而最终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对美国来说是不堪设想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执行，马歇尔计划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西欧经济度过了困难时期，巩固了西欧的资本主义秩序，防止了革命的爆发。杜鲁门得意地说：“这个计划帮助欧洲避免了一次经济危机，并把它从俄国共产主义奴役的阴影中拯救出来。”[144]这样做也对美国的商品输出大有好处。美国通过国家财政开支，用纳税人的钱去援助西欧，再由西欧向美国购买物资。它使那些生怕美国出口不景气的人为之陶醉。[145]这样，美国似乎找到了一种途径，把“遏制”共产主义的计谋与制造商、出口商的热情融为一体了。马歇尔计划的推行使美国美美地尝到了一次反共主义的甜头。

但是，对于反共主义这样一种不义的“杰作”毕竟是命运多舛的。当杜鲁门主义在西欧得逞于一时之时，在亚洲却一开始就预伏了失败的因素。这首先表现为对中国的政策。

中国在战后美国全球战略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据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菲伯的记载，“自1945年9月，他（指哈里·杜鲁门总统——笔者）对一位顾问说，‘美国未来的外交重点在西半球和太平洋地区’。总统认为，亚洲的利益取决于强化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蒋将要取代日本的地位，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美国还可以因此获得经济利益。华盛顿的官员们认为：假手于蒋，他们不仅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市场终于要成为现实了，10亿亚洲主顾会大有助于避免另一个经济危机”[146]。除了上述原因，罗斯福还曾强调中国在美苏矛盾中的地位。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说，中国一定要参加“大国圈子”，因为“中国由于同俄国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冲突，将会毫无疑义地站在我们这一边”[147]。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心积虑地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和附庸。但是，这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力量的坚决抵抗。“为了防止中国共产主义化，罗斯福和杜鲁门相继采取了以离间毛泽东和苏联为首要目标的政策”[148]，并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但结果是，3年多时间反而打出了一个人民共和国。面对这一事实，许多美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眼看毛泽东征服中国，却无可奈何。[149]正在这时，苏联试制原子弹获得成功，打破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美国的原子外交化为泡影。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苏联原子弹爆炸这两件同时发生于1949年的事件极大地震惊了美国朝野，有人称之为“一九四九年的震动”，引起了一片“红色惊恐”。这是美国历史上因十月革命造成的第一次“红色惊恐”之后的第二次“红色惊恐”。这以后，反共主义无论在国内在国外都达到了一个更疯狂的阶段。一些人盲目地认为，国内必定有一批共产党同情者隐藏在政府部门内部，干着肮脏的勾当；国外必定是“由于中国的卖国贼在背信弃义的美国人的唆使下，他们合伙结成邪恶同盟将中国出卖给地地道道的坏蛋俄国人的结果”[150]。一位学者指出，“美国政策的巨大转变开始于1950年。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美国人民（其实只是部分受蒙蔽的美国人——引者）和他们的领导人陷入了盲目性，……不论在亚洲或欧洲，都为美国采取了一种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而在实践中，这一政策变得越来越反华”[151]。而这也就成了美国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拒绝承认新中国的基本原因。

美国对华的侵略政策表明，经济政治利益的动因与意识形态的因素是相互交织的，随着在华根本经济政治利益的丧失，其反共意识形态也就达到了失去理智的疯狂程度。但是，迄今为止，美国把反共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还不是对中国，而是对越南的战争。

越南是一个不大的国家。美国在那里远没有像在欧洲和中国那样的经济利益。可是从 1950年卷入直到发展为大规模武装侵略，美国竟深陷越南泥潭达25年之久。美国在这个无底洞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大大加速其霸权地位的衰落，搞得民怨沸腾，矛盾尖锐。直到1975年才最后脱身。这一段历史插曲确实使许多人大惑不解。

美国一系列历史著作或国际关系著作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提出美国长期陷入越战的原因问题。《美国最长的战争》一书序言的作者罗伯特A.迪万一开头就指出，5位总统在越南的困境中挣扎，没有一个获得成功，对于其中林登·约翰逊与理查德·尼克松两人来说，其努力只是证明了政治上的惨重失败。然而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审查过基本的前提——越南南方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究竟有什么重要性，以及越南南方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究竟有多少生存能力。美国在越南的最终失败，揭示了全球遏制政策的内在的缺陷。

为了说清楚美国侵越的根源，艾森豪威尔总统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曾试图解释说，这场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个地区有锡、钨和橡胶；而且，如果法国失败了，那么“许多人（就会）在专制统治下生活。……最后你们就会明白……你们所说的‘骨牌倒下去’的原理。你把一排骨牌立起来，把第一块骨牌推倒，最后一块骨牌怎么样呢？它肯定也会很快跟着倒下去。因此，只要有一处地方开始崩溃，它就会产生一系列最深刻的反响”[152]。

艾森豪威尔所说的越南的自然资源固然对美国有用，但美国绝不会愚蠢到仅仅为了这一点利益而要在越南长期地陷进去。所谓多米诺骨牌的论调倒是部分地反映了美国的真意。原来它是怕引起共产主义的连锁反应。他们把越南“看作是全球性阴谋活动的先锋队”，是“中国征服亚洲的庞大战略中的代理人的战争”。而美国在越南战争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越南本身，而是要表示美国忠实于它的“义务承担”，以保持美国对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国的信任。如果共产党在越南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世界其他地方的战争危险就会大大增加。如果共产党的侵略不能得逞，它将打断别人去做同样事情的念头[153]，等等。问题很清楚，美国宣扬它是为了一种崇高的全人类目的而不顾一切牺牲地去“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即使在一个小国越南争斗下去也在所不惜。这种抛开经济利益的行动确实令人有些费解。难道列宁说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归根到底决定帝国主义政府内外政策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灵了吗？当然不是。问题在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是称霸世界。为了争取其对世界的统治，华盛顿在官方对外政策路线与保证其直接经济利益之间有时会表现出某种“距离”和“不协调”[154]，有时甚至把某一局部地区的战争看作是维持美利坚帝国世界统治地位所必须支付的某种“合理的经常的开支”[155]。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把反共主义提到如此之高度不过是其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必要步骤与表现形式罢了。但是，就像一个人吸鸦片一样，一旦上了瘾也就难以戒掉。反共主义一开始作为美国向外扩张得心应手的工具，到头来，却成了美国外交上一种具有巨大惯性的力量，被其到处长期滥用。美国把发展中国家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都扣上“共产主义”影响的帽子，连1970年智利社会党领袖阿连德当选为总统和他所实行的有限的社会政策，都被斥之为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威胁，直到把阿连德置于死地。正是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美国的全球干涉达到了顶点，它的反共主义政策的运用也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而它的能力也达到了极限，从而大大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这真正是美国推行反共主义外交所收获的一只苦果。

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

这一阶段，美国外交开始从反共狂转向现实主义，从以军事斗争为主转向以“和平演变”策略为主。

面对美国霸权主义江河日下的局面，许多美国决策人物与评论家、历史家开始冷静思考美国的政策。

有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做共产狂好，还是做反共狂好？在这两者之中做选择，也许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反共狂，加上我们有钱，它已把我们带进了我国有史以来最花钱、最残酷、却又是最无价值的一场战争。”[156]由于长期进行越战和在世界各地的干涉侵略，60年代末美国政府开支急速增加，财政赤字扶摇直上，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两症并发的“滞胀”现象。军事上，长期处于核优势的美国，第一次面临美苏战略力量接近均衡的局面。苏联在争霸方面的进展严重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的盟国西欧和日本趁机发展，独立性日渐加强。中国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力量日益壮大，给美国霸权主义以沉重打击。美国国内人民群众的愤怒与反对越战的抗议示威活动遍及全国。世界舆论也对美国同声谴责。因之，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统治阶层已被迫承认侵越战争的失败，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幸福》杂志1969年对美国500家大的工业公司中300多名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进行舆论调查，其中49%认为“最紧迫最重大”的问题是结束越南战争，56%认为这场战争是对美国经济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69年担任总统的尼克松开始对美国对外政策做大规模调整，进行战略收缩。逐步从越南撤出美国军队，着手结束旷日持久的侵越战争；改变了长期反华政策，通过与中国对话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对苏联则在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奉行“缓和”外交。这是继杜鲁门主义之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理论显然起了作用。尼克松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顾问与设计师基辛格当时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清除对外政策中的一切感情用事”，“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作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他还特别强调在外交中的“求实风格”，批评“意气用事的宣传”是“以前交往中的特点”[157]。正是在尼克松主义之后，反共主义的高调唱得少了，承认自己力量的有限性而不得不面对现实地处理一系列国际上棘手问题。这样一来，反而使美国外交上开始变得主动灵活起来。这也是尼克松得意之处以及其外交政策受到赞扬之处。

但是，能不能说美国从此就在反共主义上偃旗息鼓了呢？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尼克松自己也不承认这点。人们记得，在纪念《上海公报》发表十周年时尼克松说过，“我们是睁着眼睛，为了自身的利益这种适当的原因而建立这种新关系的”。这里根本不涉及放弃反共主义的问题。里根总统的反共主义比之尼克松亦毫不逊色。1982年他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声称，“我现在要叙述的长期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正如它曾将其他压抑人民自由，禁止人民表现自我的暴政弃置一样”[158]。里根发表演说后，美国国务院举办了一次所谓研讨共产党国家民主化运动的会议。时任国务卿的舒尔茨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是美国历史和世界观的根本所在。公开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国家内”的“和平转变”上。[159]这种“和平转变”策略在20世纪80年代更多地表现为经济斗争与竞赛，辅之以意识形态的渗透。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当今世界上发动核战争意味着双方同归于尽，这一点越来越被美国当权者所认识。他们中一些有识之士主张两个超级大国建立起新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关系，实现一种“现实的世界和平”[160]，发动世界大战看来是此路不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经济经过了20世纪70年代比较“倒霉”的10年之后，又得到了恢复和加强。舒尔茨在1985年春季号的《外交》季刊上甚至说，“美国复兴显示出非凡的活力”，“共产主义制度看来已经在道义上和经济上破产。西方正重放光彩”[161]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推销美国式“民主”和“自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放到了全球反共战略中心地位。一方面，通过“公开外交”加强反共宣传和思想渗透，支持共产党国家民主势力的出现；另一方面企图利用社会主义开放改革，促使东西方经济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融为一体”。一些美国人鼓吹，要抓住机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说什么“西方地理政治的利益在于鼓励中国的新政策”，“苏联经济将会完全卷入规模更大的世界经济，从而使自己陷入互相依赖的商业和财经关系网，这是非共产党世界国际政治的标志之一”。[162]他们一厢情愿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看成是实施“和平战略”，把社会主义拉向倒退的大好时机。

这就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课题。应当说，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遇到了不少困难。苏联自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以来经济速度放慢，停滞现象明显，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差距拉大。由于与美国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及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侵略阿富汗等国的行为，都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甚至给社会主义本身抹黑。中国的现状与我们这样的人口、版图、历史都很不相称，要解决与发达国家乃至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亦非易事。克服官僚主义，进一步促进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都需要通过改革开放来逐步加以解决。只有改革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能扩大社会主义成果。因此，一方面不能因为美国资产阶级欢迎我们的改革而不敢理直气壮地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切实地对美国当局“和平演变”的图谋保持警惕。记得尼克松曾引用英国战略家罗伯特·汤普森的话，把国家力量说成是人力加上应用资源再乘意志。如果说人力加应用资源代表了一国经济力，那么“意志”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他认为美国在两方面都处于优越地位，并不无自夸地说，他们的“硬牌是经济实力与思想力量”[163]。他还相信，由于西方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接触而“播下”不满的种子，有一天将开出“和平演变的花朵”[164]。难道美国真的既具有经济优势又具有思想意识的优势吗？我国正以改革为先导、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发展着经济，因而完全有信心地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终将显示出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大的优越性；而美国的本质上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意识难道真的具有这样大的威力？我国古代就有“天下为公”的思想意识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特别是现有经过科学论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难道就敌不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反映这种发展与前进的意识形态本身也必然随之变化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终将战胜反映生产尚不够发展的私有制和由此产生的私有观念，而不可阻挡地为自己的胜利开辟道路。